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span><b style="font-size: 20px;">编者按:</b><span style="font-size: 20px;">本文刊登在《中国老年》杂志,1994年2月,总第125期。这篇文章讲述的是我们父辈经历的那个年代的真实故事。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坎坷生活,他们的单纯善良,他们的情感世界……正在与现代人渐行渐远。</span></p> <p><b style="font-size: 20px;"> 《颦笑年华》</b></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孔希仲</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两口子过日子,若有一个太勤快,另一个必懒。勤快的干活愈多愈熟练,手脚愈麻利。懒的愈不干活愈笨拙,眼里没活,动手就错——或是把醋当酱油,或是煮饭忘搁水......。于是两个和尚抬着的这桶水,老向一头出溜。时间一长,最后就形成一个和尚背水喝,一个和尚等水喝的局面。</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遥想公瑾当年”,我年富力强的时候,在家里也称得上是一条汉子,扛面搬煤,杀鸡宰鸭之类的粗活重活都是我干。星期天两口子进城购物,她拥进商店,我抱着孩子等在门外,两肩挂着各式各样的包,就像一头拴在门外的毛驴。她从商店出来,将刚买来的东西塞进我挎着的包里,把孩子接过去,说一声“走”,(仿佛对毛驴吆喝一声‘驾’!)我就拎着挎着跟在她后面走。</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钱的问题在有些家庭中常常是一根敏感的神经,而我们这根神经却成了维系这个家庭的纽带。我俩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两人都离休了,我还没见过我的工资单长什么模样。她是搞财务的,我的工资还没出锅就被她截留了。每月给我口袋里塞上三五元,一会儿是整票,一会儿换成零票,我的口袋就是她的零钱包。反正我一文不花,吃、穿、用、外带老酒一杯,绝对的“供给制”。我和孩子们的穿戴尺码全装在她的脑子里。她给我买衣帽鞋勿需我去试样,也不和我商量,买回来往柜里一塞,到时拿出来一穿准合适。穿出去别人问是什么料子,我说叫什么“利特灵”吧。有同志很幽默,接茬说:我看不是“痢特灵”,可能是“黄连素”吧!引得大家哄堂大笑。</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她娘家条件较好,没有什么负担。而我是年轻时从穷山沟里爬出来闯荡江湖的,老家的三亲六故都穷得很“光荣”。她对我老家这些既陌生又了如指掌的亲属,比对她自己的亲人更关心。年关岁尾,灾年荒月,总要各处寄些钱物。还有诸多的婚丧喜庆也要寄钱,家乡来人从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归。几十年来经她手寄出去的汇单,若装订起来可能比一本词源还厚。在三年饥饿的年代,我那穷山沟里的哥哥死了,嫂子拖着一堆嗷嗷待哺的孩子处于绝境。我们接信后,她二话没说,含着眼泪把存单中仅有的一百多元取了出来,脱下身上的棉袄,搜罗可用的衣物,打了几大包寄了去。此后十多年,她把每月给嫂子寄的钱列为一项固定开支,一直持续到侄辈们长大成人。</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她年轻时很漂亮,现已60出头,在同龄人中仍不显老。美貌是女人的财富,但一切财富既可给人带来幸福,也可给人带来灾难。40多年前,她曾是某音乐学院校园内外众人瞩目的“校花”,现在偶尔和成了“星”或“家”的老同学聚会,回忆往事时总不免要谈起她当年的美貌。1949年革命的狂飙激励这个19岁的少女毅然从幻梦般的象牙塔里走了出来,离开学校,投入了人民解放军。部队发给她的不是一杆枪,也不是一把琴,而是一只算盘。她义无反顾地拨转人生的航向,把曾经赋予多少绮丽憧憬的音符,从五线谱上移到算盘上,从此定了她的终身职业。在部队,在基层,她年龄最小,文化最高,最惹人注目。一身灰色的戎装更衬托出她那喷薄欲出的青春活力,曾获得了多少赞扬和荣誉,但灾难的阴影也悄悄逼近她。由于她不识那小小王国里的一位大人物的“恩宠”,逃奔到北京来找一个“九儒十丐”之流,惹得那位掌握着她的生死簿的人物冲冠一怒,把一瓶强硫酸泼在她的档案上,毁了她的“政治面貌”。从此她就被镇压在这雷锋塔下,被甩出了革命阵营,失去了工作,沦为一个身份不明的流浪者。为了谋求栖身之所,我俩仓促地办理了结婚登记,在骆驼祥子式的大杂院筑起了我俩简陋的新巢,从此荡起我们生活的双桨,开始了艰难的航程。</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卓别林在他自编自演的一部电影中说过一句极其平凡但却使我经久不忘的话:“人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地,短暂的欢快总归是有的。”</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30多年来,我们经历过的险滩恶浪,不是我这篇小文所能记述的。只是任它风急浪高,我俩感情之舟依然安定温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才艰难地扒开残砖碎瓦,从雷峰塔的瓦砾中站起来,但她赢得的只是两鬓白发,青春不在了。</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落实政策的同志和她恳切谈话,说现在已真相大白了,那人后来也几经坎坷,晚景黯淡云云...... 罢啦!罢啦!“人死冤结”嘛,还追究个什么“说法”呢。试环顾一下我们周围,总可以找到一两个WG中像疯狗一样的恶人,弄得受害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现在我俩都离休了,两个女儿都远走天涯,只剩下这对老鸳鸯栖息在天津近郊静谧的树丛中。家务事里里外外全由她一手包办。我一插手,她不是嫌我磨蹭,就是埋怨我弄脏了衣服,借词把我赶回客厅或书房去。我若坐在写字台前随意翻翻写写,她就递上一盘去皮的水果,或一杯清凉饮料。我若靠在客厅沙发上看报打盹,她就轻轻把门掩上。我简直成了重点保护“文物”。</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我很少生病,偶有头疼脑热,本来可以独自去医院,但她总要伴着同去,代我向医生细说我的起居生活和病情,而我就像弱智儿一样坐在医生面前一言不发。心里怪难为情,又憋不住好笑。她比我小9岁,我倒成了个老小孩。</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她每月都要去北京她哥哥家,同她高龄的老母亲团聚几天。离家之前,她总要为我做好几天的饭菜,把冰箱塞得满满的,但还是放心不下,每隔一两天总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打来长途电话,叮嘱一些生活上多余的话。其实电话之意不在“话”,而在于“声”,在于互道平安。我想如她拨通电话没人接,她准会当夜“打的”赶回来。</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高人雅士长叹人生若梦。我是俗人,倒觉得人生像个枣核,总归是由单身一人开始,又单身一人结束。我俩这出长卷的“啼笑姻缘”已将剧终了。我常在想,谁最后留在这枣核尖上呢?假如人世是值得留恋的,我宁愿先走一步,让她多享受几年缤纷世界。但我又想我应该留在这枣核尖上,孤独一人伴着枕边这台冷冰冰的电话机,夜深人静时等待她深情的叮咛。</span></p> <p><b style="font-size: 20px;">作者介绍:</b><span style="font-size: 20px;">原(北京)建材部水泥工业设计院电气工程师,天津水泥工业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局级离休干部。作者生于1921年,2013年去世,享年92岁。</span></p><p><br></p> <p><b style="font-size: 20px;">编后记:</b><span style="font-size: 20px;">作者从青年时期就热爱文学创作,他的中学校长、国文老师称他是文学才子。作者去世前叫不出家人名字,却能神奇地背诵整本唐诗宋词。他曾在不同媒体上用多个笔名发表过数十篇作品,如“中国老年”杂志上的《颦笑年华》、《回归韵味》、《天生我才》、《怀念与遗憾》、《粮票的故事》、《小心!文苑陷阱多》、《暮年一刻值千金》、《有感于“贤内助”》、《仕而优则学》、《市场新行当——炒官司》等;天津“今晚报”上的短文《银发网友》;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连播的《曾经沧海》;“五柳村”网站上的:《人间犹有未烧书 》、《野店夜话》、《经典梅娘》等。</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中国老年杂志主编这样评价作者:他的文章构思精巧、表达细腻、文风朴实、才华斐然,不忍去掉一个字也无法添加一句话。他是我尊敬的长辈和铁杆作者,由文而始我们的友谊保持了二十多年。</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说明:本文保留原作,由作者女儿重新编辑并发布)</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2020年6月21日父亲节</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