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家小记

西河水深

　　姥家有棵古槐，顾名思义，就是姥姥家有棵年代甚是久远的古槐树。这棵槐树自打我记事起就生长在这院子里，矗立了几十年，中间历经风霜雪雨，在三年前终于因为树心空瘪而倒塌，树身被舅舅锯成几段，只留下古老突出的树根，似乎还在向院子里的主人诉说他曾经的故事。也就是在这一年，姥姥也病去了，从那时起，我没有再去过那个留有古槐根的院子，听表哥说，古槐树根上发出了新芽，但我没有亲见。

说起这棵槐树，确是承载了我孩童时的快乐记忆，槐树很老，但树身却只是粗却不高，小时候可以轻易攀爬的。树根往上不到两米就是分开的两个巨岔，靠北的一根系了一条缆绳一直通到老房子的屋檐下，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姥姥在晾晒衣服或被子。姥姥家的院子，先前有个土门楼，后来被雨水冲刷坍圮了，索性就把大门由西南改在东南，用玉米秸剁成两堆分开的柴堆，中间改成土路直达房子门槛下面，这棵老槐树，也就由院子的西南角改成在中间土路的中央了。小时候去姥姥家，进门先看到古槐，春夏秋冬四季，只要古槐的缆绳上挂着衣物，姥姥就一准在家。外甥是姥姥家的狗，吃饱了他就走，这话不假，那时候去姥姥家，先去槐树上侦查家里有没有人，然后从堂屋门槛底下钻进屋子里，翻箱倒柜一番，搜尽饼干罐头，大快朵颐而去。现在回想起来，姥姥家的酥糕糖心饼，似乎是甜了整个童年。

　　姥姥家在村子中央，先得经过一条石板路，然后中间往西一拐，走过狭长的胡同，才能来到房子门口。小时候问姥姥干嘛把家安在那么费劲的地方，七拐八拐，胡同还那么窄，姥姥回答说防盗，这种村中心死胡同的房子，还有不少，可能都和防盗有关，虽然家中确实也没有值钱的家当，而且村里民风淳朴，极少发生鸡鸣狗盗之事。

姥姥家西边与我远方本家相邻，我管他叫大爷，老两口子那时候有五六十岁，与老母亲住在一块。老母亲比姥姥还要大上十几岁，满头银发，住在堂屋东边的草房子里，她的屋里黑漆漆，小时候可不敢随意进去的，但是人很和善，总是笑眯眯的。大爷家和姥姥家相隔是条土墙，有一年坍塌了，因为可以抄近路，我便经常从大爷家翻越破损的土墙到姥姥家。一次恰好姥姥不在，晚上又赶着上夜校，我又从土墙折回来，大爷的老母亲看到了，亲热的把我拉进屋子里，给我吃掺着花生油白糖的煎饼，那时候这种吃食可不常见，是来招待贵宾的，这件事过去了有二十四五年，大爷的老母亲早也故去了有二十年，但我却记得清清楚楚。

　　去往姥姥家还有两条路，也是抄近道，说是路其实是两条用砖墙堵死的间隔只有40公分的窄胡同。两座相邻的房子，中间有条阳沟，也就是小胡同，有时候不想绕远，我就翻越两道砖墙一条小胡同，但由于砖墙没有实际用处，多半是随意垒砌，而且多用荆棘阻隔，现在想来记忆里还是摇摇晃晃，伴随着针扎流血的，但好在那时候皮糙肉厚，这点小伤实在算不上什么。在东边的胡同里，有放羊人家的石榴树往往翻墙过来，横亘在小胡同中央，我和表弟过胡同的时候偶尔可以摘个铁石榴，算是对这一艰辛旅程的小小补偿了。

其实姥姥家以前也有石榴树，但不甚甜，后来就伐倒了，在原址上建了鸡窝，是沂蒙山特有的麻石，奇特的是鸡窝顶是块硕大的石饼子，也不知道从何处得来。鸡窝往北是间柴房，因为年久失修屋顶都坍塌了，但里面好东西藏了不少，我能记起的就有马灯、箩筐、柴刀等等，甚至还有文革时期的宣传画，不过后来都被我们当做引火纸了。柴房往西就是正房了，是一间三间门楹的大房子，屋顶是稻草，过梁是木头，墙体是土胚，房门两扇都是晒干的老杨木，门顶中央有块石灰制的“突出政治”的门匾，两侧各有两块方形青石门梁，这种房子在老家很常见，近年因为新农村建设，拆了不少，村里这种房子算屈指可数了。我不想去评价新农村建设的好坏，只是觉得所有房子千篇一律了，就没有人文精神，勾不起时代记忆了，这种损失，到了年纪，有了阅历，越觉得可惜。

　　这种房子有个特点，冬暖夏凉，很适合老人居住，房子当中就是压实的泥土，赤脚走在上面，既踏实又自在。院子里也是泥土，四周可以种花种树，也可以种菜，从房子里往外看，任何时候都是生机勃勃的。春天有红花，夏天有绿叶，秋天有果实，冬天有鸟雀，一年四季，只要住在这个院子里，和大自然就是融为一体的，我时常想，我们现代人所追求的归园田居，不正是姥姥这样的院子，姥姥这样的生活吗，我饶了那么一大圈，为了一些身外之物追寻了许久，却蓦然发现，原来最原始的最向往的就在我身边，只是我不曾好好欣赏罢了。

三年前，姥姥以九十二岁高龄谢世，因为是喜丧，一家人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伤，出殡那几天，我一直坐在姥姥家的院子里，特别认真特别留恋的看过院子里的一切。时间真是短暂，昨天的记忆还如此清晰，今天的人们却已不在，留下偌大的院子，还有开的正盛的鸡冠花、绿阴如水的古槐。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时常在想，拼搏一生，打拼一辈子，我们能得到什么，又能留下什么呢？这确实值得人好好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