章开元：那些消失的风景（十一）——照相馆忆话

茶语

2020.06.15 北京

人对于外界的直接感觉无不过是光、声、色、味、形；不信你走进当今世界任何一家酒吧，咖啡馆、餐厅，高级商店或高雅文化场所，都少不了这五条。原先的人不讲究这些。什么这个那个的，白天有光，晚上有亮就行。但自从有了摄影，全世界的摄影人开始不満足于太阳赐予人类的自然光亮，创造了一种借助人造光源在室内随时能拍照的环境，这个地方就叫～照相馆。无论哪里的照相馆，再小再穷再简陋，无一例外。

我小时候北京遍布照相馆，但还是比卖菜的地儿少得多，偌大一个和平里只有一家。它是在一栋居民楼的底层，旁边有家布店。这里有个展示作品的橱窗，不大，里外透着干净简洁。我在这家照相馆只照过一次像，时间是1977年7月的一天下午五点左右。是和女友芬芬一起去的。这也是我平生最后一次进照相馆拍照。我跟这家照相馆没少打交道。因为那时照相馆不光给人拍照，还兼售胶卷，相纸，冲洗药和冲洗放大照片。至今我记得还很清楚，照相馆的接待厅不大，里面灯光柔和迷离，令人安静。不像当时其他商业设施，要么暗的要命，要么亮的扎眼。照相馆因职业需要，通常是三级光控制；接待厅最亮，摄影室光线根据摄影需要配置，总体也是偏暗。最暗的地方当然就是洗照片的暗房了。我后来到摄影单位工作，有经验的职业人士告我，只要是感光材料，多多少少都对光线敏感，所以这类地方不能把灯开的太亮，这是常识。

中国的照相馆最上级的主管部门是商业部，跟文化艺术没任何关系。在所有服务性部门中，照相馆是个技术含量较高的特殊行业。很多偏远地区一个县才有一家照相馆。那时即便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照相馆也只能拍黑白照片，但品种分得很细，光相纸就有很多种，价格不一。相纸里有少量进口的东欧相纸，纸基厚，影像层次好，只是很少有人能分辨出来。黑白相纸有光面、布纹、绒面之分；后两者价格稍贵。一寸的头像是证件照，照一次给四张，四毛多钱，一周后取相。若着急等用还可以照快相。照片还分半身和全身的，有背景和无背景的，背景墙是画得极其逼真的风景画。还备有为儿童拍照的各种道具。加印放大上色是照相馆的延伸业务，一般都有。后来又添了婚纱照，尽管现在看土得掉渣，但还是时兴了一阵，使照相馆的赚钱业务又蹿升一截。给黑白片上色，变成“彩照”也是当年许多民间照相馆的揽钱买卖，说好听了属于再创作。各地照相馆都有这方面高手，甚至新华社还请他们去为大官照片上色。有些照相馆为了开拓业务，还出租相机；135、120的都有，但不是进口相机，大都是长城、珠江、海鸥、华夏、红旗、孔雀、红梅这类的“土相机”。租相机押金虽然不高，但要押户口本。

原先进照相馆拍照可是件隆重的事，之前都要梳妆打扮一番，还要穿上好衣服，如果蓬头垢面，用不着你不好意思，摄影师都会劝你下次再来。小人物是如此，大人物也不例外。我看过一篇姓钱的老人写的纪念文章，上面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1959年9月30日晚上，我又去给主席理发。我想，明天就是10月1，是国庆十周年纪念日。毛主席、刘少奇主席的大幅照片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于是，我大着胆子向主席建议说：“主席，我想给您的发型改一改……。理完发主席放下手中的书，抬起头对着镜子仔细照了照说：“哟，年轻了起码10岁，蛮好的，蛮好的！”接着主席高兴地照了相。从此以后，主席一直保持着这个发型。这个发型很快为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所熟悉。这也就是后来天安门城楼上一直挂着的，毛主席巨幅画像的发型”。可见大人物拍照也很在乎自己的形象，把自己拍得年轻好看一点，人之常情。
后来王府井的中国照相馆橱窗里一直展示着刚才提到的那张照片见图9；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是毛主席来此拍的这张照片。其实不然。于1956年12月亲自到中国照相馆排队开票拍照的只有周总理。毛主席可从未御驾光临。照片应是在中南海，由新华社摄影师拍的。但不排除当时也请了中国照相馆的姚经才前往指导，后来修版，上色可能也有参与，所以说集体创作还沾点边。中国照相馆是1956年上海迁京，技术了得的一家照相馆，其中出自姚经才之手的那张总理照片最为著名。姚后来回忆到：“拍照十分顺利，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拍完了，总共拍了14张散页大底片。其中有的穿深色衣服，有的穿浅色衣服。送走了周总理，我和助手立即把底片冲洗出来，选了4幅最好的送总理审定。总理的秘书回话说：“总体来讲总理非常满意。但是，他喜欢一张穿浅色衣服的表情，却希望配上另一张深色的中山装。”我马上按总理的意思修版，通过极其精心的操作，硬是把头像部分的药膜揭下来，与另一张底片拼合在一起，从此，一幅神采奕奕的周总理标准照诞生”。这个给周总理照片“换底”的故事知道的人不多。这绝活，让新华社的人也很佩服，毕竟原始底片只一张，万一失手，无法弥补。
以上这一切都已成烟云往事，不会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