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只有一个家，一个爸爸妈妈，而我有俩个爸爸妈妈。在我1岁3个月时，父母亲因为工作繁忙把我托养在上后街的阿姨家生活了8年。养父叫熊广德在吉安市纸箱厂工作，父母当时在银行工作。所以我对爸爸妈妈的称呼也和别人不一样，要用"社里爸爸和行里爸爸”“社里姆妈和行里姆妈”加职业来区分。社里爸爸是南昌人，抗日时走日本逃到吉安的。虽然他是个字画装裱手艺人，小学文化。但是别人都称呼端老师。他写一手漂亮字，心灵手巧学什么像什么。家里的很多家具都是他自己做的，他性格豁达，为人宽厚。两位老人没有自己的孩子，带了个侄子。他们比我大50多岁，现在想起来我们实际上是祖孙关系。因此他们对我非常溺爱。在那我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社里姆妈是个刀子嘴豆腐心，性格直，能干爱干净的人，60-70年代每年街道的卫生模范都落我们家。她喂饭喂到我8岁。冬天每天都要把我的衣服烘热才穿，夏天为我扇风驱蚊。社里姆妈经常骄傲的说我在他们家8年只是出麻疹花了5元钱看病。社里姆妈没有工作，社里爸爸工资不高，但是每天早上一个热烘烘揍子米裹放在床头，中午上学时我出门时伸出3个手指头，社里爸爸就会心领神会的马上给3分钱我买冰棒。晚上我经常拖社里爸爸去散步实际上是要去买零食吃。文革开始我爸爸被打成反革命，关押起来，妈妈被赶到农村下放。在那困难的日子里，俩位老人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落井下石。而是带着3岁的我，端着肉饼汤去看望我爸爸。社里姆妈经常嘲讽我行里姆妈不会过日子，有钱没计划。虽然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因为社里姆妈偏爱，我从小没有穿过姐姐的旧衣服，每次分零食我都要拿多的那份，过年的新衣服要我挑了才让俩个姐姐挑。过年的压岁钱也是最多的，家里杀了鸡，鸡腿一定是我的，读高中时社里爸爸就用他稀少的小金库给我买了昂贵的手表和皮鞋。整理书柜，意外找到社里爸爸留下的一本发黄的线装书，从上面的笔记是1956年从废报纸得来，1973年12月修整书籍。如今社里爸爸留给我的财富，只有一张照片和这本发黄的书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