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塔夜市地摊儿

伊尔根心

城市里的步行街，地摊儿交易，似乎古今中外都是小民生活方式的有机构成，市井民俗文化的特色组分。

在实行管制经济、计划经济、统购统销之前，铁西区的小六路庙会地摊儿，从兴顺街一直摆到兴华街，整整电车两站地。之后，每一次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几乎都是小六路地摊儿重新复活之机。

五十年代初，上小学的时候，伸长脖子听摊主唱曲儿卖对联、卖年画、卖福字；流着口水看大师傅现场麻溜儿烤老式蛋糕、炸麻花、炸油条；蹲在地上看大妈烤苞米、烤明太鱼、烤素鸡；溜溜达达瞅瞅吹糖人儿、甩棉花糖、嘣爆米花儿；心里总想着等我长大了能挣钱，一定要正襟危坐，叫一碗浇齐了佐料的豆腐脑，买一个油酥烧饼，再喝一小碗虾仁儿鸡丝混沌，一饱口福。那时候哪知道这就是乡愁乡恋的滋味儿！

1966年晚秋，大学停课，走在杭州六和塔下的步行街，喝一碗桂花藕粉，吃一个火腿粽子，尝两个灌汤小笼包，买一根紫色大甘蔗，边逛边嚼；看看街边久违了的炸油条、烤苞米、摊大饼、卷糍粑；细数地方风味十足的小商品，琳琅满目，目不暇接。

心里头涌上来这首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我就想，金兀术当年贪恋西湖“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垂涎苏杭富庶，举兵南下。九百年过去，天下一统，南北生活差距怎么还就那么大呢？！

八十年代初，我在鞍山市立山区友好街鞍钢家属宿舍住，那里有一个大棚扣的粮食蔬菜副食品交易市场，每天熙熙攘攘，活跃了百姓生活，鼓起了一些人的钱包。有人就说，摆弄导弹的赚不过倒腾鸡蛋的。这新的行当，真得刮目相看。

1985年，我进了省直机关工作之后，第一次随团出访欧洲。假日早晨，在汉堡市的一个街心广场，看到德国人摆地摊儿，花卉、水果、蔬菜，糕点、奶酪、巧克力，布艺、玩具、小电器，喝咖啡的、吃早点的、变魔术的，各得其所，井然有序，成了港口城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原来，市场经济这么贴近老百姓的生活。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最伟大的摆地摊的人》，说的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大，并分三路西迁昆明。清华校长梅贻琦作为校务委员会主席，全面负责大学管理。随迁的还有夫人韩咏华和5个子女。国难当头，大后方粮食短缺，经济落后，生活非常艰苦。

校长梅贻琦多方求助，大多数师生脱离了窘境。可梅贻琦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只能维持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出生天津望族的校长夫人韩咏华心急如焚。为了支持丈夫的教育事业，也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昔日的名门闺秀决定放下面子和身段，身穿布褂子挎着小竹篮开始摆地摊，叫卖自己亲手制作的糕点。

有时候，夫人忙不过来，校长梅贻琦也会早起帮忙叫卖。西南联大的教授家属们，受校长夫人乐观坚韧的精神感召，纷纷组成互助组，自力更生，出门赚钱。

其实，只要规划合理，管理到位，对于普通百姓、地摊儿从业人员、城乡经济互动，都是一件好事情。不少商业精英都是地摊儿练出来的。

我在小时候，也曾经厚着脸皮去摆地摊儿，卖过西红柿、烀苞米，走街串巷吆喝冰棍，无非赚点小钱，补贴捉襟见肘的家庭生活费。我就见不得大盖帽子满街晃悠，吹胡子瞪眼睛，无端罚款、没收，动辄爆粗口辱骂、追打小贩。如果只有超市和购物中心，何必养着城管？

当新冠肺炎疫情初步显现、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的时候，超市和购物中心属于人口稠密场所，饭店堂食被看成聚集聚餐，谁来解决民以食为天的渠道和场所？当大量返城人口急需就业，大量农副土特产品产品需要顺畅流通渠道的时候，人们的目光转向早市夜市地摊儿。

成都市拿出3.6万个摊位，10万人参与营销的报道，得到李总理的首肯，一时间“地摊儿”一词上了热搜榜，宣传部门蜂拥而上。

我们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要忘了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要忘了以人为本，清清白白做人，干干淨净做事，勤勤恳恳做老百姓的贴心人。

如果连早市夜市地摊儿开不开，都要等着上头发号施令，这懒政也就懒到顶天了。谁都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只要勤快点，多到地摊儿转转，多听听老百姓的心声，心里肯定有主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