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乡愁•瓦窑头

席中胜

　　记 忆像一坛老酒，存放越久，就越发醇香。有一天当你突然打开它时，不用去品，只轻轻地那么在瓶口一闻，就足以让你醉倒在乡愁的土炕上。

　　家乡，是我们每个人向往的地方，家乡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份永远的牵挂。洪洞县赵城镇瓦窑头村就是我的家乡，这是我的老家，也是我的根，是亲人们守望的家园。它是一片平凡的不能再平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黄土地。我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生活在这里。瓦窑头村自成村以来，她平淡无奇、默默无闻，不声不响的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然而，再平淡也有故事，再无奇也是家乡。

　　近来读《洪洞村名来历》一书，关于“瓦窑头"村有如下文字记载：“该村位于涧河以北，依涧曾名‘涧北村’。相传，宋时此地曾建有砖瓦窑，后在窑前建村，故名瓦窑头"。在此，感谢《村名来历》一书的编者们，使我村出处有名。

　　现在的洪洞县是由原来的洪洞县与赵城县二县合并而成。洪洞因城南“洪崖”、城北“古洞”得名，西周时洪洞为杨侯国（遗址在曲亭镇范村一带），秦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洪洞为杨县（遗址在今古县村）。 赵城作为县名诞生于隋末乱世，那一年是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虽仍用隋朝年号，实际已是李家的天下了。广胜寺一带自那以来属赵城县，所以当时发现的国宝经书，得名《赵城金藏》，另从霍泉分水的往事来看，当年赵城貌似比洪洞还强势些。到了1954年，山西掀起了一股子并县热潮，赵城县与洪洞县合并，初时好歹还留下了一个字，名叫“洪赵县”，但没过几年（1957年）就给省略了，干脆叫“洪洞县"，后来也再未分开。于是乎，在当了上千年的邻居之后，赵城就变成了洪洞下属的一个镇，一直到今天。 《赵城为周穆王（约公元前1054年——949年）封造父之地，也是赵姓的根脉之地；春秋时（公元前770年——476年）为赵简子食邑之地（城址在现管庄村与新庄村附近）；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为永安县辖地，县治在仇池；隋朝时（公元581——619年）始为赵城县，到唐朝时（公元618——917年）县治迁至今赵城镇，沿续至今。》

　　描述瓦窑头村，一定绕不开古屯村。古屯在汉代三国时期已成村，成村时间要比瓦窑头早许多年，虽然现在来看赵城附近村堡相连，人口稠密，但在那时，"赵城县"并不存在，古屯周围除了村东北八里的侯村、村东南十里的明姜、伏牛、村南十里的上纪落外，其余村庄都是宋、元、明、清以后才成村的。汾河滩以东十多里，上纪落以北的广大丘陵地带，荒野连绵，草丰水深，狐兔出没，人烟罕至。随着赵城县后期迁移至现址——瓦窑头村北三里，在之后的岁月中，随着赵城县的建设，以及人们居住环境、生产、生活条件的逐步完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居民点，也就慢慢的形成了村落。

　　瓦窑头村，一个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

一、瓦窑头村村名来历

　　瓦窑头村座落于赵城南3华里许，地处汾水东岸河畔，呈山环水带之美，周围村镇林立，人口稠密，村东有一条季节性涧河自东北蜿蜒西南，与孙堡、古屯村分界，涧河西岸有烽火墩台一座（早年已废弃），俗称"墩圪塔”，贯穿山西南北的"官道"从村东涧河边经过，是古代通衢之路。相传，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太后南逃即走的此官道（而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则走的是另一条更早的官道）。

　　瓦窑头村的成村萌芽期，应该是在赵城县开始建设的时期，赵城县址的开建就是瓦窑头村的建村之时。

县志记载，在瓦窑头村东南断崖上发现汉代时期的文化遗存，面积约12万平方米，暴露出的文化层厚约1米，距地表0.5——1米，采集有泥质灰陶罐、绳纹板瓦等残片。据此推断，汉代时期瓦窑头村即有人类活动。而瓦窑头村的成村（建村）时期，最早可追溯到隋唐设县开始，（唐朝618年——907年）。开建城垣、民居、商铺以及官衙设施需要大量的砖瓦，不但剌激了砖瓦业的发展，也为当地的村民找到了一条谋生之路。附近以古屯村民为主的一些劳动力流向涧河以北，在砖瓦窑谋生，日出涧北而作，日落回村而息，久而久之，为嫌往返麻烦又图方便劳作，有人便留居下来，开始有村庄稚形。再加之后又有部分古屯村民（瓦窑头武姓来自古屯）或流民等的陆续迁入落户，移居涧北砖瓦窑附近。人口的增加，居民点的逐渐扩大，村落也初举规模，这其中历经若干年的时间才得以形成，因在涧河北，所以称为“涧北村”。

　　涧北村在什么朝代更名为“瓦窑头村”的，历史上只是据说、据传，没有确切的资料印证，考虑古时村庄改名与现在一样，朝廷有旨，合村并镇，村名确证，加之村前建有砖瓦窑，涧北村就变成了“瓦窑头村"，而一直延用至今。

涧北村 成村应是唐宋时期，而瓦窑头村成村年代应为宋末明初。（这是个人推断，欢迎高人指点）

　　古屯，作为一个早于瓦窑头村的村庄，在此前或以后的若干年，都是属于一个"大村"的范畴，繁盛时愈三四千口之众，这从广胜寺明应王殿东壁上的小碑上可以看出，在明朝万历年间，古屯村沟头（沟头，村里浇地管水的人）为三名，垅上辖水浇地九百六十余亩，侯村仅仅才一名沟头。又如清道光（1821——1850年）年间，赵城为3坊29里，古屯为“兴屯里“，辖瓦窑头村、瓦窑头堡、古屯村，由此可见古屯昔日的风光。古屯村方圆没有村庄，涧河北亦属古屯管辖是力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涧北村不少人为古屯移民，（据武旭明老人讲，瓦窑头武姓就是从古屯迁移来的），所谓"古屯有个瓦窑头"之说，不过是在砖瓦窑打工的队伍中古屯人居多，后来又带了老婆孩子住到砖瓦窑上谋生而已。

　　瓦窑头村的真正繁盛发展，应该追溯到元末明初，具体说就是席姓从蒲县迁入开始，有几方面可以佐证：

　　（1）、从老人的口耳相传得知，席氏是明朝从蒲县化乐席家沟迁入的，这一点已达成共识。

（2）、依据蒲县席氏族谱推测，以及蒲县东岳庙席氏所铸八音大铁鍾看，蒲县席氏在明朝嘉靖（1507——1567）以前已从陕西米脂迁入（至今已传二十几代），八音铁锺铸造时间为1527年，而此时的席氏已是当地的望族 。

（3）、按瓦窑头村（洪洞县）的席氏人口分析，瓦窑头村（洪洞县）的席氏人口与蒲县的席姓人口相当。

（4）、村西的古大槐树，为席姓从蒲县迁来时栽植的北、中、南三棵中的一棵，从树龄推测，应该与蒲县席氏从陕西米脂迁入属同一时期，先迁蒲再迁洪，已愈五六百年了。五六百年间，瓦窑头席氏披荆斩棘，垦田构室，肇基斯土，几度艰辛。起始聚于北、中、南三棵槐树下，历经繁衍昌大，丁口群庶，目前族人己转徒迁流县境十余村镇，人口达三千余人，不但为瓦窑头村的发展繁荣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而且对赵城乃至洪洞县的繁荣昌盛一样奉献爱心、贡献力量。

瓦窑头村自立村后，村民人性敦厚勤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完官家税差，服良民之役，世世代代溶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淡然地享受生活的闲适与安宁，这也可能正是我村千百年来能够生存并不断发展下来的根本原因。

　　至明末清初，瓦窑头已发展为一个大村，成为官府眼中的“大乡巨镇"，和当时的古屯齐名，康熙年间全县共有九所义学，两村都名列其中。而且瓦窑头村的发展势头一直未减，从隋唐立村至宋元明清，延续到民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人民公社时期已成为当地曲指可数的大村、富村，反倒成了古屯、沟里、湾里四村的领头羊（原来四村都归属瓦窑头大队，古屯、沟里两村1984年从瓦窑头村分出，湾里村早一点，1960年分出）。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瓦窑头村（大队）解放后历任村干部（排名不分先后，仅限支书、主任正职）： 张希德，席天良，史生堂，周文玉， 席 强，吴学良（沟里村人），邓全顺（古屯村人），石宝吉，李元文，席果昌，武旭明，席合义，郭孟锁，周国忠，席建新，席书虎，许斌（镇下派），席百青，王建民，林彬，林忠新，席红吉，朱拽生，席春雷。

　　二、大郎庙

　　大郎庙位于村南跃进路涧河桥以北约100 米处路西，据上年纪的老人讲：抗日战争（四几年）后期，有一天，太岳军区得到内线情报，日寇即将来村拆庙，砖瓦木料用来修建炮楼，便抢在日伪之前连夜派人（考虑隐私不便透露其真实姓名）放火烧毁了大庙，没有让日伪的图谋得逞，虽说可惜，但也是无奈之举。为此，驻赵城日伪军在瓦窑头村抓了几个年轻人，其中就有烧庙的实施者（共产党员）本人，在坐老虎橙、灌辣椒水等严刑拷打之下，据他自己后来讲，实在撑不下去了，就计划招供了，一抬头看见在那儿做笔录的人有点面熟（而此人正是打入日伪内部的地下党），心里想着招了也是死，不招也是死，再顶挡一下看，没想到这一念之间即成全了一个人的名份，也救了其全家。其实啊，一念能让你前程似锦，也能让你遗臭万年。它能影响你的行动，也能改变你的生命轨迹。英雄与叛徒仅一念之间，天堂与地狱也仅在这一步之遥。 据说此庙很有神气，有求必应，非常灵验，问了许多人"大郎”是谁，却无人可知，实在遗憾。偶尔去广胜寺水神庙闲逛，忽然觉得我村的“大郎庙"与广胜寺“水神庙“似乎有点关联，为此，做了一点小小的探究，以飨后人。

　　霍山水神庙初创于唐代，是霍泉水神的祀祠。有人说霍山水神是李冰，为唐德宗贞元年间遣承相李泌封李冰为“明应王"，以护霍泉，这一说法出自民国时期广胜寺主持力空法师（堤村乡许村人）所著《广胜志》，其实，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本人不敢苟同。 第一、据查考，李冰在唐代被封为“神勇大将军”，“司空相国"，后蜀时被封为“大安王”，“应圣灵显王"，“应齐王"等，可以看出，李冰在历史上并未获封“明应王”的记载。 第二、李冰的生日为农历六月二十六日，于霍山水神农历三月十八日不一致，明显不符。 第三、李冰的祀祠叫做“大王庙”，而霍山水神庙的另一称谓是"大郎庙"，大王、大郎也不一致。 显然，霍山水神不是李冰，而是另有其神——他就是一位古冀州本土的神仙。

　　北宋《宋会要辑稿》记载：霍山神山阳候长子（即老大，大郎）祠，在简城（今赵城），宋徽宗崇宁五年十二月赐庙额“明应"，很显然，霍山神长子就是广胜寺霍泉水神，所以现在水神庙正殿的匾额为"明应王殿”，“明应"是在金元时期升爵为王的。 霍泉水神庙也称"大郎祠"、“大郎庙"。  由此推断，我村的“大郎庙"的“大郎"也就是霍山神的长子，长子行大，因此又被称为大郎，供奉的神与广胜寺水神庙为同一神。如果在南方，水神一定是李冰了，因他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治水有方，南方百姓都尊他为水神。而在北方，尤其是在霍山脚下的霍泉，就只能是霍山神的长子了，这在地理上也是讲得过去的。 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的认知水平也有一定的局限，面对千变万化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显得无力、无助、恐惧和迷茫，而迷茫的时侯往往会想到神灵，所以为避涧河洪水灾害的泛滥，建此"大郎庙"镇之。 大郎庙的建造时间晚于广胜寺水神庙。据记载，水神庙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因元时大地震毁坏，又于元延祐六年（1319年）重建，明清两代重修了山门和仪门。瓦窑头大郎庙在明朝时期修建是比较恰当的，太早，人烟稀少，人力物力、筹措资金比较困难，在明朝时，全村人口已经相当可观了，甚至可比肩古屯，从原来的涧北村又变成了瓦窑头村，所以推测这一时期在古屯村的倡导下共同建庙是可行的。解放后古屯还有些老人讲大郎庙是他村的，一有个闹心事，就来瓦窑头村要他们的庙。 俗语讲"世间好话书说尽，天下名山多僧占"，其意思是世界上的好语各种书籍都说尽了，天下有名的山大多数都让僧侣占去了。大凡建庙宇的地方也是一块风水宝地。 听村里老辈人讲，他们的祖辈们传授，村子里建庙，都讲究其“风水”规矩。庙的大与小，多间或单间，庙址的位置，建庙的用材，开建的时辰，庙的结构，神仙保佑等等，有着“约定俗成”的说法。古时人们建庙，更多是与贫穷落后有关。百姓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在艰难困苦中度日，有时不免遇天灾人祸。于是，把欲扭转穷苦生活处境，却又无法改变尘世命运，寄望于所谓的“神”来保佑。于是，各种各样的庙，便渐渐“应运而生，大郎庙亦如此。 我村的大郎庙， 与现在孙堡村的《商山庙》规模相当，而从现在留下的遗址推测，以及上年纪老人的描述，庙的主体建筑规模很宏大。庙坐北朝南，视野开阔，典型的人字型建筑结构，琉璃瓦整齐覆顶，大殿巨木为梁，条石为基，青砖为墙。窗棂雕花，飞檐翘角，做工精巧，气韵灵动。檐下由几根大木柱支撑，青石柱础。庙内雕梁画栋，色彩绚丽。彩绘泥塑像，都栩栩如生。庙内长着一棵古老柏树，春天生机勃发，夏日枝繁叶茂，冬日郁郁葱葱，成为村里的一种象征。老辈人讲，那是村里的“风水宝地”，也是瓦窑头村的象征。遗憾的是，古庙和柏树早已不复存在，庙里的一切已成为封存的历史。现在，我们还能凭借老一辈人的点滴模糊记忆，不完整地冥想追忆那座庙的部分。可我们的后辈们，则连追忆的机会也没有了，只能当成传说中的“故事”。 大郎庙，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守望并福荫着一方百姓，曾经古庙的暮鼓晨钟声渐已远去，唯有今天留下的遗址静静在那儿经历着岁月的洗礼。

　　三、墩圪塔

　 　 墩圪塔位于村东涧河西岸，小时候习惯叫“东圪塔”，现在才知道"墩"“东"音相近，实为“墩圪塔"，也称“烽火台”，是古代传递情报报警的一种措施。唐宋称作烽台，并把“烽燧”一词也引申为烽火台，到了明代则一般称作烟墩或墩台，即敌人白天侵犯时就燃烟（燧），夜间来犯就点火（烽）以可见的烟气和光亮向各方与上级报警。烽火台一般都建在容易相互了望的高处，台子上有专门用来远望和燃烟放火的地方，台子下面则是守护人居住的地方，以及存放物品建筑。 通常是五里一墩（设置一烽火台）十里一铺。比如赵城北到二十里铺为十里，南到杨堡铺上为十里。 我村的“墩圪塔"应该为明朝的遗物。该墩圪塔为夯土而成，实心，（二十里铺烽火台为夯土缕空烽火台）高约三丈余，围长五六丈余。 家乡的烽火台就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静静地矗立在孤寂的原野上，任凭风吹雨打。在岁月的更替中，它宠辱不惊，看遍了人间春色，阅尽了悲欢离合，伴随着历史的车轮，一步步从古代走向了现在。 站在墩圪塔上，环顾四周，北眺简子故城，东观娲陵古柏，南揽伏牛土台，西望汾水拖蓝，狼烟起时，十里之外皆可看到。如今，烽火台上狼烟散尽，而烽火台四周却炊烟袅袅。 遗址在"和谐寺”南大约六七十米处（村门楼附近）。 《山西通志》“赵城八景”：霍峰叠翠、汾水拖蓝、娲陵古柏、广胜流泉、伏牛土台、出佛石峡、简子故城、豫让断桥。

四、老官道与清宁桥

　　自古百姓口中的“官道"、也是旧时驿道和邮道。一般是指直达京津、州府的交通要道，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国道或省道。许久以来，人们对村东的官道众说纷纭，对“官道"的走向没有一个定论。最近看到有关资料，通过分析整理，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从赵城南关出城，过狐子沟，在半坡处（晋槐学校西南角）左拐，沿东边壕沟一直向东南，在现在初中东北方向原“远中洗煤厂"处过“清宁桥“，从孙堡“小南头"西古屯村东向南延伸，这是一条较早的古驿道，时间可前推止清顺治年间。这条“官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北可达幽燕，南可通秦蜀，在流逝的岁月里是我地的一条重要交通要道。 《山西通志》3610页“……赵城县南三里旧有清宁桥……今并圯。”从墩圪塔逆上不远处，古时有桥当是“清宁桥"。清宁桥如何被塌毁的？《洪洞县水利志》有这祥的记载"顺治八、九年（1651——1652）天降大雷雨，汾涧雨水暴涨，浪高2丈……。康熙元年（1662年）秋“大雨如注连绵弥月，城垣半倾，桥梁尽塌，坏庐舍无数"。而距此西南三里之遥的南卫村也可能在此期间，遭特大洪涝之灾，村毁人徒。 清宁桥毁塌后，由于国人灾情连联，官府银库空虚，于是人们就因陋就简，另辟路径，顺涧而下，任凭颠簸，村南的涧坡因修的质量太差，车马上下十分困难，附近村民还经常帮过往客商推车搬运东西赚钱，这也是当时新生的一种职业。这种简易的涧道在经过墩圪塔后顺涧南下再绕过古屯村西转归官道……。 五六十年代时桥址尚存，为石砌拱桥，从桥基推测，桥身约丈余宽，五六丈长，为两孔或三孔桥，近二丈高。桥址北距县城三里，从规模看应是官府所修，而非一般人说的是孙堡人为去县城方便修的桥。此地涧河不太深，土质坚硬，涧河两岸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很适宜建桥。 赵城镇志载：清宁桥，在赵城城南1.5公里处，明成化六年（1470）修建，清道光年间（1821——1850）就已无存。

　　 五、村东涧河

　　村东的涧河，为大自然冲击形成的沟壑，周边村庄遇阴雨天泄排洪之用，为季节性河流。曲折蜿蜒的涧河，从上游的兴唐寺乡孙家山一带山林中汇集分叉，绕过村村庄庄打了几个回旋后，冲刷切割出现在的形状，又向下游的汾河奔去。涧河滋养了两岸贫瘠又肥沃的土地，我们就是在这条看得见山却又望不见水的季节性河边长大。自东北流经金沟子村、土桥沟、候村、三维、王家磨，从古屯瓦窑头两村河滩经五一渠入汾，据县水利局测算，最大洪峰流量为54/立方米/秒。原来涧河面最宽处有四五十米，深有二三丈有余。 涧河何时形成，无法查考，从瓦窑头村宋朝时建村就叫"涧北村"来看，涧河应该古已有之，古称“北小涧”，《山西通志》“霍州志：……北小涧，在县（赵城县）南，出霍山谷经故屯北，西入汾"。 童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难忘啊！童年有苦涩的，也有幸福的。而童年的往事就象那几十年的陈酿，香飘万里，透过岁月那漫长的痕迹，我又想起了童年的一些点滴往事。那就是在墩圪塔附近的涧河边与邻村孩子的“石头仗”，当时并不清楚战事的起因和历史的恩怨情仇，只是继承了一种“不明缘由”的传统，那时只要瓦窑头的孩子在村东涧河边聚集，毫无疑问就是准备与东边的“孙堡村”的孩子“撇石头”、“开火儿"，以涧河为分界线对阵。记得当时孙堡村有名的是一个叫“联官儿"的孩子领头（此人尚若健在的话，现在应该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双方 一阵对骂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石头大仗就拉开帷幕，双方都提前捡好小石头和瓦片，拉开阵势就交战起来，一时尘土飞扬，乱石纷飞，“噼噼啪啪”胜负以彼此间的人数和投的远近以及准确度所决定，双方石头和瓦片呼啸而来，电光火石，谁躲闪不及的，轻者脚手中弹，一拐一腐，只要有人头部中弹流血，孩子们就会马上撤退，也自认倒霉、认输，期待下一次战斗复仇。当年的孩子就是在河滩耍水、爬树捉鸟、偷邻居家的果子、跳麦桔堆、给猪羊割草、捉迷藏、玩勾打瓦、打野火、玩弹弓、扣泥巴窝窝、打石头仗……摸爬滚打中长大，聪明又伶俐，身强体也壮，野性十足，一代代传承并发展的。 回想曾经有过的岁月，实在感叹年华易逝啊。

　　六、南堡

　 南堡形成于那个朝代，什么年月，没有资料可查，亦无碑文可考。据一般情况推测，成堡年代要早于成村时间，即先有瓦窑头堡，后有瓦窑头村。 赵城在隋唐虽说已有县治，但这一带属新开发地区，人烟稀少，村落不多。宋辽金及元时建村的仍不为多数。大量的村落是始建于元末明初，人口大都来自移民或附近村庄迁民。根据武旭明老人的讲述，瓦窑头村武姓自古屯迁入。而”堡“内有武姓和席姓人的祖屋，席武合建堡亦有可能。结合古屯成村较早，有些人为方便在砖瓦窑干活而举家迁入，南堡的成堡年代应在"涧北村“时代，即宋元时期。少年时代生产队上工集合地点一直在“堡门“，现在有些老人说起来还是“堡门"长“堡门"短，“堡门"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地名。 南堡遗址在现在的南片北坡往北100米路西，从地形上看，这里地势较高，凸突周围地貌，西瞰汾河，北、东、南居高临下，堡门朝南，围墙下层为砖石，上面土夯而成，高约三丈余，堡门由坚硬木料做成，门后大门有上下二栓，并有贯栓石槽，进入门内有石刻方槽两处铺地。据上年纪老人讲，这里拴门后再斜撑两根方木将大门顶牢，方槽为支点。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因在村南，故称“南堡"。后来在村的东北方与西方又各建一堡，分别名为“东堡"（习惯称东堡里）与“西堡”。而南堡则习惯叫“南堡里" 在我国北方，一直流传着一门为堡，二门为寨，三门为屯，四门为城的说法。 城堡在我国古代许多地方都有修建，其功能起到了防御土匪、兵乱和盗贼的作用，保一偶平安。 在清朝道光（1821——1850年）年间，赵城为3坊29里，古屯为“兴屯里“（一里辖三村），辖瓦窑头村、瓦窑头堡、古屯。由此分析，瓦窑头堡应该是南堡、东堡、西堡的合称，而瓦窑头村应该指的是北边村，即北头。 南堡万般成追忆，百年南堡下夕烟。

　　七、东堡

　　东堡，位于瓦窑头村中老旧十字的西北角，小学西约100多米，在村里的地势较高，位置优越，居高临下，可俯视东、西、南，方园数里一览无余，北面为深达几十米的壕沟，独立而封闭，数米高的围墙围绕一周，只有南墙东端有一个高大的堡门楼，就像一座完全封闭式的城池。雄伟壮观，易守难攻十分坚固。因方位在东，故名“东堡"，习惯称“东堡里”。东堡的成堡年代不详，何人所建无考，有知情者敬请告知。

　　八、西堡

　　西堡，顾名思义，应该在东堡的西面，大概方位在古大槐树西。 西堡，始建于明代，席姓自蒲县迁入时所居之地，汾河几次改道加之发大水将西堡逐渐冲毁，席姓不得不移居附近居住，形成现在的格局。堡门朝向东方，距大槐树应该不会太远，约三十米左右吧。 清朝顺治年间的几次大水，使汾河两岸及滩地面貌大变。据记载，清顺治八年（1651年）六月十三日夜，天降大雷雨，汾涧雨水暴涨，浪高2丈，冲毁城外西南庙宇庐舍，十几日后水始退。再顺治六年“平阳府所属州县发生水灾……。顺治九年，夏，发生涝灾，河涧水暴涨，溢岸驾堤……。又同治六年、八年、"霪雨连绵亘月……霪雨暴作……。由此，西堡毁于汾河的洪水泛滥冲刷而垮塌，离此五里的南卫村及南卫南村，也没能阻挡住汾河洪水猛兽的冲刷，使两个百年村落从次消失于历史的洪流之中。河流流向的变化，反映出了流域内人类活动的变化，同时也为两岸留下了许多河流文化和自然美景。

　　 九、老井

　　“吃水不忘挖井人”是小学里学过的一篇课文，课文讲得是1933年毛泽东为解决沙洲坝饮水难，亲自动手挖井的故事。故事的中心思想就是教育孩子在享受成果的时候，不要忘了给你创造成果的人，要懂得饮水思源，懂得感恩。不免就想起村里的水井，拧开院子里的水龙头，看着水哗哗的流着，“再也不用为吃水发愁了！”那是1988年村里刚通自来水时一些老人发出的感叹声。 我村有三口老井，分别为 1、村南堡门外； 2、村中老十字路口西； 3、村北东坡西七八十米路南，河滩坡往东五十米路南，三口老井的水源都比较稳定，水质洁净透明、清凉甘甜。

南堡里“王半滩”碾盘石碑

　　南堡的井与井旁边的石碾盘都归王家所有，解放前人称“王半滩"，后由于家道中落，后继无人。 井亭坐东朝西，向南开个大窗口透风，夏季穿心风凉嗖嗖，平时也可坐在这儿休息，北面有个小门，地下有水槽，招水洒下的水顺槽流向亭外。每到夏天，晚上，人们就会不约而同的来到井亭，有的端着饭碗，有的拿着铺扇，或坐或蹲或站，闲聊，胡侃，谈古论今，议论村中发生的家长理短的稀罕之事，话题总是海阔天空，漫无边际。

　　每天清晨和傍晚，大人们都是赶在上工前或收工后，把自家的水缸挑满，再去上工。所以每每这时候，一个个挑着水的身影就会从井亭出来，一个个担着空桶的身影就会进去，耐心的排队等待。水桶里溢出的水，淋淋漓漓地洒在土路上，仿佛一串串的删节号，从井台断断续续地扯到各家的院子里。担钩子的吱扭声清脆地响彻一路，为早晚的村庄带来了别有的欢畅。 水井每年最热闹的时候要数入腊月门了，一直要忙到年三十晚上。家家要辞旧迎新，一年当中少有的洗洗刷刷，用水量大，乡亲们几十人排成长队，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尤其是月尽这一天，从早上一直忙碌到吃晚饭为止，就为了正月初一美美的休息一天，好好的过个年。 在集体化时，每天上工下地这里也是唯一的集合点，一到傍晚，老井旁更热闹，前后院，左邻右舍都聚集在这里，有老人，也有孩子，人声鼎沸，小孩的嬉戏叫嚷声，附近烧火做饭的风箱声，就像一首首交响乐曲，悦耳动听，十分热闹。 那时候村里的人吃水、洗衣服全靠轱辘井。井台后竖埋着一个一米多高石条，中间钻个洞，井台前同样坚立着一块石碑，中间钻个洞，两着之间固定一根胳膊粗的横木轴，木轴上搭着摇把辘轳，上面缠着拇指粗的井绳，井绳末端有一节铁链子，是用来拴水桶的。早先的水桶是用桐木制作的，既笨拙又沉重，后来渐渐有了洋铁水桶，就轻巧多了。人们在轱辘井招水时，飞快地放着“野轱辘”，对成年人来说再简单不过，性急老练的，环子锁链锁了桶，由着桶自身的重量，双手放开辘轳任其自由转动，速度过快或是快到井底时（看着井绳）双手掌捋住让辘轳子温柔地落入井水中，免得一圈一圈慢悠悠转辘轳单调费事地放空桶。有的捋不住控制不好，结果到井底咚的一声，木桶底子没有了。在盛满一桶水后，一圈又一圈费力地摇着轱辘把儿，有些年轻人为显示自己的力气大，尤其是遇到排队的人多，一只手就可招上水来，以在众人面前显示显示，而一般的人则需要两只手。 井水取之于数丈深的地下，又经过深层料礓石和细沙的过滤，天然纯净，清澈甜润。盛夏收麦季节，在场院里吆喝着牲口碾场的人口渴了，就去轱辘井上绞一桶“新花凉水”，趴在木桶上沿上“咕咚咕咚”的喝，既解渴又祛火。哪是现在的雪糕冰淇淋所无法比的。 辘轳从井里绞水基本无技术含量，但是扣桶提把儿的链子用起来还是有点小窍门，那个环子锁链设计得非常科学，有的人担了一辈子水，那个环子锁链还是不会扣，到现在我还有些想不通，是真不会，还是“偷奸耍滑”躲避担水？

　　水井由热心公益的人来维护，不但手勤脚勤，爱钻研肯吃苦，还要乐于奉献才行。每年夏季还会淘井，人吊在井绳上下到七八丈深的井里，把水底的淤泥挖出来。淤泥一堆堆倒在太阳下，扣子、铜钱、银元，女人的手镯等在淤泥里发光。 村民也有想不开的时候，婆媳、夫妻生气了，自己生病了，脑子受到剌激了等。活不下去了，跳井自杀。 家长里短的那还没个矛盾、别扭，特别是婆媳、夫妻之间免不了磕磕碰碰，有矛盾不可调和的，女的声嘶力竭地哭喊着跑到井台上，双脚放到井口内坐在井沿边：“日子没法过了，我要跳井，死了算了。”那声音全大队都能听见，自然地就有人来劝，好半天才劝拉回家中。有多次尝试闹跳井的，被村民忽略不当回事，给狼来了的故事一样，待自己哭闹够了，发泄完了，最后自己回家，弄得自己老没面子，以后再不见有此行动。 也有命大的阎王爷不收，村中老十字的井里曾有人想不开跳了下去，结果沒有一命呜呼，坐在井里喊救命，捞上经过检查只是腰部受了伤，治愈后又多生活了一二十年。以前死了人，把井淘一淘，过些日子，又有人去挑水，井边又热闹了，毕竟，日子还得过下去。 如今，喝上自来水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似乎早已忘却了那一眼眼老井。但好多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仍清晰地记得那吱吱悠悠的辘辘声，记得那甘甜、清凉的井水......

　　十、石碾

　　过去，村里分布着几座石碾，伴随着石碾的转动，曾为一方百姓带来过幸福，改善过生活。岁月悠悠，过去的石碾大多已不知去向，即使遗留下来的也浑身雕刻着岁月的斑驳，显露着历史的沧桑。 石 碾子，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它可是农村人们生活离不开的磨面工具。那个年代，农村没有通电，也没有磨面机器，要想把粮食弄成面，就得靠人去推碾子、推磨，把粮食压碎成面才能食用。 那时的碾磨，大都是在村子的中心，临近的四邻八家推磨时，端着粮食去磨道，两个人推一上午只能磨十来斤面。一个村里分散着有二三个不等。

　　我村老早以前只有两个石碾盘： 1、南堡的水井旁； 2、东堡十字井的北边； 3、到了后期北边村里有了人居住以后，在东坡的西北方向约七八十米处又增加了一盘石碾。 由于那时磨面主要靠它，所以不论白天黑夜，这里都是有人推碾子，人多时，还要排队轮流才能占上。

　　推碾子也是个力气活儿，几百斤重的石碾子，靠一个人或两个人推，时间短了还行，可一推就是几百上千圈，那是靠力气的。 推碾子就是把粮食倒在碾盘上，推着碾子压，边推边往一起扫，压到一定程度，扫起来用箩把细面箩下来，再把粗的倒在碾盘上继续推压，直到都成细面。一般十斤面要推2个小时。 记得碾子最忙的时候要数春节前的几天了，那时家家都要推点麦子面过年。因此，这几天人们早晚站着队，碾子一天不停，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了。

　　碾子是由石头磨盘和石头碾磙组成的，碾磙用木头做个方架子，叫碾挂，推碾子时用碾辊插在碾挂的孔里，男人推，女人扫碾盘。 石碾在五六十年代前还有使用，但 随着时代在变迁，后来有了磨面的机器，人们就很少用碾子轧面了，偶尔用碾子碾米，再后来有了碾米机器了，碾子也就彻底没用了。而石碾滚子——碌碡则用来碾压芦苇眉子。 每次路过石碾处，多少次回眸，早已物非人异，碾子也已连根拔掉，不知被丢弃或埋葬在了哪里。回想起来，那时的碾子轧的面很好吃，尤其是轧的黄米面吃起来的确味道好，现在的面已经没有那种味道了。石碾所记载的是一段久远的历史，贫穷的岁月。带给人们的是日久碾磨出来的感情，是一段抹不掉的记忆。石头碾子，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一道风景。

 十一、小庙

　　人们口中念叨的“小庙"，实际上是一座“普萨庙"，规模不大。因为村东南已有一座规模大、建筑考究的庙宇，而且又名为“大郎庙"，所以人们习惯叫这个庙为“小庙“，久而久之，倒把真正的庙名给忘了。 位置在小学西约150米处路北，解放后曾一度改为学校，现已改换门庭做了民居换了主人。 建筑年代无考，但应该晚于“大郎庙"。

　　 十二、三棵老槐树

　　我村的古大槐树在村子西头的路旁，是去往污水处理厂、滨河路等地的必经之处。原来的老槐树西面是断头崖，沒有下河滩的大路，而且高低坑凹凸难行。路是泥泞的，雨天几乎难走人；路是狭窄的，小车几乎难停靠。直到新时代21世纪，瓦窑头村能人朱拽生走马上任，平衡各方关系，想方设法自筹资金，修了这条宽阔、平坦、造福百姓、千古流芳的水泥路，使旧貌换了新颜，全村老百姓没有负担一分钱！这岂不是真正的为大众谋福祉，为人民办实事的典范！这也正应了那句“江山代有人才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箴言。希望这样的“人才"、这样的“王者"瓦窑头村多出几个！朱拽生本人及他干出的事业，也必将载入瓦窑头村史册，流芳百世，永垂千古！ 他中年开始创业，把企业做到了洪洞人皆尽知，规模上在行业内名列前茅，朋友遍天下，有名有利，在社会上也是备受尊崇的。站在高处，振臂一呼，要风有风，要雨有雨…… 但是，如何公正的评价一个人，只有交给时间，留给后人。 俯仰无愧天地乎，褒贬自有春秋耳。 当一个家族的财富只是一种纸面数字的时候，就需要关心更多人的命运，就需要担当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因此，对社会和他人的关心，其实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和谐思维。也是不忘初心、顺应时代发展、秉承共同富裕的理念，造福一方。

　　现在的 老槐树依然巍峨挺拔，枝叶茂盛，郁郁葱葱。树干要几个人才能合抱过来，树冠很大，像一把擎天的绿绒大伞，树高二三十米。她是一棵神灵之树、祈福之树，也是村里一道靓丽的风景。

　　数百年来，这棵古槐静静屹立在那里，就像先辈站在那里，用慈爱的眼光注视着自己的子子孙孙不断繁衍。人们几乎每天都要从大树下经过，每当看见大树心里就有了依靠。因为年代久远，古槐树自然就有了许多传说、许多故事，村里的老人几乎每人都会讲一段。 村中的一些老人们也许还记得，在他们尚且童稚时，祖辈们曾口口相传的关于那颗老槐树的故事，我们也是伴随着这个故事长大的： 明朝时候，从蒲县来了席姓的兄弟三人，在瓦窑头村定居了下来，为了便于以后的生产生活，兄弟三人经过协商，决定分开居住，老大居南，老二占中，老三在北，并在各自房前栽有一颗槐树，至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掘井而饮，春来播种，秋来丰收，家家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岁月如梭，沧海桑田，那时，总有古稀的老人环居树下，指点着纹理纵横的树身，抚慰着它那已经愈合了的隐约如刻的刀刺弹痕，向绕膝的孙辈讲述关于老槐树的往事，或泪眼婆娑，或笑逐颜开。据老人们讲，老槐树已有久远的历史，树上树下洒满了他们的童年。 南堡的槐树就在老屋的门外，槐树上生的一些虫絮经常往下掉，影响着夏日人们在树下纳凉，所以在解放前席氏后裔就把古槐砍伐了，现在已荡然无存。村北老三栽的槐树由于靠近西崖，那时的汾河水道在东，又经常发洪水，经年累月的冲刷而逐渐坍塌，使得槐树根部渐渐的裸露在外，在八九十年代也毁掉了，唯有居中的这棵古槐虽历经500余年风雨依然根繁叶茂，荫庇着席氏后裔及瓦窑头村的乡民。

　　席姓，一个古老的姓氏，历史悠久。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发展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席姓人口数量排第169位。虽遍及全国，但人口数量仅为60万左右，是一个小姓。 其来源有二： 一、源于已姓，出自上古尧之师席师的后代，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帝尧时代的这位席师，为中国席氏的悠久历史提供了最具体的证据。据史籍《万姓统谱》上所记载：“唐尧时，击壤而歌之老翁，姓席氏，尧尊为师。”在席师的后裔子孙中，多以先祖名字为姓氏，称席氏，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史称席氏正宗。 席氏族人大多尊奉席师为得姓始祖。 现在的尧师故里，位于襄汾县邓庄镇席村，村中广场有“尧师故里"碑。 二、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晋国大夫籍谈后裔，属于因谥改姓为氏。春秋的时候，晋国有大夫籍谈，因为他是周王室派至晋国负责管理典籍的，所以便以籍作为自己的姓氏。籍谈的第十三代后人，叫做籍镶，在项羽属下为官，项羽名籍，籍镶为了避项羽的名讳，于是将籍氏改为席氏，他的后裔子孙也跟着改成了席氏。 后来项羽在楚汉之争中战败自杀，籍氏不用改姓避讳了，于是有一部分族人恢复了族姓籍氏，而另有一部分人却仍然沿袭了席氏，世代相传至今。 历史上的席姓名人如：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诗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者，‘尧帝’称为老师的‘席老师’，唐朝著名诗人席豫，清朝按察使席宝田，＂吕梁英雄传＂作者席诚正（山西蒲县人，笔名‘西戎’），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席小军（席诚正之子）等。

　　现在的老槐树，好多根都裸露在地面上，中间也有点枯萎。树干上布满了一道道的沟纹，就像沐雨栉风老人脸上的道道皱纹，见证着我村兴衰的历史。村里人说这棵几百年的老槐树是有神灵的，要好好保护它，爱护它。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槐树的身上或枝上偶尔披一红带，根下偶尔烧几炷香。旱久了，有人向它祈雨；病好了，有人向它还愿；偶尔落下残枝，也没人敢拾回家烧柴。在村里人心中，大槐树是福法无边的神圣，是历经百年世事沧桑的老者。村民祖祖辈辈敬畏它，拜护它，赏读它。

　　十三、北头石氏
　　
　　石姓，人口众多，是当今中国前100大姓之一，在当代姓氏人口排名中为第63位，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人口为430余万。 源出一、 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康叔六世孙卫靖伯之孙公石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源出二 源于子姓，出自春秋时期宋国的公子段，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源出三 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郑国公子丰又大夫，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源出四 源于嬴 姓，出自春秋时期秦国石作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石作氏，是秦国早期的贵族世家复姓，原居秦邑(今甘肃天水故秦城)。 历史上的名人如：清末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等。

　　根据石超璞老人的讲述，瓦窑头村北头石氏一族，是其老爷爷辈于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5年），从洪洞县大胡麻村迁入，其始迁祖为石和帮（1845——1919），对于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来说在当时甚至现在都可谓是敢闯敢拼，敢为人先！ 据洪洞县志记载：“同治六年（1867），8月，霪雨连绵亘月，造成涝灾"。又”同治八年（1869），6月，霪雨暴作，涧水陡涨，溃堤入城，街衢行船，衙署、房屋皆被淹没”。当时大胡麻一带多成丘陵，且沟壑交错，接二连三遭受如此洪涝灾害，农田欠收，房屋受损，生产生活难以维系，只好背井离乡另寻他路，而相距十里的瓦窑头村，不但靠近县城，其它条件相比也较好，所以才携家眷迁入。150余年间，垦田筑屋，和睦乡邻，繁衍已有八九代上百余人口，业已成为瓦窑头村较大的家族之一。 在自己的脑海里，对瓦窑头北头石氏的印象一直是正面的，他们历来注重家训家教家风的教育与传承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家风是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相互濡染的家庭风气，家风是一种无声的教诲、无言的嘱托，无痕的传承是最基本、最经常，最具有影响力的正能量“尊师重教”更是良好家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有个远房姑姑嫁于北头石家，全家都在太原工作，在小时候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看着她们从大城市回来穿着光鲜心里很羡慕，那个时代人们对“吃供应"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追捧，心里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吃上供应成为城里人。但却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尊师重教、诗书继世的家风家教的传承，所谓“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而北头石氏的良好家风家训的传承，就是这现实的体现！ 北头石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涌现出不少对党对社会对国家的有用之才，在不同的岗位做出了突出业绩，更为瓦窑头村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时光滴答，岁月悠长。伴随着石氏族人的迁入，石氏老屋也已经一百多年了，这是一座传统的土坯砖瓦房建筑，小小四合院，做工精致，布局合理。虽说是老屋，但现在都能看出当年的气派。爬在残垣断壁打量它的每一处细节，我都会被前人的聪明才智，讲究的手艺，认真做事的态度感动。它已是一个垂暮老者，风雨在它的脸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有一边在风雨的侵蚀下坍塌了，又在雨水的浇灌下，杂草肆意横生，满目苍凉，早已不能辨识它的全貌。 岁月像大河里的水匆匆而去。那些离开了老屋，身居都市仰或乔迁新居的后人再也没机会见到老屋的岁月流痕以及那种几世同堂的热闹场景了，每天见到的，只有冰冷的混泥土和行人匆匆的背影。

　　十四 、 南头武家大院

　　山西的古民居非常多，名气大的象祁县的“乔家大院”、灵名的“王家大院”、以及阳城的“皇城相府”等。从明清再到民国，山西的商人凭其聪明才智和艰苦努力，趁势崛起，在积累财富发迹之后，便在自己的故乡大兴土木，大修宅第以炫耀门庭光宗耀祖，于是乎，一座座古朴凝重、气势恢宏、布局精巧、装饰精美的深宅大院在山西境内拔地而起。 我村南头的武家大院民居建筑，融入了砖、木、石多种艺术技法雕刻工艺，技艺精湛、独具匠心。遗憾的是经过“史无前例”的洗礼，栩栩如生、熠熠生辉的艺术精品被毁于一旦，只留下残存的痕迹。但它那传统遗存依然释放着中华文明的灿烂光芒。
资料有待完善

武家宅院由东西两进院组成。占地约四亩有余。远看高墙绕环，宛如城堡。大门为楼阁式建筑，上出雷公柱，柱头雕成石榴形，耍头刻成龙首，刻工精细入微，一丝不苟。

大门内有上下二栓，并有贯栓石槽，进入门内约一米余处有石刻方槽两处铺地。据武文生老人讲，这里拴门后再斜撑两根方木将大门顶牢，方槽是为支点。

正对大门有一影壁，砖雕寿星望月图案，做工极其考究。影壁与大门互相陪衬，互相烘托，设计巧妙，真可谓烘云托月，画龙点睛。

资料尚待整理，末完待续。

石雕也十分之精美。连石墩都雕工精细。武家是书香门第，讲究礼，孝，忠等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在石雕上也有所表现。

　　十五、武家祠堂

　　姓是标志家庭系统的称号，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必要条件之一，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到社会每一个成员。中华民族的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与先民的图腾崇拜有关。 在我国历史上，武姓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北方姓氏，分布很广，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18%，居第九十五位，为中国一百个大姓之一，人口约230万。 武姓主要来源有三： 1、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姬武之后。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公元前770年，犬戎入侵西周，周幽王被杀，周的京都也遭破坏。周幽王的儿子宜臼受申、许、鲁等部分诸侯拥戴，在申即位，后迁到雒邑，历史上称东周。宜臼就是周平王。因其手掌上有一“武”字形状纹路，故被赐为武氏，为周朝大夫，后来他的子孙，因而以武为氏，史称武姓正宗。是为河南武氏。 2、出自以国名为氏。据《世本》、《万姓统谱》等资料所载，夏臣武罗被封武罗国，后国亡，其后子孙以国名为氏，称武姓。 3、出自子姓，以祖字或以谥号为氏：①出自商王武丁之后，以祖名为氏。据《武班碑》所载，为商王武丁之后，以其祖名字为氏。如汉代武班即是。②出自春秋时宋武公之后，以谥号为氏。据《风俗通义》所载，春秋时宋戴公之子司空，死后谥号为“武”，史称宋武公，其子孙以其祖之谥号为氏，亦称武氏。是为河南武姓。 还有其它的出处这里不一一细说了，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百度百度。需要说明的是出自姬姓的武历史上称为正宗。

　　宗族祠堂，又称为“祠庙”或“家庙”，以前多建于墓所，故把祠堂称为“祠室”。祠堂一般分为家祠和宗祠。家祠是家人祭祀近代祖先的场所，一般不出五服。而宗祠则是族人祭祀先祖的地方。 我村的"武氏宗祠"位于老村的中央，从村南涧河桥往北约100处左拐，向西约100余米就到了。据武文生老人讲，宗祠建于民国十年（1921年），距今已100年了，由南堡里武维扬统筹规划，钱银兜底，其他武姓人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随心所愿。大殿座北向南建于高约二尺多的砖砌台基上,面阔三间,正中放一张大供桌，北墙高挂武氏神祗，东西各建有一孔枕头窑与大殿相通，台阶下建有三间东厢房，后期由一孟姓人家居住，并负责宗祠内的杂务。每年清明上坟后，孟姓人还要供应茶水饭菜。大门在正南与正殿同在一中轴线上，为砖砌拱顶，上方用砖雕四个大字“武氏宗祠"。 土地改革时期用作农会的办公地点，以后为初高级社、大队办公地点。文革期间，常用作两派辩论争斗的场合。某年某月某天，红总司某人阵亡发丧，有其战友爬上大殿西的枕头窑上，用冲锋枪对准河西方向就是一顿猛扫，枪惊四邻，威风八面。

　　小时候没有幼儿园，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孩子们上学也比较晚，一般八九岁上学之前除了疯耍玩还是疯玩，精神文化方面除了看看小人书、每家每户按一个县广播站的有线小喇叭，听听县里每天发生的事情，再就是偶尔到村里来放的露天电影了。 虽然那时的娱乐活动不像现在丰富多彩，但每年也会有外省的马戏团来村演出，县电影队放电影、盲人说唱队说书，地点就在祠堂院内，届时，附近村子的人们便会在吃过晚饭后陆续赶来看热闹。电影无非就是新闻简报、地道战、地雷战等，几乎每次都是这几部，像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少说也看了几十遍。外国的像朝鲜的、越南的、阿尔巴尼亚等，那时有个顺口溜：中国的新闻简报，朝鲜的又哭又笑，越南的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的又楼又抱。电影、马戏是要买票的，票价不贵，也就一半毛钱。大人们是自然要买票的，可小孩子们都是逃票，人小，从大门混进去，混不进去了就从西边的围墙翻进去，反正是有法子钻进去。也有的人静静在门外等待临散场时“看蹭戏"，也算是过了一把瘾。有时候，时运好了，赶巧能碰到同村的叔叔大爷进场，小孩子们就搂着他们的胳膊装作一家人混过去，要是能这样就可以看上全场了。听盲人说书是免费的，但说书的质量还是挺不错的，有的人听的入了迷，散场了也不知道，还在哪里呼呼大睡。有的小孩调皮，边看边玩，不过一会儿就睡着了，直到家里的大人回家睡觉清点人数，才发现少了一个，于是慌忙去祠堂里找。每到电影散场，人们回家心切，在出大门时，你推我挤，有些年轻人淘气，一个劲挤，小孩媳妇的喊叫声，乱成一团，有的鞋也跑掉了。那时候的故事多哩，想听的话去问问过来人。

　　尽管祠堂废弃多年，但不时还是闹出一些诡异的事情。集体化时，有人睡到半夜，却发现自已成倒立形状；有的人做饭碗筷无怨无故咣当哗啦乱响，胆大的还免强可住，胆小的不但一夜没睡，身上嗦嗦发抖，再不敢在此久留。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昔日的祭祀宗祖的祠堂，几易其主，现已改做民居，好在是同族中人，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吧。 千秋功过，于祠堂可见一斑；华夏祖先，从祠堂可知谱序流传。　　

　　十六、老油坊

　　村里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农村人平日里吃饭炒菜所用的油脂，还不像现在的油脂种类这么丰富，花样繁多,工艺上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在洪赵一带，榨油所用的原料主要是棉籽和黑豆类，采用的设备也是最原始的那种工具，在榨油过程中，除了借助一些简单的机械外，其他几乎全靠人力。如今，这种古老的榨油方法已基本失传。它最大的弊端就是出油率较低，而且效率不高，但它能最大限度地锁住油脂的原香和营养，这样榨出来的油，香味十足，保留着食用油最原始，最纯正的味道。

　　我村的油坊有三处： 1、南堡油坊为席保国家所有，旧址在南堡遗址北五六十米处西面，靠崖小院内。 2、东堡油坊在老槐树北，紧挨着大槐树，为北头石超塵与中片席红大和伙所办。 3、东堡林甲保家的油坊，旧址就在坡下的老院内靠东。 这几处油坊在合作化时期已经停运了。我也没能亲眼目睹昔日油坊的热闹与辉煌，但是有过一段公社化时期生产队的经历。 在人民公社化时代，农民群众过年有些东西是生产队自产的，到过年时候分给社员们当做年货。比如过年时都会给社员群众分油。那时，生产队都种棉花，队上把棉花经过轧花机把籽棉轧成皮棉，棉花上缴国家，棉籽用来压油。一到腊月，队上就会给社员分油，分油根据各家劳力、挣工分多少以及人口来分，一般劳力硬的，或者挣工分多的，自然也就分的多。每到分油时，小队部（实际是喂牲口的地方，库房等也在这儿）就是最热闹的地方，也是人气最旺的地方。人们早早的都在那里排起了长队，并非人挨人排队，而是瓶瓶罐罐一类的东西，蜿蜒曲折一直从门口排到南墙根再拐到大门外。那时生产队分油吃，一年一个人也就是几两油，油要节省着吃，因为一年只一次分油的机会。

　　过年分油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但是，不知为什么，当年，分吃的油虽然少的可怜，但是，那时的油的醇香味道，是现今任何油品都不能比的。那样的土法压油，那样的纯天然无污染的棉籽油，豆油，永远值得怀念。过年，分油是时代的产物，那样的场景不可能再现，但是，那样的人际关系值得回味，那样的过年场景更值得回味！

　　十七、老水磨

　　在以前的农村，每个沿河或有水源的村庄都会有一个水磨坊，利用水流集中的力量作动力，来推动那木质的大水盘，让水盘去带动磨坊里面的石磨转动，达到将粮食磨成面粉的一种古老的磨面设施。而我村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水磨坊也相对的多，据说老老早以前还有几盘水磨的，只是无人能讲个来龙去脉，故在这里就不多费心了。 我村有据可考的水磨坊有三处： 1、污水处理厂西约200米处，据说这是刚解放时村民们自发办的股份制磨坊。因为在当时来说，建一座水磨坊，可谓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了。而所合的股份，是可以代代相传的，维修所花的钱，也是由合股人分摊，而合股人是按股份的多少来分配收益的（即经营天数，期间收入归经营人所有）。有了这样的严格管理，水磨坊才能年复一年地运转着。 2、南堡里河滩坡下南约七八十米处，这是一座武氏家族的磨坊，大约建于清未民初，运转了几十年后废弃了，解放初期还有武氏族人在那里拣砖石以作他用的。原来坡下自北向南有一小溪，名为清水渠，利用小小水流落差推动磨盘转动，以达到磨面的目的。 3、污水处理厂南约100米处河东，遗址尚存，这也是保留到最后的一盘水磨。是解放后集体建的第一座磨坊。 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一路从宁武源头奔涌而下，造就了我地河滩水磨的独特性 ， 滋润着洪赵这片肥沃的土地，造就了尧乡平原灿烂的历史文化和丰富多彩的乡土艺术，汾河滩里的水磨，转动的木制水轮，无不构成最具乡土气息的乡愁元素，虽然曾经的故事不再，但却嗡嗡隆隆的永远转动在我们的心里。

　　水磨磨的面是用水磨和纯手工作业结合加工的面粉。这是人类早期利用自然能源的典范。它没有做任何处理，纯天然，虽然面会随着粮食质量的优劣而或黑或白，但那种制成面条爽滑劲道，清香四溢的风味，再难品尝。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水磨变成了钢磨，之后，又用上了电。水磨坊，少有人光顾了。随着时光的流失，或拆或塌毁了磨坊，渠道也垫平变成了农田，水磨坊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只留下那磨坊塌成的荒地，还有几片孤零零的砖瓦，似乎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我村的水磨坊也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嗡嗡转动的水磨成了记忆中的一道原风景。

　　十八、赵城水电站

　　明姜电站于1955年9月25日破土动工，是年12月1日建成发电，省、地、县有关领导参加剪彩庆典。这是山西省第一座小型水利发电站，电给洪洞农村带来了光明，农民群众称之为幸福之光，希望之光。

　　紧接着兴建了山西省首座低水头、双机组、高压输电的赵城水电站（地点在瓦窑头村河滩与南关村交界处）由赵城"四街一关"和瓦窑头、古屯、沟里村联办，利用五一渠引汾河水发电。电站于1956年5月动工，1957年7月竣工投运，装机容量25千瓦发电机两台，输出电压3.3千伏，配电线路采用“ 两线一地”，长度1.5公里。1990年停运。

　　十九、瓦窑头大队水电站

　　 我村的水电站修建于1959年3月，当年12月竣工，引用汾河七一渠水，落差近4米，流量1.5立方米/秒，装机48x1千瓦/台，投资5.4万元，由瓦窑头大队（古屯、沟里村）经营，1968年停运。 遗址在古屯河滩路与七一渠交汇处。 由于洪洞明姜诞生了我国第一座农村水电站，被树为农村办小水电的典型，并改编成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广为宣传，所以1960年全国农村电气化现场会议在洪洞召开，当时洪洞县己先后兴建小水电站106座，永乐、孙堡、王开……等好多有条件的村子都建起了小水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607千瓦，洪洞县农村电气化规模已基本形成。 河西一条龙，河东满天星。处处电光闪，照明又加工。”这一则在洪洞广为流传的民谣，说的就是这些农村小水电站给乡村带来的变化。六十年前的瓦窑头已是点灯不用油，夜晚亮如昼。不但家家屋内通了电灯，而且老村道的大路上从南到北也按装上了路灯，一改几千年农耕文明夜晚打灯笼行路的风景。 今天，随着自然的变迁，许多原本潺潺流淌的小溪也出现了断流，水是水电站的生存之本，没有了水，谈何水电站。60年过去了，令人遗憾的是，原本遍布洪洞县乃至全市的数百座小水电站现如今仅剩一座明姜水电站。 电，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方便. 现代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电了. 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让我们安全地使用电吧。

　　二十、我村的小学校

　　家乡的记忆里，莫过于村中的小学校，小学既是我们的启蒙之地，更是我们的童真所在。那里有我童年的往事，也有我童年的梦想。那里的友谊最纯真、笑声最无邪、知识最纯粹、回忆最丰满。 上一年级的时候，学校就在现在小学的这个地方，只是面貌变了样。那时，学校的大门朝西，进大门是个走廊，南面（右手边）是一年级，教室的门开在走廊，窗户朝东而且又小，教室内光线很暗，到了冬天又黑又冷。走廊北（左手边）是二年级教室，坐西朝东，相比较一年级就好多了。我的启蒙老师是一位女性，在我的印象中，她高高的个子，白净的皮肤，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年纪约50岁左右，举手投足间透露出大家闺秀的风韵，给人的感觉很有教养。我们年少稚嫩，只知道姓王，不知其名，习惯称呼“婆婆儿王老师”。 记得在这里上到了二年级，老师则是沟里村的，是个男的，姓汤，这位老师对学生管教很严厉，记得一次有位叫“矛子”的同学在讲台上打拍子唱歌，歌曲是王二小“牛儿还在山坡吃草"，就因为领唱没有开好头，不由分说一脚把这个同学揣了三四米远，吓的我们战战兢兢，大气都不敢出。那时候学习条件没有现在好，课桌都是学生自带的家里的小饭桌。没有作业本、练习本之说，用的是一种木条嵌边的石板，写字用的是宽不足0.5厘米，六七公分长的白色石笔，写满后用袖子抹干净，反复使用，作业也是留在石板上的。那时环境条件不充许，也不太讲卫生，袖子经常是脏兮兮的。 到三年级时，学校的大门改在了南面，门是木制的，很大很厚也很苯重。进大门要上个小坡，一条笔直的石子路从大门直通北面的会议室，路的东西两边各建有两排教室，书桌也换成了六十公分左右宽，一米多两米长的木制板桌，再配一个大长橙，可并排坐四五个人。学校的东南角是伙房，由一位武姓老人管理。靠伙房东面的一排瓦房是办公室，门前有一棵大柳树。它的树干粗壮而又弯延，我不知道它有多大年纪了，老师只告诉我它的年纪比我大得多。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样简陋的教室里每天都书声琅琅，孩子们也欢声笑语。那时我们一天三到校，执行的是生产队劳动的时间。倒不是因为我们懂得“一天之计在于晨”的珍贵，也不是因为我们有着“闻鸡起舞”的精神，而是因为大人们都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单独给孩子做饭。我们早晨顶着满天星光，和生产队劳动的人们一起，早早就赶到学校早读。两节课后，大人趁早干了一阵活回家做饭了，我们也放早学回家吃饭。上午上四节课，中午饭后也不休息，下午还要上四节课，都是为了和大人回家吃饭的时间一致起来。放学后我们便帮家里去割草、放羊、拾粪，有时农忙了，孩子们还要到地里拾麦子、挑（抬）水，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那时老师留的作业不多，也很少有课外作业，更没有校外补习，老师教多少，我们学多少，连课外书都没得看，顶多看一些连环画一类的小人书，算作提高阅读量。学的课程就是语文、数学、自然，老师大多连普通话都教不会，英语课更是没听说过。 上下课的铃不是用绳子拉的象电影地道战中那样的钟，也不是电铃，而是手拿一根铁棍敲打的——一段钢轨，用一根铁丝从一端锣丝孔里穿进去，吊在办公室外头的柳树上。我和同学们每天就是听着这种原始味十足的铃声上下课的。声音很好听，上课是当当，当当……，下课是当，当……，声音洪亮而悠远。这节钢轨尽管离开了它赖以生存的铁路，但是它朝夕与书声为伴，与童心和天真为伍，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一节钢轨了。 现在学校的软硬件设施齐全，从用敲击铁轨到电脑控制的音乐广播，可以说是一种大跨越，但用音乐广播来取代钟声其功效远不如敲钟声来得直接,这也可能是在我的记忆深处，那敲钟声已化成一种文化，一种永难忘怀的乡愁。 钟声造就了我的童年，敲响了我对生活的理想，让我去认知社会，是它让我们一直微笑向前，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善待自己，让我们活出生命的精彩。 小学校离河滩五一渠（干渠）不远，每到夏季，下午我们常常提前离家去学校，大人们还以为我们学习自觉，不住的表扬我们，而我们出家门不远，就和同伴们一溜烟跑到干渠边，扑腾腾跳下水，游泳、抓鱼、坐云动，淹水头，玩得不亦乐乎，好多次都玩过了点，慌忙赶到学校，发现已经上课多时，被老师罚站。俗话说水火无情，当时为防止小学生耍水出事故，家长与学校都管教的非常严格，三番五次强调不让小学生私自去游泳，下午上课前都要对一些学生进行检查，让学生卷起裤子，用指甲在腿上挖，如果出现很明显的道道白印，无论你怎么狡辨，中午肯定耍水了，那么罚站是必须的，就会让你站在办公室外面的大柳树下，姿势则是金鸡独立，抬起的脚下放一些枣剌，再累都不敢把脚放下，只有向老师求情、告饶——下次再也不敢了。 往事随风 ，恍惚间一个甲子过去了，现在的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学的土瓦房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板房，瓷砖贴面又很光鲜，生活变化的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小学时的同学有的还在打工，有的则已做古，他们的孩子有的搬进城里或住进了高楼。有些留在家乡的也成了新农村建设的骨干，过起了现代化的农村生活。随着适龄儿童的减少，各村的小学都进行了整合，几个村子建一所学校。清一色的教学楼，宽敞的教室、漂亮的操场，有食堂、有图书馆、有电脑室，老师也全部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公办老师，教学条件大大改善。看着孩子们优美的学习条件，我有时心里百味杂陈，既为孩子们的幸福而高兴，也为当时自己的学习环境而伤感，凭着我们的好学和刻苦，如果那时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那一批孩子的出路和前途要比现在强多了。命运既是如此的捉弄人。

　　瓦窑头学校，我的母校，这儿是无数中国式农村小学的缩影，这儿记载着一个曾经半个多世纪的学校的苍桑与辉煌，虽然她是那样的普普通通，虽然她不是一座名校，但她承载了家乡数代人的努力、奋斗与梦想，她是家乡数以千计儿女的摇篮、启星。我在这儿从懵懂走向成熟，家乡的儿女从愚味走向文明，更有不少精英和栋梁得益于她的启蒙和哺育，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大有作为，是她惠泽了故乡的一方热土！ 当你重归故里，你会发现自己一直思念的不是故乡，而是童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现在还记得当年一些老师的名字：卫首玉（王开）、王文彬（赵城）、马小娃（赵城）、陈福重（赵城）、任德恩（南关）、赵书巧（北街）、张玲、李立生（杨堡）、邓常爱（沟里）、乔西亚（万安）、李长禄（古屯）、席得锁（瓦窑头）、汤金海（沟里）、高海林（东街）……愿他们平安幸福、功德圆满。

　　二十一、瓦窑头大队木工厂

　　过去村子里，木匠是比较受人尊重的职业，因为家庭生活中的桌椅板凳，农业生产上的犁耧锄耙，都是木匠制造。人们居住的房屋，也与木匠的劳作密不可分。 木匠这行当，不知起源于何时，有记载的大约就是木匠鼻祖春秋时期的鲁班吧。后人用“班门弄斧”形容在高手面前卖弄技艺，指的就是这位祖师爷。可见，木匠自古以来就受人尊敬，去名胜古迹旅游，看的就是古建筑的雕梁画栋、木刻粉彩，能工巧匠们的精湛绝艺真是叹为观止。 在七十年代，我村的干部们很有经济头脑，眼光也看得远。为了搞活本村经济，增加社员收入，办了一座集营销、培训为一体的木材加工场。地点就在“武氏宗祠”的西面（现在已南北隔开改为民居），与瓦窑头戏台同在一个院，戏台在北，木工场在南，后来由于业务扩大，学徒增加，就把整个院子从南到北以及戏台也占用了。从武氏宗祠后面留有4米宽的一条出路，武氏宗祠的西北角开个小门，与木工场相通。 1972年，在家中大人的按排下，我有幸进入木工场学手艺。那时上高中是要推荐选拔的，虽然家庭出身也是贫下中农、根红苗正，但不是干部子弟，所以没有上得了文革后期的"高中"，再加自己习惯了自由散漫的行为，已经没有了再上学的念头（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悔的），而家里大人又总想让我去学一技之长，将来凭手艺吃饭，想了好几个职业。后来村里有个关系不错的叔叔是个木工，又在木工场，就问我有没有意愿当个木工，当时还是想了很久的。在我印象里，木工是个艺术家，各种雕栏木刻很惹人爱，学成以后也是挺有出息的，于是就去了木场。那时也不用拜师，报个道就行，便成为一个木工场的一员，开始了学徒生涯。后来才明白，木工是木工，艺术家是艺术家，并非想象的那么天真、简单。 俗话说：艺不压人。我是幸运的，到木工场里上工，即可学到技术，又可以挣工分，不用到田地里晴晒雨淋，一举两得，感到很知足，所以这在当时是不少人眼红的事情。在木场各位老师傅的精心指导下，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最基础的拉大踞开始，一步步到二连锯，再到桌椅板凳、木箱、木门窗等，可以说已能独立操作，进步很明显，也受到师傅们的认可。 在学艺过程中，很多人往往只能学到表面的东西，能学到本领的人，是因为他掌握了一个字：“勤”。在木匠行当里，作为学徒，要做到“三勤”才能真正算学成出师，也才能真正得到真传，学到真正的本事。 木工活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它需要一个人“眼、手、脚、脑”都要灵通紧密配合一致，才能做好一件精致完美的家俱。犹如一个画家描涂一幅精美绝伦的画卷，需要“眼、手、脑”都要配合到家，才能画出人间美图，创作出一幅旷世之作。! 所谓的三勤，一是眼勤： 刨木头时，师傅是如何掌握力度的；拉锯时，师傅是如何瞄准拉直的......学徒要在自己动手实践之前之中，学会观察、总结这些细节，牢记于心，变成自己的经验。 二是手 勤：学徒几年，不可能对各种木器活儿都有实践的机会，因此，在每次有动手机会的时候，都不能偷懒，躲奸把滑，要不断的多尝试、多实践，才能领悟到技艺的基本原理和规律。 三是脑勤：木匠这门手艺看起来虽然简单，但学起来不容易，所以要学会举一反三。一般学徒只会想着一门心思埋头苦干，希望早点出师，虽然态度可嘉，可没有讲究方法，所谓活学活用、灵活应用。 到了1973年冬季应征入伍，自己的手艺得到了长足进步，可以说已是个半拉子木匠了，虽未曾出师即半途而废，但基本功，锛、锯、刨、凿还能拿得起的，如果坚持学下去，一定会是一个好木匠的。

　　木工场的开办，无疑对发展瓦窑头村的集体经济、增加社员的家庭收入，改善社员群众的生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但培养了许多德才兼备、技术超群的木工人才，与此同时，也培养造就了一批实力不俗的泥瓦工，使他们在后来的施工实践中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当时的老一辈技术人员是张虎子、林大吉、张小牛、杨寅子等。拉大锯的师傅有秦锁子、沟里丑大子等。现在许多50后、60后的木工、瓦工都是他们手把手教出来的，可以说，木工场，就是瓦窑头村的"黄埔军校"！

　　 二十二、瓦窑头大队戏台

　　村中的老戏台修建于一九七一年，即“一打三反"时期（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展的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政治运动。开始于一九七一年 一月三十一日 ）。位置在村中祠堂的西面，座北朝南，宽敞高大，有四五间房子大小，在当时或在附近村子来说其建造都是很精致高雅的。戏台地基高出地面近一多米，砖砌边沿，戏台前为拱形，设计的很贴近生活。

　　每到农闲或节日，大队都要排戏。也不是每个大队都能排演戏，只有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大队才搞得起戏的。大队西面的院子非常大，每年的戏就在这里开演了。早前没有建成戏台前，来剧团演戏了，便在村中随意选个场子，就地势搭起个简易舞台。搭起戏台子，比广告传得还快，象风一样传遍了村里村外。等锣鼓“咚咚”敲起来，村里有的人早就请来了亲戚七姑八姨，在台前坐了黑压压一片。另时搭建戏台，搭了拆，拆了搭，这样的日子一直到七十年代初建起村中的真正戏台才结束。

　　那个年代唱的戏，样板戏是最受推崇的舞台艺术，是必修课，像《红灯记》、《白毛女》《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公社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各村、大队也有属于自己的文艺班子，人员不固定，临时搭配。蒲剧、眉户、道情，碗碗腔等等，别小看老百姓，还是什麻都会。服装道具都是大队置办的，吹拉弹奏也是本大队社员，群众演员同样演的十分精彩。记得演出《白毛女》时，扮喜儿的演员入戏太深，连唱带哭嗓子都哑了，在台下观众的掌声中还是坚持唱完了全剧。 虽然这些平时拿惯了铁锹锄头的农民演出的水平不高，但社员群众都爱看。看着平时熟悉的街坊邻居亲眷好友、抑或家人在台上演唱，情感很贴近，看起来也就特别亲切、格外高兴。台上不少演员是观众的好友或家人，他上场时，台下就有人指指点点或指名道姓，边看边评论演的好坏。特别是演员的孩子，有时还会突然喊叫台上出场的爸爸妈妈，有些演员与台下的亲朋好友眼神的互相交流，实现了台上台下的互动，乡俗民情亲情也得以凸现，颇为有趣感人。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曾给乡亲们带来文化享受的业余演员们，也大多上了年纪，有的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贡献，人们不会忘记，他们的音容笑貌常留人间。如今人们家家有了电视、有了电脑，以及手机微信，看什么有什么，谁还会顶着严寒去看戏去演戏呢？谁还看露天电影呢？可我总忘不了儿时看戏时的情景。

　　二十三、瓦窑头大队办公楼

　　四十多年前，走进瓦窑头村，最引人注目的是气魄雄伟的村委两层办公楼，清一色青砖灰瓦，木制门窗，玻璃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虽然不是很豪华，但在当时的十里八乡来说则是凤毛麟角、首屈一指的，是一座时髦漂亮、引人注目的办公楼。那挺拔的身躯，矗立在村子中央，聚焦着全村人的目光，成了全村老百姓最坚实的依托。

　　当时的支部书记是席果昌，这个人有能力、有干劲，年富力强，行事果断。一年的时间，大楼拔地而起。大楼坐西朝东，面阔11间，进深3间，中间为走廊，楼门对过为楼梯，一层现浇楼板，二层为木梁结构，灰瓦盖顶。大门外是跃进路，从村的北头笔直的贯穿到村的那一头，村里的房屋不规整的排列在路的西侧。路东是一望无际的基本农田，远眺霍山叠翠，广胜琉璃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哪个时候没有所谓的污染，空气质量特别好，在雨后天晴之日，虽说有近三十多华里，但仍可以望见广胜寺琉璃塔）。办公楼大门的左侧为村供销社，过去的供销社，是农村里头唯一的商品销售渠道，就是一家复杂点的垄断小卖部，村民的针头线脑、油盐酱醋生活用品都在这儿购买。

哪个时期的瓦窑头大队，可以说是对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不但在公社、在县、地区都是出了名的。乡村要美，村民要富，就得有产业支撑。那时，大队有工程队、副业股、小农场、高灌、水库等。农业高产，曾是临汾地区十杆红旗之一，耀眼的很。加上工程队以及副业的收入，每个工分可分的一元多钱，像孙堡、管庄等村子劳动一天才有几分钱，连一毛钱都不到，差别真不是一点点。外村的姑娘都以能嫁到瓦窑头为荣。现在还有一些上年纪的老人思念过去的时光，怀恋曾经的岁月。只是时过境迁，一切不再了。

办公楼始建于1976年，1977年建成。遗址在涧河桥北150米左右路西，即“大郎庙"遗址北。

　　二 十四、高灌、水库

　　1960年全国农村电气化现场会议在洪洞召开时，洪洞县先后兴建小水电站106座，总装机容量2607千瓦，洪洞县农村电气化规模基本形成。在这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为解决我村垅上农田用水的难题，同年，在与南关村交界处兴建了首座二阶梯抽水泵站（俗称“高灌“），在当时，对工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霍泉北灌渠来水越来越少，而且上游截流频繁，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所以，修建一座水库逐渐成了大队班子成员的共识。我村的水库选址在村子的东北方，一是因为这里在全村来说地势最高；二是可以借用七分渠蓄水；三是利用高灌抽水。水库于一九七五年筹备，一九七六年开工，当年峻工投入使用。兴修水利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十分重视的，是冬季农村工作的重心。那时没有挖掘机这样的先进机械，甚至连台拖拉机都十分稀罕，因此无论是搞农田基本建设还是兴修水利，都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以及比较原始的简陋工具来进行，劳动效率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我相信，无论谁当时看到工地上的那个阵势都会被感染。虽然工具简单，但社员们干劲十足。只见工地上男女老少几百号人一齐上阵，就像一个战场似的：几十面红旗迎风招展，青年突击队、铁姑娘班、老头队……只要一看旗帜你就知道那块工地上是那只队伍的地盘；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嘹亮的革命歌曲，声音高亢，催人奋进。乡亲们有的刨土，有的铲土，有的打夯，往坝上运土的就是木制小平车、还有就走是肩挑人抬，虽然人山人海，但各有分工，忙而不乱，秩序井然，到处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火热气氛。

时光飞逝，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参与修建水库的社员，有的早就不在人世，健在的人也大多数已经越过了花甲到了垂暮之年了。虽然现在的水库已面貌全非改为它用，但当年社员们修水库的那种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精神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后人永远记念。

　二 十五、林家滩

　　林姓在中国也是一个大姓，林姓子孙在中国也是遍布广泛，主要集中在福建台湾江浙一带。林姓算是很典型的南方姓氏。

其主要源流有二： 1、源自子姓，是商朝末年名臣比干的后裔，属于王侯赐姓为氏。商末，纣王无道，比干犯颜直谏被杀。比干正妻夫人陈氏逃入长林山中，生下了儿子泉。周灭商后，因泉生于林中，其父比干坚贞不屈，被周武王赐以林为姓。

2、源自姬姓，出自周平王的世子姬开，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周平王姬宜臼有庶子名叫林开，林开的子孙有的以祖辈名字为氏。

东夷一支称林方，南迁后称“郴”。林义与曹近似，“木”是建木，也就是天杆圭表，又名扶桑，扶木。二建木并立为林，“林”下为天齐坛台（渐台）。林姓是风姓别支，又作梵。 中华书局刊印的《辞海》合订本载：林 ，“姓也，史谓殷比干避难长林之山，因以林为氏”。 在民间，比干一直被尊为“文曲星”。

2016年，中国大陆林姓人口约为1416万，林氏排在第16位;在全球约为2000万。福建是林姓最多的省份，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

历史上的名人如：清朝虎门销烟林则徐，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林伯渠，十大元帅之一，被誉为战神的林彪等。

　　据赵城林氏族谱记载，赵城（瓦窑头）林氏，就是福建林氏的一个分支。明朝万历年间（1563年－1620年），其先祖林仲猷奉命北上作战，因英勇屡立战功，受到上级重用，被调任赵城县典史（明清两代均有设置典史，是知县下面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典史属于未入流“九品之下"的文职外官，但在县里的县丞、主薄等职位裁并时，其职责由典史兼任。因此典史职务均由吏部铨选、皇帝签批任命，属于“朝廷命官”。）在任上尽忠尽责，任劳任怨，很受上司的器重与信赖，后年事渐高，解甲归田，因故乡路途遥远，且在赵城生活多年已入乡随俗，故定居瓦窑头村。朝廷念其劳苦功高，赐汾河滩涂荒地三百亩以养老终生。故名“林家滩"。现老宅尚存。

林家滩的大概方位在现河滩养猪场的北面。

　　二十六、韩家渠

　　 村河滩最西部的水渠，七十年代以前约有一二丈深，七八十来丈宽，自西北方向经古屯、茨沟村……蜿蜒东南，渠中常年水流不断，公社化时期均种植水稻，现已泥土漫平，有的种了庄稼，有的栽了树。据传为王开村韩姓人家为引汾水浇灌所挖。清朝顺治年间的汾河洪水泛滥，冲毁了瓦窑头西堡，冲毁了南五里的南卫村、南卫南村，使汾河滩涂面貌大变，而从此河道也由北向南改为西南，在这儿拐了个弯儿，正是因为滩地远离河流无法浇灌的缘由，王开韩家才挖的"韩家渠"，由西北开挖到东南王开村滩地，工程浩大，可见当时韩家的气势磅礴。

　　 二十七、无爷爷庙

　　汾河滨河路东，韩家渠西约150米处，村民下田劳作休息避雨处，已废弃，遗址尚存。该庙的建筑者应该是汾河西崔家庄一带的人，当时汾河水道在东，河西人为祈求风调雨顺保一方平安，也因这里远离村庄，为便于下田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一举两得，故建此庙，因庙内无神位，久而久之，人们习惯称之为“无爷爷庙”，祈求过往神灵保佑风调雨顺。

　　 二 十八、芦苇荡

　　芦苇，多年水生或湿生的高大禾草，叶披针形，端午节包棕子的必备材料，花紫色。是保土固堤植物。秆可造纸编席。花絮可填枕头。根状茎能入药。因我村河滩为汾河湿地，很适宜芦苇生长，所以芦苇自古就有，可以说也几百上千年了。

我村的芦苇荡，是儿时的乐园。那时，我们村河滩遍地芦苇环绕，成为村庄一道绿色的天然屏障。每到深秋苇黄，苇絮飘飞，整个河滩就被包裹在银色的世界里，这里阡陌纵横，芦苇飒飒，鹌鹑啼鸣。我是伴着这片芦苇荡度过童年的，而今，芦苇不再，儿时美好的时光也随风而逝，成为遥远的回忆。

　　村里人大都靠编蓆为生。每到农闲的时候，乡亲们就用芦苇编成苇蓆或水缸盖到集市上去卖，用换来的钱添补家用。我们村编的苇蓆很出名，一直与洪洞土产公司签约，不愁销路。质量好的编了蓆子，差一点的则打了铺子。文革后期，1968年复课后，政府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我村设七年制初中学校，那个时候，为落实毛主席"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最高指示，学校每星期都要组织全校大一点的学生（初中生）编蓆，参加义务劳动。一般情况下上交的苇蓆为同一规格尺寸的，宽五尺，长一丈。好点的技术能手，一天编两张，可换得两个工，差点的也可编一张，挣一个工。那时候是吃“大锅饭”，靠工分给口粮，不允许发展家庭经济，靠手艺挣点零花钱也都是偷偷摸摸的，一旦被发现或有人举报，是要戴高帽子、游街挨批斗的。

编席子也是很辛苦的，无记是寒冻腊月，还是炎热的夏季，都必须面对现实，弯腰弓背迎着呼啸的北风，顶着炎炎烈日，反复推着那沉重的碌碡碾压眉子，累得腰酸背疼直不起身来。编席一般都在屋内，夏季好受一些，尤其是冬天，在水冷的地上编席，一蹲一整天十五六个小时，有时累得腿疼站不起来，两手被席眉划得道道渗血的口子，指甲边起的肉千，痛之钻心啊。那个年代，我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来的，为了赚钱养家糊口一切都抛之脑后了。

　　河滩的芦苇和现在公园里的芦苇大不一样，长的有4米多高，比大拇指还粗，皮薄柔韧，是编织芦苇席的好材料。我村的苇席由于苇片好，编织细密、结实耐用，因而卖得很俏。方圆几十里都到我们村订做苇席。那时，村里人都是土炕，炕上要是铺一张编有漂亮花纹的苇席，就会显得干净、整洁，有气派。年轻人结婚时，会专门找编席能手，按炕的大小订做。节俭人家的席子一用就是十几年，每天擦抹灰尘，席子变得油亮发光。

往事如烟，90年代初，由于环境的变化，地面水越来越少，汾河河水减少，芦苇也不易生长了，加上人口增多，近千亩的芦苇地都开垦为农田。昔日芦苇荡美丽旖旎的自然风光，只能停顿在儿时的记忆中。

　　二十九 老家的窑洞与土炕

　　家乡属晋南黄土高原的边缘，已经很少有人在窑洞居住，即使依然保存完好的窑洞，大多只是年老的人居住，也或是用来堆放柴草和不用的家什，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排排瓷砖贴面宽敞明亮高大上的现浇水泥平房。

过去，在洪洞的农村亦或是城里头，不论穷富，一盘土坑是人们取暖的主要方式，甚至在今天一些农村，热炕仍温暖着整个冬天，也因此，炕——成了许多人记忆深处难以忘怀的家乡风物。

　　老宅院里原来是五间瓦房，坐北面南，明五暗三，由老弟兄仨使用，三间窄小的东厢房则归在外地工作的堂弟所有。后来由于人口增多住房紧张，经过协商，北面五间瓦房和西北角的空地，由大门长子与三门长子平均分开自建房，堂弟已在外成家且购置房产，老宅东厢房已不再占用，所以归三门长子，而二门长子则另择宅基地自建房。由此，老宅院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但不论怎么变，一盘热炕是不可或缺的。 小时候的农村，家家都有炕，而且凡是每个住人的窑洞或瓦房里都盘有一方土炕，占着屋里里很大一块儿面积。土炕搭建和垒砌它的一切材料全部是土。土打的坯，土脱的坯，土和的泥，最底层铺的也是厚厚的土。它把土与泥连合在一体，在平平展展的炕面之下，又分分割割数条可以升腾炊烟的火道。有了火的加入和参与，便有了土炕的热情和浪漫。土炕，如一只温柔的手掌，也如一方小小的舞台，不仅托举着一家老小的昼憩夜寝，也演绎着一幕幕久远淳朴的乡间风情。

在农村，土炕对农家生活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干活累了回到家里，吃完饭之后往炕上一躺，枕着铺盖卷儿，打个盹儿，一会儿工夫，身子骨就轻松了好多。夏秋收获，人寿年丰，一家人围坐在炕上，欢欢喜喜说笑，围着炕桌吃饭，既热闹又温暖，整个屋子里洋溢着一种浓浓的温馨气息。吃完了饭再围坐在炕上拉家常，感到的是一种其乐融融的亲情味。

　　那时候，人们普遍贫困，一般人家的墙体都是土的，或土坯磊，或土夯，因为是土的，所以都很厚，防风保暖的作用效果很不错。

　　由于北方天气变化大，所以土炕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不会出现南方的一个小朋友给大人“暖被窝”的现象，但是要注意的是，北方大多数人都火气旺，睡惯了土炕不会上火。但外地人（尤其是南方人）来睡火炕时常会出现流鼻血的现象，也就是上火，所以有个适应的问题。

　　盘炕糊炉子虽然是泥水活，但绝对是个技术活，并不是人人都会弄的，要叫匠人或把式。匠人糊的炉子烟不会净从炉子口冒出来，俗话说"不倒烟"，烟火完全是从炕里面经过的。所以稍微烧一把火炕就热了，稍微烧一会儿，炕就热呼呼的。有了热炕，再寒冷的冬日，整个屋子或窑洞就没有了寒气。外面北风呼啸，屋里温暖如春，一上到热炕上，数九寒天就不那么难过了，硕大的土炕起到的作用相当于暖气。遇到家里过事，还有过年，提前几天烧的火多，人们要在炕席下担根长棍子，把炕席撑（掂）起来，否则，炕席会被烤着，晚上炕烙的人睡不成觉，身子来回翻，也是一种别样的滋味。到了夏秋天，不用热炕了，弄块砖（土坯）把炕洞眼一堵，烧火的烟就进不去了，炕就不热了。遇到连阴雨，觉着屋里寒，就再把炕火生着，方便，实用。怎么盘炕才能热呢？我说不清楚。反正匠人把炕洞里的几十块砖或土坯，横七竖八摆的像个迷宫，不懂行的人还真看不出门道，同样是摆，但摆与摆存在质的差别。炕盘的好，烧火的时候，烟乖乖地从炕洞眼进入炕里面，然后在炕肚子里既顺着主烟道走，又分散走遍所有的偏烟道，顺顺溜溜上升至窑崖上高高的烟囱，最后从烟囱口摇曳着冒出来，越冒越高，越升越朦胧，然后才有了文人笔下的小小村落，袅袅炊烟的景象。　炕上还有一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那就是炕沿。一般用二三寸厚以上的十公分左右宽的一根长条形木头做成（也有用砖砌的，但不如木料的好，尤其是冬天，坐在炕沿上比较凉）。洪赵一般都用的是杨木，因为杨木有点硬度也光滑，就地取材比较方便。那时生活水平低，谁家有个好炕沿都成为别人羡慕的好东西。

　　家乡的炕是一铺温暖的炕，是幸福的炕，是恩爱团结的炕，也是体现和谐亲情的炕。歌曲“我想有个家，一个不大的地方”实际说起来这个家必须有一铺炕（或者床）。因为只有有了炕，才会有一个休息睡觉的地方，才是一个幸福的家。常常想起，想起曾经的岁月，想着老屋，想着土炕，以及土炕上成长的日子，更想着尝遍世间酸甜苦辣已经故去的双亲。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久经风霜的老屋啊，这里装着我们多少的记忆，是苦是甜，是寂寞更是凄凉，唯有这院的小草和柿子树日复一日地陪伴着你。天还是那样蓝，阳光依旧很灿烂，只有回不去的从前和我们无休止的想念。

　　三十 瓦窑头生产大队

　　生产队，是存在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农村的经济组织形式。在当时的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大家过着集体生活，靠劳动转工分来换取收入，分享劳动成果。生产队对出生于50、60、70年代的人们来说耳熟能详，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就比较陌生了。

有些东西远去了，可他还在心里。有些经历很久了，可他还在梦里。生产队自1982年解体，已经40年了，可现在想起来仍然如昨，十分清晰，那是一代人走过的一段风雨历程，那是一代人度过的一段激情岁月。

在一大二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年代，我们村的生产大队由三个自然村组成，分别是瓦窑头村，古屯村，沟里村，整个大队分为十四个生产小队。最多时为十八个生产小队。

瓦窑头生产大队辖古屯村、沟里村、瓦窑头村，瓦窑头是老大，是领头羊。早期的瓦窑头生产大队分为十三个生产小队，即瓦窑头村三个片，每片三个队，共九个生产小队。古屯为两个生产小队，沟里为两个生产小队。随着时代的发展及形势的变化，时而增也时而减。最多时达到十八个生产小队。

1975年，瓦窑头席果昌外调结束回到村里，紧接着就是调整班子。当时的生产小队为：

瓦窑头

北片：1、2、3队

中片：4、5、6、7队

南片：8、9队

古屯：10、11队

沟里：12、13、14队

经村革委会调整：

古屯10队分出一个15队

11队分出一个16队

瓦窑头南片：8队分出一个17队

9队分出一个18队

至此，瓦窑头村达到鼎盛时期的十八个生产小队。

　　三十一、跃进路

　　据老人们回忆，五十年代通往洪洞县城的路，以前只有一条，就是村南的老官道，此路的宽度，只适合一车驮载货物的骡马车通过，极其难走。

对这条路有突破性改变的是1958年。继“总路线”、“大跃进”的口号响彻云霄之后,一句“人民公社好”,又吹遍大江南北,组成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于是“全国一盘棋”,“人多力量大”，全省掀起了群众性修路热潮。

瓦窑头当时归属孙堡乡，下辖古屯、沟里、湾里四个自然村，全面动员，人人参与，学校的孩子们都参加了列队脚踏夯实路面的行动。勤劳的人们，在早出晚归中，在一阵阵有节奏的号子声中，用一块块石头，一锹锹黄土，去填补那些大坑小坑，用自己的汗水去铺平一条通向未来的幸福之路。

这条路北起赵城以北的连城，经烧瓦窑、南关、瓦窑头、沟里、杨堡、上下纪落、苗村到洪洞管庄村。全长约三十多华里，为沙砾路。虽不如柏油路、水泥路平整，但在当时已经是一条高水平的路了，宽敞、平坦，下雨也不泥泞了，去洪洞县城和赵城再不用七拐八拐颠簸了，老百姓也很知足。因为是在"大跃进"年代修的，所以称为"跃进路"。现在的合村并镇，沟里村与湾里村为一个行政村，名为“跃进村”。

　　跃进路，虽然烙上了时代印记，但沿路却老村连联、古迹名胜、风物传说众多：赵城就不多说了，像古屯为汉三国曹魏屯田之地，湾里泉清澈见底，香甜甘醇，水磨坊造福百姓，捶衣声传遍四方；九龙山景色宜人，风云多端；王开村的金国状元王纲名闻遐迩；上纪落为汉刘邦大将纪信绳断棺落之地，名“纪落”；石头坡工程浩大，流芳百世；“豫让断桥”的故事'千古流传；候家堡“候家大院"建筑考究，现为县级文保单位；玉村的娘娘庙香火丁盛、古柏参天；管庄的百年银杏树香气袭人，让人流连忘返……。

村中的这条路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主干道”，路旁已经没有了胡堤（学名应为“胡基“，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建房用的用土夯成像砖的材料，与胡人有关。）窑和土坯房，家家户户住上了砖瓦砌成瓷砖贴面的平房了。前几年，政府又对该路进行了硬化，较长久地改变了沿路各村的出行问题。 当年的泥巴路被修成了水泥路、路上来来往往的已不是人力车、骡马车，自行车也变成了山地车，摩托车则换了小汽车、路边种上了漂亮的绿植、栽上了寿高命长的槐树，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天然气，有的砖砌的平房都推了重建成两层的楼房，人们除了有农民的身份、还有工人的职业，人们变得忙碌而自信，对前途乐观而自豪。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可路却一直都在，它陪伴着一代代人的成长与老去、守望着游子们归家的脚步、见证着村子从落后到繁荣的发展历程……，这是一条家乡人心里的路。

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还要追述这段修路的历史呢？此刻，我只是想到，任何路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脚下的路是这样，人生的路也是这样。希望乡亲们脚下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好！

　　习近平总书记解释“乡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离开了这个地方会想念这个地方"。 乡愁，是对过去的怀念，也是我们对失去的某些物的怀念，这种怀念，对漂泊在外的游子尤甚。在记忆深处有一个能够唤醒往事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过去的生活场景再现……自己出生的祖屋，村边的老树，门外流淌的小溪，村中祠堂，古老的石碾，老去的族人，耕牛和鸡鸭，耕种和收获，这些共同的符号，构成了浓浓的乡愁。虽然那些个古老院落、老旧物件，已经面貌全非，有的只剩一个地理位置，但却挡不住我们对那段共同生活的追忆。 当年游玩于村前村后旮旮旯旯的那帮臭小子，吵吵闹闹，鸡鸣狗叫，上树爬墙，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也已步入中年、老年、古稀之年……，若干年后，也会像这些古老物件一样，从这个村子消失，融入苍茫的自然大地，不知有哪位过客、后人，又将为曾经的哪些人、哪些事、那些物篆刻一段幽深的记忆？　　瓦窑头村，我人生的起点，瓦窑头村，我童年的摇篮，瓦窑头村，我永远的归宿地。

　 关于家乡的人文历史，由于自己不善闲记，由于资料欠缺，由于水平有限，所以难免浅薄粗略，加之东拼西凑，引证不足，多有疏漏，不当之处还望有识之士多多指教，恭请予以改正，这点乱侃就全当抛砖引玉吧。 历史是不应该留下平凡的事及普通人的足迹，但我还是想把家乡的山水人文留下文字的东西，以飨爱者，移樽就教。欢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