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友情（朱清彦）

国乐飘飘

我的工友情

        人生就是这样，转眼就发生了变化。昨天，我还是一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可今天，我成了白城地区第二建筑公司的一名架子工。昨天，我还潜心竭力的搞业余文艺创作，今天，我却穿上了工作服，腰别一把改锥，忙碌在建筑工地上了。难怪人们说，人生如同一台戏，我们都是戏中人。1976年9月25日的一纸招工录用通知书，让我立马换了角色。

报到后，公司召开全体工人大会，我代表新工人讲话，没成想这次讲话在若干年之后反馈回来是这样的：‘’当年听你讲话的水平，真不知道以后要当多大的官儿呢‘’。哈哈！当什么官啊？我哪是那块料啊？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第一项工作就是打物资局楼体地基。所有工人分成两组，白昼各半，24小时轮番施工。我被分到白班儿，每天不是推单轮车运混沙、运鹅卵石，就是用双轮车推水泥沙浆。双轮车还好推一些，单轮车实在不好推，一推一栽歪，别的浑身直冒汗，练了好长时间总算是掌握了。劳动强度大，天也热，袄袖子一劲儿擦汗，凉水咕咚咕咚一个劲儿的喝。我尽了最大努力，为的是让人家说我一句：这小子干巴儿的干活还行！我们用了近半个月时间，能防七级地震的地基终于打完了！
         我们架子工和混凝土工都属于力工，上班就开二级工的工资，三十九元九毛五，工种粮票也是最多的。我们羡慕电工、水暖工、电焊工等工种的风采和技术，他们却羡慕我们的工资高。可不是吗？比他们高一倍还多呢。
         架子工组长张喜林40岁左右，有说有笑的，人非常好，干活沙愣利索，非常有亲和力。我们组员共有十几人，杨国峰、商树森、王春喜、李长海、林志、翟德山、杜尚臣，这几位都是知青上来的。另外还有高师傅、佟师傅，张师傅，他们都是地建的老人儿。后来又调来两位，郑季云、于景平，比我们年长几岁。临时工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调动。
        我们作业少不了改锥，更不能没有八号线（绑架子用的铁丝），把八号线放在火里烧，烧得软软的才好用。后来可能考虑到八号线成本高，就用冷拔钢筋，这个东西用起来就没那么好使，硬邦邦的不好拧，劲儿大了还能拧折。
        上架子也是技术。几层楼建起来了，可要到上面作业，根本没有顺畅的楼梯可用，我们就得爬架子，左腿跪在杆子上用脚尖别住，右脚蹬上胸前的横杆，这就上去了一步架，每一步架一米二，要上三四层楼需要反复多少次呢？
         我们完成了物资局、环保站工地的工作，又辗转到食品站工地。在这个工地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六幢大仓库工作量蛮大的。
         先进一点的上料设备是托子，整个白城市只有两台塔吊，一个红旗吊，一个黄河吊。小来小去的工地，基本靠搭斜跳上料，搭斜跳是我们的活儿。另外的工作就是绑架子，插杠子，铺跳板。瓦工组砌起来一步架，我们就往上翻一层跳板，每翻一层跳板，我们就得屏住呼吸，闭上双眼，避免水泥残灰的伤害。往上翻六米长的、很宽的跳板是相当吃力的，左臂和左腿都要攀附在立杆上确保安全，只有右脚踏实，靠单只右手向上使劲完成作业。
        工地上有口大锅，直径有两米左右，是专门为工人们蒸饭用的。中午休息，大家都是三三两两的凑到一起吃饭。那时候年轻，干活也累，饭量非常大，每天中午我都是一大饭盒子苞米茬子饭、一大饭盒子土豆、海菜炖黄豆。早上装饭盒都是我妈的活儿，每晚下班，我再带回蒸好的两盒饭，让我妈省点事儿，家里也省点火。
        原来的组长和几位师傅被调到了新的岗位，我们组又来了一位杨玉章师傅为组长。他带领我们吊装仓库三角架（房架子），这是架子工比较有技术含量的活儿了。各个角度先安装好固定滑轮，然后立起来一根抱杆，用绞磨将三角架吊起来，慢慢落坐着前后墙的顶端，再用斜拉杆和螺丝将其固定住。在杨师傅指挥下，大家紧密配合，三角架一个一个顺顺利利的安装完毕。
        这几个工地最高楼层只有三层，（那时候白城市最高的楼就六层，也没有几栋）所以，难度并不大。
         冬天到了，户外的活儿干不了了，我们被分配到财贸学校、种牛站去打室内的地面。为了锻炼自己的胆量，我选择了一个好天儿，爬上了种牛站二十多米高的大烟囱。在顶端我还豪迈的唱了一段：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想起来都有点后怕，这就是传说中的“虎‘’。
        第二年我们转移到了浴池工地。这个工地比较大，两个吊车都用上了。因为楼层高，架子底座用的杆子，根部差不多有一尺来粗，从根到梢儿有七八米长，我们好几个人才能把它立起来，绑上第一层横杆，用斜拉子把它固定住，太不容易了！
        上预制板也是我们架子工组的活儿。吊车吊上来之后，我们用板车推，用撬杠点拨，突然发现有的预制板搭在间壁墙上只有二寸，我们真有些担心，后来经过电焊工把预制板头上的钢筋焊接在一起，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楼房依然完好。
        在消防队工地上，宣传工作搞得特别好，到处都是安全生产的标语牌，高处遍插红旗，高音喇叭整天播放红色歌曲，鼓舞人心，增强斗志。为了活跃劳动生产气氛，领导让我写广播稿。当然了，广播稿也是非常高调的、激昂的。广播员周树华看了我写的稿子，让我自己读，这个我不怯场，我还头一次对着麦克风讲话呢。还有一次要召开批判会，批判混凝土工宋师傅不遵章守纪，领导也让我发言，这个我真不想说，这一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再说了，也没有多大个事儿啊？但为了治一治宋师傅那个犟劲儿，硬着头皮也得遵从领导旨意应付了事。
        1977年端午节，全体工人每人给两瓶德惠大麯，还有两包桃酥，我心里想，当工人是好啊！每月开工资不说，过年过节还有福利。
        刘师傅，长得黑瘦黑瘦的，是我最后一任架子工组长，人特别好，实实在在的，干工作总是以身作则。曾经在全公司勾缝比赛上获得过第一名，他特别喜欢喝红茶，早晨起来吃大饼子，从来不喝小米粥，专门喝红茶，我们也跟着他学会了喝红茶。
        大多数的工友都来自知青，相处的非常和谐。有的比我大三四岁，到了结婚的年龄，我们大家都去祝贺。那时候礼份子也不大，基本都是一对枕巾，或者一对香皂盒，一对小镜子，牙缸牙刷、塑料洗脸盆之类的，结婚当天大家去捧个场，喝点茶水，嗑点瓜子，吃块糖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也没有婚宴那个说。
        在环保站工地作业的时候认识一位老李头，专门站在搅拌机前往斗子里倒水泥，这个工作是整个工地最脏的活儿，水泥面子不断你飞，即使戴上眼镜、口罩，也弄得灰头土脸的。休息的时候我和他闲聊，他懂音乐，而且他说他儿子拉手风琴非常好，后来听人家说，他是右派。
        在种牛站工地，我和于师傅的言谈中，发现他很有音乐细胞，唠起磕来很投缘，我到他家里去玩，家里有好几件乐器，他弹脚踏琴，我拉二胡，玩的很开心，后来听别人说，他也是右派。
        这一天，我和于师傅正在种牛站工地拆架子，工地上来了一辆吉普车，下来五六个人，在头前走的正是那位倒水泥袋子的老李头，我和老李头互敬了个点头礼。看他神清气爽的，非常精神！P后跟着的都是公司领导，非常诧异！过后才知道，老李头平反了，不仅恢复了原职—— 白城地建总公司主任工程师，还给了一万元钱的补偿！哎呀呀！埋在土里的金子终于发光了！要想出人头地，就要有能力，要想有能力，就要多努力。老李头就是有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啊。过了不久，于师傅也解放了，真为他们高兴！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白城地区第二建筑公司没了，我们所有新工人都成了白城地区建筑总公司的人了，开大会都到地建俱乐部去开。有一天又去开会，我去的早了一点，在俱乐部的后排坐下了，老远的就听见翟德山唱着歌走了进来。我跟他说，你所有会唱的歌，我都会唱，而且一字不差。他不相信，我说那咱们先试一首，我拿出笔和本让他唱，他唱了一首电影《沸腾的群山》主题歌：一挂挂爬犁，奔驰在茫茫的雪原……他唱一句，我记一句。然后我唱给他听，真的一字不差，大家都惊讶了！
        打那以后，大家了解我了，原来是懂音乐的。工地上声望很高的工友们，都愿意和我交朋友了。老白、大张、丁怀德、王贵义，田永久，杨国峰，李长海、商树森、杜尚臣，我们之间都像哥们儿一样相处，周日休息，指不定到谁家聚一下聊天、喝茶，或者到有意思的地方游玩，不亦乐乎！    
         1976年即将入冬，总公司举办文艺汇演，各工区，各单位都要参加。二工区工会主席邹振清找到了我，商量创作文艺节目的事情。因为有知青时的经历，我信心十足的答应了他。第二天他带我去水泥厂工地体验生活，了解情况。之后，我创作出来一段唱词《大战水泥罐》给他看。（其内容是歌唱我们建筑工人利用不锈钢滑膜一气呵成将二十五米高的水泥罐浇筑成功）这段唱词得到了邹主席的认可，相继又创作出来男女声二重唱、活报剧、表演唱、二人转、群口快板等节目。这些原创作品在二工区专场演出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应该说，我们的原创作品多，质量水平也比较高。第二年，又进行了一次这样的汇演，这一年应该比头一年还好，因为我了解了宣传队员们的能力特长，量体裁衣，使这台节目更加丰富多彩。
         带我们宣传队的领导叫马宝昌，我们大家都叫他马师傅，马师傅不仅有文化，而且特别正直，对提高节目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师傅是回民，宣传队员金凤君也是回民，因为与他们结识，我们大家也走进了回民饭店。从那时开始，我才知道羊肉确实很好吃。鲍文福、宋铁生、商树森、刘凤兰、杜亚杰、周淑华、赵丽芝、苏伟、李宝华、徐大伟等都是我们宣传队的骨干。         

工地上安全生产的牌子，时刻都提醒我们注意安全，可突如其来的情况还时有发生。
         脚手杆子上、杠子上、跳板上都是木刺。白松的杆子还好一些，后来不够用了，就用落叶松的杆子，这上边的刺更多！虽然带着手套，不注意也扎手。工地上拆盒子的木板和方子上边都带钉子，在工地上行走，都得加十分小心，否则就扎脚，我做建筑工人不到两年就被扎了两次。
        在食品站工地的时候，新工人比较多，不小心就出了差错。记得有一天因力工上料堆积太集中，压折了一个脚手架上的铁丝扣，好几节跳板塌了下来，当时就有一个瓦匠师傅随着跳板坐了下去，不仅伤到了尾骨，还让好多红砖砸了够呛，休息治疗了一个多月才好。
        之前我说过在种牛站工地上大烟囱练胆儿，实际工作真来了！领导派我和李长海还有一位郭姓的临时工一起拆锅炉厂院内的大烟囱架子。我负责自上而下给避雷针及以下的所有钢筋梯子刷油，他们俩负责拆。我们都小心翼翼的工作着，突然发现有一个立杆落下了没拆，很不好办！李长海让我们俩躲开，他一个人强拆。当他解开其中一个铁丝扣的时候，杆子朝他砸了下来，他低下头躲在了一个大头朝上的立杆下面。杆子拆下来，可是他的手表蒙子被划碎了，连表针都掉了，100多元钱的手表就这样报费了！还好，李长海平平安安就是万幸了！
        1977年春天，一场前所未有的龙卷风摧毁了食品站工地三座仓库，浴池工地其中一个塔吊被龙卷风刮倒，吊臂把地区医院的西墙刮了一溜很深的沟。
        我离开地建以后，我们组的小郑在二农机工地不幸触电，从八米高处跌落下来，造成下肢瘫痪。
        我的一位好哥们儿，在镇赉县的一个工地上，被三块砖砸中头部，多亏带着安全帽，捡了一条命。
        1978年春节过后，我调到白城市文工队工作，从此告别了工地，告别了我的工友。
        我留恋，躺在刚刚翻上一层的跳板上，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安全帽遮掩着双眸，二郎腿轻轻翘起，那是一种轻松自在的享受。
         我留恋，每个清晨上班，工友们相见时的招呼和微笑，那是犹如兄弟般的亲昵。
        我留恋，站在工地的高处，望着街道上川流不息的人们唱着我最想唱的歌，那是一种情不自禁的抒怀。
        我留恋，舞台上唱着我写的歌，观众席上传来阵阵的掌声，那是一种成功的骄傲和自豪。
        我们这一批在广阔天地饱经艰苦磨砺的知青，在建筑工地上又经历了非凡的锤炼。
         几十年过去了，地建的工地上依然那样繁忙，依然那样喧嚣，红旗依然招展，歌声依然那么嘹亮。上世纪90年代末，白城地区建筑总公司又完成了一座白城前所未有的高层建筑——白城电业大厦，我们为之骄傲，为之自豪。

这支原名叫吉林省第五建筑公司的队伍，自1956年从哈尔滨迁到白城，60多年来，不断丰满羽翼，不断刷新成果，正如王开阁先生的歌词中写的那样：从军工建设到人民大会堂，从非洲大地到欧亚风尚，地建的旗帜在迎风飘扬，地建的精品在为国争光。
        我的工友们，早已退休，都成了满头白发的老人，看那久经沧桑的脸和那开满茧花的双手，再看现代城市中的一座座高楼大厦，我们是光荣的建设者，我们曾经创下的辉煌，永载历史史册！
        我的工友，我的兄弟，衷心祝福你们，晚年幸福，平安健康！
2020年6月
于长春市净月区中信城枫丹白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