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张国华率领18军胜利到达拉萨</h5>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氣焰极为嚣张的印军</h5> <h3>自1958年底开始,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抽出了大量时间研究中印边境问题。有些问题,虽然从1952年开始关注和研究,但那时西藏的各项建设从零开始,千头万绪,主要精力放在了如何在西藏站稳脚跟上。<br></h3><br><h3>虽然印度于1950年、1951年阻挠我军和平解放西藏的企图未得逞,却乘机完全占领了中印边境传统线以北和“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企图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边界线。</h3><br><h3>即使是躺在医院的日子里,张国华除了批阅西藏工委、西藏军区的电报外,最让他揪心的莫过于中印边境问题了。</h3><h3><br></h3><h3>好多次,每当秘书给他找来中印边境问题的内部、公开过的文件、资料时,他总是对秘书重复着说道:“还好在西段、中段边境传统习惯线的防务,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管辖了,印度对我边境领土早有野心,蓄谋已久啊!”</h3><br><h3></h3><h3>张国华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过,也常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1950年至1951年,我们正在进军途中,西藏根本无力顾及边防,印度却乘机侵占了我们东段9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后又从1954年开始,陆续侵占了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以西地区、波林三多、香扎、乌热等地。从两国发展友好关系角度看,这不但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也丝毫没有对我们国家关于领土诉求的起码尊重……”</h3><h3><br></h3><h3>身为西藏这个祖国边疆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张国华心里尤其清楚,印度在1954年出版的官方地图上竟然片面修改传统习惯线,把英国人阴谋炮制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全盘托出,强迫中国接受。</h3><h3><br></h3> <h3>中国主张中印边境问题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为了争取谈判解决两国边境存在的问题,从来没有一兵一卒越过这条线。不越过这条线,也是当时为维护两国世代友好而做出的既定决策。对此,毛、周等领导人相继都有具体指示。毛主席甚至说:“边境地区的一兵一卒都是战略问题!”<br></h3><br><h3>1959年3月,张国华在武汉聆听了毛主席关于西藏平叛和中印边境问题的指示后,他在工作笔记上这样写道:</h3><br><h3>两个都声称要友好的国家,但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有困难的时候趁火打劫,怎能说是友好呢?要知道,这总共12.5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一个福建省大,甚至相当于3个荷兰或四个比利时的国土面积,比日本与俄罗斯争执的“北方四岛”大20倍,为我国总土的1/101。</h3><h3><br></h3><h3>守卫这片原本属于中国领土的边防军人,是不允许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谁侵占中国的领土,必要的时候,只要一下令,我们一定能收回属于我们的领土。</h3><br><h3>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张国华,是一个极其冷静地带兵人,他在工作笔记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是因为他对印度当时的极度不友好行为非常生气。</h3><h3><br></h3><h3>难怪后来有个英国人说,我们的麦克马洪先生当初滑稽地做了一件蠢事,那本身是对中国人不公平的,就连麦克马洪先生本人也承认,在他离开印度前,没有能够使中国在三边协定上正式签字,他对此感到极大遗憾。以至于当中国驻西藏部队的张将军站在雪山上眺望着被麦克马洪先生硬生生划出去的领土时,张肯定生气了。将军一旦生气后的结果是什么?是忍气吞声的沉默吗?不是!</h3><h3><br></h3><h3>因为张的阅历里有太多硝烟的记忆,于是,他指挥他的几万士兵,狠狠惩罚了那个对英国投其所好的国家。这样的惩罚,似乎有种合情合理的味道,仅仅只是惩罚,却没有要回将军原本向往的自己国家的领土。即便这样,张将军也足以享有喜马拉雅战神的称号了。</h3><br><h3></h3> <h3>1959年,尼赫鲁当局错误地判断中国的国情,他们认为:中国发生灾害,且经济困难,在西南边境无力进行军事对抗;还有一个被赶去台岛的蒋氏在东南沿海妄图反攻,中国军队主力主要用于福建方面,西南防务空虚,有隙可乘;中国与苏联之间裂痕加深,等等。</h3><br><h3>尼赫鲁于1959年9月4日在人民院用丘吉尔式的语气说:“这个村庄或那个村庄,或者这一小片领土究竟是在他们一边呢,还是在我们一边呢?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一般说来,只要这些纠纷是比较小的纠纷,我的确认为,如果两个大国……立即冲上去掐住对方的脖子来决定这块两英里的领土究竟在这边还是在那边,特别是如果这块领土在高山上的无人居住的两英里的领土,那是相当荒唐可笑的。这里牵扯到的是国家的尊严和自信心,因此就发生了这种事情。”</h3><br><h3>工作笔记上有一段话,张国华特地用红笔划了粗线:至1962年9月,印度在西段边境我国境内设立了43个据点。有的据点距离我们的哨所只有几米远;有的据点还设在了我们哨所的背后,切断了我哨所的后路。</h3><br><h3>从福州回到北京,张国华与谭冠三两次碰面商讨西藏军区边防部队严格执行不越线问题。9月13日,北京召开的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督促印度方面迅速撤走入侵中国领土的据点,且同中国开始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h3><br><h3>1959年11月,决策会议在杭州举行,身为驻藏代表的张经武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被通知破例列席了会议。在这之前的5月15日至6月3日,张国华不顾西藏山南地区复杂的形势和恶劣的气候,一直在贡嘎、乃东、扎囊、隆子县农村、牧区调查研究,他不停地访问看望贫苦农民及爱国上层人士,为在西藏制定改革的具体方针做准备。</h3><h3><br></h3><h3>同时,对边境的情况作了深入了解和掌握。参加这次的,有毛、刘、周、彭、胡等人。会议主要讨论如何避免中印边境冲突和流血事件。</h3><br><h3>会议首先由总参的雷英夫将軍汇报一个时期以来中印边境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然后提出了避免中印边境冲突的几项措施。</h3><br><h3></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雷英夫</h5><br><h3>毛主席听着汇报,面色肃然地抽着烟。当雷英夫讲到一些部队避免冲突的困难和一线指挥员的要求时,毛主席摁灭了烟蒂,插话说:“<b>我们有些同志打了几十年的仗,可还不懂得一个起码的道理:两军的边防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扳机</b>,<b>子弹就会打死人,冲突怎么能避免呢?</b>”因此,毛主席提出实行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20公里,如印度还不干,我单方后撤。</h3><br><h3>毛主席这么说,还是从维护两国的友好大局考虑的。</h3><h3><br></h3><h3>于是,周总理于11月7日专门致信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为了进一步商谈边境问题和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中方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h3><br><h3>11月16日,尼赫鲁致信周总理,表示准备就边境问题同周总理会晤,但不同意双方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以脱离接触。</h3><br><h3>张国华通过密码电报,不断和身在拉萨的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副司令员邓少东交换意见,并要求边防部队严格执行“不越线”的指示精神。</h3><h3><br></h3><h3>从1960年开始,西藏军区和新疆军区遵照指示,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本侧30公里地区内不打猎、不打枪、不巡逻、不越出边卡活动警戒线、不留难来往边民。西藏军区特别对干部、战士进行了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边防斗争的重大政治意义,即便一兵一卒、一枪一弹,都关系到战略大局。</h3><br><h3>由于中国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尽了最大努力,1960年至1961年上半年期间,中印边境局势一度有所缓和,但根本问题丝毫没有得到解决。面对印度武装部队在边境的嚣张气焰,西藏军区、新疆军区边防部队官兵早已义愤填膺了,但他们把怒火紧紧压在心里了。</h3><br><h3></h3> <h3>1962年9月,我边防部队不得不恢复巡逻,发现印军已于当年6月4日在扯冬越过“麦线”设立了哨所,印军称为多拉哨所。9月8日,我边防部队60人包抄印军设立的这个哨所,但规定任何情况下不能开枪。</h3><h3><br></h3><h3>印军一个上尉头脑发热,为了让尼赫鲁引起足够重视,在报告中把60人说成是600人的我边防部队包围他们,但还是有人向尼赫鲁说多拉哨所的确在中国境内。</h3><br><h3>尼赫鲁说不用管地图,以那个山脊(“麦克马洪线”)为界。随即,印军采取“里窝拉行动”,让一个连进驻多拉哨所。但这个行动推迟了48小时,原因是印军内部发生了分歧。印度陆军第33军军长乌姆拉欧·辛格向“麦线”以南后撤了3英里,设在“麦线”上,以防止我军有所行动。</h3><h3><br></h3><h3>印度东部军区司令森赶到前线,下达命令,把中国军队赶出这一地区。10月5日这一天印度在东部军区专门成立了第4军,任命陆军参谋局长考尔中将为该军军长。到了12日,尼赫鲁宣布:他已下令要把中国军队“清除掉”。</h3><br><h3>两天后,印度防长梅农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16日,尼赫鲁刚从国外回到新德里,就立即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加紧作战部署。17日,印度军队在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对中国边防哨所开始猛烈炮击。18日,印度国防部官员竟然兴高采烈地宣称,已经把中国人“赶回两英里”。</h3><br><h3>印度的这些行动,特别是当其国防部以骄傲的口气盲目宣布已经把中国人“赶回了两英里”的时候,在印度国内渲染起一阵强大热流般的兴奋,同时煽动起了又一股浪潮,说中国人不堪一击,仗才刚刚开打,已经显示出了印度军队强大的战斗力等等。</h3><br><h3>1962年10月上旬,张国华从北京返回西藏前,认真研究了印军在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北扩大的侵占范围:扯冬、绒不丢、扯果布、卡龙、章多、克宁乃、日挺布、汤、娘吧。与此同时,印度飞机还在加紧空投成批军事人员和军事大量物资给印方设在中国境内的侵略据点,并频繁侵入中国领空实施侦察活动。</h3><h3><br></h3><h3>在此之前的6月中旬,面对印度得寸进尺的武装蚕食行动,张国华与军区其他领导和相关机关人员统一意见后,报经上级批准,成立了“军区前进指挥部”(代号为藏字419部队),由柴洪泉任司令员、阴法唐任政委,统一指挥154、155、157团和一部分保障部队,进行战备训练。中印边境东段各边防团、营也根据军区命令,转入临战训练和战备工作。</h3><br><h3>1962年9月的几天里,张国华紧锁眉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两份特急电报:17日,边防团3连班长吴元明、崔道华前来换哨,印军吼叫着用枪瞄准他们二人,企图阻止中国哨兵换哨。</h3><h3><br></h3><h3>吴、崔二人未予理会,换哨后即开始在择绕桥西修筑防御工事。印军为阻止中国哨兵构筑工事,举枪对准中国哨兵。吴、崔二人保持极大克制,一再向印军示意,这是中国的领土,要其立即撤出。但印军却继续在中方哨位周围构筑工事,以围逼中国择绕桥西的哨位。</h3><br><h3></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战斗英雄吴元明</h5><br><h3>18日16时20分,印军又在择绕桥西侧中方哨位的东、南、西三面各架机枪一挺,并向吴元明大声吼叫,进行威胁和恫吓。吴元明抱着宁肯牺牲自己也要坚决执行“不打第一枪”的决心,严守岗位,毫不退却,对入侵挑衅的印军连续发出十多次警告,令其撤走。</h3><h3><br></h3><h3>印军不仅不听,反而增加兵力,加修工事,架设鹿砦,妄图逼走中国在择绕桥西侧的哨位。</h3><br><h3>20日16时,4名印军继续向再次走上哨位的吴元明围逼,并用木料拦住他的后路,将他夹在中间,进行挑衅。吴元明怒视着印军,伸手向逼近他的一名印军推去,这名印军绊在一块石头上仰倒在地。</h3><h3><br></h3><h3>又一名印军用木料拦他的后路,被吴元明一脚踢开,木料压在印军身上。印军见围逼不成,无可奈何地退回其据点内。</h3><br><h3>21日零时,印军突然向择绕桥哨位发起进攻,并企图捕捉中国哨兵。从零时至7时,印军先后四次开枪,并投掷手榴弹,情况危急。负责西哨位的3连代理连长刘道臣即返回河东向指挥所报告情况,当他快接近桥头时,印军再次开火,子弹从他胸膛穿过。他仍然命令哨位的战士在没有接到上级指示前,对印军的进攻不要还击。</h3><h3><br></h3><h3>他坚持爬回桥东的工事后,因伤势过重,光荣牺牲。印军的气焰丝毫没有收敛,再次打伤一名中国士兵。择绕桥边防分队再也忍无可忍了,被迫进行自卫还击。</h3><br><h3>吴元明生前说起49年前秋天的情景时总是热血沸腾,那是他一生中最自豪的经历。他也有遗憾,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的他,由于在择绕桥坚守了40多天,致使身体患上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炎,这使他战后没多久就告别了西藏回内地工作,直到在内江军分区司令员的位置上光荣退休。他一直梦想着回西藏边境去看看。然而腿脚不争气,始终未能成行。</h3><br><h3>张国华的案头,关于中印边境形势的电报突然多起来了,当然主要还是西藏军区的研究材料、形势分析等等。张国华带病聆听了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对中印边境斗争形势的分析与决策。毛主席讲楚国和晋国打仗,晋国退避三舍,后撤90公里,取得了政治主动,结果楚国被打败了。我们现在也要这样。</h3><br><h3>张国华又进了一次医院,这一次他心里很着急,他只要求医生为他的身体做一次全面检查。他不停地对301医院的医生说:“你们只需告诉我,我的身体能否吃得消西藏的恶劣气候就行了。”医生说:“张司令员,你的身体主要是心脏有问题,当然不适应高原的恶劣天气。”</h3><h3><br></h3><h3>张国华问:“你们能否明确地告诉我,我这身体在西藏待他个5年10年行不行?”他这一问,把医生难住了,他们说:“我们是医生,只能从专业的角度上讲,你的心脏不适合在高原久住。”张国华心急火燎地心早已飞回了西藏。</h3><br><h3></h3> <h3>当天下午,从301医院回到位于北京的家里,张国华一直到深夜还在灯前研究材料:早在建国之初,即便在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岁月里,印方也有过一些不友好的举动。</h3><h3><br></h3><h3>1951年,印方乘我抗美援朝,无暇西顾之际,抢占了中医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得知消息后,毛主席出于对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考虑,对印方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态度。</h3><br><h3>1954年10月,尼赫鲁应邀访华,受到隆重接待。毛主席对尼赫鲁谈中印友好的同时,也谈到两国间的分歧,当面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有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同我们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中印签约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这个协定签订以后,印度撤走了设在西藏江孜的兵营),这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h3><br><h3>当时的气氛是友好的。或许,毛主席这么说的时候,尼赫鲁并没有听,或者一只耳朵听另一只耳朵出,他自认为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和名气比毛主席和周总理大,更重要的是他一直认为印度也是一个大国,在亚洲甚至是比中国更有影响力的大国。</h3><h3><br></h3><h3>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的一些照会、抗议乃至警告,那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中国人是不敢在东北边境(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有什么大的行动的,至多在西边动几下嘛。我们的决策就是在我们认为可行的地方前进,不断地前进,前进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h3><h3><br></h3><h3>当初,当那个参谋局长考尔,把这一“前进政策”“推销”给他的时候,梅农是不同意这个想法的,但尼赫鲁其实也时不时地兼任国防部长,还找不到有人能够挑战他的地位。因而,身体瘦弱却自认为内心刚强甚至强大的他,一下子眼前一亮:考尔是个难得的人才!</h3><br><h3>年轻的考尔的地位和威望很快超过了第33军军长乌姆拉欧·辛格,也超过了东部军区司令森将军。于是,印度国内有人认为他们国家政府的总理和那个考尔一样,都是刚愎自用的人。</h3><h3><br></h3><h3>锐利的毛主席或许根本就洞察到了尼赫鲁根本没把他的话当回事,那也不要紧,因为毛主席心中十分清楚:“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我们不能把邻居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h3><h3><br></h3><h3>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两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毛主席后来还亲笔写下了这段话,于1959年5月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转达给了印度方面,等于向印度交了“底”,目的就是一个,希望印方自重,和平共处。</h3><h3><br></h3><h3>也不知道尼赫鲁读了这几句话没有?据后来长时间在印度采访,撰写中印边境战争过程的西方国家的几个传记作家披露,1959年那个年代,除了美英苏这样的国家,其他的不在尼赫鲁的目光所及。</h3><br><h3></h3> <h3>自我军1950年1月开始进军西藏那天起,有关西藏的一切事务,毛主席总是亲自过问。张国华深知西藏问题的极端重要。他在考虑西藏问题时,特别是边防事务时,始终以北京的决策、指示为指导。</h3><br><h3>就在张国华即将返回拉萨的前11天(1962年10月2日),中苏会谈,赫鲁晓夫用他的大嗓门嚷嚷开了:“你们中国应该和印度搞好关系,印度是一个中立国,尼赫鲁是比较开明的,应该团结他。发生中印边境军事冲突是不对的……”</h3><br><h3>连一向温和、善良、恭敬、节制、忍让的周总理也受不了啦,他毫不客气地说:“印度开枪射击6个小时以后,我们才还击,怎么能说是中国挑起的呢?”</h3><br><h3>陈毅元帥实在是气愤了,他带着有些指责的口气对赫鲁晓夫说:“你们九月九日发表的那个《塔斯社声明》,分明是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嘛!”</h3><br><h3>赫鲁晓夫抵赖:“我们根本不知道情况,印度说你们打死了他们的人。”</h3><br><h3>双方你来我往,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赫鲁晓夫满脸涨得通红,指手画脚起来:“我虽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h3><br><h3>陈毅元帥眼睛瞪得溜圆,怒不可遏说:“你我都是打过仗的人,谁死伤多并不能说明谁就对,这个道理你不懂吗?”</h3><br><h3></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赫鲁晓夫</h5><br><h3>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毛主席始终闭口不言,他厌恶赫鲁晓夫的做派,知道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h3><h3><br></h3><h3>只是到会议快结束时,他才很克制地说:“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还不行的。谁都不行!”毛主席讲话一板一眼,表情严肃,但语气委婉。</h3><br><h3>如此,赫鲁晓夫只好吐了口气说:“既然如此,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了。”</h3><br><h3>会谈不欢而散。</h3><br><h3>两天后,赫鲁晓夫一行离京回国。</h3><br><h3>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海参崴后,10月6日发表了演讲,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h3><br><h3>毛主席依旧把目光紧紧地盯在了西藏高原,他主持召开会议时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境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h3><br><h3>几十年来,总有西方人,印度人纳闷:中国人怎么会选择在20日这一天发起反击呢?</h3><h3><br></h3><h3>因为他们大胆的猜想,是有意为之。20日这一天,古巴的“导弹危机”同样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也有人说,10月20日这个时候,克节郎河水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湍急涌流了,我边防部队便于过河。</h3><h3><br></h3><h3>无论他们怎样猜想,他们都忽略了一点:1949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同于之前的旧中国,对于维护领土是毅然决然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h3><br><h3></h3> <h3>1962年10月13日,在由北京返回拉萨的飞机上,张国华耳边始终响彻着在杭州参加会议的时候,毛主席与他的谈话。那是在会议的休息时间里,毛主席问他:“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哟?”</h3><br><h3>张国华肯定而自信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赢。”</h3><br><h3><b>毛主席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西藏。但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b></h3><br><h3>这时,邓小平补充:“要争取时间。”他又侧过脸问张国华,“粮食够不够?”</h3><br><h3>张国华回答说:“光军区生产的粮食还有一亿多斤存粮,全作为战备粮贮存着。”</h3><br><h3>邓小平很满意:“好,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你这个‘地主’啊!”</h3><br><h3>军委秘书长罗瑞卿问道:“国华啊,你有没有把握?”</h3><br><h3>张国华爽快地答应:“有。”</h3><br><h3>“根据呢?”罗瑞卿又问道。</h3><br><h3>张国华说:“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印度的王牌军,就当他是当年蒋军的第181师吧。那个师也很有战斗力,还不是被我们吃掉了。”</h3><br><h3>机身外,悠悠白云眨眼而过,白云下面的崇山峻岭巍峨挺立。张国华当年就是从那里一步一步走向了西藏。现在,他全然顾不上那些回忆。他很快又想到了昨晚刘帅、林帅、徐帅、贺老总的叮嘱,顿感信心百倍。</h3><h3><br></h3><h3>早在6月份,张国华报告,建议组建419部队。他还请求总政批准,把正在政治学院学习的52师第155团政委乔学亭调回西藏军区准备参战。又从机关抽调顾草萍等一批处、科长和参谋人员到“前指”工作。</h3><br> <h5><font color="#010101"><a href="https://nd.mbd.baidu.com/42y8VLPwSQ?f=cp&u=a310fdb8dfaa3c3e">查看原文</a> 原文转载自nd.mbd.baidu.com,仅添加部分文字图片重新编辑,著作权归作者所有</font></h5><h3><font color="#010101"><br></font></h3><h3><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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