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妇产科

刘俊梅

作者：张淑梅

诵读：刘俊梅

有很多战友都问过我：“张医生，你接生过多少马兰孩子啊”？

这个问题还真让我答不上来。我在红山门诊部妇产科工作了13年，有多少小宝宝是经我的手来到这个世界的？这哪能记得清啊！光我们门诊部就有吴护士长的“东辉”、张秀英的“沈泽”、毕护士长的“蒋莉”、孙桂云的“彬彬”，还有尚长忠医生和张鹏军医的孩子，他们都是在我们科出生的。我到基地后接的第一个宝宝就是刘晨，他长大后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张阿姨，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你”。是啊，像这样的话我听的太多太多了。当年那些马兰的二代们现在也都步入中年了。每当看到他们成熟、睿智的脸庞，听到他们学有所成，业有所获的消息，我们这些用双手把他们接到人世间的妇产科大夫，是最幸福和自豪的。

红山门诊部刚组建时，我还在后方基地。1970年后方基地撤点，我去了红山门诊部，那时已经有60多人了。崔宝金同志是主任，教导员是徐玉舰，副教导员陈振华，（后来是王建忠）。这些领导对我的思想和业务都非常关心，给予我很多帮助。

红山门诊部从初期30多人，后来发展到了106人，其中女同志占三分之二。门诊部的选址非常讲究，在司政机关和三部之间。与学校、服务社形成配套，方便红山地区广大官兵及家属子女看病。门诊部的东侧，有一条河流，河上的那座桥大家都称“美人桥”，门诊部的环境有山有水，像是一幅江南风景画。

当时门诊部医疗条件还不错，各部门的设备都挺全，大夫们除了正常上班，夜间还要轮流值班。妇产科的大夫虽不参加大值班，但要求我们随叫随到。下班后无论在做什么，只要有病人就要马上回科里。有时因手术下班晚了，回家后看到的是和衣而睡、东倒西歪的孩子。

有时正看着电影，突然放映组就插进广播：“门诊部张医生，请速回单位，有病人”。还有一次正在家里包饺子，刚包了几个，就把我叫走了。特别是夜晚，只要有产妇来，值班护士就想法通知我，无论多晚都会立即动身。

和星星月亮相伴一个通宵，那都是平常事，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加班加点是我们科的自觉行为。每当看到一个新的生命降临、母子平安时，我们会比什么都高兴。

妇产科在门诊部主楼的二层西侧。有门诊室、检查室、产房和一间病房，设备在当时来讲是非常齐全的。妇产科是小科室，人比较少，全是女同志，除了医生，还有几个女战士卫生员。

陈爱贞医生是我们科的老大姐。她参加工作比我早，技术全面、经验丰富。她平时话不多，我比较爱唠叨，在性格上我俩儿一张一弛，真是一对挺好的搭档。每当遇到医患矛盾，我们都是互相补台。

陈医生为人处事光明磊落、严己宽人。我们俩都是党员发展对象，从各方面讲，她都比我强。他爱人是司令部直政处的孙锡钧处长，是我们的上级领导。在直政处的党委会上，孙处长一直为我讲话，（我父亲曾参加冯玉祥的部队，他在部队起义时集体宣誓参加了共产党，文革时被扣上假党员的帽子和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他说：张淑梅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各方面表现都优秀，就因为家庭成员这么点小问题，不应该影响她的组织问题。当时门诊部老同志中就我和他爱人陈爱贞的组织问题还没有解决。最终，我的入党时间还是比陈爱贞早。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我打心里佩服他两口子做人的境界。从那时起，我和陈爱贞成为挚友。我们工作中相互支持，互相帮助，生活上彼此关爱，亲如姐妹。直到现在，仍互相牵挂，经常在微信里聊天。

科里的几个女兵都是好女孩，很听话，也很好学。刚来时我教她们给孩子打“蜡烛包”。就是把新生儿放在一个四四方方的小被子里，然后打成像蜡烛一样的小包，这也是一项技术活，后来她们做的都很专业了。妇产科是谢绝男士随便出入的，最多就是产妇的爱人进来看看。那时候没有什么“陪床”、“护工”这些说法，产妇的产后护理、新生儿护理都是这些女战士来做。

我们科的这些小女兵心都很细，很会照顾人。她们给婴儿换尿布，洗澡，测量体温，把爱心都倾注在孩子身上，俨然就是个“小阿姨”。

她们中间薛玉荣比我到门诊部时间还早，徐苏平比薛玉荣晚一点。赵春红是我向主任要来的兵，曾与我多次进场区执行任务。她们都很勤快，除了产后护理，她们还主动帮产妇打饭、照顾产妇是无微不至；遇到我晚上加班，等分娩过程结束，她们总是催着我快回家休息。

妇产科是小团队，既紧张又温馨。工作上我们没有什么具体的分工，来了病号大家一起上。除了接生，还做一些妇科病的诊治，也做些小手术，最多的还是计划生育类的手术。

1973年，全国计划生育高潮时期，部队也不例外。红山地区的计划生育具体工作主要由我们妇产科承担。门诊部制定了巡诊制度，要求我们每周去司政机关、研究所等单位进行计划生育服务。

政治部印刷所是家属比较集中的地方，每当给她们送去避孕药具时，都受到家属们的欢迎。有时我们还跟她们一起干点儿活，学学裁纸，装订等，还和她们聊天，指导她们安全、正确使用药具，大家在一起时都很开心

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1964年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我进场区。那时我的大儿子嘉铭才两岁，我老伴儿励进早已进场区了。在“零前”的一个多星期，领导找我谈话：“在场区参试部队中，有很多的女专家、女工作人员，女同志不少。上级要求我们再抽调女医生进场区，我们考虑让你去，你看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我想都没想就说了。

领导又问：“你有什么要求需要组织帮助吗”？

“没有”！我还是很干脆的回答。

“张医生，那你的孩子打算怎么安排？”

这句话一下把我问住了，我还真没有想到这个事儿。那个年代，组织信任、工作需要就是最光荣的，跟组织讲价钱、讲条件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领导接着说：“组织上帮你找个人看着孩子行不行？我们已经找组织处迟干事的爱人谈了，让她帮你看嘉铭，你看行吗？”

“行”！就这样，我进场区了。

那时候的人单纯、认真，对工作从不含糊，真是党叫上哪就去哪。现在想起来，那可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核试验，领导、专家都没有底儿，要是真出了事，我俩都牺牲了，孩子不就成孤儿了吗？可现在你再问我，我还是觉得应该去。只不过有时想起来，觉得有点亏欠孩子了。那时候只要任务一来，孩子是说“扔”就“扔”。

我们是核试验基地，所有的工作都围绕核试验这个中心，红山门诊部也不例外。基地有试验任务时，也要经常抽调医务人员进试验场区做医疗保障。我先后参加了六次场区医疗队。

场区医疗队一般都在“零前”十多天进场。核试验完成后，等待参试人员全部撤离场区后，我们再出来，整个过程要一个多月时间。

在场区我们有时候住帐篷，有时候住土坯房。我是个闲不住的人，除了完成医疗服务，我还喜欢帮厨，只要没事儿就去炊事班帮着干点活。晚上烧火墙时，年轻人睡着了起不来，我就起来添煤。

我还奉命去支农。在和硕县红旗公社支农时，搭档是门诊部病房的赵惠梅。我们为民族兄弟看病，为当地的“赤脚医生”讲课，辅导、帮助他（她）们提高医术。三个月支农中，我俩配合默契，感情融洽，同住一间破旧的小屋子，每天还自己炒点菜吃。

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小儿子嘉青那时很小，大儿子嘉铭已上学，我就把孩子扔给了老伴儿，他爸爸工作忙也顾不了他们。大儿子嘉铭的脖子上整天挂着钥匙，自己到食堂打饭吃。年龄太小饭票不会用，就把饭票交给老师，由老师替他交。小儿子嘉青在许多同志家都呆过，那时战友之间谁有困难都互相帮忙。嘉青那孩子太淘气，在这家住几天，又跑到那家住几天。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孩子全靠战友们照料了

由于我们地处少数民族地区，为周边少数民族兄弟服务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我在妇产科时，经常会有少数民族牧民来叫出诊。为此我们还学会了几句维语。

有一年冬天，两个民族兄弟急匆匆地骑马赶来，说是有孕妇难产。我拿上药品坐上救护车，随着带路的牧民匆匆上路了。那时的公路到哨所就没有了，救护车无法再往前开，我只好骑上了牧民的马。

以前我从没骑过马，心里真有些紧张，但还是硬着头皮骑上去了。这时顾不得那么多了，人命关天。哨所的干部不放心，还派了两个战士带上枪跟着我。深更半夜，气候寒冷，天黑路窄，沿着崎岖的小道，我们赶到了蒙古包。我顾不得一路的疲劳，马上为这名孕妇接产。经过努力，宝宝终于出生了。

那家人祖孙三代都喜笑颜开，不断说着感谢的话。热情的牧民要留我们吃羊肉面条。只见他们从靴子里抽出刀，割了块羊肉，把一张沾满了干面粉的羊皮铺在地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面板”。当时我心里还真有点酸酸的，老乡的日子好苦啊！

我再三婉言谢绝了他们的诚意，和护送我的两名战士一同踏上了回归的路程。我们走出帐篷，已是星光满天。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七上八下往哨所方向前进，当我终于看到红山营区弱小的灯光时，心里感受到一种由衷的快慰。我们又为民族兄弟做了一件善事。在妇产科，这样的事情我们都经历过。

事后有人问我，当时那个情况你不害怕吗?说心里话真没想那么多。当别人需要你，把生命托付给你时，感到的只有信任和责任。不同的年代，造就不同的人生。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讲的是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座右铭早已铭记在心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了。

涨工资的事多年难遇，（按人头30%或20%的比例调整）即使这样，在我们妇产科，大家也都是你推我让，都说自己干的不如别人好。在荣誉和利益面前从不主动伸手，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真实写照。

那时我们工作有干劲，思想有信仰。“见困难上，见荣誉让”，已成为做人的标准，我们也真心地按这个标准来做人。

红山门诊部组建时已经是基地发展比较完善的时期了。要说艰苦，还是基地初建时期。那时马兰基地非常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正规学校毕业的年轻医生。

我和励进结婚后，当时的干部处长知道我是妇产科医生，就给励进放了长假，让他想办法把我调到基地来，什么时候办成了，什么时候再回来。

那时我在山东新泰县的妇幼保健站工作。励进就代表基地组织在新泰上下活动。他每天都到卫生部门去“磨”，还请领导吃饭。那是1960年，国家经济很困难，饭店菜里的“鱼、肉”都是用粮食做的，励进可真能忽悠。最终他还是说服了领导，给我办完了调入基地的所有手续。

当时基地的司政机关都在农场，住的是地窝子。我刚到基地下车时，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没人也没房子，正感到奇怪呢，忽然一下子很多人从地底下“拱”出来了，吓了我一跳。有的人一边跑还一边喊，“励进老婆来了”!

我被安排到了基地546医院妇产科。546医院原是志愿军总医院。调到核试验基地后，就开始自己动手建设医院。大家住的是土坯房，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但同志们的热情很高，分别建起了门诊，内科，外科，妇产科和住院病房。

那时医院离机关有很远的距离，也没有路，去上班时搭不上车就要步行。在戈壁滩上行走，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很费劲的。那时我年轻，什么也不怕，走就走吧。后来机关搬进了马兰小平房，（就在修配厂附近）离546医院依旧很远，有时励进骑自行车接送我一下，根本不觉的苦。

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大家的口粮都很紧张，吃不饱。我在546医院几乎天天吃“窝头”，偶然食堂做一次馒头，我舍不得自己吃，就把馒头切开晾干做成馒头干，带回去给家人吃。当时在粮食那么少的情况下，部队机关还要从口粮中挤出部分支援少数民族。机关食堂除了野菜就是海带汤。

后来我们这些女兵陆陆续续都有了孩子。没有幼儿园，科主任就安排每天有一个女同志轮流给大家看孩子，不久，便有了一个简易的托儿所。随着马兰的建设和发展，基地盖了个幼儿园，是照莫斯科的幼儿园图纸盖的，很漂亮。我的大儿子嘉铭进了幼儿园。

部队组织上照顾我们，有孩子的每月可领五斤大米。孩子端着个小碗喝“糊糊”的场景，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嘉铭小时候没享福，吃了不少苦，但长的很壮实。那么艰苦的日子，孩子们跟着我们“扛”过来了，真是“傻子睡凉炕，全凭身体壮”。马兰的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

后来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基地部队的生活也慢慢好起来了。我生嘉青时，已经有牛奶供应了。

核试验基地几万部队指战员，还有家属、孩子在没有像样的住房、生活条件极差的艰苦环境下，克服重重困难，让蘑菇云一次次在罗布泊升起。靠的就是信仰，靠的就是精神，就是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精神，就是大家说的“马兰精神”。没有信仰和奉献精神，我们国家的核武器是不可能有的，更不会有现在的大国地位

红山门诊部的日子在我人生中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每当我回想起在这个集体的工作和生活，心里就有说不完的话。

2006年，我有幸再一次回到红山。来到当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心中有无限感慨。我珍视红山门诊部的经历，更怀念我的战友，我爱门诊部这个大家庭。我骄傲，我是一名女军人，我更自豪，我是核试验基地的老兵。

2006年张树梅和老伴励摄于红山水库

作者简介

张淑梅，1939年生於山东省青岛市。1959年毕业於山东青岛卫校四年制医师助产士专业。1959年调8023部队。先后在546医院。后勤部门诊，司令部红山门诊部。1983年转业地方。1994年退休。文学爱好者。

刘俊梅：长春人，50后，热爱生活，喜欢朗诵，让声音传递友谊，用自己的努力和执着，演绎完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