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交管弦乐队&其它

八牛翁

2020/6.3～6.9西交管弦乐队&其它 一、         弦乐四重奏1956年夏天交大西迁。到得西安，原为歌咏队队长的我，被任命为文工团副团长，团长由学生会副主席马继畬兼任。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们已经拉起了好几个乐队，民乐队、口琴队、手风琴队，还有一支弦乐队。弦乐队的提琴，都是学生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队长杨炳麟很有才气，琴拉得相当好。记得当时我们机械系有一个上台独奏过名曲的提琴手，进不了弦乐队，我问杨炳麟为什么？杨说：这个人未经正规培训，属野路子拉琴，要把别人带坏的……当时学校的苏联专家也来到了西安，周末休息需要给他们一点文化生活，上面招呼搞几个小节目。杨炳麟的弦乐队排练了莫扎特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两把Violins，一把Viola, 一把cello，一开场就很有气派：“ 独扫独扫独扫独梅扫；花揽花揽花揽雪揽扫 “，压得住阵。苏联专家也就3-4个人，喝着茶，被我们的气势镇住了；演奏完毕，为我们拍手叫好。我们的迁校史里还从来没有提到过苏联专家和越南留学生，不妨插叙几句。当年的苏联专家有几位，什么专业的，都不清楚了。我们属本科五年制，记得3-4年级外出生产实习前，听过一次苏联专家的报告，1个多小时，内容属于机械加工概论性质，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那时候还有4位越南留学生，一年级全在我们铸工班。特殊待遇只有一件：上海分部安排两间宿舍，每间派2名我们的男生，和他们2名越南人住一起，方便他们尽快学会中文对话。现在还能想起越南留学生中有一位的名字叫陈春山，喜欢足球，是交大分部的足球队员。迁到西安以后，他们回归自己的专业班级，和我们分开了。据说在西安毕业回越南后，很受重用，有一位还高升为部长云云。 二、         铜管乐器的配置1956到西安后，我们有弦乐队，没有铜管乐队。上海有，但原定造船系留沪成立造船学院，铜管乐器不让搬。我有点忿忿不平。在《西迁亲历者口述史》中，关于西安交大铜管乐器的来历，我是这样说的——“ 由于1957年政治形势风起云涌，下半年的反右斗争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繁重，西安校内的学生文艺活动只能靠边，没有什么作为。但还是有件值得记录的大事：购置了铜管乐器。应该是四月以前的事，彭康校长在他下午四点例行的校园巡视中，来到体育馆的合唱队。这一天我们没有排练，几个人在聊工作，彭校长来了。他问我们，迁校到西安以后工作上有没有困难？我说有，主要是铜管乐器留在上海带不过来。我们想成立管弦乐队，没有铜管乐器还确实不行。彭校长当场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大概过了一两个礼拜，购置铜管乐器的3万元经费就批下来了，要我们安排人，到上海去采购。当时的3万元是好大一笔钱哪！据我1955年底的日记记录，中百一店仪器乐器柜的一架凯歌牌28倍司手风琴价格为230元，一把小提琴(广州产品)为19.5元，十八件套的绘图仪器为37.5元。人民币3万元足够配置一个双管制的铜管乐队了。“ 记得是委派了我们班的何康侯（他吹小号），专程到上海南京西路、福州路的器乐商店，购回了铜管（小号、圆号、中音号巴立东、抱贝司）、木管（短笛、长笛、黑管）等等需要的乐器。我们的乐器质量没说的。据上海校友会金色年华分会陈立功教授（他拉大提琴）说，1968年前后，西安歌舞团有一段时间曾经借用我们的短笛（Piccolo），喜欢得不得了，想要我们作价转让，他赶紧把短笛要回来，不借了。如果西安交大管弦乐队的铜管乐器迄今还没有替换的话，那就是已经使用整整61年了！ “后来陈立功告诉我，Piccolo的那件事是任光庆经手的。我们西交上海校友会金色年华分会有个“队友聊吧“群，全是当年管弦乐队的队员。记录一下近日（2020/6-4）的聊天——朱：阿功，你们那时候，大提琴是自己的吗？倍大提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陈立功：我到交大后，大提琴和倍司都有了。杨崇浩：学校当时只有两把大提琴，63年的时候，管弦乐队分配我学大提琴，但没有琴，只好每周五请许寅彪带来，我学一下。文革中好的那把大提琴，对外宣传演出时，汽车急刹车，把大提琴的面板挤出了裂纹，后用皮纸加胶补上。另一把音质差，不怎么用。倍大提琴一直有两把。张太镒：我那时候有上海带来的铜管乐器，例如一个大号，刻有南洋公学字样。朱：哇，这又是一个情况，肯定比较晚了。希望校友们点点滴滴，多多的回忆。朱：补充乐器，一般是学生会文艺部在办，我们不大管。记得有一架新的120倍司手风琴（意大利），购来以后，一直在我手上，1960毕业留校，拉了好几年。张太镒：《老五届》毕业后，有些乐器不知下落。朱：老五届是哪年到哪年？张太镒：1966届至1970届 朱：WG时期，思想品德乱了套周本：是的。有一个旧的抱大号，比后来新买的抱大号要小一圈，音色还好，我进乐队初学乐器时就是用的它。另外还有两个背在肩上的大号，一个大些，一个小些，遊行时背着吹奏。买了新的抱大号后那三个大号基本没人吹了！朱：抱大号，我们那时候叫“抱倍司”。我玩过中音号巴立东，有一次游行帮忙吹。也玩过小号，只会吹《拿坡里舞曲》，哈哈许寅彪：那架120貝斯（意大利）手风琴好像就是我们后来俗称的“大红琴”。任光庆：@张太镒 @朱渊澄（八牛翁）你们好！乐队有一支双簧管，法国货木质的，王之锐吹过，后来我也玩了几天，因为口型要求高，很难学，没有用于演奏。后来在文革期间又买了一批乐器，惠民吹的那个号就是那批买的，在苗新维的鼓动下买了好几件歪脖中音号，可惜的是把一支大管退货了，后来在演样板戏时演奏木琴的那位队友问西光借了一支还吹得不错，陈德康应该记得他的名字吧。杨琮浩还记得我们两位中提琴手吗，他们充实了弦乐的厚度，效果不错。朱：大管退货，太可惜了！没有人吹！陈德康：@光庆   你好！你说的是支巴松吧，在样板戏演出时是钱治华（70届电制）演奏的，他也在本群，昵称”莫须辣尚”。任光庆：谢谢德康，是钱治华，他学大管太快了，真不容易！朱：吹圆号的是谁，有谁还记得吗？任光庆：圆号首席是冯惠民，卢东峰。朱：这样就能够说，西交管弦乐队，铜管木管弦乐，配置已经齐全。经过这么一聊，西交管弦乐队的发展脉络，大体清晰了。1957～1963-5月，我在校那一段，是西交管弦乐队的初创期。铜管齐全；木管缺少双簧管和大管（巴松）；弦乐中提琴和大提琴相对较弱（数量少），缺少倍大提琴。到了1966前后，双簧管、大管、倍大提琴都配齐，西安交通大学双管制管弦乐队已经成形。木管乐器：双簧管Oboe、单簧管Clarinet、长笛Flutes、短笛Piccolo、大管Bassoon；铜管配置为小号Trumpet、长号（拉管）Trombone、圆号（法国号）French horn、中音号Baritone、抱倍司double Bass；弦乐有小提琴Violin、中提琴Viola、大提琴Cello和倍大提琴Double Cello。只要有一位胜任的指挥，哪怕交响乐曲，也可以排练演奏啦！  三、交大学生的音乐素养还得说说我们理工科大学生的音乐素养。交大的管弦乐队历史，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学长钱学森在乐队里吹中音号，有照片为证。我们1955年上海入学的 “5字头“ 交大学生，文化、体育的水平非同寻常。篮球排球足球，摩托航模，样样排在西安高校前列。文艺当然也不例外。我接触的上海女生，很多人熟知厚重的琴谱《masterpiece》，都会弹奏其中的“献给爱丽丝”、“少女的祈祷”、“土耳其进行曲”等等钢琴小品。歌咏队的钢琴伴奏朱杏屏，是我的好搭档。她身材修长，美丽庄重，自由伴奏熟练。有一次我去西安话剧院看中午场话剧，马路上发现她身后跟着一长串的男生崇拜者，她和我打招呼时脸都红了。六字头和后面各届都不赖。我在几个寒暑假期间，在钢琴上自学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和声学》及王云阶的《管弦乐配器法》，所以在1959年，听到动力系合唱团《新的一年已来到》，作曲是位上海女生，她的曲式结构和模进手法，让我大为吃惊，印象深刻，久久不忘。我让校合唱团排练了这个曲目，还请作曲的她来现场指导，她虽然很自信，而且很傲的样子，但显然开心得很。毕业以后，我开始接触欧洲宗教音乐，听到亨德尔的《哈利路亚》，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这首《新的一年》，虽然旋律并不相同，但它的曲式结构，确实脱胎于哈利路亚，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位时髦的女同学，原来是一位基督教徒哦！这就不能不提南洋公学的音乐传统。前面我用简谱唱名 “独揽梅花扫腊雪” 记录弦乐四重奏的乐谱，这是对我国音乐界第一个成功推广简谱的沈心工老师的礼赞。（另有专文《独揽梅花扫腊雪——杂谈世界三大音乐记谱法》详述）引入简谱并创造唱名 “独揽梅花扫腊雪” 的沈心工，系我们南洋公学第一期师范班的学生，后来又在南洋公学长期任教，我们交通大学的老学长。1903年起，沈心工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创立唱歌课，以简谱为工具，把西式集体歌唱的演唱方式，广泛推入中国的小学和初中学校教育，拉开了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启蒙运动序幕。简谱又以它简单易学、便于记写等多种优点，使它在中国推动和普及群众性音乐文化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时候，中国的音乐界还没有形成，上海的 “国立音乐学院” 要到1927年11月，才由蔡元培、萧友梅筹建成立。曾经是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学生的邹韬奋，回忆沈心工老师 :“他是一位很精明干练的教育家，全副精神都用在这个小学里面，所以把学校办得很好”。和他同代并同是南洋公学校友的李叔同、黄炎培、唐文治，称沈心工为 "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  四、  西交和陕西文艺界迁校来到大西北，交大学子一直得到陕西人民的关怀和厚待。从我参加西安市大学生合唱团开始，就和西安音乐学院的刘大冬老师保持交往。他得到过前苏联专家指挥杜马舍夫的指导，和上海著名指挥司徒汉同过学。我在西安音乐学院听到手风琴班老师讲课，向他提出“非常想插班学习”，他要我拉一曲，我拉了贺绿汀的《晚会》，他就把我收下了，免费给了我一个学期的讲义和曲谱。我们曾经请西安歌舞团的指挥葛瑞民来校，指导我们的乐队和合唱。他对合唱队夸我说：我没有你们的指挥唱得好，示范不了。我们和陕西省话剧团和西安市话剧团都保持着联系，经常串门。六十年代西安市话剧团来沪演出，到闵行参观万吨水压机，我认出了女演员杨惠珍，一起交谈叙旧。陕西交响乐团成立前，曾经特地找我表示，愿意到我校义务演出，只要夜宵吃碗面就行。陕西交响乐团（筹）在草棚大礼堂演出成功，学生食堂做的花式点心宴会，把他们看得目瞪口呆，他们呐呐地对我说：我们只要一碗大肉面就可以啦！毕业前夕，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永恒的友谊》找我们合唱队，录音配唱一段 “啊”，合作者就是陕西省管弦乐团指挥仇明德。 1966年那个特殊时期，西交铜管乐队被频繁邀请参与社会活动。据队员周本回忆，经历了如陕西省、西安市革委会及延安市革委会成立这样的大事，受邀参加21軍在三门峡的庆功大会，参加排练西安市越剧团演“红灯记”，西安市“三意社”（秦剧二团）演“智取威虎山”（演出前该团派性内斗，我们撤回了）。我们还慰问了数不清的工厂、部队、机关，演出了整台的交响乐……周本说，尽管大家的自觉性很强，演奏水平也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是，这些都摆不上台面，仅仅是丰富了我们这个时期每个成员的人生经历……我们老五届这批人，走上工作岗位后，首先面对的是要恶补在校期间耽误的学习时光，适应人生后半段面临的困境，也没有那种环境和机会，像在学校时那样热衷于文艺了！ 2016年的交大双甲子校庆，我已经79岁，回西安参加《向母校報到》节目。整台晚会的编导，就是西安歌舞团的导演。对我而言，印象深刻的还有1996年交大百周年校庆。同班同学毕镐钧已经是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他邀我回西安参加校庆活动。百周年文艺晚会上，看到刘大冬指挥我们西交管弦乐队，演奏贝多芬《命运》第一乐章。想起大学生合唱团他任指挥的岁月，他对我的乐理辅导和帮助，我在他家吃饭、他年轻夫人对我的款待，本要去后台和他相见，但大家都忙，总觉得以后会有机会见面。谁能预料，人生无常，几年后毕镐钧和刘大冬都离世而去！作为一个西安交大八旬老校友、老文工团员、西交管弦乐队第一任指挥，最大的心愿就是：保持和发展西交管弦乐队的力量，保持完美的乐器配置，有一天能把贝五《命运》的三个乐章全部排练出来，成功地公开演奏！（完）    註1：本文照片和资料，部分来自陈立功、陈德康、周本、任光庆、张太镒、杨崇浩、许寅彪。註2：西安音乐学院刘大冬 2005年8月30日去世，享年70岁，中国音乐家、指挥家。刘大冬1935年出生于山东济南，15岁时考入西安音院的前身---西北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修小提琴，留校任教后，他自修作曲与指挥，并被派往天津跟随前苏联和德国专家学习指挥。他多次与国际音乐大师合作演出，逐渐形成了严谨细腻、一丝不苟、理智含蓄而充满热情的指挥风格，用赵季平的话说"他是西北地区首屈一指、在国内音乐界颇有影响的一代指挥家"。50年来，刘大冬执棒过近400场大型音乐会，演出了数百部中外音乐作品，并为几十部影视剧执棒主题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