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仓街

难看吴头

　　盐仓街是嘉兴的一条老街，嘉兴60-70年代前出生的人，都知道这条街的存在。从盐仓桥到南堰口，以前是南堰镇到市区的唯一通道，南湖岸边连着高家湾。沿途零落地散居些民居，居民主要集中于小盐仓桥至桑园地一带，约500米左右。街的东面是嘉兴的曾经五大厂之一绢纺厂和南湖中学，西面民居后就是引以为傲的南湖。

　　至于盐仓街名字的由来，我的俩位同学乡贤，从小生活在那的陈家玮、汪春泓有不同的考证与说法。一说是南湖通海，是盐枭走私食盐必经之地。以前南湖里有缉盐枭炮船，双方交战犹如港战片。因为此地是官私盐商必经之地，故称为盐仓街。而另一讲述是，一代名妓苏小小墓，曾葬于如今工人文化馆马路对面，贤娼谐音盐仓命名也有可能，因为嘉兴这种地方与扬州不同，盐商影响力不大，而且嘉兴食盐容易，民间不大关心缺盐。再说地理位置要冲，更不可信，嘉兴都是平原，易攻难守，长毛来时，百姓官兵也是一哄而散。因此何以有盐仓街，还是有待继续考证。随着旧城改造，盐仓街已几易其名，为纪念抗战胜利曾叫凯旋路，文革后期又改为湖滨路，现在被命名为南湖路。盐仓街的历史已静静的留在南湖路中了。

　　上图照片为盐仓桥。为单孔石拱桥，初建年代不详，重建于1959年，现为市重点文物保护点。

　　盐仓街路不长，原来是石头铺面，大约70年代左右，才改为柏油路面。那时年幼的我，还淘气地捡了块柏油，往自己头上一粘，至今我身上还留着一些烙印，揩油不成，平添了一道盐仓街路面变迁的印记。盐仓街从盐仓桥西面向南开始，桥堍边一排平房，是原来的绢纺子弟学校，后来成了理发店、银行储蓄所等，理发店有3位师傅，年龄稍大的大家管他叫剃头老王，态度和蔼，我的理发问题自小基本他包了。还有两位师傅都姓吴，胖胖的老吴，口音中略带点杨州味，而年轻的小吴脑子活络，据说改革开放后，自己开了个发廊，生意极好。

　　理发店边上有个储蓄所，门面朝马路，面积并不大，我的第一个工作地就在是这个储蓄所起步，负责的叫黄根祥，共4-5人，其中有个长者叫陈华杰，义乌人，他的小儿子士洪很是了得，浙江大学毕业后，从戎部队，84年中央军委西北阅兵式，手举国旗第一个接受邓小平主席的检阅。转业后当过副区长，做了大领导，老陈伯伯常以他引以为自豪。紧接是绢纺厂招待所，小时候我家多人染上红眼病，父母把我寄托给招待所负责人俞素英外婆，在那住了几天，木地板，园内树木葱茏，环境优雅，湖边堆放很多建筑用石块。那时候，我们用大头钉做钓，放上饵料在石缝里钓上好多“老脚弯转”（河虾）。边上就是绢纺厂煤场。煤场西临南湖，南面有条小湖，上有小盐仓桥，桥边有个居委会小工场，有时我跟着外婆来参加居民会议，后来小湖填埋，小盐仓桥也成了记忆。再往南直至桑园地基本上都是些民居，这其中有爿叫“皮阿春”开的皮鞋店，主要是鞋子的修补和钉铁丁为主，在桑园地附近，还有地建五处，湖边停着条大货船，我的同学赵长宏父母属于建筑公司员工，一家就生活在船上。

　　上图为盐仓街傍的绢纺厂老厂房。现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马路的东面，从南往北，主要是朱天庙，后来政府在此土地上建了所南湖小学，我们读书的时候，庙宇的建筑还尚存部分，我还在大殿内还听过课。小学北面就是大片桑园地，60年代毛纺厂在此造了二层的职工宿舍，我有好多男女同学就住那，如孟祥平、阮菊生、施金勇、程芳、柴丽华、陈箕燕等，但地名一直沿用。再过来就是用竹篱笆围起来的农林局试验工场（当时大家叫汰瓶间），里面养了好多试验用的白老鼠。以前是与小洋楼同期建造的蚕种场催青室，日冦来后被毁，仅存几间老房，陈孟恢老先生因此而一病不起。因为同学兼玩伴徐伟的妈妈在那打工，发小章巍宏也曾在此做过临时工，洗过瓶。所以经常去里面玩，讨要些白老鼠吓下胆小的同学。工场后面就是剃头老王家，有建国、建伟等好多兄弟姐妹。中间间隔些民居就是南湖中学，而学校与绢纺厂毗邻，但沿街还零散有几间民房与空地。

　　盐仓街两边大部分是一些明清时期遗留的建筑，偶尔分散有些草棚，是南堰乡的原住民，或者是绍兴那边过来的逃荒者。直到60年未，70年代初镇委分别在小盐仓桥位置与地建对面造了二层楼房宿舍，和绢纺厂的厂房、南湖中学校舍、以及农林局的房子一起，算是给古老的盐仓街增添点现代气息。

　　整个盐仓街有点故事，值得回味的应该是目前还保留的小洋楼。该楼建筑年份不详，三层楼洋房，楼主是陈孟恢老先生，现21世纪学校校长陈家玮的爷爷，曾公费日本帝国大学交流访问，回国后任教于上海法科大学、嘉兴一中。最后从事实业，利用该楼创办了“新兴蚕种场”，由其四女（上了年纪的都尊她为陈小姐，真名陈蕴玉，戴眼镜，眉目清秀，孤身一人，我们这一代都随同学的叫法，喊她四阿伯）具体负责蚕种场经营管理，生产仙鹤牌蚕种，该楼现为嘉兴历史建筑。前面提到的桑园地就是她家的基地。我的家就在这个小洋楼的马路对面，有条弄堂进去。由于家玮和后来居住里面的沈青祁、周晓敏等都是同学，小时候我常去玩。其实陈家老房子很大，沿街一排店面，有前后两个天井，小洋楼就在大天井的西边，临湖有帮岸、小码头，跳出湖中的闺房有美女靠，一幅江南水乡风情。我常去钓鱼，鳑皮鱼、赖拖鱼特别多。解放后，沿街商铺被征用，开了米店与煤球店，与北面连在一起的小杂货店成了相当时间内，盐仓街的集散中心。在物资匮乏年代，杂货店化3分钱，买包纸裏的“牛污片”是相当的奢侈了。而煤球店常常可以看见当初的南堰名人“志刚”拎着竹篮，嘴里叽哩咕噜，哼着听不懂的小调，凭煤球票买5斤煤球的身影。

　　上图照片为盐仓街唯一保留下来的民居建筑物。陈家小洋楼，嘉兴最早的蚕种场，为陈孟恢老先生当年建造。

　　关于此小洋楼的建造者，原来晚报曾登过说是穆家洋房主人建筑，再卖给陈家。然后遭遇陈家后人反对，家玮先生专门写文批驳。但由于种种因素，此文未见发表。我从小生活在那里，对门邻居，长辈常说是该楼由陈先生建造，且小洋楼建于民清老宅园内，那个年代，有谁愿意让外人造房于家中？且以陈孟恢先生当时的身份与地位，也不可能去买二手房，况且南湖边有好几家姓陈居民。不论从那个角度讲，此楼由陈家购买，不合逻辑，因此我还是相信陈家玮先生一说。

　　前几年南湖晚报曾报道，贵州一家汪姓子孙9口驱车千里，来盐仓街寻找印象中的“汪家园”的故事。有次我与回禾的北京大学教授汪春泓先生聊起，记忆超群的他告诉我，他听长辈说起过此人，解放前作为“壮丁”被迫离乡，确有其事。但是汪老家以前老宅虽为清未民初建筑，有院子、沿街临湖，与陈家老宅还是有天壤之别。不过这个“汪家园”风水极佳，汪春泓当属学问最高，北京大学教授，现已成了澳门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的中文院院长；汪的表哥秋凌（徐嘉），80年代公费留学，去了美国；来姓女子，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大头阿彬女儿，清华大学毕业后去了剑桥，成了研究生；而南湖边居民会老主任汪月珍婆婆，活到100岁，今年初才离世……。西傍南湖的汪家墙园成为盐仓街上的文匠才子聚居地，人杰地灵，使人羡慕不已。

　　盐仓街曾经繁华过，也热闹过，文革期间，每当有最高指示出现，或者逢年过节，嘉兴都要举行大游行庆祝，那时开头阵的必然是毛纺厂国旗队，由4大美女引领，到绢纺厂门口与锣鼓队等各种方阵合并 ，浩浩荡荡地走向市区，到中山厅集合。那个场景真的让人振奋、激动，我总是跑前走后，去凑个热闹，至今历历在目。有时执法机关会把一些犯罪分子，胸前挂名字牌，重大恶极的反剪双手，五花大绑，广播历数罪行，游街示众。有次车子在盐仓桥边被愤怒的群众拦下，不法分子被痛打求绕，好是痛快。

　　上图照片为当年毛纺厂手拿国旗方阵的四位纺织女工。从左到右（上）徐荣宝、万毅华、曹娟美、（下）屠黎明。

　　随着大规模城市拆迁建设，曾经的盐仓街周围已翻天覆地，唯有盐仓街还躺在那，静静的听诉着历史沿革，细数着青葱岁月，据说要改造成大南湖景区。如果历史能重来，我将向有关方面建议，盐仓街及两边建筑保留，把嘉兴其它一些需保护的名宅汇集于此，结合到南湖风景区之中，与那个时代配套，再现百年前风貌，我想不亚于月河古街，肯定是一个游人喜欢的好去处。哎，只是可惜，甚是遗憾！

附陈孟恢老先生唯一存世的嫡孙 ，陈家玮先生未发表的有关小洋楼文章。

　　上图照片左3为作者陈家玮先生。

　　南湖边那幢日式洋楼谁建的？

嘉兴南湖边那幢日式洋楼，曾经住过老陈家祖孙三代人，本人第三代，生于斯，长于斯，24岁大学毕业回嘉兴工作后才搬离此宅。

　　第一代是我的祖父陈振鳌，字孟恢，嘉兴油车港人，百度百科中有“陈孟恢”条目。清末废除科举，他为晚清政府所办师范学堂毕业生，这个学历相当于科举制时中了“举人”。 “嘉兴一中”官网，“百年一瞬”栏目中的“1920年”条目也有记载。

　　祖父给我们陈氏家族四代定下辈分用字，即“振、起、家、盛”。他老人家是“振”字辈，家父是“起”字辈。传到我这一代，父亲还是循规蹈矩的给我取了个“家玮”的名字。可惜，到了第四代就没有那个“盛”字了。因为我等是文革造化出来的一代，自然是不信天命、不敬鬼神、百无禁忌。二十多年前喜得千金，兴奋之余，早把祖宗的训示丢之爪哇国度了，现在想来，真还觉得有些对不住祖宗的！

　　前些年，嘉兴南湖晚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南湖路小洋楼”的前世今生》。文中提到一种说法，说是陈家洋楼是穆家洋房的主人所建，然后转手陈家的，其中一条理由是“两幢洋楼的建筑风格和建筑工艺完全一致”。其实，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同样的日式洋楼、也可能是同一个建筑单位施工，建筑风格和建筑工艺完全一致大可不必感到诧异。君不见如今中华大地上不土不洋、千篇一律的建筑比比皆是，难道都是一个主人建的？

　　而且，穆家洋房是单一的洋楼建筑，现在的模样，也就是当年建造时的模样。陈家洋楼在当年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

　　严格来讲，陈家老宅不仅仅是小小的一幢洋楼。在南湖边民舍整体拆迁之前，陈家老宅的主体建筑是完完全全的江南水乡白墙黑瓦式的传统四合院，现存的三层小洋楼只是插在这四合院中间的一个“外来物”。这样的一种特异的建筑组合，在民国初年那个时代，既不是一般人能够想得出来、也不是一般人敢于尝试去做的。

　　但我相信，也只有我的祖父陈孟恢，能够想得出、也能够做得出这件标新立异的事情来。

　　他是清末旧式教育体制下出来的读书人，但却选择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而且学的还是西式的动物学。这估计是他老人家会在一个传统四合院中插入一幢日式洋楼的主要诱因所在，也是他老人家在那个时代不同于一般人的一个显著特点。

　　祖父留洋回国后曾在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嘉兴一中前身）任教。幼时听祖母讲，那时候在中学做先生地位很高，上班去是由学校雇轿子来抬的，每月薪酬80大洋（后来的兴办实业，靠的就是这份薪水）。现嘉兴一中校园内立有塑像的张印通校长，早年在省立第二中学念书时，就是祖父的学生。听家父讲述，张印通先生后来也受祖父影响留学日本，回国后常来陈宅见祖父，每次都是毕恭毕敬的日本式90度鞠躬。此时的陈孟恢老先生俨然又是一位德高望重、一丝不苟的严师形象。

　　上世纪二十年代间，祖父先在东南医科大学（现南京大学）任教，跟进步人士黄炎培私交颇深，后又在上海法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授，跟“七君子”之首的进步人士沈钧儒来往频繁。我曾经的一位老师，后来参加了嘉兴地方志编撰工作，他曾经跟我讲起他在整理嘉兴地方志史料时发现，陈孟恢是嘉兴历史上第一个剪辫子的人。于是乎，祖父的形象似乎又一下子蹿升至“革命党”的高度。

　　当然，祖父没有做“革命党”，他最后是成了一个提倡“实业救国”的企业家。1930年前后，陈孟恢成立“和记公司”，创办“新兴蚕种场”，蚕种场就开设在南湖边的盐仓街自己家中，以小洋楼为主要生产场所，有数十亩桑园，有完整的设施和专用的蚕室，生产出的一代杂交蚕种，以“仙鹤牌”为商标，深受蚕农的欢迎。

　　祖父一生践行实业、追求进步、特立独行，用现在的话来讲，颇具“理工男”的新潮面孔，但是在其骨子深处却依然脱不了传统文化的胎记。他先后娶了两房妻妾，所以跟我这一辈的年龄差距不啻一代。他学的是动物学，交往的朋友却大都是文人墨客。我曾在老宅的阁楼乱纸堆中找出唐醉石给他刻的印章、吴澹为他特制的紫砂壶、潘振镛送他的仕女画、孙樑为他题诗的山水图。还记得孙樑赠画中的题诗云：“小槁杨柳绿阴浓，近水人家面面风，正是江南三月暮，渔舟来往荻芦中。”此时的陈孟恢又完全是一副文人雅士寄情山水的闲适面孔。

　　正是家祖父陈孟恢一辈子传统胎记和维新意识交织并行的人生履历，印证了他老人家陈家老宅这一特立独行建筑物的原始作者身份。

　　很遗憾自己年轻时没能乘着上辈老人还健在时多加考证陈家老宅和洋楼的历史，到今天还真生成了这一段无头的公案。要知道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私产是每一个拥有者精神上沉重的枷锁，换谁都是讳莫如深，能不谈就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