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花开时，他们正年轻

霓裳曲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一首忘不了的儿歌：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当年有部名叫《马兰花》的电影，曾在我幼小的心里激起过无数奇妙的遐想，渴望有一天真的能看到马兰花开放。然而这个愿望最终只是儿时的一个梦想。

世间的事情就这么神奇。当有一天我成为军嫂后，马兰花竟然成了我生活中的情感基石，那片开满马兰花的土地与我有了渊源。我爱人和他的战友们——那群从罗布泊、蘑菇云、马兰花、大漠戈壁走出来的军人们，从此成为我生命里的亲人、兄弟姐妹。

　时光荏苒，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再团聚时，当年这些为中国核武器试验做出贡献的帅小伙们、漂亮女兵们，已是两鬓斑白，进入花甲迈入古稀，有的已英年早逝。

他们在一起谈战友情、谈青春往事、谈在核试验场区施工、谈蘑菇云升起…… 脸上洋溢着激动、自豪、陶醉的神情。

几十年春秋瞬间飘然过去，留给他们的仍是挥之不去的马兰情节，仍是如痴地眷恋的昨天。罗布泊、核试验已经成为他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他们奉献青春的记忆，是最难忘的人生丰碑。

他们把生命中最壮丽的青春留在了军营，留在了罗布泊，就像戈壁滩上的马兰花默默无闻地开放。

半个世纪前，数十万军人和科技工作者走进了罗布泊隐姓埋名，用生命为我们民族打造了核盾牌，用血汗铸造了钢铁长城。

今天，花前月下岁月静好，大家都幸福的安享和平时光，可有谁还记得这群共和国的军人?

千里戈壁铸军魂

1958年6月，毛主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不怕原子弹，中国反对原子弹。可是，严峻的现实却迫使中国的领袖们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原子弹。于是以商丘步校为班底组建的核试验部队，于1958年8月开进了新疆。

作为中国唯一的核试验基地过去很少有人知道。它位于新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现在的江苏省。

核试验基地的生活区——马兰，它的名字是基地第一任核司令张蕴钰将军取的。据说，部队当时选生活点时，原是一片盐碱滩，一条天然水沟从中流过，两旁长满了兰花草，那时正值马兰花盛开的季节，经张蕴钰提议，从此有了“马兰村”。在西北大漠的版图上，就有了马兰这最富有诗意的名字。

距离马兰生活区数百公里的罗布泊，是核武器试验场区。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位于西出阳关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属于人迹罕见的生命禁区。这里没有一颗草，没有一条溪，夏季气温高达摄氏70度，自然条件非常恶劣。

从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至1996年7月29日，中国向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的30多年时间，罗布泊就进行了42次核试验。

在这片“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千里无人烟，风吹石头跑”的戈壁滩上，10多万科技工作者和解放军指战员，成功的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光荣任务，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两弹一星”精神，和“马兰”精神，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引用邓小平的一段话：“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人造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赤诚奉献情依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欺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但西方国家不愿承认新中国，更不想看到中国在东方崛起。

1950年美国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并扬言，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带”。并宣称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面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胆略和气魄回答：美国的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

1949年，留学英国4年后，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成为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的研究员。而他却放弃这些优惠待遇毅然回国。程开甲说：“如果不回来 学术上也可能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有现在的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钱三强曾在居里实验室发现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他和夫人何泽慧被称作“中国的居里夫妇”。1948年钱三强回到祖国，他将全国的原子能科研力量集中到一起，有人赞叹他们是“满门忠孝。”

理论物理学家彭恒武在英国留学10年，获得两个博士学位，是第一个在英国取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1950年钱学森决定以探亲名义回国，却被美国当局无理拘禁。直到1955年10月，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中国代表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多次严正交涉，钱学森这位被美国人看成“抵得上5个师”的科学家，才得以安全回到祖国，实现了报效祖国的夙愿。

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又同住清华宿舍，先后赴美留学。1950年，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当即回国，此时他只有26岁，被称为“娃娃博士。”

物理学家赵忠尧在归国途中被驻日本的美军关进监狱。在祖国人民和世界科学界的声援下，才恢复自由。他用在国外省吃俭用省下的钱买的一批科研器材，为原子能研究所组装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

1964年，王淦昌57岁，郭永怀55岁，彭恒武49岁，程开甲46岁，陈能宽41岁，朱光亚、邓稼先刚刚40岁……。这些科学家齐聚罗布泊，以一种比当年大洋彼岸更强的信心和勇气，创造了我国原子弹、氢弹成功的伟大奇迹。

是什么力量让这些海外赤子毅然回来，投身核试验事业，并为此义无反顾奉献终身?

这就是爱国、是信仰、是九死不悔的忠贞和舍生忘死的献身!

这就是涌动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上的血脉，这是一种比核爆炸更强大的力量。

爱国不是责任，也不是义务，她是融入血液、深入骨髓的魂。

春雷巨响众人作声

核试验基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是1960年开始的，上万名解放军官兵云集在这里。那时，我国进入了极度的经济困难时期，饥饿威胁到每一个人。许多科研人员身体浮肿，不少战士得了夜盲症……。

试验场区里没有房子，住的是帐篷。遇到大风袭来飞沙走石，黄沙满天，帐篷都会刮跑。在此环境下，在场区施工的战士们吃饭都成为一种考验。他们只能把干粮藏在衣服里，咬一口赶紧闭上嘴，不然沙子就会随风而入。

最艰难的是场区里没有淡水，而仅有的一条孔雀河水却又苦又涩，根本不能直接饮用。部队只能从河道旁挖出许多大大小小的坑，等水渗出后饮用。刚开始喝时，部队很多官兵不适应都闹肚子，就是这样的水也难以保证供应。每天五六个人合用半盆水洗脸，还要留到晚上洗脚。许多同志半月不洗一次脸，有的单位甚至用洗脚水蒸馒头。

在阳平里气象站，一次因汽车故障没能给他们送水，大家个个都口干舌燥，唇裂出血。有的战士把牙膏挤一点含着，有的把清凉油抹到嘴上。

核基地司令员张蕴钰曾风趣地将其归纳为：一、三、五洗脸；二、四、六刷牙；星期天干擦。

粮食不够吃，战士们就采戈壁滩稀有的榆叶、沙枣叶；骆驼草籽也成了他们充饥的食物。

最让人感动的是从警卫营抽调的巡逻小分队的战士们。

1964年4月，为确保首次核试验顺利成功，基地组成小分队进场担负安全巡逻任务。这7名警卫战士，在半年时间每人磨烂了12双鞋，徒步巡逻8000多里路，相当于从东海岸到帕米尔高原。

巡逻小分队的排长王万喜在后来回忆中写到：“眼冒星，嘴吐烟，汗出尽，力用完，盛夏缺水两昼夜，向前一步如登天。”

在茫茫无际的戈壁滩上巡逻，就像进行了一次万里长征，像经历了上甘岭。过芦苇塘深沟断壑；穿荆棘丛衣服被扯烂；走沙漠浅黄色的细沙被太阳一照，刺的两眼生疼。大地晒的发烫，走起来烧脚，坐下来烙屁股，汗水滴到地面是小小的白印。坐不能坐，站着头晕，肚子饿没有水，干硬的饼干吃不下。

1961年从陕西西安入伍的张明玉大姐，是基地第一代女兵。在谈到当年情景时她告诉我：刚到马兰时住的是地窖。所谓地窖就是在地上挖一个两米多深的大坑，上面铺上木棒、芦苇，再抹上一层泥就是屋顶。地面铺上芨芨草就是床，十几个人挤在里面。

那时部队吃的大部分是粗粮，每顿饭就是两个苞谷面窝头。白开水里放两勺酱油，撒点盐就是汤。吃的菜基本是萝卜干和土豆，萝卜干的颜色白呲呲的，拿在手里都没有份量。炊事班里的一口大缸里常年泡着这种咸菜，新鲜蔬菜很难见到。

做饭取暖没有煤，一年四季要去戈壁滩打柴、挖树根。冬季寒风肆虐，打柴时脸和手脚都冻伤了。特别在夏天，外边温度达四、五十度，穿着单衣，背起几十斤重的柴火，趟过荆棘草丛，又扎又咯人。

最考验指战员的是夏天的蚊虫叮咬。戈壁滩的蚊子个大嘴长，“真的是三个蚊子一盘菜”，隔着衣服都能咬人，经常会劈头盖脸袭来，多的伸手就能抓一把。皮肤被叮咬后红肿一层，很多女兵被咬的皮肤感染化脓了，不得不去医院治疗。

夏天在广场上看电影时，再热的天大家都要“全副武装”。毛巾把头裹的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裤脚像绑腿一样扎起来，稍不留意就会被蚊子咬出大包。

“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不怕困难不畏强梁，任凭天空多变幻，哪怕风暴沙石扬，头顶烈日明月作营帐。饥餐沙砾饭，笑谈渴饮苦水浆…。”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亲自创作的这首歌词，是当时艰苦生活的真实记录。

在苦战攻关的关键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心系罗布泊。

陈毅元帅表示：“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早一点把原子弹搞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说话腰杆就硬了。”

张爱萍将军为大家鼓励说：“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尽管生活又苦又累，但我们的指战员们，却以乐观主义的精神笑对艰难。他们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就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一批批新兵来了，一批批老兵走了，许多战士从入伍到复员也没离开过场区。临走前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基地生活区马兰看一眼，能痛快地洗个澡，能到有座位的电影院看场电影，能从从容容地吃顿饭……。

有的营在核试验场转战32年，住了30年帐篷。

这些为了让共和国挺起脊梁，让蘑菇云早日腾飞的罗布泊军人们，是我们时代真正默默奉献的英雄。他们的崇高就在于长期吃苦而不以为苦，核爆炸时那瞬间的辉煌，使他们把所有的艰辛都当成了欢乐和光荣。

于无声处听惊雷

入伍来到核试验基地后，战士们上的第一课就是“保密”。核试验基地的对外番号是 “8023” 部队，地址 “新疆永红”。

当年出于保密的要求，每个执行任务的人员、工作单位必须守口如瓶，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有的夫妻二人分别接受了任务，但彼此都不告诉对方，等在基地双方见面后才知道他们执行的是同一种任务。

敬爱的周总理在钓鱼台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时，邓颖超都主动回避了。总理说：毛主席讲保密，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不知道。邓颖超是中央委员，能说她不可靠吗?但组织没安排她管，我从没给她讲，她也不听。

王淦昌，1961年党中央决定让他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时，他毫不犹豫说：我愿以身许国! 从此化名王京，在两弹研制秘密历程中奋斗了17年，直到1978年才回到北京。

邓稼先在受领任务后神秘“消失”了。他对许鹿希说，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那年爱人许鹿希才30岁，家里既有双方老人，还有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全家团聚已是28年之后。

原警卫团指导员赵文玺，1961年入伍。因在给父母的信中说了句吃不饱，他母亲就做了一个馕让他哥哥送到部队去。但他哥哥到新疆后四处打听，无人知道部队地址只好回去了。她妈妈听说找不到儿子就哭了，怎么会这样!村里有人对她说，你儿子可能是特种部队，特种部队都保密的很。

还有一些老兵，从入伍开始一直到死，“保密”伴随其一生。甚至有的老兵复员后身体出现问题，也不能对医生说出原因。

有首歌唱到：风不要说，云不要说，我们在大漠默默地拼搏；苦也不说，累也不说，我们在戈壁默默地生活，抒发的就是国防科技工作者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情怀。

特殊的使命，军人的职业，让他们在生活中失去了很多，奋斗和创造使他们平淡的人生趋于高尚。罗布泊的蘑菇云见证了马兰军人的无私奉献，共和国的核盾牌上铭刻着他们的丰功伟绩。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而我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

马兰的母亲

核试验现场，在科技人员中间最怕说起孩子这个话题。一次次试验中，不知有多少对夫妻双双进场执行任务，年幼的儿女只能托付给亲友邻居照顾。

在基地创业初期就来到马兰的励进、张淑梅夫妇是双军人。在回忆那段往事时张医生说：“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1964年执行第1次核试验任务进场区。那时，我的大儿子才两岁，我爱人励进早已进场。在零前的一个多星期，领导找我谈话：“在场区参试部队中，有很多的女专家、女工作人员，上级要求我们再抽调女医生进场区，我们考虑让你去，你看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 我想都没想就回答了。

领导又问：“你有什么要求，需要组织帮助吗？”

“没有!” 我还是很干脆地回答。

“张医生，那你的孩子打算怎么安排？”

这句话一下把我问住了，当时我脑子里还真没有想这个事儿。那个年代，组织信任、工作需要就是最光荣的，跟组织讲价钱、讲条件，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领导接着说：“组织上帮你找个人看孩子行不行？我们已经找组织处迟干事的爱人谈了，让她帮你看嘉铭，你看行吗？”

“行” ! 就这样，我也进场区了。

那时候的人单纯、认真，对工作从不含糊，真是党叫上哪儿就去哪儿。现在想起来，那可是我们国家进行第1次核试验，领导、专家都没有底儿，要是真出了事，我俩都牺牲了，孩子不就成孤儿了吗？可现在你再问我，我还是坚决回答去。只不过有时想起来，觉得有点亏欠了孩子。

还有一位邱研究员，是1963年毕业到罗布泊的大学生。孩子一出生就送到了姥姥家，5岁才接回来。直到十几岁了，孩子都很少张口叫爸爸、妈妈。

王超英是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次试验任务中要求去北京出差。当时她丈夫在国外进修，她独自带着6岁的女儿住在北京的旅店里。她对女儿说：“妈妈明天要出去工作不能带你去，一个人在这里等妈妈回来好吗?”第二天一早，她给孩子买来糖果和饼干放在桌子上，丢下熟睡的女儿出门了。等她办完事暮色已降临，当她急匆匆赶回旅店推开房门一看，女儿手里握着半块饼干，满脸泪痕地趴在桌上睡着了。王超英一把抱起女儿，泪水一串串滴在孩子脸上。

马兰的母亲们，一肩挑起工作的重担，一肩挑起全部的家。她们用坚强、用理解、用担当，把自己的生命化作世界上最无私的爱，用生命造就了生命的感动。

提起参试人员的苦乐悲欢，基地司令员马国惠少将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马国惠擦着泪说：“作为基地司令员，我也说不清这几年我们参试人员有多少父母去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有多少人孩子出生没能守在身边，有多少亲人有病不能亲自照顾。现在我们试验成功了，可是大家在情感上的这些牺牲和缺憾却永远无法报答，无法补偿了。

作为司令员，我从内心感谢他们，感谢那些同样为我们的成功做出了奉献的亲属和孩子们。”

　　蘑菇云腾飞了，春雷震响了。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被剥夺长达22年之久的合法席位，中国从此真正的屹立于世界东方了，再也不需要看谁的脸色!

曾经的中国、曾经的半岛、曾经的阿富汗、伊拉克都成为过列强的战场。现在的中东人民又在忍受某些国家的炮火袭击，弱国无外交，唯有国家实力才是和平保障。

让我们记住那个年代吧，记住那些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建立不朽功勋的英雄们。正是这些普通的创造者们，用青春、生命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我骄傲，我的马兰兄弟姐妹们；我骄傲，我曾是一名马兰军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