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诗文 潇洒人生——记袁枚（羊大为美）

羊大为美

袁枚

随园

性灵

江宁

之俗

官场

自己

乾隆

没有

知县

　　对于袁枚，除了以前读过的《黄生借书说》，说实话，我对他的了解，没有他的先辈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的了解多。读了“三袁”的传记后，近日读袁枚的《随园诗话》和袁杰伟所著《随园流韵——袁枚传》，深感在清朝那些大兴文字狱的背影下，文坛能有袁枚这样率直、率真、率性的人，实在太可爱了。

袁枚不属于以儒家思想文为标签的道统意义上的文人，因此他一直被当成另类而打入另册，不予宣传和推介，难怪后人对他知之甚少。而在一些对袁枚有更多了解的人中，很大一部分对袁枚的“印象”似乎不太好，有说他是“色魔”的，有说他是“吃货”的，更有人说袁枚就是“好吃好色好玩”的。也许，每一个名人被大众所认知的，都是他们被妖魔过、抹黑过和泼过脏水的表面，甚至是其被扭曲的表面。所幸的是如今袁枚在新生代中又渐渐为人所知。近年来，袁枚的《所见》《随园后记》《与薛寿鱼书》《黄生借书说》等多篇作品入选不同版本的中小学课本，中小学生对袁枚是不会再有我们这一代人的陌生感了。他们熟知袁枚的名字，就像熟知李白、杜甫的名字一样了。

在文学创作上，袁枚主张诗歌要抒发性灵，抒发真情实感，不苟同明朝公安派和钟惺、谭元春的“性灵说”和前七子的复古，反对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等流派的理论，倡导真情、个性和诗才为核心的“性灵说”。他所说的“性灵”，是集性情、才情于一体，追求清妙真雅的诗文风格。他的性灵之风，风行海内，从王公大臣到贩夫走卒，从翰林学士到闺中淑女，无不学性灵、写性灵。在他看来，诗不过是人的性情，认为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办不到。他说“须知有性灵，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灵之外。”他又说：“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他还说：“凡作诗，写景易，写情难。”因为，“情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袁枚在乾隆后期取代沈德潜主盟文坛，成为乾隆三大家（袁枚、蒋士铨、赵翼）之首。

在个性解放方面，袁枚的观念比新文化运动几乎超前了近三百年。他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女人裹脚，并在自己的门下广招女弟子，把女人纳入教育对象，扩大了诗歌的影响，为此他背了“色魔”的骂名，实则具有开文化风气之先的意义，也促进了妇女解放。在他《子不语》中的“女人是老虎”的故事，也被改编为歌曲而广为传唱。

袁枚驰骋乾嘉诗坛五十年，不啻无冕帝王。袁枚的性灵说在当朝和后来的影响都不可估量，蒋子潇《游艺录》曾记载性灵说在当年诗坛的反响：“乾嘉中诗风最盛，几于户曹刘而人李杜，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因而《乾嘉诗坛点将录》就奉袁枚为“及时雨”宋江。当代学者钱钟书也把袁枚的《随园诗话》喻为“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回艺文章介绍，伟人领袖晚年书不离身的正是袁枚的《随园诗话》。

袁枚当过七年的七品芝麻官，其中，作为候选县长的时间就占了一大半，后来觉得当官不好玩，自己便辞职不干，裸身退出，干脆与官场拜拜走人了。其实，别人对当官这几年的政绩还是十分肯定的，这才有“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的诗句。事实上，袁枚的确是一个贤吏，蒋士铨对他的治世才能深表钦佩，认为他是一个相才：“使公为宰相，三百六十官皆得其才而用之，天下宁有废物？”袁枚的确是一个循吏。他当知县虽然只有短短七年，但他的政绩却青史留名。他清正廉明、拒绝贿赂的做法，他果断机敏、既讲法律又注重人文关怀的断案故事，被群众编为戏曲、俚语，广为传唱于市井间。袁枚实在也是一名匡时济世的人才，但由于对清朝政治体制、腐败吏治、文字狱的不满，毅然选择归隐于闹市，卖文为生，追求文章救国。

最难能可贵的是袁枚身上的人文情怀。他是一个肝胆相照的人，对亲友完全没有任何虚假和欺诈。他不但奉母至孝，还抚养堂弟和外甥成人、做官，迎养寡姐，年至九十。袁枚曾说：“御下过严则威亵，训子弟过严则恩衰。”他对仆人等都是以礼相待，以恩相交，不拿架子，从不呵斥，始终保持和颜悦色，一直都是平等相待。

他和堂弟袁树都帮助过很多人，焚烧过的借据不下十数份，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烧掉这些借据。他说：“彼实无力，而我逼催过严，则恩尽而怨生。不特仁者不为，智慧者也不为也。”不像现在的一些人，只要有个一官半职就忘忘乎所以，以为自己多了不起，把官位看成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尺度，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哪里讲究什么怨与不怨。朋友陈晋芳去世后，他又焚烧了5000两银子的借据，这件事情被写入《清史稿》，他自己却从未提及过。他的朋友沈凤没有儿女，沈凤去世后，他年年去其坟前镇江扫，直到81岁自己走不动了，还郑重其事地在遗嘱中将镇江扫之事交给儿女，他对朋友的赤诚可谓感天动地。

袁枚一生不信佛老阴阳，见人祸福，不论因果。生平最最讨厌”“平庸“二字。他不嫌贫，不阿富，不媚官，不欺民。他当官时关百姓，务实求真，从来不以权谋私。解职了，他依靠自己的著书立说和字画，以文换钱，随行功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以性灵为诗，以肝胆为文。既有乐天之易，也有史迁之愤。他有文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这些思想远远超越了时代，自己却从来不以思想家自居，后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思想家看待，直到民国时期的杨鸿烈对他的思想进行了系统概括和表述，充分肯定了他作为思想家的价值所在。

　　袁枚在诗中不无自负地说自己“自笑匡时好材调，被天强派作诗人”。的确，他十二岁应童子试，入泮成生员，历史上记载的考上秀才的人没有比他年纪更小的。他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会试喜中，殿试被钦定为二甲第五名，得李继善力挺，得选翰林院庶吉士。史书记载被钦点翰林中，没有比他年纪最轻的。之后，他主张性灵学，文学造诣高超，频频活跃于京都文坛，成了文坛领袖。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二十七岁时，乾隆皇帝颁旨命诸臣荐言官，年轻气盛的袁枚本来就对乾隆皇帝大搞文字狱心怀不满，再则考题竟然是他最不喜欢的满文，结果考试并不理想，有失平时关心他的诸多重臣的厚望。同年四月，朝廷中这位最年轻翰林庶吉士被交给两江总督徳佩以知县用。他秋天抵江宁，授溧水知县，居官两个月，改任江浦知县。又居官两个月，改任沐阳知县。时沐阳旱、蝗两灾大发，率领百姓抗旱灾、捕蝗虫、治水患，百业重振。一年多以后，得尹继善之助，他离开沐阳，移任江宁。离开时，数万百姓相拥于道，泣声恸天，苦苦挽留未果后送万民衣与父母官作别。

江宁是个长江北岸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极高的大县，又有尹继任等重臣在上面“罩”着，本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不愁朝廷重新召回的。可就在他移知江宁不久，眼看政绩正显著提升，且又一次正被尹继任向朝廷举荐为高邮刺史，他却一纸《谢荐擢高邮剌史启》把恩师尹继任等一群重臣的美意给谢绝了。紧接着，他又再加一纸《上尹制府乞病启》，彻底一次提出了辞去江宁县知事的清求，干脆来了一个令人瞠目的“顺风好收帆”！

那么，正在壮年（三十二岁）的袁枚，正当官场形势对他这么有利的时候，他为什么还要坚定地辞去官职呢？当官难道真的还没有当百姓好玩？

随着我对袁枚生世和他作品的更多了解，我想袁枚辞官，既有根本原因，又有直接原因，还有偶然原因。根本原因是他对性灵文学和文章报国理想的追求，对田园生活的追求，是作为诗人的袁枚骨子里的傲气和散漫之气。

从直接原因方面来说，又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不堪其耻，二是不堪其累，三是不堪其俗。

先说不堪其耻。二十三岁的翰林院庶吉士袁枚从获悉“以知县用”时，就感到一种深深的耻辱。翰林院庶吉士是多高的地位，晋升后大多是京官，身份高贵，升迁的机会也多。而知县，不过就是正七品的官。作为知县使用，与其是翰林院庶吉士的最差发配，不如说是一种降格使用，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贬谪”性质。官场生活刚开始，就被“贬”到了溧水县，这种带着羞耻上任的感觉，让他挥之不去。他一个刚在翰林院任上的人，什么官味都还没有尝过，更不要说做错过什么事了。即使做错事也该让他明白——不是说“不教而诛谓之暴”吗？翰林院本该爱惜人才的地方。他的官场生涯才开始高被莫明其妙地被人“菜”了，这更让他耿耿于怀。

但这个耻辱通过溧水、江浦、沐阳三县知事的历练，其实他已在为百姓施展才干的公务和百姓对他的认可与爱戴中得到了乐趣。而他的第二个耻，即“耻于与大官为奴”对于他来说才是最致命的。袁枚为县知事七年，每到一处都是边远贫困地区，自己反而却有政声，所以还没体会过“与大官为奴”的感觉。到了交通发达、富甲一方、山水优美的宁江后，迎来送往之事多了起来，有时多得让他应接不暇，逼得他“拜为长官心欲碎”——这在他看来就是“为大官做奴”。

尹继善劝说袁枚不要辞官未果后，他又把再一次苦口婆心劝说袁枚的任务交给了路过江宁的湖南布政使陶士璜。而就在袁枚《答陶观察问乞病书》中，把“为大官做奴”的疲惫与耻辱，给自己的另一名恩公摆了出来：

“尔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作奴耳。彼数百万待治之民，犹齁齁熟睡而不知也。于是身往而心不随，且行且愠。而孰知西迎者，又东误矣；全具者，又缺供矣；怵人之先者，已落人之后矣。不剜膝奔窜，便瞪目受瞋。及至日昳始归，而环辕而号老，老弱万计，争来牵衣，忍不秉烛坐判使宁家耶？判毕入内，簿领山积，又敢不加朱墨围略一过吾目耶？甫脱衣息，而绎券报某官至某所，则又蘧然觉，凿然行。一月中失膳饮节，违高堂定省者，旦旦然矣，而还暇课农巡乡如古循吏之云乎哉！”

袁枚笔下这种官场生活，列位看官，如果你是体制内的人，难道你还不熟悉吗？你真的就没有经历过袁枚在《出东门》诗中所写的另一种情形——

“出东门，有客从西来。客不西来，东门之车奔如雷。待来而不来，客怒作色相疑猜……大官昂首坐，小吏圈豚行。天阴雨凄凄，长跪大道左。欲卧强之食，欲食强之食。非所喜而笑，非所怒而笞。腰膝不自持，而况法令为！吞尔不摇牙，咀尔不击齿。乃公喉有声，万口一齐止，爱之则生逆则死。”

以上情形同时也足以说明袁枚辞官直接原因是第二种理由——为官之累了！

那时候的县官，其实也并不好当。乾隆十三年春天，袁枚到井村去办案，晚上没有住的地方，只好在海会寺借住，用败草铺床而睡。与佛相伴，夜不能寐，凄风冷雨，蚁蚊吮血，行同一个流浪汉。一个县令办公苦到如此地步，袁枚在《宿海会寺题壁》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

“铜村诊死人，促我车马忙。我时受卑湿，两足颇患疮。笑为民父母，痛痒真亲尝。出城九十里，一宿无所将。晚投海会寺，败草铺绳床。青苔古殿冷，梅灰脱疏梁。我与三尊佛，彼此同灯光。逢逢粥鼓起，斋鸽纷回翔。我时有所思，美人天一方。欲卧愁不寐，欲坐转神伤……”。

江宁这地方大，狱讼更多，袁枚善于断案的名声，百姓早已如雷贯耳，早已对他充满期待，新的诉讼一时间蜂拥而至。加之袁枚在江宁的前任县令生病很久了，很多案子堆积在那里没有断，案件已经堆积如山。新案旧案加在一起，真让袁枚苦不堪言，夜宿海会寺那样夜宿荒野，举目无亲，横风竖雨中与孤魄野相伴，成了一种家常便饭！

袁枚同样也不堪忍受官场之俗。官场之俗也可概括为拜官之俗、批文之俗、审核之俗三个方面。

先说拜官之俗。对于袁枚来说，清朝进士出生的县官本来就不多，主要靠的是近亲繁殖，何况翰林院出身，所以遇到一批庸人，难免看不起。可按偏偏清代官场的不成文规定，下官见到上司时一定要小跑上前，距五六米远就要下跪。尤其下跪时还不许出声，声响大了就被认为失礼。身着长袍，下跪时要想无声谈何容易。袁枚初为县令时，还练习了好久才练会这个本领，练完之后是一脸的无奈和苦笑。可他偏偏还要向这些被他瞧不起的庸人一次次重复着跪拜之礼。他怎么能不为自己几年来的跪拜动作竟然熟悉、标准了而深感羞愧呢！

次说签字之俗。按照清代的规矩，官大的签字可以大，官小的签字就只能小。但有时候上司的签字本来就小，续写的人只能写得更小才与之相称，到了袁枚这样的县官这里基本上只能写女蝇头小字了。袁枚偏偏不习惯写小字，因而往往被认为目无长官。

再说审核之俗。清代的公案和现在一样，也是需要层层审核的，这在程序上来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但核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常常拿这个环节来大做文章。袁枚凭着自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和对事实本身的重视，他对事物的看法是何等的敏锐，文笔又是何等的准确、犀利和快捷。新上任的两江总督黄廷桂是个武夫，历来讨厌读书人。才一见到袁枚他就说：你名号叫才子，是以才子自命吗？袁枚说：是的。黄廷桂说：那么，我命题你立即写文章出来，行吗？袁枚说：可以，请命题。黄廷桂厉声说：江赋！袁枚说：请限字数。黄廷桂说：一万。袁枚说：请限时。黄廷桂说：三个时辰。结果，袁枚只用了两个时辰就把文章写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县官，因江宁本来就是个大地方，不乏有各种各样的上司打着各种名义常来扰民，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公案。而在这些公案的审过程中，他们或抓住只言片语无限上纲，或官大一级压死人，非要袁枚接受他们漏动百出的错误观点，然后把责任转嫁到袁枚头上；在接待应酬中稍有不如意的，就拿公案审核来百般刁难和抵毁下属，常常弄得他名誉扫地、苦不堪言！

袁枚辞官，还有几个偶然事件发生。一是正当尹继善推荐袁枚出任高邮剌史的同时，调任总督顾宗指出了袁枚本年任内漕项钱粮征收没有完成。果真如此，则不仅尹继善荐官无望，还要到吏部接受咨询。袁枚在沐阳县任知事时，就曾见到过漕工因对老百姓所交钱粮验收过于苛严而曾被他责罚的。任职江宁后，他因同情百姓而在漕项钱粮催收上不太作为是有可能的。二是他来江宁不久，就曾严惩过在大街上骑家快马横冲直撞故意冲撞江苏学政尹会一的二品大将军葛尔丹的家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摸了老虎的屁股”！因害怕大将军报复，此事成了他的一个心病。三是由袁枚聘请王箴兴主纂的《江宁新志》因其中大量收录了钱益谦、屈大均、钱澄之等反清人物的诗文，就遭人诽谤，说他写的“序”是给自己歌功颂德。而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是相当惨烈的。由于这些偶然因素，加上上文所分析的原因，袁枚最终以回家孝敬重病母亲为由，毅然辞去县知事一职了。

事实上，袁枚辞官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他骨子里面的性格所决定的。他热爱自由，追求灵性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立志文章报国，讨厌八股文，景仰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向往独立自主的生活。他的率真、率直和率性，与官场生活、官场生态、官场各种各样的潜规则是格格不入的，他才把官职视如弊埽、那样不当回事，背后是一种坚强不屈、刚正不阿、不甘平庸、不愿与时俗同流合污的崇高的人格。正如袁杰伟在《袁枚——随园流韵》中所说：“袁枚辞官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理性选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创新，是古代知识分子脱离体制这个‘皮’之后，‘毛’如何生存下去的一种有益尝试，后来的事实证明也是成功的尝试。”

　　乾隆十七年（1752）岁末，袁枚从陕西回到江宁，回到随园。回想起他被家人和亲友特别是父亲和三次授两江总督尹继善不断劝说被逼不过再次复出，又贬到陕西，被军人出生先任两江总督的黄初桂打压和排挤，如今又调任陕甘总督的黄初桂手下讨日子，而对方又不安排他职务，偏偏先把他晾着，直到得知因袁枚宠爱小妾方聪而被他活活气死的消息……

春天来了，春风吹绿了小仓山的垂柳，吹落了不知名的树林，吹开了一丛丛早开的桃花。可是今年，这个没有父亲的春天，一切似乎都没有活力，一切在他的眼里非常暗淡无光，他一个人在随园游走，双眼深陷，毫无光彩，头发黑长，衣服凌乱而又脏污，他像一个马马虎虎失明的流浪汉，而不是这个园子的主人，他像一个气若游丝的病者，而不是一个正值壮年的汉子。黑色，从头顶到脸上，从嘴唇到下巴，又长又粗的黑色笼罩着他的关他的脸，又向外延伸出去，好像把悲痛和黑暗延伸出去，释放到无边无际的空中，他不知道他的悲痛是在扩散还是在释放，不知道这样的黑色苦痛有没有一个心头……

此时的随园因为一年来无从管理，显得荒败不堪，袁枚的心中感到一片灰暗，这番杂乱破败的样子，正好呼应着丧父后的灰暗心情。

然而，生活还得继续，袁枚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既然选择了随园作为他后半生的定居，既然母亲也不原意看到自己这么颓废的样子，那么还得振作起来，先改造好随园吧。好好活着，也许就是对先父的最好的怀念。

于是，袁枚带着工匠、仆役，整天清除杂草、乱石，察看地势，不对园子做在的改变，一切以“随”为原则，矮的地方栽树，高的坡了种花，有坎的地方架桥，有路的地方铺石子，有坑的地方引水做池子，在平展的地方铺上一张石桌、几条石凳，把竹子成片的地方贸出余地，让春笋延展，让竹林扩张。袁枚自己就像一位工匠，一会儿拿着铁锹，一会儿抓起柴刀，一会儿又抱起一块巨大的石头，砰的一声丢到地上，把地都砸了一个个的坑。那个叫住武龙台的木匠，别看他长着一副猴脸，还满脸胡须，更与猴子相似，却有一身高强的木艺，功夫好生了得！他既是木匠，也是设计师。袁枚的任何意思，他都能完全领会。只见他不停地拿起一个工具，放下另一个工具，刨、锯、凿、雕，累得满头大汗。

一些朋友来随园看望袁枚，看在眼里到随园如此衰败，改造起来要费的工夫比建一座豪华大宅所花的工夫还要多得多，有人不解地问：“你这样何苦来着？花这么多钱，还费这么大的工夫，真是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请人去做房子，什么样的房子做不好啊？用得着你像仆人夫役一样劳累吗？” 袁枚轻轻一笑，说：“东西虽好，不是自己亲自动手得来的，不知爱惜；味道虽美，不是自己亲口品尝过的不会感到香甜。你没有看见高阳池馆、兰亭、梓泽那些著名的园林吗？苍凉的古迹，凭吊时产生悲秋，但总觉得和自己的思想没有牵连，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地方和自己没有关系啊！王公卿相、富宅豪门也常常召集工匠修造池塘花园，设计精巧，全力赶建，费尽无穷力气，一旦落成，主人只是张大眼睛接受宾朋的祝贺罢了，问起某棵树叫啥名字却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那地方也是和自己没关系啊。所以只有文人学士的一水一石，一亭一台，才是通过好学深思之后体会到的。我种植花木如同抚养百姓，刈割杂草如同锄诛恶人；我的实施规划好似命官设职，疏凿沟渠、堆土造山好比划土封疆……如今园子的工程虽然没有完成，修园的费用虽然会花很多，即便有短缺的需要补齐，有损坏的还待修复，却并没有迫切地需要限期进行的，我想做就做，想玩就玩，想喝茶就喝茶，想停下来聊天就停下来聊天，想看看蓝天白云就看看蓝天白云，我并不觉得累，我是自由自在的，内心是快乐的。哪里像我在当官时那样，每天要带着手板向那些什么都不懂但最懂关系学的人跪拜呢？我可以随园间，悠然见长江呢。”

乾隆二十四年（1759），随园基本建成并且定型，主要建筑与景点有三十七处。这年，袁枚写了《随园二十四咏》，主要建筑和景点二十四处，分别为仓山云舍、书仓、金石藏、小眠斋、绿绕阁、柳谷、群玉山头、竹请客、因树为屋、双湖、柏亭、厅礓石、回波闸、澄碧泉、小栖霞、南台、水精域、渡鹤桥、泛杭、香界、盘之中、赚山红雪、蔚蓝天、凉室，以上二十四景是袁枚所咏之景点。此外还有十三处景点，即古柏奇峰、环香处、琉璃世界、诗城、小香雪海、诗世界、绿净轩、双湖亭、水西亭、悠然见南山、判花轩、天风阁等。乾隆三十三年（1769），袁枚最后一次改建随园，这一年袁枚阔别故乡“西湖三十年，不能无首丘之意”。所以此前“每治园，戏仿其意，为堤为井，为里、外湖，为六桥，为南峰、北峰”，从而把随园改造成了“居家如居湖，居他乡如故乡”所在。

乾隆二十四年（1759）二月二十九日这一天，随园首次放灯，热闹非凡，士女如云。诺大的随园之内，灯火辉煌，五光十色，恍如天上人间。湖边、桥上、路边、小仓山上、各种建筑物的屋顶，都要是形状各异、色彩缤纷的灯火。 随园首次放灯，宣告随园正式大功告成，袁枚也正式成为隐居此地的主人。看到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而来，看着人们一边仰望灯火一边指点欢笑，袁枚也感到一阵阵喜悦。

随着夜色渐浓，前来观灯的人越来越多，随园就像赶庙会一样热闹。正当人们欢声笑语观赏之时，突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一声过后接着一声，接着又是一声。当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是回事时，就看到一团一团的焰火冲到天空，化着满天星星、巨伞、长龙、耀眼的碎金后不见了。焰火连续放了几十响，把人们都看呆了，人们欢呼着，雀跃着，尖叫着，欢乐的情绪达到了高潮。

袁枚踌躇满志地站了起来，随口吟诗道：

随园一夜斗灯光，天上星河地上忙。

深讶梅花改颜色，万枝清雪也红装。

一首吟完还不尽兴，袁枚接着又脱口而出：

高下楼台列锦屏，红珠历落水去清。

嫦娥似让灯光佛，捧出银盘不敢明。

在此后的岁月里，袁枚经常于元宵节、中秋节、观音生日举办灯会，随园观灯几乎成为金陵人的一种习俗。 随园本叫隋园，最早是明末吴应基所建的一所别墅，后来被江宁织造曹寅家购得。清康熙至雍正六年（1728）间，隋园属江曹雪芹家四代人所有。是年二月，曹家被抄，雍政将曹家财产全部赏给了继任的江宁强造隋赫德，隋赫德才拥有此园。五年后，即雍正十一年（1733）十月，隋赫德被革职查办，此园开始破败。隋赫德后人穷愁潦倒，但财产仍归隋家，所以叫隋园。乾隆十二年，江宁知事袁枚在办官差（案子）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荒废的园子，便从隋赫德后人手中购得了这个园子，并改隋园为随园。

　　那么，经袁枚改造和扩建后的随园为什么那样吸引人呢？

好多年以后，袁枚的孙子袁祖志在《随园琐记》中对随园的建筑、生活、轶事进行了生动记载，使后人更能深切地“触摸”到随园的一草一木，“感受”到每一个细节。

小仓山房。一共三盈，在北山的顶上，面对仓同，是园中的主室。中间设了一块大镜子，镜子纵横七尺，是广东方伯松送的。袁枚有七言诗《谢镜》，其中有“照到衰翁心胆上，感恩两字最分明”之句，还有“望去空堂疑有路，照来如我竟无人”，也是写镜子的。山房前楹所悬联句“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木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是李英培侍郎所赠，沈凤手书。上联出自王羲之《兰亭集序》，下联联语恰当地概括出主人隐居随园的山水之乐和读书之乐。李英培是云南人，与当年云南剑川的翰林编修马汝为在朝廷中有“李英培才高八斗；马汝为字压三江”的美誉，因为马汝为书法当时在朝廷中被认为无人所及。

夏凉冬燠所。位于山房之左的一间房子，在屋眉上写有“夏凉冬燠所”，南窗非常宏阔，屋檐外种着桂树，熏风徐来时，让人格外舒爽。窗下的大茶几云南大理石，长近一丈，宽近五尺。这是袁枚看书写字常住的地方。东边的壁内嵌着小巧玲珑的木架子，上面放着近百尊古铜炉。冬天用火把这些铜炉烧势，室内温暖如春。

金石藏。一室之中，四壁之内，专庋古铜器皿、碑石，下至汉瓦六朝砖。《小仓山房诗集》中所咏商尊，也在这里面。颜曰“金石藏”，八分书，未署名。 古柏奇峰。古柏得自黄山，矗立在庭前，旁边竖立着怪石，俨然峰峦。室中题“古柏奇峰”四字为额。

环香处。四边都是窗子，窗外都是桂树。最初建设这座房子时得旧砖数方，拿起来砖上都有字，于是选三块以颜其额。

小眠斋。面向东南这一楹，屈曲而幽远。台阶前叠石头为芍药台，香气袭人，花光醉客。为二十三间房屋中最偏僻的一间，是一个幽静的佳境，所以适合小眠。

书仓。是随园藏书三十万卷的地方，共三楹，南槛迎风，东、西、北三面都环着厨架，缥带纷纭，芸香馥郁。

琉璃世界。书仓的东厢叫琉璃世界，两重建筑，窗户上镶嵌着红、黄、蓝、绿、白等五色玻璃，光怪陆离，营造出蔚蓝天空的蓝晶世界、冰晶玉洁的 白色世界、绿杨垂柳的绿色世界，令人目迷心醉。中间悬着袁枚六十岁小影，室内还挂着一幅《烟云如意图》，是吴省曾画，尹继善题诗，诗曰：“青山多白云，云为山人有，披图欲问之，可能持赠否？”琉璃世界所用的玻璃主要是大型平板玻璃，在当时极为罕见，袁枚在《续同人集》宴集类中记载了曾任翰林修的广东学政钱大昕到随园观灯时的感叹：“珊瑚红衬白琉璃，此是人间第一奇。”还有人吟咏随园的琉璃世界：“琉璃光动灯如海，游女争来看小仓！”在随园看琉璃，成了一种特别的景致。

赚山红雪。屋子像舟的样子，窗户上镶嵌着红色玻璃。南面的屋檐外垂丝海棠两株，每当春天开花时，灿若云锦。袁枚曾写诗句赞美：“不信天孙织云锦，年年都挂此花梢。”“谁把赚山万重雪，尽贻儿女作胭脂。”因此庄有恭题其额曰：赚山红雪。

绿净轩。绕廓而西，列屋两间，窗户上全部镶嵌着绿色玻璃，有榻有几，有厨有架，架上全部放着印章、图书，四座生凉，一尘不染，因绿而净，因净而愈绿。

蔚蓝天。轩右一椽两窗，全部镶嵌着蓝色玻璃，几榻器具，全部镶嵌着螺钿，有一方砚，长约两尺多，题为“海天旭日之砚”架上都放着碑帖。袁枚的诗“客来笑且惊，都成卢杞面”就是指这间房子。

水精域。由蔚蓝天向北，就是了水精域。因为四面的窗户全部镶嵌着白色玻璃，几案坐榻，全都雕刻漆之，墙壁间悬挂着《随园后记》一篇。

捧月楼。楼前蔚蓝天上面，捧天上有蟾辉，挹西山的爽气，清凉山翠微亭远眺在目。

诗城。沿西山一带，筑长廊数百步，廊壁上全都粘贴着投赠诗壁的诗，不下数千首。在上面凿石刻“诗城”二字，弟子梅冲曾写长诗赞美。

小香雪海。诗城下面各梅五百本，在山顶建一个亭子，颜曰“小香雪海”，夕阳西下，残雪在树，寒鸦争噪，独鹤归来，在这地方徘徊，有如仙境。袁枚消寒宴集，岁岁无虚。

悠然见南山。共有三层楼，面对山而建，凭栏而望，全园尽收眼底。额曰：悠然见南山；两边对联分别是：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间想；清风爽至，自谓羲皇上人。

内轩。楼的二层，题为“南轩”，其中藏着《小仓山房诗文全集》之版，平时关闭。

因树为屋。园中有棵银杏树，有十抱那么粗，树荫垂盖数亩田地，在树荫下结屋，颜曰“因树为屋”，字大于斗。袁枚曾有诗咏之：最是一棵银杏古，参天似表此山尊。

诗世界。袁枚开始刻《诗话》之后，海内投寄诗歌者不可胜计。好诗入选集中的就不说了，那投来的原稿，日积月累，庋置如山，于是用这间房子藏起来，颜之曰：诗世界。

南台。在三层楼左边，面对南山，俯视全园，所以叫“南台”。台上大树为幕，绿荫匝地，夏天纳凉，良宵赏月，是最为消遣的时分。

绿晓阁。阁在小仓山房侧，夏凉冬燠所的上面，也叫南楼。东南两面是窗户，开窗则一园绿树，开窗则一园绿荫，万顷琅杆，森然养眼。适宜于朝暾初上，众绿齐晓，那阵阵青翠之气，扑入人的眉宇之间。

群玉册头。南台地左边，曲折回廊如折叠式，迤逦而下，中间建一小亭，是给游人驻脚小憩的地方。题门额：群玉山头。旁观悬一联：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柳谷。垂柳之间有轩三楹，背山临河，极感轩爽。山上遍种牡丹，花开时节这里一片锦绣屏风，天然照耀。晚上则插上千百支蜡烛，以供赏玩。袁枚在这里排日邀请宾客，通宵宴请客人，极一时之盛。中间悬挂着袁枚自己做的一副对联：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读读书又恋花。

竹请客。柳谷旁边有篱笆，圈着一丛竹子。中间立着七峰奇石，取竹林七贤之意。也称竹请客。

双湖亭。湖上有桥，桥上有亭，亭题词额为“双湖”，是杨思立所书。桥的西边为里湖，种着红鞭蕖，东为外湖，种着白菡萏。水面来风，天心月到，可以泛艇，可以垂钓，夏天到这里最舒适。熟客到这里一坐，胜饮服清凉散。

鸳鸯亭。沿着河堤向东，在山凹水曲的地方建两外亭，互相连属为一体，名之为“鸳鸯亭”。袁枚有诗咏之：“为胡池莲关并蒂，水中亭子学鸳鸯。”

渡鹤桥。一长堤横于湖中，堤两边种构桃树和柳树，迤逦不断。游人至此，感觉这里颇似西湖的苏、白两堤。堤的中间有桥，名其为“渡鹤”，是一座石桥。

水西亭。也叫作“垂虹亭”，在湖的西方边，形状就像一座巨艇，周围筑有红色的栏杆，在此听莺观鱼，别有幽趣。万杆修竹，两岸芙蓉花开，游戏人到这个地方，必然停下来休憩赏景。西山之水，都是由这里趋入湖中。

澄碧泉。泉从石头下面涌出，上面皆是幽兰之景，“澄碧泉”三个行书字镌于石壁。

小栖霞。泉上有堂，周围建设有迂回的走廊，紧挨着屋子数十株老桂花树，香气扑鼻。尹继善将其题为“小栖霞”，当时乾隆南巡，尹继善想把这里作为皇帝驻足的地方，因为这里与栖霞相似，就题了这块匾额。中间有一联想是这样写的“云山金石图书，此地可称三绝；循吏儒林隐逸，先生自有千秋。”

判花轩。在三层楼下，面临牡丹亭。这个台历史最久，大概是前面的主人设茶肆的时候就有这个名字，袁枚扩大这个园子，仍用旧名。

天风阁。南山种竹万竿，不留余地。顶建设一阁楼，题名为“天风”，东可以看孝陵、钟山，北可以眺长江天堑，西可以挹清凉诸山之爽，南可以瞩谢墩、冶山之奇，的确是个登高望远的好去处。

六松亭。结松为亭，其数六株，天然成就，不假人力。其枝杆的披拂，俨然参差不齐的绿瓦。啸傲其间，俨然神仙。

半山亭。在半山结亭，用棕代替瓦，也是作游人停足憩息之所，万竹之中的这座亭子，显得极为幽静。

回波闸。水从西面来，势将往东注入大河大海。在湖边建一闸，取名回波。不是为了阻断其流水，而是让流水减缓其速度，以便各种花瓣落入水面后，借这个闸稍稍回旋一下，不要这么快就被水冲走。

藤花廊。山房的前面，回廊曲折，有藤一株，根从屋里出来，盘旋妖矫，如虬如龙，支木架棚，垂荫几乎满满的。开花时粉蝶成群，游蜂作对，春光逗满，何止十分。

山草堂。草堂居于北面的山巅，为竹所环绕，其上面便宜是天风阁。环境最为幽静，是夏天最好的休闲之处。可能因为风传天籁，露滴清响，竹景之趣，可以时时领略。

　　除了以上的三十六景，仓山的西面，有一条小路直通峰顶，披荆而入，别有天地，取其名为“海子”，其中两岸夹溪，溪水盈盈，澄澈可掬。东岸琅杆，一片青翠宜人。两岸菜畦数亩，旁边有人家，就是十三佃户之一，这时环境最为清幽，终年很少有履痕，袁枚也很少到这里来。

小仓山的东面有一座永庆寺院，相传建于明朝初年，中有浮屠，高出云表。在随园凭眺此塔，层层在目。每当初一十五或佛陀诞生的晚上，其上必遍燃塔灯。特别是下雪天，又有月亮的晚上，景色特别夺目、异彩纷呈、佛光照耀。这样的厅景，是很少私家园林都看到的。

随园中间还有一座观稼轩，每当春耕秋获的时候，袁枚就登上这座楼远观农人稼穑，欣赏美丽的田园风光。四起的秧歌，让人豪情顿起，打麦打稻之声，也耐人寻味。收割之后的田野里，散发着迷人的泥土芬芳。农人往往搬一张小桌、几条小凳到田野里纳凉吹风，一半酒，一只鸡，欢呼聚饮，则又是一番景象了。

随园一年四季都开花，春天三月的牡丹，秋天八月的桂花，型游人最多，从早到晚，游人摩肩接踵而至。游园之人，以春秋日为最多。如果遇到乡试之年，那么秋日来游的人更是不可计数，应试的考生有一两万人，送考的、做生意的又有好几万人，总数应该不少于十万人。他们既来白下，必到随园。所以每年的门槛都必须更换一两次，因踩踏的人太多，门槛被踩穿了。

每当冬天到来，随园满山红叶，萧然入画。而春初的一园新绿，更加令人觉得绿意可人。这又是百花之外的另一种景致，游人很少知道。偶有此时来园者，适逢随园新绿，无不诧异为厅景，实在应即时领略，不可错过。

夏天的随园，忽而黑云在天，万绿皆暗，竹摇松撼，柳舞茶倾，或坐楼关，或依亭际，自有一种爽适的趣味。如果在深夜之际，看到飞花落絮，乱舞庭前，必上人心增惋惜之感。

雨景则是春夏都佳，因为小雨润花，最适人意。一下雨而众山皆绿，更觉宜人。如果时当酷暑，没有下雨不足以凉身，凭栏观看荷上的水珠，倚枕细听竹间的响声，会感到格外清静。一旦暴雨滂沱，四四面山上的瀑布齐飞，更觉爽得赏心悦目，恍然以为到了天台山、雁荡山。

月下的随园四季景色皆妙。枨花开的时候，最觉得清绝。如果是下雪天，雪映月辉，则真如人间仙境。所谓“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大概就是这种意境了。此外，秋高气爽的天气，月到中秋分外明，更足以供人观赏。然而花底寻荫，池中掬水，又何尝不是胜境呢？

于梅花之上领略雪景，固然很经典，可是于枕头之上闻雪压竹头的声音，也算是汪绝之境。至于岭上山门，篱边屋角，除了红栏，一白无际。此时此刻，置身高阁，目神清，更是何等之境界？

世间的佳趣，目遇之而成色者，耳得之亦可成声。在随园，美妙的声音四时皆有：春天燕语莺簧，以及反舌催耕，各极其妙。夏天则有鼓蛙一片，蚯蚓笛鸣。秋天是促织莎鸡，科天是寒鸦塞雁，自然天籁之声，几乎异于凡响。

随园之大，随便到一处柳荫下垂钓，逸趣横生。清明节后，游鱼起水，或投鱼饵，或不投鱼饵，随意到河边观赏，最能养性。夕阳西下时，随手抓两条会之庖厨，然后就着花丛小饮，实乃人间乐事。

池仓山竹木不下数十万竿，一入柴门便宜上了竹道。曲折周遭，才到想游的地方。青翠之气，沁人心肺。从春天到夏天，拔笋而食，甘鲜可口。园中的花，四季不谢，以梅花为最多，有红梅、白梅、黄梅、绿梅、胭脂梅，开花时一望无际，雪中更觉清绝。此时乃寒冬季节，游人绝少，只有主人领略其趣。 沿着河堤种桃、李、绿柳，仿佛西湖边的景色，来游玩的人，成群结队走在堤上，绿柳相映，俨然一幅图画图。

随园有海棠两株，花开得最繁茂，当窗作态，灿如云霞。每年的海棠花开后，袁枚就开始开筵宴客，从此主客之间酒赋琴歌，大概就没有虚日了。

海棠花谢了后，朱藤花开了，俨钱架锦棚，令人目眩。这种供给的香味与海棠相似，不能触鼻而赋色极艳，花期较长，来观赏的游人往来不绝。

牡丹是富贵花，以多为贵，但必须种得参差高下，不可平地种之。随园中叠石为山，遍种数百本，回环映带，坐着看如一座花山。每到晚上，削竹为签，插竹高烧，烛光下更加灿烂。这时游人最多，从早到晚，络绎不绝。袁枚排日宴客，应接不暇。

玉兰、木笔、绣球、芍药相继开花，各极其盛，其中玉兰花除了观赏外，还可以用于制饼，随时饷客，香沁心脾。芍药枯萎之后，荼蘼殿之。古人有诗道：开到荼蘼花事了。其实殿春之花很多，可以一直开到夏令时节。

双湖种莲花，或倚回廊，或泛小舟，宜于初日和微风之日，真是清凉世界。早上取叶上的露水烹茶供客，用冬天自己窖藏的梅花当茶叶，可以消暑，可以清醒。晚上喝则折取其叶，曲作碧筒，以供行酒。或取叶子中极嫩的用来抱花猪肉，蒸着吃特别美味清雅。

随园中有许多丹桂，而小栖霞一带最多，绕檐压屋，香气袭人。剔其细蕊与梅掺在一起用于泡茶，可以起到提酒的作用。

秋海棠也叫断肠花，随园中随处都有，闲庭冷院，也不厌其多。此花开时，女孩子们最喜欢。因为这种花可以窨粉，还可以用来酿蜜，因而亲朋好友，接连不断地来索要。

芙蓉花开之后，秋天将要结束。这也是园中的大观，其他园断无这么繁茂。循山沿湖，几乎种插遍了，仍是细处叠成城，一天所开的花，不下数千万朵，从早到晚，能变三种颜色。另有一种白色的，也极冷艳。

　　距随园二里左右，是袁枚堂弟袁树的“寓园”，有人赠了一幅楹联：“宦海抽身，不作风波于世上；云林寄傲，别有天地非人间。”园中有红豆一株，老桂树两棵，园内亭台楼阁，结构颇幽静。

木香棚、蔷薇架，都是随园中随处点缀之景。满眼都要是，木香另有黄色的，蔷薇也另有白色的，都是花中的异品。竹以数十万竿计，柴门之内，已然一径萧疏仓山之巅，又是满山苍翠。此外还有斑驳竹一篱，即竹请客处，还有紫竹数丛，掩映在梅林之外。另有淡竹、慈孝竹，随地布局，各适其宜。

随园门内，有梧桐七株，森森矗立，各极其致。墙壁上题“袁随园先生祠堂”，字是铁丝篆体，为孙星衍所书。

芭蕉的叶子可以招凉，也可以听雨。窗前帘外，掩映生姿态。花有头大，一天开地瓣，蕊中有露水，像蜜一样甜，早上起来就花吸取，别有风味。

银杏又叫鸭足，也叫平仲，随园中共有四株，都是数十围大，垂荫各有一亩左右。经过的游客，莫不摩挲玩赏，留连而不妨离开，松龄有数百年。

随园二十三间房子都着精美、特色器具。除大理室外，还有嵌螺钿、雕漆、铁梨、花梨、紫檀、海梅等，一间房子各放一种器具，楠木、红木为最次的。妇女来园游玩的，以春秋两季为最多，穿花拂柳，足以为园亭生色。园中到处放着镜子，因为袁枚喜欢镜子，妇女对镜理妆，有不期然而而然之理。如果到山房巨镜，更是必频频顾影，整袖牵裙。有妇女到了偏僻之室偶尔小坐，竟有留香数日不散的。

有些好的云南大理室，有天然山水、树木、人物等形状，随园的几榻桌椅，几乎全都要镶嵌了，最大的大理石近三方，都长近一丈宽五尺，一块放置在“夏凉冬燠所”，一块放置在“古柏厅峰室”，一块放置在“环香处”。客人们来看，无不惊诧为至宝，摩挲而不肯离开。

袁枚隐居随园，制俯、将军以上驱车来拜访的，都会于一里以外停车，丢下随从，单车入园。这既是礼贤人之意，也是怕自己张盖游山被人耻笑。随园内绿荫如盖，清凉舒适，若再张盖，显得另类怪异。这也成了官家之人来随园的一个习惯，不管多大的官到了随园，都按这个礼节。虽然袁枚已弃官数十年，但不管哪一级官员到园来，都止于红土桥头，未曾越过。

不少大员对随园心向往之。

有一个崔太守的，从都门出去到外地任职，经过白门时，因天气太热，绕道路到随园来避暑。崔太守到处走走，显得流连忘返。此时正值袁枚外出，崔太守于是强拉着园丁到竹林深处坐下，详细询问各种情况，园丁自然不敢抗礼，有问必答。末了，太守笑着说：“你在这里享的清福，胜过我一百倍。我想舍弃五马的恩荣，和你一起在这里当个园丁，享受林泉之福，你相信不相信？”园丁只是憨笑。

袁枚过世若干年后的一个中秋，已是半夜时分，万籁俱寂，一轮明月当空而照。忽然有人传制府要来游，并叮嘱切不可心动主人，只需清茶一瓯足矣。来是时候也是一车一马，轻车简从，从园的小路微行而至。袁枚的后辈们便服陪同，这位制府流连我，说：来到这里，慕林泉的幽静，记人世的尊荣。这位制府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

某年重阳节后的一天，正是袁枚母亲的生日，随园放灯，规模宏大，宾客盈门，车水马龙，还请来了专门的乐队、歌女、歌郎。来的都是名士。袁枚在《续同人集》放灯类中这样描写当时放灯的盛况：“须臾火树银花发，一片专声光腾倏忽。撼地轰雷玉虎鸣，烘天紫电金虬掣。”

袁枚的孙子袁祖志在《随园琐记》中记载：“典试提学以及将军、都统、督、抚、司、道，或初莅任所，或道出白门，必琮游玩，地方官即假园中设筵款待。游园之人，以春秋日为多，若逢乡试之年，则秋日来游之人，更不可胜计。缘应试士子总有一二万人，而送考者、贸易者、又有数万人，合而计之，数在十万人左右。既来白下，必到随园，故每年园门之槛，必更易一二次。”

这是随园的鼎盛时期。

　　辞官后的袁枚，也在深入地思考后半生如何生存的问题。

脱离体制求生存的艰难，袁枚有好几个前车之鉴。最典型的的例子是他的至交好友、书法家、金石家沈凤，当了七年县令，去官之后，竟穷得“服饰萧然”。清朝的文人清官，竟“然”清到如此程度。沈凤才华横溢，书法水平盖世，镌刻水平极高，可是竟然无法为自己谋得一份生存的物质，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真的“艺多不养家”吗？袁枚觉得，他没有经营好自己。从小在杭州这个商业社会里长大的袁枚认为，人生是需要经营的，人的才华也是压根经营的，没有经营，怎么能让自己的才华产生效益呢？凭什么来养活自己呢？

最让袁枚感慨不快的是好友程晋芳，程晋芳本来是是四代盐商，家财殷实，由于不经营，不但没有生财，反而慢慢把家财耗尽，为了生活，为了读书上，向多个好友借钱。

最让袁枚产生同感的是郑板桥。此人当县令当到六十一岁，因开仓济民，被清朝政府一脚踢开。但这位仁兄还是想了点办法，他能画画、写字，他穷得租不起门面，但他有办法：摆地摊。郑板桥摆地摊干什么呢？卖字画，卖自己的字画，而且独具一格表明“润格”，斗方多少钱，条幅多少钱，四尺整张多少钱……明码标价。读书人耻于言钱，但这位仁兄敢于言钱。不但明码标价，他还明确告示：不能以物易物，只收现钱！真是“俗”所得可以。

袁枚对郑板桥的诗并不认可，认为诗非其所长。但对他的画是认可的，对他这样摆地摊公开叫卖自己的画也是认可的。

难道只有当官才是生财之道吗？那些纺丝的、卖绸缎的、养蚕的，不是一样过得很好吗？生意人虽然没有官员姥体面，但当官是要死面子活受罪，人活在世界上不就是图个舒坦？死要那面子干什么呢？我卖文谋生不行吗？

文人如何求生，这是中国这个农耕社会里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知识分子把学到的东西卖给皇帝，卖给封建官僚体制，这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的正路。不走科举成功的人有没有？有人曾从清代搜出这么一份名单：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金对叹、吴敬梓、蒲松林等。在这份名单里，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很显然不是求生存成功的典型。

也许，正是袁枚借鉴生存经验的还是李渔上。李渔与袁枚有很多相似之处，李渔长期在杭州和江宁生活，他的生存故事在这两个地方经常被告人提起，袁枚对其人其事也更有研究。

李渔生活在明动荡之际，求功名不成，以文求生存，作了很多尝试。李渔的第一个尝试是以“卖赋以糊其口”，卖方为生，这是一条前人从未越过的路，被时人视为“贱业”，实际上，李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卖文赋糊口的“专业住家”。李渔不但卖赋，也卖小说，还“打抽丰”、做出版、搞表演，生活得有滋有味。袁枚佩服李渔的生存之道，也佩服他对美食、对闲适生活的追求。他的《闲情偶寄》，袁枚不知看了多少遍。

李渔经营文化产业的成功实践让袁枚深爱启迪，李渔的本事袁枚只有一样学不来，那就是找寻家班戏子演戏。袁枚不会写戏剧，也不会当导演。但他的本事他都可以学得来，卖文肯定没问题，而且袁枚卖文比李渔更优势，因为袁枚是翰林院长出生，当过知县，人脉更广。“打丰油”袁枚也学得来，袁枚在官场上有人脉资源，完全可以以旧吏的身份、翰林的身份交往。做出版产业，袁枚有优势：一是场地大，随园那么多房子，随便拿出几间来做编辑部、印刷厂都可以；二是自己的作品多，就专门印自己的书都够了，没有必要再编什么名著来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身边的榜样。袁枚深切地领悟到其经营文化产业的方法和技巧，也深深地影响到他隐退后的求生之道。

自古以来，体制是皮，文人的毛，没有了皮，文人这根毛将依附什么？辞官后的日子到底怎么办？除了郑板桥和李渔，似乎还没有范本。

袁枚当县官七年，没有过贪财行为。袁枚曾说：“底事从容消受稳，不曾一勺饮贪泉。”（《小仓山房诗集•卷二三•再咏钱》）正因为袁枚没有贪财，按清制，他可以拿到相当于饷银三倍的廉政金。应该正是这笔廉政金，支撑袁枚开启随园的新生活，可以对随园进行初步改造，再慢慢经营自己的文化产业。

从袁枚年谱中可以看出，他第一次辞官后多次到安徽滁州，而且并非为交友。因为他在安徽滁州置有一定田产，也是每个官员都会做的事。此外，他将随园东西的田地、山池交给十户承领种植，将其种植蔬菜果木，饲养家禽，不仅每年可收租利，每天所需要的粮食蔬菜，以及扩宴所需，也是由佃户提供。送给罗聘的大米，就是滁州佃户提供的。袁枚遗作中说他有“田一百二十亩”，单靠这田租，袁枚就可以过上一个中等地主的生活。

这还不算在经营之列。

　　袁枚经营的第一个产业是教育产业。袁枚在溧水县当知事时就开始业余授徒，在淋水和江浦时，一则由于公务繁忙，此外也由于居官时间短暂，袁枚暂时没有正式设帐教学，虽说那是一种业余爱好，是把培养青年人作为一种责任、一种乐趣，但这此学子们自觉奉献的束修也颇不少。有人向他学习写诗，有人向他学习写文章，也有人向他学习断案。但更多的还是向他学习如何应试，如何写八股文以考上举人进士。每每这时，袁枚就有些哭笑不得，他即使有八张嘴也说不清啊。他也许在想：我最讨厌的就是应试，最讨厌的就是写八股文，要不然，我十二岁入县学，为什么四战秋闱都是败北？

袁枚授徒，不仅授男弟子，也授女弟子。他所授过的男弟子，固然名师帐下高徒云集。就是那些妇弟子，有名有姓的，出了诗文成果的，才情响彻一方的，都不在少数。这些女弟子多数是达官贵有人千金或夫人，平时不愁穿不愁吃不愁用不愁花消，美丽过人，聪明过人，一腔才情没地方表现，就把吟诗作赋、吟风弄月等风雅之事当成了自己的信仰和追求，都以作袁枚的弟子为荣，那些柔情似水的铿锵女弟子肯使银子、乐献束修、舍得花钱的大度、大气、大量和大方就可想而知了。

袁枚的三个妹妹是他头批女弟子自不必说；除此之外的第一位女弟子应是江宁人庠生邓宗洛的妻子陈淑兰，袁枚诗中曾有“今日征兰芳讯到，紫琼宫里有人来”的诗句，指的正是她。只可惜淑兰丈夫因失授馆所而沉水自杀，自己后来也趁人不备自缢身亡，只留下一封遗书这样写道：“有子事翁，心安，夫柩既行，不能独活。”袁枚哀之，为她写《陈烈女传》，《诗序》及《传》均收入《小仓山房诗文集》中。 和袁枚当年一起科考有杭州老友孙嘉乐膝下的孙氏三姐妹是袁枚所收的第二拔女弟子。这三姐妹依次为大姐云凤、二姐云鹤、三妹云鹏，她们之间年龄都差三岁，者聪慧好学，能诗会文，而云凤最为出色。她们的阅历，使诗情更加开阔；而且也使她们的诗篇传播到各个地方，她们第居留一处，那里必然掀起一陈闺门学诗的热潮，又给袁枚引来很多女弟子。

一次，袁枚到杭州与老友孙嘉乐相会，袁枚把在杭州举行诗会的想法跟孙氏三姐妹说了。孙云凤心领神会，全力操持，积极承办这次诗会。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月十三日这一天，十三个女弟子向在西湖边的宝石山庄涌去，去拜会她们的老师，七十五岁的当朝大诗人袁枚。

“老师来了——老师来了——”孙云凤招呼着另外十二个女弟子，只见身材颀长的袁枚老师长髯飘拂，风度翩翩，翩然从山庄的楼下飘下来，潇洒地向他们走来。袁枚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十三个女弟子从各个角度起立，一齐向老师施礼：“袁先生好！”袁枚欣然答礼：“弟子们好，弟子们请坐！” “各位弟子，你们先把最新的力作给为师看看，我给你们一个个评点。”“好咧！”弟子们一个个从香袖中抽出诗笺，争相递给袁枚。袁枚温柔地说：“不要争，慢慢来，为师会一个个地看，全部要做评点。今天到场的，每个人都会有诗列入诗墙！”他对诗作批改、评点了约一个时辰。

之后，袁枚松口气说：“下面开始朗诵自己的作品。”

于是，弟子们一个个站在老师面前，朗诵由老师改过后的诗作。大家声情并茂，口吐珠翠，每个人朗诵完，都响起热烈的喝彩声。 “换个节目吧，下面进行才艺表演，请众位弟子拿出最好的水平，弹奏最优美的册子，为师给你们一个个打分！”云凤带头弹了一曲，一曲弹完，玉手们拍得脆响。于是一个一个接着来，弹着弹着，老师情不自禁地配起歌来，继而站了起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家手牵着手，弹了唱，唱了弹，一曲接一曲，大家闭上了眼睛，享受着那份陶醉，那份忘情，此景只有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见？

不知什么时候，石宝山庄站清茶了看热闹的达官富人，还有不少的女子，她们惊喜地看着这惊世骇俗的一幕。

诗会结束后，袁枚还请尤诏和汪恭二位画家，合作了《随园女弟子湖楼请业图》，并亲自题跋，详尽记录了姓名、身份和姿态和各种表现。于是，我们知道了参加这次诗会的女弟子自右向左仿效有：孙云凤、孙云鹤、席佩兰、徐裕馨、汪缵祖、汪嫂、严蕊珠、廖云锦、张玉珍、屈秉筠、蒋心宝、金逸、鲍之蕙，立于随园老人之侧的是袁枚侄女戴兰英。

而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四月二十三日的第二次湖楼诗会上，据我们所知参加诗会的袁枚女弟子还有：曹次卿、钱林、骆绮兰、潘素心、悟桐、袖香等；此外，太守希哲、诗人、画家王文治也参加了诗会，诗会盛况依然请尤诏和汪恭续画在了原《随园女弟子湖楼请业图》的后面。

在袁枚的这些女弟子中，参加第一次随园女弟子湖楼诗会的金逸值得一提。

金逸（1770-1794），字纤纤，一字仙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袁枚弟子陈竹士秀才之妻。以其“解领”，即悟性高，被袁枚视为“闺中三大知己”之一。袁枚著作涉及金逸处很多。金逸病故后，袁枚为之作《金纤纤女士墓碑铭》云：“可惜投地拜，扶起已奄然。不及交一语，半月便登仙。”时在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及第二次湖楼诗后之后两年，与席佩兰相同，庚寅、壬子两次湖楼会皆与金、席与关，《随园女弟子湖楼请业图》有她们的身影和名字，是袁枚对二人情有独钟上画家补上的。只是金与席一样，在女弟子中的地位太重要了，诗文造诣要出类拔萃，袁枚才不能不写入请业图。

从对金逸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袁枚女弟子的在诗文和才情造诣一的总体水平和档次。这里有个现象需点一下，袁枚所授女弟子，其丈夫几乎青一色都是袁枚的男弟子，也即夫妻双双同时拜袁枚为师；女弟子中也有不是丈夫是袁枚男弟子的，多数也与袁枚男弟子或袁枚的朋友是亲戚、朋友、同窗、师生、同僚等有父女、兄妹等关系。这样看来，袁枚的弟子中，有一半左右是女弟子，且多数女弟子，至少在写诗方面才情不让须眉。

授女弟子，在袁枚前还有过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界的自由斗士李贽，但李贽授女弟子只是个别现象，真正把妇女纳入教育对象，女弟子人数之多、整体实力和活动能力之强，把古代妇女诗歌创作推向高峰，并取得极大文学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却是袁枚。说袁枚此举是解放思想、解放礼教束缚、提倡女学，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一场革命也不过分。

　　辞官定居随园后，袁枚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随园设帐教学，弟子们主动奉上学费，袁枚自然也笑纳。袁枚经营出版业的特点是出版自己的书，自己编的书。随园有专门的“梓人”，就是专门的刻版、排版、印刷的工人，有供专门存放雕版的房间，有专门的书库。随园有专门的“书仓”，“书仓”是出版、印刷藏书、展书、售书之所，供一条龙服务。小仓山房藏书多时达三十万卷，有“琉璃世界”，室内有榻有几有厨有架，架上陈列印章图书；有“南轩”，中藏小仓山房全集之版，平时关闭；有“诗城”，沿西山一带筑有数百步长廊，全部糊贴友人投赠、题壁之诗，多达数万首，相当于一个文化长廊。有“诗世界”，用于储藏海内投诗者的诗稿。袁枚的著述都很畅销，甚至还有盗版出现。他出门远洲，不用带钱，只需带一本《随园诗话》就可以换加所有的川资。袁枚的《袁太史稿》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举作八股文章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每年都有很大的销量。他的《小仓山房诗集》《随园诗话》等当时受到上至公卿下至市井百姓的欢迎，福康安这样的大将远征西藏居然还带着《随园计话》，可见当时袁枚的书的畅销程度，而当时书价又贵，袁枚卖书的收入也就可想而知。许多公卿贵族或官员托人来索书，所谓索书，无非是袁枚赠书时在书上签个名，也就是所谓的签名本，但这一签名，回赠的银两往往是书正常价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海外和琉球也有来求其书的人。卖书的收入也成为他收入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袁枚的书出名，一些有钱人进入袁枚编的《随园诗话》，《随园诗话》一集一集地出版，就像一本不定期出版的纯文学杂志，影响非常之大。因而海内文人似乎预感到这本书会留传下去，都以能挤入这本书为荣。《随园诗话》并不是纯粹刊诗，而是诗、话一体，既有诗，又有与诗相关的故事，或者有袁枚关于诗的高论，生动活泼。文人们都想尽办法把作品挤时《随园诗话》，这样就得到袁枚的几句评语。这样一来，袁枚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候选群体，选诗收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你不收费，人家也会主动送钱送礼过来请求入选。袁枚对诗还是把握严格的，并非是有钱就可以入选，他也并不主动向要求入选者收费，但这种风气一开，就形成 了一个潜规则，似乎书入选了不奉献银两就不懂规矩。当然也有不给钱的，毕竟诗是雅事，赤裸裸的交易确实有损于诗歌的高雅，袁枚作为一个翰林出生的高雅文人，一个当过父母官的人，开口要钱的事他也说不出口，也不屑于这样。更多的有身份者求入选时是通过送礼的方式，但这样比直接奉献银子要花更大的代价。裕亲王世子思元主人寄诗给袁枚，希望诗能入选《续同仁集》《随园诗话》，并请袁枚作序。这位王爷给袁枚的报酬是珊瑚手串一挂、常佩汉玉拱璧一件，家制茶包一双。这些东西到底值几何？以至袁枚将其诗文书信在诗集中排在前面？原来，汉代玉璧今天出土的多为大件，可佩之小玉璧较少，拱璧更少。这种亲王世子常佩的“汉玉拱璧”必定是玉质极好的和田籽料而又工极细的上品，贵州也不可多得，当时起码价值数百两银子。珊瑚手串如果是红色的，贵于黄金。袁枚最爱好收藏古董，这位王子所赠之礼实在是一份厚礼。 对于一般入选者，或三五两银子不等，虽门生寒士，也有饮食等小礼物相赠。收费选诗，袁枚是中国第一人。他大胆地把文化当作产业来经营。虽然这也降低了入选择诗的质量，但这样确实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同样也有那么多读者。

一个扬州的盐商出巨资重刻孙过庭《书谱》，托人向袁枚索序，袁枚仅以“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十几个字打发了，收银却高两千两。

第三是卖文。翻开《小仓山房文集》，发现集子中有许多墓志铭、神道碑、传记与行状。据统计，这样的文章有八十多篇。当然，其中很多是袁枚给他的恩师、朋友、长辈写的，但理多的是为大官或大商人写的，可以看出是金钱交换的产物。一篇墓志铭往往能收到几百两银子，多的还收到几千两银子。袁枚遗嘱中说：“志文润笔，竟有一篇墓字送至上千金者。”虽然收了人家的钱，属于“应景之作”，但袁枚丝毫没有降低写作的质量，每一篇都语言精炼、描写生动，使人读之不忘。按说，为陌生人作墓志铭要写这么生动很不容易，肯定事先还要采访死者家属，听其讲述死者的平生事迹，写完初稿后还要与家人核实、修改后再最后定稿。请名人写墓志铭是当时有银人的一种风俗，作者因为收了钱，往往尽说好话，被人称为“谀墓文”，但袁枚秉笔直书，没有一点“谀”的痕迹，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袁枚写作态度这么认真，所以他这些应景之作才有留传下来的价值。

有的人给润笔费，但袁枚一个字不改的也有。有一个人曾经把《白下志》的书稿拿给袁枚，向他请教，可袁枚根本不看，放在案头很久，尘埃都积了很厚。作者索要好几回，袁枚完碧归之。那人做好了版准备印刷问世，但也有点抱怨袁枚架子大，居然笔墨都不动一下。有人问袁枚：“为什么一个字不改呢？难道真的是不刊之论吗？”袁枚只好实话实说：“这个人是写志书，费心心思，经年累月，只从他命题这一点，就不足一看。”“为什么？”那人继续问。袁枚直言说：“白下是江宁的别名，他取名叫《白下志》，是《白下府志》？还是《江宁县志》？或是《止元县志》？而只说《白下志》，是志白下的山水呢？还是志白下的人物？作文要先有题目，既然题目都没有，所以我就没有必要看了。”问者元不服袁枚之论精确。那人听到了袁枚的话，愧恨不已，以至藏了他的版，不在印刷问世。

袁枚经常与一些官员们喝酒行令，有时一声喝下来，就获金不少。也许你会认为，喝酒不要自己买单就是有面子了，怎么还能得钱呢？举个小例子：有一次袁枚与商人们一起喝酒行令，要求接连吟诵名人诗句，吟不下去就算输。这输钱事小，输面子事大。吟着吟着，有个姓程的商人肚子里没诗了，就随口编了一句：“柳絮飞来一片红”。满意桌哗然，认为为不是诗，更不是名句。这姓程的满脸通红，十分尴尬。袁枚就故意护他的短，给他留个面子，说：“这是元人诗，诸君不知道上句为‘夕阳返照桃花岸’吗？”袁枚无疑是权威，他说元人诗，那就是元人诗喽，何况他随口吟出了“上句”。于是，众人无语，都认可。程某十分惊喜，席散后私下找到袁枚，给他一千两银子，说是“小意思”。同桌的还有一个商人，临到他吟诵时他也无诗，正在极端窘迫之际，那商人用目光向袁枚求助，袁枚不急不忙，用筷子敲了三下杯子，那人顿来灵感，吟诵道：“三月桃花朵朵开。”这“诗”确实有点儿俚俗，众人也不服，想要“哗然”，但这次众皆淡定了一些，也许他们知道袁枚会有个说法，都看着袁枚，看有什么解释。袁枚淡定而煞有介事地说：“你怎么也知道李、阮的事啊，这是天台山摩崖语。”满座的人都以为袁枚说的是真的，他们以能跟袁枚在一起喝酒为荣，哪敢怀疑啊。其实袁枚也是为那人个护短。也个人也很识相，过后私下里给袁枚一千两银子“小费”。就是这样，一桌吃下来，袁枚已赚到二千两银子。

袁枚曾有一本“纪游册”（旅行日记），具体记载了旅行起止时间，以及何人送什么。袁枚的玄孙袁润（字泽民）曾将此托沈初交俞樾求其题诗，其中一首是：“朋友投赠见情深，此老能存坦白心。记载分明无讳饰，几般礼物几封金。”从诗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当年商人和官员给袁枚送礼的盛况。据袁枚《纪游册•一卷•甲寅年》部分记载：

初九日，接家信，内附湖广、江西陈抚台信一封，送银一百两。又司马臬台信一封，送翡翠瓷瓶二只，茶碗十个。

二十九日，漏下回船，袁教官筠亭送至舟中，送水晶图章一方，燕窝一匣。安观察亦送燕窝一大匣。

十九日，李太守与祝山长请陈提台共游佘山，李太守送元宝一个，米二石，金腿、红烛四种。南汇胡公送银二封，约一百两。华、娄两县各送程仪一封，约重十二金。李公送诗签八匣。

廿二日，早往拜雷太守，送食物四种，又送天目茶一大瓶。

《纪游册•二卷•乙卯年•往如皋笔记》记载：

初七，张秀千请吃面，洗浴，有一代洗背者，尚妥。

初九，午后到泰州借轿，拜魏公，旋回船。魏公来拜，送贺金四十金人，礼六色，送夫八名。伊公带到谢臬台贺敬一封，约四十金；郭敬送贺敬一封，约六两。

《纪游册•三卷•乙卯年•往杭州笔记》记载：

初三初四，到孙家见席夫人，谈良久。到公安处吃饭，饭平常。回舟，孙相公同赵同钰来，孙夸赵夫人屈婉仙之才貌，再回之即往一见，果窈窕，却瞠席夫人一等。余年侄孙女也。随往蒋世兄家吃饭，见其妾王秀珍，甚妖娆。因其劝酒，连醉三大杯，菜可吃者只可鱼翅一盘耳。

初五，早，拜范翰林、邱道台，看破汪益美大理石，到其家见周大宝，拜咸丰楼主人盛公。见蒋世嫂缪夫人。心实貌愈佳，才愈美，尚未定亲，托我说媒。此任甚难，愈爱重之，乃愈难矣。回家即送笔、墨、帕、袖四色，全收。晚与松云饭程完洛家，见王索香甚佳，肌肤白，腰支细，绸缪二更方归。

从以上日记可以看出，袁枚接受馈赠的银两之多、礼物之多，几乎可以与贪官相比。这些礼物有的是为了索序而预会的润笔，有的是程仪（“误餐费”），有的是贺金（“红包”）。除了银两，还有食物、各种器皿、礼品。此外，还有送“色”的，洗澡搓背的也不少。还有那些有名的姿色姣好的夫人们，也接受袁枚的探望、聊天、平视。

由于袁枚营财有方，晚年时有“田产万金余，银二万两”，而“其他书画、图章、法帖”等文物古董也不少。而袁枚生活在一个“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时代，居然能够把自己的原创文字为主的文化产业经营得如此风生水起，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清朝进士及第辞官的人不计其数，大都贫困潦倒、寒苦一生，而像袁枚这样过得滋润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

　　作为“性录派”诗人的代表人物，退出官场后的袁枚驰骋乾嘉诗坛近五十个春秋，名满天下。在袁枚之前的文人中，从庄子到他的上非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直到他的同时代湖北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主张写诗文讲“性灵”的不乏其人。而真正把性灵学提升到“个性——独创——求新——真实性”系统高度的，只有袁枚一人，而且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最好的一个。

姚鼐在《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中说：“士多效其体，故《随园诗文集》上至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当时的学林士子，青年男女，竞相依附门墙，以做袁枚弟子为荣。甚至一些封疆大吏、文武权臣也自称袁枚弟子，竞相厚礼相关。袁枚到外出游，围观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有一次竟把桥都挤跨了。据《随园琐记》记载，凡是制府、将军以下驱车来防随园的，都要于一里以外留下随从，单车入园，表示对随园的尊重 在袁枚逝世后，还有许多人前往参拜随园。浙江一位中丞的公子来到随园，先到袁枚的像前参拜，然后从袖中使出价值连城的朱提一笏，恭敬也写上“瓣香之敬”四个字。袁枚家人不敢受此厚礼，坚决推辞。公子坚持要送。袁枚家人只好拿出一套《袁枚全集》作为答谢，这位公子于是高兴地把书带走了。事实上，袁枚在世的时候，许多学子（包括女弟子）公卿和达官贵人为了能让自己的作品收入《随园诗话》中，能得到袁枚的几句点评，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份，不惜赠送贵重礼物和厚金。这些方面的盛况，前言已经有所介绍。

清代中叶以后，图书市场上有四大畅销书：《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和《随园诗话》。对于《随园诗话》和以上三本并列，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感到意外：一本诗评，怎么成为畅销书？但它的确就是畅销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寅统计，《随园诗话》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至清末一共印刷六十二次，这个数字除了《四书》（这是明清两朝的课本）外，很少能达到的。甚至民国时期，《随园诗话》仍是文人们的重要话题和关注重点。正如清末谴责小说《二十处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五回中所说：《随园诗话》是“人人都看的”。

袁枚从乾隆元年（1736）写《鱼塘怀古》开始，到嘉庆二年（1797）逝世，六十年辛勤创作，给世人留下古近体诗4484首，是中国古代诗人中写得最多的人之一（乾隆4万多首，陆游9300多首，袁枚和杨万里居第三）。乾隆十二年（1747）袁枚处编诗集十卷，十二年后又编诗集，并由好友蒋士全校定。乾隆四十年（1775）编成《随园全集》六十卷。此外编有《小仓山房外集》四卷，十五年后又补编一次文集，各增至三十二卷。最后诗集增至三十七卷，文集增至三十五卷，骈文集增至八卷。此外，加上《随园诗话》二十六卷，《子不语》（小说、故事、传奇）三十四卷，《随园随笔》二十八卷，《袁太史稿》一卷，《牍外余言》一卷，《随园食单》一卷。著作等身对于袁枚绝不虚夸。

事实上，袁枚在大清当朝的影响，已远达朝鲜、日本及台湾地区。据《随完软事》记载，高丽（今朝鲜半岛）派到清朝的使臣阿丞熏、洪大荣等，奉命来中国，无意间读到袁枚的诗文集，都击节称赞，发自内心地倾倒。于是两人来到随园，各买下数十部书，带回国后分给同事、文朋诗友。袁枚的书在高丽被争相传阅，供不应求。于是一年后，高丽又派人到随园，专程购买随园的书，购买的数量是以前的数十倍。从此以后，来随园购书的高丽人络绎不绝，形成了洛阳纸贵、价重鸡林（朝鲜）之势。

江户时代（1603-1867），汉学在日本成为一种显学。袁枚作品流传到日本的有《小仓山房集》十六部，《小仓山房尺牍》一部，《小仓上文抄》一部，《随园三十种全集》十五部，不有《随园诗抄》《随园女弟子诗选》《随园文抄》等。

袁格的“性灵说”非常符合日本“我为自我”等时代精神的需要。日本学者藤升弘庵（1796-1864）为田忠子中所编《随园诗抄》撰写的序言中，把文章分为理学之文、诸学之文、史学之文、议论之文、考据之文、才子之文六类，他最欣赏的是才子之文，认为袁枚的文章就是才子之文，大为赞赏：袁枚的文章“发挥新异，兼有瑰谲，厅思独运，词必已出。结想所到，飘忽天外，铿锵辉煌，震耀心目。时而春华灿烂，时而冬霜刻削，时而烟波无际，时而孤峰插天。如鼋彭逢逢，如朱弦疏越，如波斯之肆，异宝错陈，如郇公之厨，珍羞丰积……笔墨秀练，无剿说之陋。”溢美之词，发自内心。

日本诗人广濑旭窗（1807-1863）也很尊重袁枚，其《咏诸家三首》之一，就专咏袁枚： 春花明艳放厅香，无实也能辉四方； 山浅岸卑人易到，流传早已动扶桑。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从新中国成立直到老人家逝世，袁枚的作品一直都是他的枕边书。但不知什么原因，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全国中小学教材中，袁枚的诗文没有一篇入选。而在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古代文学教材中，对袁枚的提及也非常少。但从十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袁枚的多篇诗文陆续入选中小学教材，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都有，计有五首诗、四篇散文。五首诗分别是：《所见》《春日郊游》《纸鸢》《秋海棠》《推窗》；四篇散文分别是：《随园后记》《帆山子传》《与薛寿鱼书》《黄生借书说》，这对袁枚来说，也算是件名至实归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