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旧事

怀想仁人

　　数百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这些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人口流动事件。下南洋是粤、闽劳苦民众到东南亚或南亚谋生发展，闯关东是山海关内的劳苦民众到东北地区谋生发展，而走西口则主要是晋陕地区的劳苦民众通过走西口进入内蒙古地区谋生发展。近代出现的这样大规模人口流动迁徙的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那就是人口流出地的劳苦民众在生存上的极度困难所导致。但无论是下南洋海路上的惊涛骇浪，还是在闯关东陆路上的冰天雪地，抑或走西口高原路上的漫漫黄尘，都上演过许多悲欢离合的人间活剧。有一路辛苦，勤劳俭朴，而后小富即安的；有漫漫长路，穷困潦倒，最终无奈返家的；更有遭遇不测，贫困交加，客死他乡的。一部在外闯荡史，演绎出那个时代走西口人不同的发家创业史、辛酸劳作史和魂飘异乡史。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接壤。几百年来，山西人在走西口的路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在杀虎口的长城关前，在西行入蒙苍茫的荒路上，常年响着山西人走西口的脚步声，以致现今祖籍山西定居在呼和浩特、包头的人为数极多，而这些后代的祖先都是当年经过 “西口”到达呼、包地区的。

　　山西人所指的“西口”就是位于朔州市右玉县的杀虎口。闻名遐迩的杀虎口，俗称西口，历史上的走西口就发生在此地。作为明清时期重要的关隘税卡，此关已有千年历史。杀虎口地形险峻，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两山之间是开阔的苍头河谷地，是由雁北通往内蒙古草原、河套地区的必经关口。

　　在我国历史上，和内蒙古草原相接的杀虎口原来并不是这个地名，最早称参合陉。《水经注》上曾记载：“参合陉，北俗谓之全鹤陉，道出其中，亦谓参合口。”从春秋到隋朝，一直使用这个名字，直到唐代改名“白狼关”，到宋代又改名“牙狼关”。明代，因受北元侵扰，加之古来中原王朝自称“正统”，对北方各部称“胡”，所以明朝的史籍中就有杀胡堡、破胡堡、威胡堡、阻胡堡之类的地名，因之地处右玉长城关口就顺理成章地称为“杀胡口”了。到清代的顺治年间，为了缓和蒙汉之间的矛盾，遂将“杀胡口”的“胡”改为“虎”，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杀虎口。清朝早年，杀虎口设立了关市。随着贸易的深入和持久，清政府专门在杀虎口设置了税收关卡，管辖山西东起天镇新平堡、西至陕西神木约200公里长城一线的税收。为了保证杀虎口的税收，清政府规定来往的商人必须从杀虎口进行运输，严禁绕道其他关口私走。杀虎口的税收关卡给清政府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关市的繁荣也为蒙汉两族人民商品贸易和生产生活带来许多便利好处。为了获得更多更稳定的税源，清政府巧立名目，不断增加各种名目的税收项目。除了杀虎口外部族或商人给朝廷贡品和回归关内的灵柩不需税收外，即使外嫁女儿想带一双鞋给关内父母，也必须缴纳税费方可过关。到民国时期，税收的项目和手段更为变本加厉，各大军阀统治杀虎口期间，对来往商人的搜刮项目更加繁杂而苛刻。常年来往的客商在巨大的税费压力下不堪重负，纷纷逃离原来的商线而另谋出路。于是，一度繁荣的杀虎口渐渐趋于式微落寞。当初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堡城，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如西下的夕阳，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数年间，杀虎口变成一个凄凉的村落，只有关市颓废的场地在昭示着昔日的繁荣，通往草原黄沙漫漫的土路，还留有往年车来人往的记忆。

　　雁北地区桑干河两岸的乡民，是几百年走西口谋生迁徙人群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旧时代由于土地贫瘠，食不果腹，不少农户的青壮年都有走西口的经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西口的苦难、杀虎口的关卡，还是一些老者茶余饭后常常说起的怀旧话题。他们步入走西口的路途，多是怀揣几块窝窝头，三五结伴而行，目的地多是河套平原。他们从桑干河畔出发，餐风露宿，风雨兼程，过杀虎口，入土默川，一路向西，到达河套平原后，做零工，打短工，季节性的活计一经结束，便经杀虎口打道回家。由于穷困无本钱，一般没有常年在口外经商的。但也有极个别的人，在口外积攒一定人脉，通悉当地商贸，打拼若干年，赶上大车，娶上媳妇，踌躇满志地经杀虎口返回故里。

　　如今的杀虎口村，境内古迹众多，文化底蕴深厚，已然形成独特的山形地貌景观和森林植被景观，昔年黄土漫漫风尘萧萧的荒凉景象已经被满山绿色遍地花香所代替。人们盘桓在往日的杀虎口关前，良好的视觉感受，清静的心灵享受，无不为眼前的巨大变化所震撼、所叹服。杀虎口在风沙弥漫中经过几代人的治理后脱胎换骨，成为山西北部生态环境最好的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