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笔杆子

闪电河畔

那天梦见了父亲。他拉起了二胡，一身中山装，上衣兜别着钢笔；身体随着音乐的节拍晃动着，他专注地配合乐团，完成一首高质量曲调。我老远就看见了父亲，是他年轻时候的样子，只是奇怪他改行了。走进父亲，心里跳着惊喜；他也看见了我，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眼睛示意我找地儿坐下。音乐没完没了，我困得睡着了。梦见父亲到处找我，人都走光了，他站在深不见底的大礼堂门口，一脸无助。我早就看见父亲找我，怎样也起不来，用多大的劲也喊不出声。就这样我和父亲在阴阳两间失之交臂。

梦醒了，我欲哭无泪。幸喜是看见父亲在那边混得不错，心里安然。但想念父亲一阵阵的强烈感，我试着每一个夜晚去梦里找他，都不能像现在用文字在梦里对接。一时半刻忘不了父亲还在找我，昨夜的梦不知还要走多远？想起谁说的，把梦告诉别人，就能圆梦自由。我慌忙和母亲述说梦里见到父亲的过程，她一下来了精神，神色移位晃荡，放大了几倍光圈，堆磊起无数荒芜有色的模块，一种少有的神智写下了一个个魍魉的代码。我再努力用上互联网的先进，也退不出母亲设计的程序，更推不倒迷人怪形的空灵之墙。母亲最相信我，连一个梦也不放过，凡是我带来的都是好事。她自然进入了我和父亲梦里的续写。一下见到了父亲，面色微冷，又要赶快走开的架势，嘴里磨叨着假象信真佛“可怜的”，倒是最后一句圆满话:你在那边混得不错，我就放心了。这一句我听得非常清楚，高看母亲也懂得大家都喜欢影视、文学大团圆的结尾。我不想看懂信仰，因为现实很残酷，不管信什么，都脱离不了利益利用的干系。尤其穿上阴阳怪气的套装，怀里揣着小九九，还不如仰望星空数星星。是我说的太偏激，所有的信仰都推动着历史文明和社会进步。我还是想做个真实的人，说出这句话多少带点脸红，把自己贴上标签，路边大声叫卖，也许那个喊的最高音的，不一定是好东西。或有幸遇到一个靠谱的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后悔跟母亲说这些没影无踪的事，但母亲拐着弯照直走，拉开了阴阳两间的平安路。她再也不惦记父亲了，念念不忘活着好好修行。这时，我一下醒了，隐隐觉得父亲找见了我，他衣服穿得真干净，我们没有说什么，谁也不想离开。一下退出了母亲的程序，我和母亲对视都笑了，差一点笑出声来。可悲的是很长时间再也无法梦见父亲了。难得一个真实的梦，我宁愿相信用真情凝聚起的一种假象，远离现实中的喧嚣和迷离。翻笔记有无数感情对接的记忆，恰好《失落的奥德赛》里这段话，让我找到了情感的归宿和梦幻的升华。“在仿佛无尽漫长的人生之中，到底目睹过多少人的死亡？离开这个尘世，从眼前消失。从这个角度看，死亡的确是一件无比悲伤的事情。可是，如果把人的死亡看成回归到某个地方的话，那么悲伤之中就会夹杂着一丝平静和喜悦。”梦总归是要醒的，父亲托梦于我，还有什么能高于父子情，眼泪一个劲的流，我想起了父亲生前有趣的二三事。

小的时候我在老家住过一年。不管是晋北还是冀北，都是黄土一房高，但小孩子们有玩头就是好地方。那次一群孩子打架，我们这帮占了便宜就跑。我什么也干不了，就顶个人数，跟着领头跑进一家院里，然后跳墙再跑。我最后一个没跳过去，还把院墙弄塌了，主人出来逮住了我，吓得我还不如一只野猫，主人盘问我谁家的孩子？二画匠老汉飘着一尺多长的胡子，吓得我哭了。小伙伴们见我没出来，藏在了墙外；听见我哭了，他们绕墙从大门进来。说我是谁谁谁的孩子，城里来的。二画匠老汉一听我父亲的名字，一下画家泼墨，铺开了宣纸，说起了我父亲。你爹小时候在这间房里念过两年私塾。哎呀，你爹是孩子王，可（害活）了。但他字写得最好，书也背的好，脑袋可灵了，先生从不打他。那个先生真厉害，一尺长的竹板，打的学生哭爹喊娘。那次你爹用鸡蛋壳倒进了红墨水，放在最多挨打的那个孩子帽子里，故意迟到；先生二话没问，竹板朝帽子打下去，一下满脸是血。先生害怕了，孩子们假装出去包扎，最后先生免了那个学生两斗米的学费。我们几个小孩子并排坐在墙根下，听得入神，有个孩子问，最后先生知道了吗？我也不知道，凡正那个先生没多久就走了。村里人都说他是国民党大官，念书黄埔军校，做先生是躲共产党哩。西边的太阳快落山了，二画匠老汉说得有声有色，不停地捋顺胡子，好像完成了一幅尚好的作品，指着我说，你也像你爹挺（害活）的。那几个孩子齐口说，他可老实呢。

父亲一路念书进了省城。在这个黄土高原的小村子，人们大多高看一眼，也是家族的一炷高香。又听老人们说，人家姓段的坟园长过一种什么草，出文化人和大官。村里人都是八卦高手，可父亲的笔杆子真得削了村官霸道的乌纱帽。解放后不久有过什么“几反”运动？这是个什么样的运动？我也不知道，也不带查百度。反正乡村干部入户翻箱倒柜收大烟交银元，特别是解放前抽大烟种大烟的人，还有成份高的的人家，是主要运动对象。如果是单门小户他们就像国民党军统把人吊在房梁上，打骂逼供，吓得人们胡乱交代。我们这个村让这些“没头”的干部，闹得鸡飞狗叫、人人自危。那天母亲气的还跟我骂过，姥爷、姥姥都让人家吊起打过。人们都纳闷，共产党好好的，怎么打起老百姓了。村干部没敢动我爷爷家，因为历史上这个村只有姓段的单门小户，敢和谢、李两门大户权势抗衡。正中那句俗语:老虎不吃人，素日有了名。我也多次听到过村里人对我们家族的传说，认识我的还有几分尊重。村里人擅长讲故事，喜欢夸张，不管你信不信，都让你跳进来出不去。他们就像无师自通，写小说不吝惜文字，传到每个人都要加几笔，不然没人想听。你要是追根问底，他们一推六二五，坐在了后炕上，红着脸打足气的理:这不成把我抓起来。那次听一发小说我五叔爷认识一位副总理，还给来信了，县长亲自把他接到县里，大吃二喝好几天。这就像半夜里的锣鼓声，不信也想听，若是本家人听了更是虚乎长脸。我倒没有，因为我家的事多少还是比外人清楚。那年我专门回老家拜见了五叔爷。他一脸容光，温文尔雅，两笔厚重的眉毛，写满了官样。当过正经的官，还真得有相数，看不出多半辈子面朝黄土；看不出从少将到农人的寒酸。也许他是败将，也许他从死人堆里爬过，没有那么多的也许，我就是看出了他内心文化的自信。我问过他那么多传说故事的真实性，他平静的什么都没有，只给我讲了一件事。那年当营长驻守雁门关，接到家信说父亲关进了大狱。我心急如焚，带了一班卫兵骑马扬鞭日夜兼程。县长见了我一下瘫软在地，我让他坐起来说。我父亲犯了何罪？县长和乡村干部官官相护、行贿受贿，我父亲不服他们仗势欺人……。我拿着县长白纸黑字、留名画押的罪状，跟他说你做不了县长了。这是传说中真得版本，他没有和别人说过，在他看来不算什么荣光。也算这个县长倒霉，还是权力也有认栽的时候，归根是权力压倒一切。这个小村一门段氏，出了二人黄埔军校的少将和大校，三村五里留下了一点名声。父亲的档案里在很长一个特殊时期，永远不会有政治面貌的“红点”。五叔爷多年是县政协委员，经常与台湾当政同学通信，为国家统一做贡献。他不想多提自己的过去，只有现实告诉自己:生命就是伸屈不可，又车轮流水的这样啊。山头、河畔；石头缝、牛粪堆，也许是一个人永恒的缠绵。他倒是得意地夸赞我父亲的笔杆子。父亲那年假期回家，耳闻目睹了村里的运动升级到摧残人的生命。又是权力无法无天，又是大户仗势欺人，又是底层人生存的艰难。父亲拿起笔如实投稿《火花》期刊“读者来信”专栏。题目:搞运动不是要人的命。署名:“友人”。很快上面调查组入村，不用说那些违法乱纪的干部处理了。在这个闭塞的小农村，是谁敢通天捅破乡牛村霸的蜜蜂窝？庄户人认命低贱，从不想理顺属于每个人的权利，大字不识面朝黄土，这颗用热水烫过的种子，总是要生根发芽。村子里的人们安静地思谋谁告的，尤其是被处理的人家，品尝了居高不想临下的，比糊糊还软的稀汤寡味。也许有的人一但有了权力，就不想走正道了，更想不到还有正义。正义经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一村子的人都在推理一个敢走夜路的汉子，更多了非虚构的故事，他们似乎不痛恨骑在头上的恶人，大欺小强吞弱就是这样的，弱者就得逆来顺受，倒是想不通敢告状的人。所有的故事都是有了矛盾开始，才有写下去了勇气。村子里就这么几个外面念书的，用上排除法不难确认。平等有多难，乡民淳朴好像先天就是廉价的。然而，“流氓气是底层社会的规则，既不讲原则，也不讲尊严。”过后村里那些大户权势，见了小门段姓笑脸更多了，乡民邻里本应祥和互助，不然，从老祖宗弄下的辈分还有什么用。

在父亲有生之年，我常常问起这件事，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新鲜感。勾起他初生牛犊散漫时的勇猛，一种天性有价的笑容，激起他不惜浪费的话语:我署名“友人”就是告诉他们朋友告的。胜者就像“上帝下岗了，轮到财神爷坐庄了”，我似乎一下看到了父亲的那个时候。他又调侃成从没想过的一场儿戏，告别时过境迁；又让我带着他回忆那久违的画面，放影出一个人走得再远，也逃不出自己的青春。他坚信没白读书。

父亲一生教书。文学上没有什么建树。小时候沾他的光，我也偷看了不少小说，最难看的是那本《欧也妮.葛朗台》四六不成句，书中插图也是人魔怪样，还差一点给父亲带来麻烦。其实我现在也看不懂这部世界名著。父亲教过不少学生，以严管多学为本；学生长大后都懂得，遇到一个好老师的幸运。但父亲没有过多辅导过我，这也许是所有教师的痛处；我问过他怎样写出好文章，他说多看书。倒是父亲的一手好字，我自然模仿了不少。工作后凭着一手好字，混了个有文化的名。怨天赶上了一个没文化的时代，幸运顶着“文化人”的帽子，我这个假货还真得努力了。一手好字占点小便宜，今天的老师依然告知学生，练就一手好字，起码高考卷面不吃亏。我常常同父亲回忆过去，说的最多的是那个大草原小地方，有过花红草绿的热烈，有过白毛风天的恶劣，有过我们的青春都奉献了草原；忘不了匮乏年代大口吃肉，忘不了奶茶飘香千里长，最忘不了的是钉在父亲心里的一个痛点。“文革”结束，内蒙“军管”了。军人进入带着安稳，帮助地方恢复经济，这是最高指示。但任何时候都有歪嘴和尚念错了经，这个地方的军代表李排长就是这样的人。时代唤醒了解放军门合英雄，领袖发表了“向门合同志学习”的最高指示。父亲用优美的措辞写了一篇“向门合同志学习”心得体会。用飘柔的毛笔草书抄写下来，贴在了党委、军代表办公室的外墙上。大祸临头断崖式砸到父亲头上，李排长停下地方所有领导的工作，办百人学习班，矛头指向父亲反对军代表，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最高……。父亲据理力争，我向英雄学习有错？文章没有一字指向军代表。李排长手握尚方宝剑，是人都低头让三分。他怒目圆睁必须打倒父亲，这个共产党的敌人。惯用扣帽子的伎俩，为父亲量身定做了反人性的尺寸，他再也掩藏不住一种低劣品质，仰仗“三点红”的威严，在这个小地方做着皇帝梦。他指责父亲，文章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为什么贴在我的墙上。这些指责还没有小孩骂架占住理，他正得意忘形时从没想过多了个拿笔杆子的敌人。草原冬天冷的看见戴狐狸皮帽子的人，真想摘下来戴在自己头上。母亲吓得不知左右，让我出去打听父亲。我悄悄来到党委会议室窗户下，脚尖蹬着墙基边沿，刚好看见脑袋，除了李排长耀眼的“三点红”，所有的脑袋都一样，因为我使大劲找父亲。在弥漫的烟雾中，父亲和所有人一样威圆正坐，一颗接着一颗抽烟，也就是在这烟雾缭绕中，父亲没有惧怕李排长。人们都说得罪谁也不能得罪权力。这句话虽然经不住推敲，但现实告诉你已经毕业了。父亲没有被李排长打倒，但被下放劳动了。李排长中等个微胖，三十来岁，标准的国字脸，一副强状的军人身体，外形体面揽人。他始终穿着一身发白的旧军装，永保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更是一种瞒天过海的政治虚伪。这里的小孩子都得参加党委召开的群众大会，不知是不是李排长的手笔，反正他多会都坐在主席台正中，两边是党委一班人，站出一个就是县团级别，有的还是老革命。好像他们都得看着这个黄嘴叉小排长的脸色行事，李排长多会儿也是大会最后做总结讲话，他口才郎朗，一口保定话，出口成章的语言带着运动斗争的扇动性。他翘起屁股，挥舞着领袖范儿的手势，最后一句永远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大礼堂座无虚席还站满了人，没有一点多余的声音，只有李排长的余音回荡，他要在这里覆手翻云。内蒙的“军管”解除了。李排长就地转业了。驻学校的军代表李洪洲班长来家和父亲友情告别。我现在也能想起李班长，高个精干，善解人意的脸上，永远不会说假话。我还记得他洗了的军装不干，就借父亲的衣服穿，看出他们关系很好。李班长走后，父亲得知以李排长为首的军官会，无论是部队或地方给出的鉴定是“差评”。部队地方都收到投诉李排长的信。李班长原本想着执行好这次“军管”任务，争取提干，一脸的懊恼也多了些自我安慰，多亏没有配合李排长整学校的老师。李排长本应完成好任务，升职晋级青云直上。父亲很快回到学校，站在了讲台上。

时间可以让人忘掉一切。没有看出父亲心里不快，还是“任何人的人生都可以在某个时间点重新开始”。还是父亲和李排长那年在冀北G市的转运站狭路相逢，父亲手指鼻子必须是骂，李排长一身便装，没有了“三点红”还是没有做人的底气，他让步躲开了。一个世纪过去了，父亲从来没有装着仇恨，握了一辈子笔杆子，多少有点文化自信。他倒是嘱咐我，千万不能和领导闹，似乎以身称重就是“千斤”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一个人到老最容易回归现实，其实这些都不重要，虽说人生百态，但做人不能没有原则底气。有的人凭运气圆滑尝到了甜头，而你的儿孙也能吗？越到高级社会，人品能力越重要。几次去过保定府，我不由想起了李排长，要是见到他多好，也许父亲的笔杆子和他的枪杆子，革命的友谊重新开始。

文字/段国良

插图/谢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