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往事》

钟鼓楼

【写在前面】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章映着我开花的年岁，虽然没有戴上大学校徽，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懊悔……”每当听到这首歌，我便心潮澎湃。我想，如果你曾经是一名军人，也一定会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 一年一度的“八一建军节”又要到了，这个节日对许多普通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但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这个节日具有特殊的意义…… 今年是我参军五十周年，全国各地同年入伍的老战友们计划八月一日再齐聚长春搞一次纪念活动，但是由于疫情不得不取消了。为了弥补这个大大的遗憾，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了这篇《从军往事》与大家共同怀念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2002年4月重返长春拍摄于部队大门口 【征程】 1970年12月25日，运城地区两百六十名应征入伍的新兵登上了奔赴部队的军列，我和龙居公社的五十五名新兵同乘一节“闷罐车”，由于目的地属于“军事秘密”，不免给此行增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列车走走停停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在一个很大的“列车编组站”停下了，通过车厢门缝我隐隐约约看见远处的站牌上写着“丰台”，心里立刻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如果父母此时此刻能亲眼看到我终于穿上了绿色的军装该是多么高兴啊…… 当我还在默默地眺望着远处楼房，沉浸在美妙的幻想时列车又开动了……不一会儿车厢里的光线渐渐变得昏暗了，随着车轮有节奏的咯哒、咯哒声新兵们靠着各自的被包纷纷进入了梦乡。 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一股寒气将大家冻醒了，于是赶紧把部队配发的绒衣、绒裤都加在棉衣棉裤里面，并打开被包将棉被盖在身上。 半夜列车又停了，车厢外传来一阵铁鎚敲击车轮的当当声，似乎是铁路工人正在检查车况，我透过门缝向车外问:师傅，这是什么地方？对方答道:“山海关！”噢，原来我们已经出关啦，要不然身上感觉到寒冷了呢…… 【向后转！】 一觉醒来，发现车门缝儿射进来一缕阳光，天亮了。此时车厢外响起了哨音，紧接着传来“都下车方便方便”的喊声，于是大家赶紧把车厢门推开纷纷跳下了车。可能是在昏暗的车厢里呆的时间太久，突如其来的阳光晃得大家几乎睁不开眼……后面几节车厢的新兵也陆续跳下了车沿着铁道路基站成了一排，这两百多人的队伍看上去宛如一条“草绿色的长龙”…… 停车的地方并不是车站，大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纷纷准备解开裤带……突然一阵嘟嘟嘟急促的哨声把大家吓了一跳，紧接着听见夏德友营长大声喊道:“全体都有，听我的命令，向后…转！”大家立即遵从地转向了车厢一面，我偷偷地揉了揉眼睛向身后瞄了一眼，此刻才发现在一望无际的农田里有一群围着花花绿绿头巾干农活的妇女正在好奇地向这边张望呢…… 【当“翻译”】 我们终于在一个叫“杉松岗”的陌生小站下了车，我趁机取出随身带的全国地图册，凭着自己的记忆顺着铁路线一页一页地翻找，终于在“通化上边不远处”找到了“杉松岗”，原来我们已经到了吉林省的辉南县境内。 “杉松岗”虽然是在地图上难以找到的地方，但是它地下的煤炭资源在东北地区却是久负盛名。中午，煤矿的文艺宣传队演出了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片段，慰问我们这些刚刚入伍的子弟兵…… 下午我们徒步行军，傍晚时到了一个叫“样子哨”的冰雪小镇，我们十几个新兵被安排在镇革委会的办公室休息。 不一会儿，镇上的几位领导前来慰问，其中一位边摸着热炕边关心的问我们:“这炕烧得业呼不业呼？”……在场的山西籍新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没听懂人家在问什么。好在我家的邻居是东北人，因此我对东北话并不感到陌生，于是告诉大家:“人家是在问这炕烧得热不热”。大家此时才算明白过来，一口同声地答道:耶着、耶着（晋南方言“热”的意思）…… 2000年宁速成、董建国、张正计等老战友到万宝故地重游（背后就是当年被称为“万宝山”的土丘） 【学外语】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踏着厚厚的积雪徒步行军十多公里，中午终于到达此行的目的地，一个叫“万宝”的地方。 据说十几年前38军从朝鲜撤回来后曾经驻扎在此屯垦戍边，用坦克拖着铧犁开垦出大片的荒地种植粮食。后来该军奉命调防保定后，将此处移交给我部作为生产基地了。 这里有一座数十米高的土山，山前山后都盖有一排排低矮的土坯房，我们新兵一连一排被安置在山前第一排房子里。 第二天清晨，窗外响起了起床号，随之而来的是远处高音喇叭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乐曲结束后便是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音，至于说的是什么，我们一句也听不懂。 原来基地不远处的万宝七队和八队都是朝鲜族同胞，因此当地采用的是朝鲜语广播。 在新兵训练的三个月里，这种声音始终伴随着我们，时间久了我们也能模仿着播音员“嘀哩咕噜”地学上几句…… 十几年后，我们单位分来了一个外语学院日语系的毕业生，听说他是朝鲜族，我就找个机会问他:“由及吝，旁松布地利嗒”是什么意思？他惊讶地看着我问:“您怎么也会朝鲜话？”听了我的解释后，他告诉我:您说的是“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后来出于工作需要，我曾简单的学会了几句英语、日语和阿拉伯语……但仔细回想一下，我最早会说的应该是朝鲜语。 如今还幸存当年住过的营房（拍摄于2000年） 【桑拿浴】 我们宿舍的土炕是刚刚砌好的，由于泥土还没有干透，经柴火一烧直往上冒蒸气，晚上睡觉时总感觉浑身潮乎乎的。早上起床掀开被窝时还能冒出一缕缕蒸气，如同揭开蒸馒头的锅盖…… 大约二十年后，我在国外第一次享受“桑拿浴”时，不由得回忆起那段睡热炕的经历，看来国外这“玩意儿”并不新鲜，早在万宝基地时我已经“体会”过了…… 冬季的万宝非常寒冷，夜间室外气温能降至零下三十多度。当半夜宿舍外间的灶火熄灭了，室内的温度几乎降到了零下。如果你进屋后没有及时地清理干净粘在靴底上的雪，第二天早上靴子就会被牢牢地冻在地面上，害得你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设法撬开被冻住的靴子…… 林海雪原 当年的羊毛皮靴（大头鞋） 【烧柴火的学问】 万宝基地做饭、烧水、取暖都得靠烧木柴，因此我们每周都要到基地西边数公里外的大森林里去砍伐树木。 由于是初次没有经验，我们便在森林边沿随意砍了几棵树扛了回来，然后将树锯成一段一段的再用斧头劈成四瓣儿…… 到晚上烧热炕时，这些刚刚劈开的木柴却无论如何也点不着，没办法只好到附近的炊事班借了一些木柴…… 经请教基地的老同志后我们才明白，刚刚砍回的树是烧不着的，必须得劈开后再晾晒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行。不过，森林中有一种“白桦树”含有一种“树胶油”，只有这种树砍回来就能烧，就连桦树皮也是很好的“火引”。虽然桦木燃烧起来火焰很旺，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耐烧”。 由于多年砍伐，森林边沿已经找不到一棵白桦树了，我们不得不踏着没膝盖深的积雪到森林深处去寻找。森林里白茫茫一片也没有路，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边走边寻找，不时还有人跌进齐胸深的雪坑里……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隐隐约约看见森林深处有几棵树是白色的，于是我们赶紧跑了过去，果然这是几棵又粗又高的白桦树…… 晚上我们将灶里填满了刚刚砍来的桦木，心想这回一定把炕烧得热热的，晚上可以暖暖和和地睡个好觉…… 正当大家准备睡觉时，忽然闻到宿舍里有一股什么东西被烧糊了的味道，于是纷纷顺着糊味儿到处查找，原来是炕头铺着的褥子被烤糊了。再看外间屋烧炕用的土灶，火苗已经从灶口窜出来了，灶台上扣着的铸铁锅也被烧得通红，放在灶旁打算烘干的皮靴子也被烤得变了形……幸亏发现得及时才没有造成多大损失，但是经历这场虚惊后，让我们充分领教到了“桦木的厉害”…… 【掰手腕】 新兵训练期间，我担任一连一排三班副班长，除负责全班的武器装备、生活及内务卫生等项工作外还要配合班长组织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 我深知此次当兵的机会来之不易，因此在各项工作中都表现得非常积极。担任团支部书记的孟庆华副排长也鼓励我争取在新兵训练期间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为此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了，工作上积极主动、任劳任怨、脏活重活抢着干，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到森林里伐木时一般是两个人扛一棵树，我坚持一个人扛一棵…… “不知不觉”我竟成了小有名气的“大力士”，并且名声还传到了山后的二连…… 全营新兵百分之九十多都来自农村，他们自小参加农业劳动从而锻炼得身强体壮，但是也有个别人对我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知青抱有一些“成见”，而且心里还有点儿不服气，于是传出话来说二连那边有人要向我“挑战”，打算在星期六晚上自由活动时间通过“掰手腕比赛”来和我比个高低…… 据说“挑战者”曾经当过铁匠很有力气。但他们哪里晓得，自文革开始“罢课闹革命”后，每天呆在家里十分无聊，我就每天早上和大院里一帮“发小”举杠铃、练哑铃、学习拳击……从而也练就了一身的蛮劲儿，因此对挑战充满了信心。 比赛当晚我们班里显得特别热闹，炕上地上都站滿了人。双方摆开阵势，一边是二连的“拉拉队”，一边是一连的“拉拉队”，随着担任裁判的孟副排长一声“预备、开始！”我和对手几乎同时使出浑身的力气都想尽快掰倒对方，双方“拉拉队”的加油声不绝于耳，也听不出来是谁在给谁加油…… 对手不愧当过铁匠，力气的确不小，但是我感觉他的耐力似乎有点儿不足。因此我就跟他采取“消耗战”……就这样僵持了几分钟，我看到对手的脸被憋红了、脖子上的青筋也曝了起来，额头上还冒出了汗珠……于是趁机突然发力一口气掰倒他的手臂，此时一连的“拉拉队”立刻响起了一片胜利的欢呼声。 【虎子】 万宝山基地有一条体格健壮的德国牧羊犬，大家都叫它“虎子”，据说也是38军离开时留下来的。 说来也怪，“虎子”见到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新兵如同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总是兴奋地摇着尾巴围着我们转。但是当看到有老百姓进入我们营区时它就会扑上去又叫又咬，因此有人把我们这儿称为“景阳冈”。我们猜测，在军营里长大的虎子眼里，只有穿草绿色军装的才是它的主人…… 新兵营决定搞一次冬季野营拉练，万宝基地的同志帮助选择了一条路线并推荐虎子担任向导。 我们班作为全营的“尖刀班”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聪明的虎子似乎明白自己的任务，始终跑在我们的前面，它还不时停下来回头看看我们，似乎是在示意我们尽管放心地跟着它走…… 一路上虎子领着我们一会儿走在白雪覆盖的田埂上，忽而又把我们带进了茂密的原始森林……走着走着它忽然停住了，冲着前方不停的叫，我们顺着它盯着的方向一看，原来前面不远处有一块空地和一排排破烂不堪的房屋和两个东倒西歪的篮球架，看样子这里曾经是38军所属连队的营房……之后每向前走出几华里就能看到相似的景象。 由于是阴天，我们也无法辨别方向，只能紧紧地跟在虎子后面继续向前走着……大约又走出十几里的样子，虎子突然又停下了，兴奋的冲着我摇摆了几下尾巴，然后头也不回的向前跑去。我们顺着它跑的方向望去，隐隐约约地看到前面竟然是我们熟悉的万宝土山……原来虎子领着我们在周边整整转了一大圈，最终又绕了回来。 至于虎子为什么如此熟悉这条路线，我们估计在那通讯不太发达的年代，它可能曾经是那几处军营之间的“联络员” 吧…… 通过这次野营拉练不但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军事素质，而且还让我们受到一次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我们亲眼目睹了38军的前辈们从朝鲜前线撤回国内后，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屯垦戍边，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的考验，他们为祖国、为人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实在令我们这些后人无限的敬佩…… 【夜间紧急集合】 新兵训练期间，大家最怕的就是搞夜间紧急集合，半夜三更爬起来摸着黑穿衣服、叠被子打被包、全副武装，时间不能超过七分钟，如果有人落后就会影响全班的考核成绩，幸好宿舍有个后窗，因此能借助一点儿外面月光。 一天半夜，朦胧中听到一排和二排的邵新民、陶思广两位排长在窗外小声的嘀咕着什么，我立刻预感到今晚可能要搞紧急集合，于是悄悄地提前做好了准备…… 果然不出所料，不一会外面便响起了急促的哨声和“紧急集合！”的叫喊声，大家赶快从炕上爬起来迅速地穿好衣裤、背上被包拿着枪陆陆续续跑了出去……我担心会落下人，便睁大眼睛借着月亮在宿舍里查看，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正跪在地上似乎在寻找什么，我赶紧过去询问，跪在地上的新兵沮丧的说:班长，我的一只皮靴找不见了……于是我也赶紧跪在地上帮助他寻找，很快就在不远处摸到了另一只，就催促他赶快穿上，他一边穿一边嘟囔着“这靴子好像这不是我的”…… 紧急集合训练结束后，大家回到宿舍打开电灯，我趁机一个人一个人的检查到底是谁穿错了靴子，结果发现那位找不到靴子的和站在他旁边的另一个新兵脚上穿的靴子都是一大一小，原来是忙乱中睡在他旁边那个新兵把靴子穿错了…… 【汇报演出】 1971年2月，我们新兵营文艺宣传队奉命到长春作汇报演出，我个人表演的节目除了描述“新兵训练趣闻”的天津快板和在集体舞“大海航行靠舵手”中担任旗手外，就是和一位太原籍新兵共同担任报幕员。 晚上7点汇报演出准时开始了，上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礼堂房顶上左右两组舞台灯光照的人几乎睁不开眼。我们两个报幕员嘴里念叨着“一二一”齐步跑上舞台，大概距离台前的麦克风还有两三米时，在我前面的那位新兵突然畏畏缩缩地不敢往前跑，急得我在后面推了他一把，因此引来了台下观众一阵哄笑，这让我本来就紧张的心情变得更紧张了，差点儿把自己的台词都给忘了…… 三十多年后的一次战友聚会上我们又见面了，我跟他聊起当年这档子事儿时他才告诉我，由于他是近视眼，舞台灯光强烈的照射的他几乎看不见舞台的边缘怕自己会掉下去，所以…… 【初识虱子】 为时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研究所的勤务三连。 春天的阳光十分明媚，早操后大家趁着好天儿纷纷将穿了一冬的棉衣棉裤、绒衣绒裤搭在绳子上晾晒，于是我也把自己的绒衣绒裤都拿出来晒晒。 不一会儿我看见一群人围着晾晒的衣物指指点点地似乎在议论什么，在场的于治权副指导员大声喊着:这是谁的？我一看他指着正是我刚刚挂上绒衣绒裤就赶紧跑了过去，于副指导员指着绒衣绒裤边缝处一排排像小米粒似的东西问:虱子都在你的衣服上下崽儿啦！你不知道吗？……说实话，长这么大我还真没见过虱子是什么模样呢，就更别说虱子下的崽儿是什么样了。于副指导员赶紧让一个在消毒室工作的老兵把我的绒衣绒裤拿去用高温消毒箱蒸死虱子卵…… 当我再拿到绒衣绒裤时，发现绿色的绒衣绒裤被蒸的深一块浅一块就像“迷彩服”似的，好在绒衣绒裤都穿在军装里面，丝毫不影响美观…… 但事后我一直努力地在想，这虱子是怎么到我身上来的呢……思来想去忽然想起在新兵训练期间，睡在我旁边一个万荣县姓阎的新兵几乎每天晚上钻进被窝前都会脱下衬衣翻来翻去地似乎在寻找什么，估计弄不好就是在寻找虱子呢…… 【投弹比赛】 刚到研究所勤务三连不久就赶上部队举办“春季运动会”，于是我报名参加了“手榴弹掷远”项目。 比赛当天经过三轮的激烈竞争，最终一位有着“迫击炮”之称的军体教员以七十多米的成绩获得第一名，另一位来自野战部队的学员获得了第二，我以四十九米的成绩只获得了第三名。 当扩音器里传来“请获得投弹比赛前三名运动员上台领奖”时却没有听到有我的名字……我正在疑惑时，担任研究所代表队领队的龙正奎助理员急匆匆跑过来冲我着喊:你怎么不去领奖呀？我说没有念我的名字呀，他二话不说拉着我来到了领奖台，向颁奖人说“他就是投弹第三名”……我接过奖状和纪念日册一看，上面的人名写的却是“王广”，真让我感到一头雾水……后来才弄清楚，问题是出在龙助理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上了，颁奖人员把“Gang”听成了“广”。 【滑冰训练】 1971年夏天，我被抽调到政治部参加篮球集训，准备参加“总后篮球联赛”。 我们篮球队被编为一个班，临时住在警通队刚刚腾出的武器仓库里。我们日常训练由宣传处负责，行政管理则由警通队负责，从此我们开始了“专业运动员”的生活…… 每天清晨，我们比连队早起一个小时进行长跑锻炼。早饭后除了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外，几乎全天都是体能锻炼和个人技术训练。 转眼冬天到了，室外训练受到了影响，因此宣传处给我们增加了一项体能锻炼运动:“滑冰”。 我们到队训处仓库各自领取了适合自己的冰鞋，我选择了喜爱的“跑刀”鞋，其他人由于是初学都选择了“花样刀”冰鞋。 第二天早上，大家背着冰鞋来到长春胜利公园滑冰场。冰场里的人并不多，除了体校少年滑冰队的一帮小孩子就是我们这几个军人了。 我迫不及待脱去厚厚的羊皮军大衣换上冰鞋，兴奋地围着冰场跑道滑了一圈，其他几个战友却坐在长凳上兴趣十足的观看孩子们练习花样滑…… 在我的再三催促下大家才换上冰鞋相互搀扶着滑向冰面……只有班里的“大个子老于（于美生）”还坐在原处没动…… 大家在冰场里围成一圈，我边讲边比划地介绍如何尽快掌握滑冰技术，忽然冰场边传来一阵阵小孩子们噢~噢~的起哄声……远远望去只见身裹军大衣、戴着皮帽子的老于被体校那帮孩子围在中央，他张着双臂站在冰面上如同马戏团里的演员走钢丝，每当他试着向前迈一步便摔一跤、爬起来还没有站稳就又摔了一跤……调皮的孩子们围着他起着哄地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给他数着摔倒的次数，见状我急忙滑过去制止了孩子们，赶紧把他扶起掸干净大衣上的冰雪，问他为什么滑冰还穿这么厚？尽管他被孩子们的哄笑臊得满脸通红，但还是非常固执的说，这起码摔不疼屁股…… 【高射机枪】 出于备战的需要除给篮球队每人配备一支五六式步枪外还配备了一挺1940年苏联造的12.7亳米高射机枪，因此我们还被称为警通队“高射机枪班”。 这挺高射机枪真够重的，四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才能抬动它，因此在决定带着它参加1972年冬季野营拉练时，我们不得不从研究所借了一匹外号叫“胖墩”的军马和金属小炮车将它驮着。 整个拉练过程，每当我和赵文志驾着装载高射机枪的小炮车经过一些村庄或城市时，都会吸引一群好奇的孩子追着我们跑，嘴里不住地喊“炮！炮！这是小钢炮”…… 拉练队伍到达了一个叫大榆树的地方，这里三面环山是个打靶的好场地，因此决定在此进行一次对空实弹射击。 第二天早上，我们赶着炮车来到一片空旷的平地把高射机枪抬下来固定好，队训处的几个参谋将十只充满氢气的大气球用绳子系着放到了空中，我们几人负责将子弹一颗颗压进弹链，说是机枪子弹，其实每颗足有15公分长，就跟一颗小炮弹似的。 第一次试射时，高射机枪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把马都吓惊了，四周的尘土也被震得扬了起来…… 我们琢磨着空中只放了10个气球，这么固定的目标真是太好打了，不得一枪打下一个呀！没想到此时忽然刮起了大风，气球被风吹得在空中晃来晃去，因此不得不迅速调整枪口追着瞄准……当你刚瞄准好在扣动扳机的一瞬间气球又突然飘开了……由于用的是“泄光弹”能清楚的看到射出的子弹闪着火光纷纷从气球旁边擦过，结果发射了五十多颗子弹只打下了一个气球……这可让我们体会到了，如果是打空中的飞机会是多么的困难呀…… 防毒面罩及过滤器 【防毒面罩与子弹】 有一天，在研究所大门口站岗的冯少云叫住了我，说是水暖工师傅交来一个在暖气管道里发现的帆布袋，由于年代太久帆布袋有些糟了。我打开袋子一看，里面装着一个防毒面罩、一个生了锈的铁皮盒和一排不知型号的步枪子弹。我从小冯手里接过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试着将一发子弹填进弹舱并拉了一下栓，没想到子弹居然上膛了，我随手冲着天空扣了一下扳机，只听“叭”地一声树上的叶子掉落下来好几片，这可把我吓了一跳，没想到这埋藏地下不知多少年的子弹居然还能发射……我赶紧将情况报告给领导，领导听后当即命令我立即到靶场挖个深坑，将防毒面罩和铁皮盒浇上柴油焚烧后深埋，子弹全部销毁掉…… 为了搞清楚这些物品的来处，我到图书馆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从而了解到研究所的驻地曾经是总参的机要学校，但是机要学校不会有防毒面罩一类的物品呀…… 最终我从一本介绍日军研究细菌战的书里找到了一些线索。根据记载:日军占领东北时期，除了哈尔滨郊区那支臭名昭著的“关东军731部队”外还有一支与其齐名的“关东军100部队”，这支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主要研究的是针对动物、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书中描述了这支部队驻扎的地点在“长春市郊孟家屯附近”，这似乎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拾到的这些物品很可能是日军遗弃的……想到此处我不觉毛骨悚然，额头直冒冷汗……庆幸自己没有冒然打开那只铁皮盒子。 2016年8月拍摄于研究所大门（如今已更名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十一所） 向时任研究所的所长、政委赠送锦旗 【征收饲草】 总后篮球联赛结束后篮球队解散了，我又回到研究所，被安排搞行政采购工作。 由于科研方面的需要，所里饲养了上百匹大型牲畜，因此每年都得通过地方政府部门征收一百二十万余斤草料。 1973年冬，吉林省成立了由省土产公司、驻长春各部队组成的“征收军用饲草工作领导小组”，各部队派人协助地方的征收工作，征收地点安排在长春附近的农安县。 所里派我参加了这次征收工作，随即我和驻长其他兄弟部队派出的人员来到农安住进了县招待所。农安县土产公司又分别设置了几个“征收点”，分配给我们所的是距离农安三十多公里的“开安镇”。 开安镇供销社负责征收饲草工作的同志姓程，是一位四十多岁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转业前曾经担任过连长。老程一直保持着军人作风，干起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雷厉风行，我们认识不久便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但我还是一直尊敬的称他为“老连长” 。 老程为人热情、性格直率，他不但亳无保留的把自己多年征收饲草方面的经验传授给我，而且还经常请我到他家改善伙食，程大嫂做的只有东北过年时才能吃到的“粘豆包”令我至今难忘。 由于铁路运输是整个征收饲草工作中非常重要一环，老程还给我引见了火车站负责货运的王站长。 初次见到王站长，他那一口纯正的“京腔”立刻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真没想到在东北一个不知名的小火车站居然还能遇见北京老乡……五十多岁的王站长有着丰富的铁路货运经验，据他介绍饲草装运过程中关键在打草捆上。 至于“打草捆”，就是将饲草填进专用木栏，再用木杠将草压缩成1.5米长、50公分见方的草捆并用草绳捆绑结实。如果饲草压的不紧捆绑不结实，不仅会浪费车皮的运载能力，而且极容易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散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第二天清早当我又来到开安镇时，一下火车就看到老程正在站台上忙着检查一车车送来的饲草。老程边忙活边向我介绍，必须要认真检查每车饲草是否新鲜、干燥，有没有霉烂现象。有些生产队交来的饲草中常常掺杂着一种紫红色的谷草，由于这种草带有苦涩味，牲畜根本不吃，因此必须坚决拒收…… 眼看着收来的饲草堆得快有三层楼高了，老程说明天可以开始打草捆了。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乘火车赶到开安镇和老程一起在现场监督打草捆的质量。 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老程凭着丰富的经验向我建议，在监督检查打草捆过程中我们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为了不影响军民关系由我“唱红脸”，他负责“唱白脸”，每当发现捆绑的草捆不合格时，他就大声地叱责并毫不客气的用镰刀将草捆砍开，重新打捆……随后由我出面对大家进行“安抚”，趁打草捆的师傅们休息时给大家递烟、倒水……于是有人背后开玩笑说:你的这位“老连长”一天到晚总对我们吹胡子瞪眼，简直就是个军阀！你小王才是共产党的兵，不但说话客气还总给我们敬烟、倒水……听到他们的夸奖，我内心不由得产生了一丝苦涩……心里说，以为我每天给你们抽的香烟都是捡来的？一个穷当兵的每月只有八块钱津贴费那里够买这么多香烟的，哪可是我每天靠啃干馒头喝白菜汤从伙食费里省出来的呀。不过只要你们各位把草捆打好，勒紧点儿裤带我也甘心情愿…… 不久他们发现我身上带的香烟由三毛一分一盒的“大生产”变成二毛七分一盒的“迎春”，便开玩笑说:看来小王的日子不好过了，抽不起好烟啦！站在一旁的老程实在听过去了，便将实情告诉了他们…… 之后大家突然都跟我客气了起来，无论如何也不再接我递给他们的香烟了。不过我们惊奇的发现，草捆的合格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啦！一天王站长跟我说，据他的估算目前打好的草捆已经可以装滿两节60吨的车皮了，让我立即向长春铁路分局军代处提出申请。 两天后王站长通知我，申请的车皮已到可以组织装车了，另外他还告诉我:听分局调度室的人说，我们开安站是第一个提出申请车皮的，其他的征收点连饲草还没有收够呢…… 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忽然有一天，我们部队供应处的陈副处长和十六军46师供应科陈青科长等人在省土产公司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农安县，据说由于征收的饲草迟迟未运到，部分下属部队的牲畜都快要“断顿儿”了，因此急得他们赶快来到现场了解情况。 当从县里得知“开安点”的征收进度比较快，而且已经早已开始装车启运了，就前来了解情况。听完我的工作汇报，陈副处长当场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和表扬，46师的陈青科长在一旁若有所思地说:“看来问题是出在个别负责收购的同志责任心不强，与地方各部门的协调不到位上”……于是决定第二天把哈拉海、德惠等几个点儿的工作人员召集到开安参加“现场办公会”，推广开安的经验…… 我在征收饲草工作中的表现不但受到部队领导的表扬，也得到了46师陈科长的赏识，有一天他私下跟我半开玩笑说:“小王，你愿意不愿意调到野战部队来呀”…… 征收饲草任务圆滿完成后，陈青科长还特地让陈副处长带着他亲自到研究所为我“请功”呢。 【狗肉】 在开安镇征收饲草期间，我与供销社领导的关系相处得非常好，一天供销社主任叫住我说:延边来收狗的老朴他们要走了，今晚他亲自下厨房做一顿“朝鲜狗肉宴”犒劳犒劳大家，你就别回县城了一起参加吧。 晚上我应邀来到供销社办公室，炕桌上摆着两个大盘子，一个盘子放的似乎是狗肉丝，另一盘是洗干净的白菜芯和剥了皮的大葱，旁边还有一碗黄酱。老朴端着一个冒着烟的油锅将炸好的辣椒油泼在狗肉上，顿时屋子里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香气…… 大家围着炕桌坐了一圈边品尝着“凉拌狗肉”，一边嚼着白菜芯大葱蘸大酱，老朴不断的给大家的杯子斟滿他带来的“延边白酒”。这时供销社主任问老朴，你们这次损失不小吧？老朴沮丧的回答:是的，一下子检查出了四十多只病狗…… 据老朴介绍:朝鲜族爱吃狗肉是众所周知的，在狗的检验方面也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这次在开安供销社的积极配合下顺利地收购了一百二十多只狗，经过检验竟然发现四十多只是病狗，这些病狗的血液里有一种寄生虫，类似于南方的“血吸虫”，人类误食以后就会被传染并危及到人的生命，而且这种病的传染性非常强，因此他们将这些病狗杀死后丢进事先挖好的土坑，浇上柴油焚烧后深埋了…… 大家被老朴地这番话吓得目瞪口呆……老朴赶快换了个口气指着盘子里的狗肉说:各位尽管放心吃，这只狗是经过检验的绝对安全。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吃过一口狗肉，并且还经常奉劝我身边人尽量不能吃未经检验的狗肉。如今那些挂着“现杀、现做”当街叫卖狗肉的，你亲眼看见他们卖的狗肉经过正规的检验吗？千万不可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呀！ 【下军棋】 前几天听郭德纲的相声，其中说到了下军棋，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当年一件趣事儿。 有一天科里的几位助理员趁着领导不在下起了军棋。还没下两盘，张洪勤副政委突然推门而入，大家都紧张的站了起来，一面用身体遮挡住棋盘，一面问张副政委有什么指示？张副政委若无其事地回答:“开了半天会，出来放松一下抽支烟”…… 当张副政委掐灭了烟蒂转身离开后，大家赶紧关好门打算接着下棋，却发现棋子中少了一个“司令”，桌上地下的寻找半天也没有找到，正当大家感到这事儿有点儿离奇时，@助理似乎醒悟了过来，便跟其他几位嘀咕了几句，之后便迈着沉重的脚步上楼，走向张副政委办公室…… 等到他们回来，@助理一进屋就把手中攥着的“司令”丢在桌上，对我说:赶快把棋拿到你们宿舍去，从今往后再不下军棋了…… 【鲜族媳妇】 在征收饲草工作期间，我有幸结实了省供销社的采购员老许，初次见面时，他头戴狗皮帽、身穿羊皮大衣、脚上穿着一双高筒马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才知道，老许是专门负责收购大型牲畜的，他这身打扮完全是为适应在内蒙古牧区工作环境。 老许有四十多岁，为人热情、开朗，知识丰富，一见面我们就聊的非常投机。他随身总带着一壶酒和烟荷包，可以说是天天“烟不离手，酒不离口”。 一次我刚刚出差回来，拿着从北京带回来的“二锅头”到长春二道河子区老许的住处看望他。见到我的到来他非常高兴，马上让许大嫂准备几个酒菜并拿出一瓶“德惠大曲”要跟我喝两盅……在那副食供应非常紧张的年代，一盘白菜芯拌粉丝、一盘摊鸡蛋、一盘炸花生米和一盘大葱蘸酱就算是非常“奢侈”了。 我们俩边喝边聊，许大嫂坐在一旁津津有味的听着，还不时给我们的酒盅里倒酒…… 许大嫂比老许大两岁，是一位典型的东北妇女，她言语不多，最大的爱好似乎就是从老许手中接过一尺多长的烟袋锅吸上两囗…… 酒过三巡，老许忽然把话题一转，问起了我的“个人问题”，说如果我打算留在长春，找对象的事他包了，并且保证让我过上“伸仙般的日子”……他看我滿脸疑惑便开始解释……此时许大嫂似乎知道老许要说什么，冲着他后背撇了撇嘴满不高兴的走开了……于是老许毫无顾忌地开始了他的一番“高论”…… 原来他家后院住着一对新婚的鲜族夫妇，通过后窗能观察到小两口儿的日常生活。 据说每天早上几乎天还没亮，后院便传来拉风箱的声音，他爬到后窗一看原来是那家的媳妇正忙着做早饭，丈夫起床后她又急忙端去一盆洗脸水……待伺候丈夫吃完早饭，便帮着他穿衣戴帽送到大门口，还冲着丈夫的背影深深地躹一躬，之后又赶紧回到家扒拉几口剩下的饭菜，急急忙忙穿好衣服上班去了…… 到了傍晚，媳妇一进家门就又开始忙活着做晚饭，饭菜做好就放在蒸锅里热着，如果是冬天还得烫上一壶酒，然后就静静地等待着丈夫归来……丈夫一进门，媳妇赶忙上前帮助脱下外衣接过帽子挂好，准备好热水和毛巾让丈夫洗脸，将饭菜端上炕桌，自己则坐在炕边伺候着给丈夫添饭倒酒……丈夫酒足饭饱后就靠在床上吸着烟，媳妇将剩余的饭菜端到外屋的灶台上匆匆忙忙的吃着……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乎天天如此……说到这儿老许向空中吐了一个大大的烟圈，眯着眼睛似乎沉浸在美好的幻境之中…… 十多年后我向单位里的一位朝鲜族同事询问过，据他介绍，“男尊女卑”在朝鲜族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媳妇在整个家庭里的地位非常低，伺候丈夫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就连吃饭也不能上桌。如果媳妇做得不好，不但会受到双方家长地严厉斥责，还会遭受来自社会上地压力。朝鲜族媳妇不但要伺候公、婆、丈夫，操持家务养育儿女，还得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常年地劳累，朝鲜族妇女一般苍老得非常早，往往才四十多岁的年纪，脸上就已经佈满了深深地皱纹…… 我骑得就是野营拉练时，拉炮车名叫“胖礅”的那匹军马 【接马的经历】 1973年初春，李永发助理员带领我和一个叫张山的战友到甘肃的山丹军马场接马，我们在北京乘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69次列车。 夜晚当列车驶过兰州时，我被一阵小孩子地哭声惊醒了。睁眼一看，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正倚在旁边座椅的靠背上，我问她去什么地方？为什么不去找座位坐下？她说到乌鲁木齐，没有买到座票只好站着……出于一种同情和责任我毫不犹豫的站起来把座位让了她，自己则来到餐车门口坐在一只麻袋上打瞌睡……忽然感觉有人在踢我的腿并听到“嘿！嘿！你怎么坐在粮袋上呀！”我赶紧抬起了头，原来面前站着一个肩膀上带着“列车长”臂章的人，此时对方看到我皮帽上的帽徽，立刻变得客气了一些，问我为什么不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听完我地解释后，他笑着说:你这个当兵的真有意思，学雷锋也不挑个地方，那儿有在火车上让坐的呀！我回答他:任何一个军人遇到了这种事儿都会这么做的，如果您不让我坐我就站着好了……也许我的行为感动了他，便把我领进了餐车找了个座位让我休息…… 第二天我们在张掖站下了车，军马场派车把我们接到了场部。 吃晚饭时，我们发现食堂里吃饭的人脸蛋都是红红的，似乎像化了妆的演员，于是便问旁边的人，是不是晚上礼堂要演节目？回答都说不知道…… 第二天早饭后，马场业务科的同志带领我们到下面的分场验收早已给我们准备好的马匹。结果到了马圈一看，这五十多匹马大部分都是“老、弱、病、残”，于是当场表示拒绝接收。 原来马场方面听说了调拨给我们的马都是用于试验，因此不愿意把健康的好马给我们。没办法，我们只好又拿着总后的文件再去找马场领导交涉，希望按照我们的标准重新选马，最终场方不得不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按照要求我们需要接一岁多的幼马，但马群都是混养的，一个马群里没有几匹幼马，害的我们不得不从一个马群再跑到另一个马群重新挑选…… 当我们回到招待所洗脸时，突然发现镜子里自己脸蛋怎么也跟抹了红胭脂似的了……原来山丹军马场地处西北高原，阳光照射十分强烈，因此每个人都被晒得脸蛋红通通的…… 找了一张当年解放牌卡车的照片 【路见不平】 74年春季的一天，我奉命带车去沈阳“总后东北物资局”提取一批钢板。 司机小颜开着崭新的大解放车还是第一次跑这么远的长途，因此感到非常兴奋。我们早上从长春出发，我拿着全国交通图担任“导航”，一路上有说有笑，不知不觉的下午三点就顺利到达了沈阳。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仓库提货、装车后便启程返回长春。 当我们快到四平时，发现路中央停着一辆满载货物的卡车，旁边还站着两个人不停的向我们招手，我赶紧让小颜把车停下。一个干部穿着的中年人跑过来对我们说:解放军同志，我们的车陷到坑里了，能帮忙把车拖出来吗？作为人民的子弟兵，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我痛快的答应下来，小颜取来拖车用的钢丝绳挂在被陷卡车的拖车钩上，然后回到驾驶室加大油门连续拖拽了几次，被陷住的卡车却纹丝不动。 我围着车仔细观察了一下，看到车门上用白漆喷着“四平市商业局”的字样，司机很年轻，似乎是个驾驶经验不足的小伙子。 在东北，每到开春解冻时，道路上的个别地方会变得非常松软（当地称之为“翻浆”），载重车辆压上去非常容易造成路面塌陷。因此遇到这种情况，有经验的司机都会加大油门冲过去，稍微慢了点儿就可能被陷进去。看来这位年轻司机发现车轮被陷后，还盲目的不断加大油门，结果越陷越深……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我忽然间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两辆车上的液压千斤顶把车身支起来，再将车轮下的坑填平…… 结果车身是被支起来了，但是周围找不到可以用来填坑的物品。于是我们四个人一起抬下来一块我们车上的钢板铺垫在坑上……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将车开了出来。 当我们与他们握手告别时，他们却死死拉住我们的手不让我们走，看着我们满身的泥土他们眼含着感激的泪花，非得要我们到四平“休息休息”，并一再追问我们是长春那个部队的，都被我们婉言谢绝了…… 【女兵班】 1975年初春，我奉命到军政训练大队报道，并担任了四排代理排长。 报到的当天晚上，宋大队长、张副教导员召集我们四个排长开会，介绍了军政训练的目的和具体安排。张副教导员跟我特别交待说:“你们四排与其他排有所不同，多了一个女兵班，由于这些女兵都来自机关，组织纪律方面有点儿散漫，可能难以管理”……会后便带我到女兵宿舍与大家见面。 一进女兵宿舍，只见上下铺的床栏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内衣内裤，十几个女兵靠在被子上正在嘻嘻哈哈的聊天，张教导员当即火儿了，这像什么样子！还像是军营吗！于是回过头来命令我:立即整顿！ 此事很快在大队里传开了，有些人还幸灾乐祸的说:这块“难啃的骨头”让王刚这小子赶上了，往后就等着看笑话吧…… 女兵班的高岩琴、关东玉两位班长都是长我一年的老兵并且还是“北京老乡”。经过一番沟通，她们对我表示理解，保证会全力支持我的工作，第二天便带领全体女兵把宿舍整理的井然有序…… 大队领导号召在训练中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大家都积极响应，排与排之间都在“暗中较劲儿”…… 那一年长春的夏季似乎来得特别早，才刚刚进入五月就已经骄阳似火了。虽然大家已经早早地脱掉了绒衣绒裤，但是在参加室外训练课目时仍然是汗流浃背。 有一天，我带领大家进行拼刺刀训练，发现一个刚刚入伍不到一年的女兵的突剌动作总比其他人慢半拍，无论怎么对她进行单独教练也纠正不过来，气的我随口说了一句:“你怎么软的跟面条似的？”没想到她竟然丢下枪哭着跑回了宿舍，弄得我一头雾水。我马上让女兵班长去了解一下缘由，经过女兵班长反复劝说才得知，原来在新兵训练时这个女兵就因为拚剌课目不及格而经常受到批评，大家背后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面条儿”，因此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在女兵班两位班长严厉批评和帮助下，她终于认识到了自己地错误，主动向我承认了错误并表示往后一定要刻苦练习争取考核及格……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排在各项军事训练中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在开展文体活动方面，女兵们充分的发挥了她们各自的特长，使我们排在宣传、业余文化生活等方面搞得丰富多彩，在排与排之间相互“拉歌”时，四排那独特的“男女声合唱”都是那么的整齐、洪亮…… 各排都有一块大黑板作为自己的宣传园地。我们排的战士都湧跃投稿，分别以散文、诗歌等形式表示决心、宣传好人好事。女兵们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两位女兵班长不但能写一手帅气的粉笔字，就连粉笔画也画的栩栩如生……因此每当我们排的板报刚刚挂出，就会吸引不少人前来观看。 在历时三个月的军政训练中，女兵班不但没有成为我们排的“负担”，反而成为排里骨干力量。 【提前退伍】 由于工作关系我出差的机会多了，因此“顺便”回家次数也多了…… 因工作上经常与地方部门打交道，香烟和酒成了相互沟通与交流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养成了既抽烟又喝酒的习惯。向来对我严格要求的父亲一直默默的观察着我的行为举止…… 有一次父亲听过运输公司支援大庆油田建设“工作汇报后，回到家跟母亲说起汇报中提到的东北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 第二天母亲突然问我:东北人说的“冒沫”是什么意思？我感到非常惊奇，怎么母亲连这个东北社会上流行的喝酒“暗语”都知道了？于是母亲便将父亲对我的担心说了出来…… 临回部队时父亲和我十分严肃地谈了一次话，给我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绝不能在经济和生活作风方面犯错误，否则会影响终生；二是公、私分明，一个衣袋装公款、一个衣袋装私款，绝不能公私不分，私自挪用公款也是犯罪；三是要自觉抵制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烟多了伤身，酒多了失德”；在工作和生活中要尽量把握住自己烟要少抽、酒要少喝…… 由于父亲在“文革”期间遭受到过“冲击”，因此他不赞同让我在部从事行政方面的工作。1973年夏天研究所领导在京进行“家访”时，父亲借机向领导提出，如果部队要把我留下，希望能安排我搞一些技术（他的这个观念同样影响到我复员后的工作安排）。 没过多久，一直对我比较关心的所党委委员邵义芳主任私下跟我说:“组织上定了，送你到236去学习电镜”（236部队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番号，“电镜”就是指电子显微镜）。 我赶紧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父亲，随即父亲给我寄来了一堆“辅导课本”让我抽时间复习一下功课，担心我考试过不了关…… 转眼一年过去了，上学的事儿渺无音讯，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236“搞批林批孔运动”，学习班暂时停办了。 父亲恢复工作后一直负责“落实政策”方面的事务，由于工作过度劳累1975年初夏突患脑血栓住进了医院，我急忙请假赶回北京帮助母亲照顾他。前来看望父亲的一些老同事在了解父亲的病情和家中地情况后就对我母亲说“不行就让儿子复员回来吧，否则家中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躺在病床上的父亲也无奈地表示同意，于是便跟我商量，征求我的意见。 当年国务院有个“三号文件”，文件中明文规定:下乡插队知识青年参军后复员的，原则上“从那里入伍的就回那儿”，部队里74年复员战士中有几个从山西入伍的北京知青因此都回到了山西，所以我对复员后能否回到北京有所顾忌。于是父亲单位就派人先到市退伍军人安置办联系，恰好“安置办”副主任的是市劳动局调配处处长，在详细了解我们家的情况后表示“家里有困难属于特殊情况可以照顾，但是最好赶在大批复员之前回来，免得节外生枝”……有了这颗“定心丸”我立即带着父亲写给所领导的信赶回了长春。 当我将父亲的信和我写的“提前退伍申请”交给所里的张洪勤副政委时，他惋惜地说:家里的确是困难，看来是留不住你了…… 十·一国庆节刚过没几天，张洪勤副政委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的“提前退伍申请”批回来了，并拿出批示给我看，当看到我的申请上写着“按国家规定，那来的回那儿”几个大字时立感心若又茫然了……张副政委安慰我:你不必着急，所里已经决定派常德勤科长先到北京给你联系接收事宜了…… 　　离开部队前行政科还举办了欢送宴会，张洪勤副政委和梅文科科长都参加了。与我共事多年而且感情深厚的李永发助理员在欢送宴上似乎喝多了，被人搀回宿舍躺在床上边哭边喊着Wang Gang不能走，不能让Wang Gang走……同宿舍的人谁也劝不住他，于是赶紧把我叫来安慰他，此情此景令我至今难忘…… 离开部队那天，老领导和战友们纷纷前来为我送行，我强忍着眼里的泪水向大家挥手告别，依依不舍地向工作、生活了整整五年的部队告别…… 曾经的部队办公楼 　　光阴茬苒，日月如梭。转眼离开部队整整四十五年了，当兵的日子已经成了历史，成了过眼烟云，成了昨天的故事，成了记忆中无法抺去的怀念，如梦如幻，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