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地摊往事：刀尖上跳舞九死一生 有华人常被铐

考槃

文章来源: 《中国慈善家》

时代广场是小贩们的风水宝地，白蕾就在这里摆地摊十多年。
纽约独立预算办公室预计，今年全市将有差不多50万人因为疫情影响而失业。对于他们来说，摆地摊养家糊口看上去也是最简单的再就业途径了。

但是，我把这个主意跟几个摆摊的朋友一提，他们全都摇头，说这中国先做的作业啊，还是别抄的好，况且想抄也抄不成——在纽约摆地摊根本就是个刀尖上跳舞九死一生的事。

至于他们自己是怎么靠这个生存下来的？他们谈笑风生讲出来的故事，在我听来简直就是一部新移民在美国夹缝求生的血泪史。

但即使对一个以多元包容著称的城市来说，移民也仍然像飞到别家菜地里落脚的草籽，当他们开始与家养果菜争肥的时候，被优先满足的当然不会是他们。具体到地摊来说，大公司嫌他们堵在门口影响市容，小商户嫌他们跟自己出售的商品类似带来竞争，居民住户嫌他们招来人潮太吵，行人嫌他们占路造成通行不畅。这些人加起来比新移民小摊贩的能量大得多，这大概就是纽约的街头摊贩政策多年来一直如此苛刻，不管维权团体怎么努力，至今都没能带来明显改变的原因。

纽约800万人口中有40%是外国出生的移民，摆地摊这个生意成本小、技术含量低，对初来乍到英语都说不利索的移民来说最容易上手，只要你不嫌它，它肯定不嫌你。根据纽约城市正义中心街头小贩项目的统计，纽约两万多街头小贩中93%是移民，如果按出生国家细分，中国出生的小贩占到大约16%，是排在孟加拉裔之后的第二大群体。

纽约市政府发放的小摊贩执照分两种，一种针对普通小商品和杂货类，另一种是食品摊位。

纽约市政府发放的小摊贩执照分两种，一是针对普通小商品和杂货类，1979年政府把这类执照的总数限定在853个，如今纽约的人口已经比那时增加了100多万，但这个执照上限一直没变过。另一种是食品摊位，街头那些大老远就香气扑鼻让人流口水的热狗、小蛋糕、糖炒花生、中东烤串摊位拿的就是这类执照。这种里面又细分为允许全市范围经营的、只允许在某个地区经营的、只允许在某个季节经营的，林林总总一共限额5200个，也是从1983年至今没变过。

除了不受执照上限限制的退伍军人摊位和无需执照的出售艺术品的摊位之外，所有小摊贩都得面对“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悖论：要想在纽约合法摆摊必须申请执照，可是这些年刚来的新移民要想拿到执照根本就不可能。执照配额上限加上发出去的执照可以无限次续期，老人不出局，新人别说申请，就是连排队等号的名单都进不去。执照申请上一次开放排队是2016年，再上一次是1993年，从排上队到拿到执照的时间，最起码得十年。

想摆摊的人当然也有自己的对策，比如无证经营，但风险是被抓后可能判到罚款1000美元和监禁三个月。去年11月，一个叫Elsa的墨西哥移民在地铁站里卖一种类似于炸油条的墨西哥小点心churro时遇上了警察，警察要把她的小推车收走，Elsa死活抓着车子不放，边哭边求警察不要这样，车上摆的货还没卖出去多少，这可是她一家用来糊口的买卖。但警察不管那套，不光小车被拖走了，Elsa也被戴上手铐带走。

这段视频被路人拍下来在网上曝光引起了强烈反弹，第二天人们就聚集在那个地铁站前举行抗议示威，谴责警察用对付罪犯的方式对待一个做小生意养家糊口女人。Elsa的小车最后被还了回来，但风平浪静之后一切照旧，地铁站里卖churro的小贩们还是要跟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我在地铁站等车时见到过几次警察突然神兵天降，小贩们惊慌失措拉着小车落荒而逃的景象，跟中国之前城管前来收摊时的情景没什么两样。

如果不想冒无照经营的风险，也可以在黑市上租别人的执照。租执照价格现在已经涨到了一年1万5000到3万美元。而且按照法律规定，执照持有人不能把摊位转交给别人经营，租了别人的执照就得把执照持有人也带上一块出摊，相当于多雇了一名员工，只负责干坐着，还得领一份工资。可要是不把持照人带到摊上的话，后果更不堪设想。

前些年纽约唐人街最繁华的坚尼路上有个摆摊卖些廉价手镯戒指的中国女人叫尹春，她为这事儿可吃了不少苦头。尹春是江苏人，1998年，32岁的她到广州做服装批发进货时认识了比她大20岁的美籍华人郑智辉，两人很快结了婚，她跟着他来到纽约。

郑智辉有个摊贩执照，在唐人街摆摊为生，但两人婚后才半年，郑智辉就中风半瘫。尹春挑起了这个家庭谋生的重任，为了避免吃罚单，她每天带着行动不便的老公出摊，她坐在小凳子上，他坐在轮椅上，这样日复一日很快就是四年。AD

在这四年中，他们的两个孩子相继出生，郑智辉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最后他实在出不了门了，尹春只好拿着老公的执照独自出摊，她的噩梦就从这儿开始了。她成了整个唐人街警察最“惦记”的人，时不时就因为用“别人”的执照经营被铐起来带走，她就这么捱了十多年，2014年春节前后几个月里，她被捕9次吃了11张罚单。

直到2014年夏天，在当地的权益人士和民选官员的力争下，她才得到市政府小商业局局长的特批，将摊位执照上的名字从郑智辉改成了尹春。

这两年尹春已经从坚尼路消失了，听跟她熟识的摊贩们说她去开按摩店了。毕竟摆地摊太辛苦，就算拿到了执照，也还要面对一大堆繁琐到只有机器人才能执行得准确无误的规章制度，要想不吃罚单，基本上，很难。

纽约市规定小贩摊位离人行道马路沿的距离必须在6到12英寸之内，离十字路口、地铁站入口、公交站、医院的距离不得少于10英尺，离附近大楼、商店或其他公共空间入口的距离不得少于20英尺，摊位的高度、宽度、长度、甚至食品摊上洗槽的尺寸也都有严格规定。

而街上允许摆摊的位置规定简直比航班时刻表还要让人眼花缭乱：有些路段只允许出售某类商品、有些路段只允许在一周某些天摆摊，有些路段只允许在一天内某个时段摆摊......连前纽约警察局长布莱顿都曾喟叹，纽约市的小贩管理规章“极其复杂有时还互相矛盾”，很多执法警员也未必都能搞懂。

但警员就算搞不懂，罚单也还是照样开。2015年罚单高峰期，纽约市警局开出的小贩罚单有1万8744张，当时一张罚单最高额可以达到1000美元。如果只是需要照章办事，或许这些移民小贩们多加小心也能应付，但很多时候章程是死的人是活的，警察执不执法、如何执法，跟你是不是一个人生地不熟又语言不通的移民往往有直接关系。

我的朋友于少华对这一点最清楚不过了。来自武汉的于少华从小学会草编手艺，1999年来到纽约以后一直靠在街头卖草编工艺品为生，曼哈顿中城、下城、唐人街都混过。前些年他在街上没少吃罚单，吃罚单的原因往往是莫名其妙，比如每天摆摊的地点——明明跟之前的警察都相安无事，突然来了个新警察，摆在那里就变成不合规矩，有时候甚至会不明就里的就被戴上手铐抓走关几个小时。

多年下来于少华变得又乖又聪明，“警察要开罚单，要抓你，别反抗由他去，很多时候他们也没别的意思，就是到了月底罚单指标没完成。”这些毫无理由乱开的罚单，出庭时都可以打掉，于少华这些年来吃的罚单有一半都打掉了。至于为什么明明在同一处摆摊，他吃了罚单而旁边的白人摊主却没有，于少华说以前他对此也很不服，出庭时还质问法官，“人家法官明确就告诉你，你只管你自己的事，别管别人。”后来他就不再问了，他认了。“歧视嘛，在美国避免不了的，在中国不也有歧视吗？”

如果不服呢？2007年，纽约唐人街有个街头写字画谋生的温州人叫董鹤畴，就是在警察开罚单时不服，又不会英语解释不清楚，跟警察起了冲突。董鹤畴被警察追打，跑得慌不择路，被一辆警车撞上，右腿粉碎性骨折。最后在民选官员的帮助下追讨了两年，政府才赔了6万5000美元了事。

多年出摊的小贩都总结出了一套减少罚单的“秘笈”。比如说月底时要小心，因为警察要完成月度指标，就会多开单。年底也要小心，因为那时新警察上岗，需要“练习”开单（我就这些问过警局的发言人，他们对“指标”和“练手”说全盘否认）。AD

但有时候也会有不符合规律的情况出现让小贩们措手不及。比如2015年夏天，纽约市为了严打那些在时代广场拉游客来拍照赚小费的卡通人或半裸女郎，向时代广场增派了100名警察，导致小贩们跟著遭殃，从夏天到秋天经历了一段罚单满天飞的黑暗时期。

那年八月到十月间，60岁的肖像画家傅俊佶在那里吃了五张罚单。在那之后不久，我在一次小贩们抗议警察乱开罚单的示威中见到了傅俊佶，他对我说：“有时候真想赌气不干了，但我年纪太大了很难去找别的工作。”

纽约街头小贩。

时代广场是小贩们的风水宝地，我的朋友白蕾就在那儿摆摊。每天晚上，当时代广场边上派拉蒙大楼顶端的时钟指向11点时，等在近旁7大道路边的白蕾就迅速开始行动。她从小推车上拿下两张折叠台面铺开、把几十张名人或著名建筑物的印刷画样品逐一用小夹子夹在台面上撑起的横杆上、摆出1.99元到5元不等的价格标签，然后在摊位后面的马路牙子上摆上一把能让自己坐着休息一下的小折叠椅。不过两三分钟的功夫白蕾就把一切准备就绪开始向路过的游人招揽生意了。这套程序她如此驾轻就熟，是因为过去十多年里她天天如此。

与此同时，原本一个摊位都没有的7大道东侧45街到46街之间的人行道边一转眼就被小贩们的摊位占满了，通常这个短短的街区能挤进近20个摊位，密密麻麻挨在一起，中间连纸片都插不进来。这大概是全纽约最密集的摊贩区了。

这条街上的摊主卖的大多是艺术品或现场作画出售，这些商品与言论自由相关，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因而无需执照。但他们的生活和其他小贩相比也并没有轻松多少。

时代广场附近地摊最密集的街道。

这条街位于时代广场正中心，周边的霓虹让黑夜也亮如白昼，旺盛的人气使之成为小贩们的必争之地。这里只有周日对小贩全天开放，周一到周六只在晚上11点到早上8点开放，更使这里的空间显得珍贵。按法律不需要执照的小贩占地盘必须遵守先来后到的原则，但法律却解决不了现实生活中很多复杂的问题。

2009年，前市长彭博把时代广场中心百老汇大道42街到47街段连在一起改为行人广场，小贩们就只能默默承受生存空间被挤压的后果。“政府规定我们可以在马路牙子上摆摊，行人广场建成后，我们失去了五条马路牙子。”白蕾说。

改行人广场之前，这个街区什么时候来都有地方，之后就开始争得厉害，地盘争夺战打得最激烈时小贩们为争位子打架打到叫警察的事经常发生，白蕾和很多固定在这里出摊的小贩有时要提前三个小时到场才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不被新人抢走。

最近这些年，江湖混战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像白蕾这样的前辈都打下了自己固定的位置。他们还是需要提前来卡位，但40分钟通常就够了。至于新人，这个街区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了。偶尔，还是会有一两个新人莽撞的闯来这块宝地，但结局大多很惨淡。

比如一个阿尔巴尼亚小贩，找不到位子硬是把摊摆在垃圾桶前，这种绝对违法的做法会招来警察，让大家都跟着受牵连，于是这条街上所有小贩齐心协力把他赶走了。此人现在还在时代广场讨生活，不过改成了蹬三轮。

这些年纽约市议会几乎每年都有议员提出法案，要求增加小贩执照，放宽苛刻法规，但至今都是不了了之。倒是代表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地区的市议员顾雅明2018年提出的一条禁止法拉盛闹市区摆地摊的法案，尽管遭到小贩们多次示威抗议，还是轻而易举地通过了。

前两天我问顾雅明，疫情造成这么多人失业，纽约是不是到了推广地摊经济的时候？经营药店起家的顾雅明说，地摊是现金交易大多不交收入税，对市政府的财政危机实在起不到什么作用，还会跟店铺抢生意。政府倒是应该提供更多的资金帮助开店铺的小商家渡过难关，小商家兴旺了，又付房租又交税才能带旺经济。

市长白思豪也持这样的立场。去年11月，墨西哥小贩Elsa被抓引起公愤后，纽约州参议员拉莫斯（Jessica Ramos）提出一条法案要求取消所有小贩执照配额，白思豪明确表示了反对。他对媒体说：“我们的人行道已经很挤了，我也特别担心那些实体店，他们已经被电商弄得很惨了。所以，我不会开放小贩执照的。”市长说。

半年以后，示威爆发，人行道更挤了，实体店被疫情又戳了一刀，雪上加霜。看来纽约小贩们的苦日子还远远不到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