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天津“知青”赴八五九农场五十周年

学勤

纪念天津“知青”赴八五九农场五十周年

二零二零年六月份十三日是我们天津知青（第二批）赴黑龙江省建设兵团六师二十三团（现农垦黑龙江省建三江管理局八五九农场）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六月份也是二十三团三十二连成立的纪念日。

那难以忘怀的第二故乡“北大荒”，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蹉跎岁月……，那里的一切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在那里的经历已然成为我们（知青）这一代人的精神财富！

时逢天津知识青年（一九六九届）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之际，我把“怀念北大荒”的文章加以整理后重新发表，用以表达对黑龙江省八五九农场（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三团）以及三十二连的父老乡亲们深深的怀念。

《怀念北大荒》

在我十八岁的时候，初中毕业了，说实在的，一九六六年小学毕业时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来“复课闹革命”来到了天津市第二十六中学上学，除了“学工”就是“学农”，只学了少的可怜的一点点数、理、化知识，也就是初中一年级的，大部分中学的课程根本就没学，稀里糊涂的就“毕业”了，连毕业证书也没有，不过我还保存了一枚“天津第二十六中学”的校徽。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一九六八年就发表了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我们这一批（一九六九届）毕业生当时分配最好的是“六九八五”工地（天津涉县铁厂），其次就是“兵团”和山西“插队”，分配“六九八五”没我什么事，只有选择“兵团”和“插队”了，“兵团”虽然离天津四千多里地，我还是选择了“兵团”，没什么豪言壮语，只是默默地报了名，准备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接着就“稀里糊涂”的注销了户口，办好了粮食关系的转移手续等，然后就时刻准备着“上山下乡”了。

　　天津第二十六中学的校徽

　　一九七零年的六月十三号，天津东站的站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等大幅标语随处可见，送行的人们挤满了站台，简直是人山人海。

下午三点整，“呜……”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火车缓缓地开动起来了，就在这时候“哇……”的一下，什么锣鼓声、喇叭声全都听不见了，只听见送行的亲人们和火车上的“知青”一齐大声的告别、哭喊着、嘱咐着、答应着。我没有落泪，也许是男孩子的缘故的吧。火车的窗口挤满了人头，后面的人还在拼命地往前挤，探出身子的伸出手臂使劲地挥舞着……，火车慢慢地加速了，离东站越来越远了，最后渐渐地看不见了……，再见了天津，再见了家乡。这时候大家这才慢慢地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之上。

　　“北大荒”之行开始了，车厢里逐渐地安静了下来，这时候还能听到有小声的哭泣声，毕竟是年轻人，第一次离开父母，而且又是几千里地之外的“北大荒”。过了一阵儿，车厢里就有说有笑了，尤其是男同学，我在座位上不想说话，只是傻愣愣地呆坐着，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

经过了二天多的火车（专列）路程，到达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附近的福利屯车站（黑龙江省集贤县），车站上，欢迎的锣鼓敲的震天响，前来接站的各个团的汽车排满了站前广场，到处是飘扬的红旗和“热烈欢迎新战友”的横幅标语，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团，然后分乘各个团来接“知青”的汽车（解放牌大卡车），奔赴各自的目的地，我被分到了六师二十三团。

汽车开起来以后非常地颠簸，尤其是坐在车厢后面的，一颠就颠起老高（公路全是沙石路和土路）并拉起了一拉溜的尘土，好像一条长长的“土龙”，我就坐在了车厢的后面，除了屁股颠的特别疼外，脸上、衣服上全都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就好像“土猴”一般。

又经过了一天的汽车行程，于一九七零年六月十六日，到达了距离天津有四千多里地的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美丽富饶的三江平原，坐落在中苏边境、乌苏里江畔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六师二十三团。

汽车直接开到了团部地区的修理连（修配厂），在那里我度过了来北大荒的第一个夜晚。

当时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二十三团，团级领导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团部地区有银行、邮局、招待所（餐厅）、百货商场等等。

几天后早上开会宣布了留在修理连的人员名单，没有念到名字的全部分到三十二连（我们学校一起到修理连的一共二十人，留下的只有十人），我“很不幸”地被分到了“新建点”三十二连。

接着就拿上行李，坐上大卡车直接奔赴连队了。

　　新建的三十二连（隶属于第一营），它地处二十三团的最边缘，北面是二十三团的一连（民主屯），离二十三团的团部足足有四五十里地。

因为是新建的连队，一切全是从头开始，所以当时居住的条件非常艰苦，住的是被大家伙儿称之为“国防公路”的道边上，原来修路时留下的一个“马架子”，中间用草帘子一挂，一边住男的，一边住女的。当时从老连队（主要是一连）调来的老职工和北京、上海和天津第一批来的知青，共有二十几个人，加上我们第二批来的天津知青十个人，总共有三十多人吧。

每天的早上六点钟，张连长（虽然是连队编制的连长，其实就是老职工）就大声地喊了起来：“起床了……起床了……”，于是大家就“叽哩咕噜”地爬了起来，起床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出早操（顺着公路来回跑上几圈儿），然后才是洗漱、吃早餐，接着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过了些日子，司号员调来了，从这时候起，每天的早上就能听到“5……1……3……1……”（就好像“懒…猪…起…床…”）的号声，还有吃饭、集合开会等等，一切都以号声为准。

早上起来以后，首先得洗脸、刷牙吧，可是根本就没有水，这时连长就说：“路边的沟里有的是水，就用那的水就行了”。公路道边沟里的水好像是从山上流下来的，看着还挺干净，于是大家就用“茶缸子”把水舀到脸盆儿里洗了起来。因为刚刚建点儿，所以只有伙房做饭用的水和喝的水，是用马（牛）车从几里地外的一口井里拉回来的。

干了一天的活，都觉得非常的累，吃完晚饭不一会儿就到了晚上（北大荒天黑的特别早），点上了煤（柴）油灯（当时还没有电），我却无法入睡……，隔壁有的女知青甚至“呜、呜……”地小声哭了起来，毕竟还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不远万里”来到了“北大荒”，来到了“兵团”，真是谁也没想到二十三团的新建连队会是这个样子的。

有一次，一条蛇（草蛇）钻到了一墙（草帘）之隔的女知青宿舍，把一位女知青小刘的大腿部，咬了一口，当时吓得女知青们“哇、哇……”的大叫，好在经过连队卫生员的及时处理，没什么大碍。

　　虽然是新建的农业连队，但当时已经是六月份了，播种的季节早已过去，所以没有种地的生产任务。每天的工作就是“脱大坯”等，准备盖房子，因为路边的“马架子”是过不了北大荒冬天的。

“脱大坯”是当时北大荒最累的活之一，在城市盖房子用砖，而当时的连队是“新建点”，“嘛”都没有，所以还得用土坯，也就是用泥和草做成的“大砖”，每天的定额是脱一百二十块“大砖”。

“脱大坯”的活，我根本就没听说过，更不知道怎么干。头一天开始的时候，先由栾排长介绍脱坯的方法：先用铁锨把土和草（切碎的）搅和在一起，再浇水，再用“二齿勾”把它活成泥，然后把和好的泥，放进“大坯”的模子里，就这样一块“大坯”就算完成了。

我首先选好了地址，先挖出土来，然后放一层土放一层草，再放一层土和草……，浇水以后就开始活泥，可是不论怎么整，都不能尽快地把泥和“熟儿乎”，在家里哪干过这个，没办法有时候为了尽快地把泥和好，我干脆就把裤腿一挽，把鞋袜脱掉用脚去和泥，就这样才把“脱大坯”的泥整好，找了一块比较平的地方把“模子”放好，然后把泥放进去按实抹平，如此循环。

每天完成任务以后，累的简直是“拾不起个”了，吃完晚饭后，连话都懒得说了，好歹洗一洗就赶紧上“炕”睡觉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接着干呢。

不知不觉的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七月份的一天，我领到了来北大荒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基本工资是三十二元，加上边境地区的百分之十补助三元二角，一共是三十五元二角，扣掉每月的伙食费十二元，实际到手的是二十三元二角，用现在的话来讲，这是我人生第一桶金。我和知青们一样，都迫不及待地给家里写信告诉这个好消息，并寄给父母亲二十元以报平安。

连队盖房子的地址选在山坡上面的一片平地上，东面是山，西面就是“国防公路”和大片的黑土地。

　　盖房子还要准备许多材料，除了脱坯，还要上山砍伐用于盖房的椽子。

上山砍树，用的是“二人拽”的大锯和板斧（一种长把的斧头），山上的树木大多数都是柞树、杨树和桦树。老职工教我如何使锯和用斧子，用锯的时候，两个人一推一拉使劲要一样，大锯才能拽得动。用斧子砍树的时候，第二斧子要在第一斧子所砍的位置下面几公分的地方砍，反复几次，这样才能把树砍倒。

人们都说“北大荒”三宗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人参和貂皮是没见到，乌拉草倒是很多，草甸子里到处都是，听老职工讲，乌拉草是在冬天的时候，把它捣烂了“絮”在鞋里，保暖不冻脚。

而被我们知青戏称为三宗宝的则是“蚊子、‘瞎虻’和‘小咬’（叮咬人的小飞虫）”，一到晚上，蚊子多得都“糊脸”，每个人在炕上都支着“蚊帐”才能睡觉，“瞎虻”就像没头的大苍蝇，叮起人来特别狠，叮上以后就是一个好大好大的大“疙瘩”，“小咬”专门往头发里钻，痒得你恨不得把头皮都“挠”破了。

这“三宗宝”山上特别多，每次上山干活儿时候，我都得用衣服把脑袋包起来，只露着眼睛，把裤腿绑紧，只有这样才可以，不然的话准能把你咬得全身都是疙瘩。

就这样砍够了用于盖房子的“椽子”，在每天下班的时候，每一个人还得顺便扛一根椽子回来，因为山上离我们盖房子的地方也就几百米。

　　盖房子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割草，土坯房的房顶是用草铺的，另外就是储备冬季喂牲口（马）的饲料草。一天，排长带领着大家去执行割草任务，走了一个多小时，经过了一片“水泡子”（沼泽地）就到了地方，过沼泽地的时候，看着草地上有许许多多的小包，老职工告诉我说，那是塔头墩子，“水泡子”边儿上都有。看着挺平坦的草地，一脚踩下去马上就下沉，接着水就冒了上来，大伙儿都小心翼翼地跟着老职工的脚印往前走。

选好了“草场”以后，老排长耐心地教我和知青们怎样使用镰刀，怎样割草，怎样打捆儿。打马草用的是一种大个镰刀，当地的老职工叫它“扇刀”，它的刀有普通镰刀的三四个那么大，把儿有一人多高，不用弯腰，抡起来一下草就倒了一大片，我还试了试呢，知青里的小安用它干的最“像模像样”了。我还得用小镰刀割草，一开始干劲还挺大，可是刚干了不大一会儿，就觉得手特别的疼，摘了手套一看是起了血泡，但是好面子不能说，戴上手套继续干，一天的割草任务总算完成了，累的腰都直不起来了。

　　盖房子的材料基本上准备齐了，打地基用的石头也是自己在山上打的（我所在的班没有参加打石头的工作），盖房子用的“房柁”（大梁）“房檩”等大的木料和制作门窗的木料全是从团部的木材加工厂（工业一连）拉来的，再由连队的木工自己制作。

从地基挖坑开始（按照墙体的厚度和间量），用石头垒地基，接着就是用“大坯”垒墙体。

“大坯”全是我和知青们用肩膀抬到盖房子地方的，当时是每一次“抬”十块儿，干了一会儿我决定增加俩块、抬十二块儿，其它的人一看你抬十二块，他们就抬十三块儿，都是年轻人嘛，谁也不服谁，都暗自都叫个劲儿，一直到最后我抬到了二十块，足有四百多斤啊。

上房梁和安门窗的活全由连队的木工来干，上完房架子以后，铺房顶上的草和墙体里外的抹灰（泥）、用白灰粉刷墙体、垒睡觉用的火炕等等，全部是在老职工带领和指挥下我们自己干的。经过一个夏天的努力，到了一九七零年的秋天，终于盖起了三栋房子，一栋男宿舍一栋女宿舍，另一栋作为食堂。

冬天到来之前，我们告别了“马架子”，住进了自己盖的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双层窗户、火炕、烧木头的炉子，炉筒子特别粗，每天有专人负责烧火炕和炉子。

“北大荒”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最冷的时候能到零下四五十度，那真是滴水成冰。

在水井的井台儿上，结满了厚厚的一层冰，每次打水都得小心翼翼的，在知青宿舍的门口，尤其是男知青住的门口，都有一座“冰山”，每天洗完脸和洗完脚的水、一开门就泼（到）了出去，只听见“嘎、嘎……”地响，马上就变成了冰，就这样一天天的变成了一座小小的“冰山”。

　　连队冬天的工作就是“排水”和“伐木”。

一九七零年的冬天，“北大荒”的雪下的特别大，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有好几十公分深呢。一天农工排的栾排长和班长通知我，让我去参加营里组织的“上山”伐木工作，让我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出发。

十二月的一天早上，我带上行李穿着全副武装（来兵团时统一发的黄棉衣、棉裤、棉帽、棉鞋和被褥），和一起去伐木的同志们坐着拖拉机（履带式）拉着特制的大“爬犁”（北大荒冬季特有的一种专门在雪地上用的交通工具，一般是靠几匹马拉的），几个小时后，来到了一片树林里。这里有一个人抱不过来那么粗的杨树，还有白桦树和柞树等，但是没有松树。

在老职工的带领下，在林子的边上搭起了几座“帐篷”，里面用木头搭起床架，先铺上草，再把带来的行李铺在上面，“帐篷”的中间“支着”一个用大油桶改做的炉子，“炉筒子”特别粗，是烧木头的，每天有专人负责烧火，有的时候把“炉筒子”都能烧红了呢，所以里面特别暖和。

每天吃完早饭以后，我和大家就踏着一尺多深的积雪出发了，不一会儿就来到一片树林里。带队的领导给我们讲：“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站在树倒方向的后面，因为树倒的时候，由于树梢的面积特别大，有可能造成树干会往后窜，总之一切要听从老职工的指挥，下面开始干活”。领导把我们分成了几个小组，并分配了任务，我所在的小组首是伐树。

老职工耐心地教我和知青们怎么干活。

伐树：先把树周围的积雪清理干净，再看好树要倒的方向，用二人拉的大锯，先在树要倒的方向离地面十公分的地方，锯“下口”到树的中间，然后在下口的背面高上几公分，锯“上口”，直到大树按方向倒下。

在老职工的带领下，用锯锯倒了一棵棵大树，并在树要倒的时候大声喊：“顺山倒……”。

有时候，树没有完全倒下来倚在了别的树上，老职工把这种现象叫“挂”，摘“挂”的时候一般都由有经验的老职工来处理，选好地点再伐一棵树，让它倒向“挂”的地方，利用树倒下的惯力把它砸下来。在伐木的时候，我还真碰上了已经倒下的树往后窜的，幸亏没有站在树的后面，还有一次树在倒的时候，劈成了两半儿，树梢在下树干却挑上了天空，就好像一座大炮，真是非常地危险。

过二天，我所在小组的活就换成了“制材”。

“制材”的活就是把已经伐倒的树，根据树的粗细长短锯成有用的材料，比如“房柁”，有八米长的，十二米长的，做“房檩”和破木板用的等等。

　　我的任务就是拿着板斧，把树杈子砍干净，再由老职工根据树的粗细和长短，锯成几米的材。

再过几天，我们小组的活又换成了“归楞”，“归楞”就是把已经成材的树木，分门别类抬到一起。这是伐木中最累的活了，四个人用“卡钩”抬，每个人腿都不能打弯，并且喊着号子才能抬到地方，有一天碰上一棵特别大的，在前面粗的地方增加两个人，尾部两个人，一共用了六个人才抬起来，足有一千多斤呢。

最后的活，是伐木中最后的一道工序，那就是检尺，它用专门的工具计算出树木的体积，也就是多少立方米，在木头上做好标识，再做好统计报表。这是伐木中最轻松的活了。

每天的下午三点钟就结束了工作，因为北大荒冬季的白天非常短，下午四点钟刚过，天就开始慢慢地黑了起来。

回到了驻地，做饭的同志已经准备好了饭菜，粮食和菜都是从“山”下带来的，只有水是从不远处的河里凿冰拉回来化成的。吃完饭（每天两顿饭）以后就休息了，“帐篷”里的温度是“冰火两重天”，上面是夏天，下面是冬天，每天洗完以后的水，由其是洗脚水都懒得出去倒，顺手就放在了“床”底下，把已经湿透的鞋和“绑腿”挂到“帐篷”顶上，转天起床后一看，鞋和“绑腿”全都干的“崩崩地”，而放在床底下的水却冻成了一个大“冰坨”子。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继续着“伐树”“制材”“归楞”“检尺”的工作。在这里，我只是默默地闷头干活，很少说话，营里的王参谋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哑巴”。

一个月后，我圆满地完成了伐木的任务。

　　来到兵团后的第一个春节，虽然没有天津那么热闹，没有鞭炮，没有“掉钱”……但是过得挺新鲜。大年三十那一天，炊事班（食堂）包饺子，因条件所限，只好把面（和好的）跟馅分发到各个班排，自己包，因为炊事班（食堂）没有那么多“家不什”，我就把自己的饭盆和洗脸（脚）盆（当然都刷干净了）都拿来用上了。大家伙儿连干带玩儿，七手八脚的忙活起来，各显神通，有赶皮儿的，有包的，你看男知青们把皮儿赶成“嘛”样儿的都有，饺子包成“嘛”样子的也都有，最后把包好饺子送到炊事班（食堂）去煮，煮熟以后，各班再往回端，为了盛饺子不管是饭盆还是脸盆，只要能盛饺子就行。我吃的都非常香，因为这是头一次自己包的饺子。

一九七一年二月份，分配来了本地学生十几个人，又从其它连队调来了不少人，十月份又来了上海知青二十多人，连队总共有“百八十”人了。其中天津“知青”有三十余人，上海的“老上海”加上“小上海”有三十多人，哈尔滨、北京、齐齐哈尔的一共有十多个人，其余的就是本地青年和老职工了。

因为二十三团是边境地区，一九七一年四月份，每个人都发了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公章）签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钢印）填发的《黑龙江省边境地区居民证》（后来改成了由黑龙江省公安局签发、饶河县公安局填发）。

　　边境居民证内页

　　边境居民证内页

　　一九七一年的春天来了，连队就要开始播种了。土地是由团里（一连）划拨过来的，拖拉机、“康拜因”（苏联话、就是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和各种农业机器，还有种地用的小麦、大豆、玉米等种子，都是调拨过来的。

这时候连队的编制有两个“农工”排，一个机务排，还有后勤部门（炊事班、木工房、马号、材料库等）和连部。

“春播”之前连队召开了春播动员誓师大会，大会的会标还是我写的呢（美术字）。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首先进行的是大家一起高喊：“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连长进行了春播动员，各班、排都表了决心。

进入四月份以后，地皮刚刚化了有十几公分，就开始种小麦了。首先是连队的拖拉机（洛阳拖拉机制造厂生产的东方红牌履带式）牵引着农机具进行土地的平整（耙地等）以达到可以播种的要求。播种的时候，“知青”们有拌种的（在“场院”把麦种、肥料和农药搅拌在一起），有播种的（站在播种机上负责把下种子的“口”整通畅了，一般都是女同志）。我的任务是把拌好的种子（用麻袋装的）跟马车送到地头，再就是把种子倒在播种机的种子箱里。

每一次我和大家都是争先恐后地装车和卸车，把播种机的种子箱装的满满的。

一台红色的拖拉机拉着三台连接在一起的播种机（每台播种机三米多宽）在成片的黑土地上奔驰着，就看着一团的尘雾向地的那头儿奔去，一会儿又看着那团尘雾滚滚地奔了回来，接着就是再把种子倒进播种机的种子箱里，再播种，如此循环。一个“来回”就是好几十亩地（每个地块儿都有一千多亩地）。每天都是从早上一直干到天黑看不见为止。就这样十几天的功夫就全部完成了小麦的全部播种任务。到了五月份，又开始播种大豆（黄豆）和苞米（玉米）了。

新开垦的荒地种大豆（机械播种不了的，需要用人工种）和苞米地的锄草，都是农工排的任务。

新开垦出来的荒地是一条一条的（没有经过拖拉机和机械进行土地平整，一般都需要用的机械是重耙、……、最后用轻耙，得好几遍呢）。

五月的一天在排长的带领下，我拿着自制的播种工具（木棍儿的下端订着一个铁三角，上端有横把儿），有几个人专门背着大豆种子，来到了新开垦的荒地，排长分配了任务，每个人一条“垄”。排长教我首先用播种工具在垄上插一下，然后掀开一个小洞，再把大豆（种子）放在里面，用脚踩一下就行了，我就照葫芦画瓢地干了起来，一天的任务很快地就完成了。

在回来的路上，打老远就看见了一只小动物，我和几个知青就急忙去逮，谁知到这个小家伙跑的还挺快，跟我们跑的速度一样，总是差一截追不上，最后大伙都累得气喘吁吁，一看实在是追不上了就不追了。还是老职工有耐力一直在追，追过了“国防公路”，眼看着马上就要上山了，才一下子给逮着了，据说是水獭一类的动物。

整个春播很快就完了，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机械化作业，接着就是田间管理，小麦除了播种后的“镇压”保墒外，其它的全不用管，只等着到秋天收麦子就行了。大豆需要中耕除草，用的是中耕机（由拖拉机牵引），都是机械化，只有“苞米”（玉米）是需要人工管理的。

　　几场春雨过后，地里到处是一片绿油油的。天气逐渐地热了起来，锄草的任务开始了。

一天的早饭后，大伙儿扛着锄头来到“苞米”地，老排长首先教我和知青们怎样识别玉米苗和草，再教怎么用锄头锄草（间苗），一边做着示范动作，锄草的学问还真不小，锄板儿入土不能太浅，不然就只能铲断草而留下了根儿，锄板儿入土以后往怀里拽，然后上来再往前推，这样就把草根晾在了上面。

北大荒锄草这活，它非常的累，主要就是每天头顶着太阳，还总得“猫着”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我们每个人一条垄，就认真地开始锄草了，长长的“垄”一眼望不到头，头顶着太阳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真有点唐朝诗人李绅的诗里“锄禾日当午，汗滴……。”的味道，锄到地的那一头，然后再锄回来，就用了一上午的时间，中午吃完饭（炊事班送饭到地头）以后就又开始了。一天锄草下来，人似乎被吸干了水分，腰就像“折”了一般。

　　农工排的任务除了农忙季节的活，主要还是盖后勤部门和职工家属所需要的房子。我先从“小工”做起，再到“大工”，从打地基（石头的）开始，垒“大墙”、到“把墙角”，垒房檐。上房梁（木头的）全由连队的木工来干。盖土坯房的时候，房顶是铺草。等建砖房的时候，房顶就是铺油毡了。屋里的活就是套灰（泥），垒火炕。盖房子的活中，凡是难活、“技术活”都有我的一席之地。

我还参加了修建连队“场院”的工作，“场院”是来用于秋收以后的粮食（小麦、大豆等）的翻晒、扬场、和存放的地方。

刚建点时连队的环境很艰苦，除了“马架子”和一间做饭的土坯房嘛也没有，每天除了干活、吃饭、就是睡觉，连电都没有，根本就提不上“文化生活”，只有在连队放假的时候，到一连（民主）去（离我们连有七、八里路），因为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百货商店”，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尤其是抽烟的男“知青”更是必到之处。

有一次连队放假，我和几个“知青”就结伙到团部去玩儿，虽然从连队到团部有四五十里地，我们却都是“十一路”（走着）去的，吃完早饭就出发了，走到了团部就已经快中午了。

团部地区还是挺“繁华”的，东西、南北两条大道从团部穿过，交叉的地方就是团部的中心，四个角分别是百货商店、招待所、食堂（餐厅）、和俱乐部，依次还有邮局、收购站、卫生队（医院）、和团直属连队等等，这里非常的热闹，到处都是各个连队来的人和车，虽然比不上城里，但是比连队强一百倍。

中午，我和大伙儿到招待所食堂吃了中午饭，然后到团俱乐部礼堂看一场电影，接着就得往回赶路，等回到了连队也就是该吃晚饭的时间了。一天的假期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又相继盖起来了食堂、知青宿舍、家属房和生产用房（马号、木工房、材料库等等）。

虽然，新建连队环境比较艰苦，但是，大伙儿毕竟是年轻人吗！干活之余，还是喜欢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的。

在知青宿舍的门前有一个双杠，是木工房的青年帮忙做的，业余时间大家都在这锻炼身体，（我还照了一张在双杠上“端水平”的照片）。

我们几个知青在宿舍的东头，平整了一块儿地儿，整出一个可以打半场球的篮球场，又请木工房的小隋他们做了一个木头的篮球架子，“烘炉”的师傅给做了篮筐安在上面，立在平整好的场地上，这样业余时间就能打半场的篮球了，打篮球的时候我还当过裁判呢。

除了运动运动，我最喜欢的就是下象棋了，在三十二连，几乎就没有什么对手了，有一次我跟“四眼儿”（上海老知青老朱）下棋，连里的许多人都在观战，我和老朱杀的难解难分，最后还是以和棋告终，这是我在连队所遇到的最强的对手了。

晚上一般就是听听收音机，主要是中央台和黑龙江台，打开收音机就“吱吱啦啦”地杂音特别多，都听得不老清楚的，有时候调到一个特别清楚的台，而且播放的是“敖包相会”的老歌儿，一首歌曲听完了，接着就是“叽哩咕噜”的外国话和“酸溜溜”的中国话，这才知道是“老毛子”（苏联）的台，因为这里离“老毛子”只有一江（乌苏里江）之隔，所以听得特别清楚。有的时候我干脆就偷偷地听“老毛子”台，听听播放的中国老歌，挺好的。

每逢连着阴雨天，连里就会放“雨休”假，这时候我就和几个小青年上山去采木耳、蘑菇，上山以后，我专门去寻找原来（一年以上）伐倒的树木，那木头上的木耳特别多（这都是当地的老职工告诉我的）。黄花菜在山坡上的草地里到处都是，开的一片一片的黄花，半天就采了许多……，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知青到连队的“蜂场”去玩儿，那里的老职工非常热情，拿出蜂蜜来招待我们，一块儿去的有个上海知青小顾他一口气喝了三大碗，简直把我都看呆了。

一天从团部（照相馆）来了照相的，“知青”们都来拍照片，我也拍了照片。照片的背景就是连队的拖拉机（履带式），照片上题有：反修前哨607照相，还有一张题有“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身穿兵团战士服装的照片。

知青们自己也用照相机拍了许多照片，有几个人在山上照的，也有在双杠上照的，还有我们全班、全排的等等。

　　冯学勤在双杠上面锻炼

　　冯学勤在拖拉机前

　　兵团战士冯学勤

　　天津知青夏建新和冯学勤在山上

　　三十二连农工排全体合影

　　我们班的合影

　　部分天津知青在宿舍前合影

　　部分天津知青在山上合影

　　“北大荒”的无霜期非常短，只有一百多天。麦子熟了，阵阵秋风吹过，那金黄色的麦子翻滚着，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望无际。

麦收开始了，拖拉机牵引着“康拜因”（苏联话、就是联合收割机）欢快地轰鸣着，收割机的收割台就像一个大剪子，把小麦齐刷刷地剪断，然后“吞”到了肚子里边，经过收割机的加工，麦子和麦秸全都自动分开，麦子进了收割机上的存粮仓，麦秸在收割机的尾部被压成一个个四方的草垛，卸在麦地里，收割机上的存粮仓满了，按动开关就会自动地把麦子卸在同行的“小型车”（长春拖拉机制造厂出的轮式拖拉机）的车厢里，拉到“场院”里去晾晒。

为了尽快地抢在雨季之前把麦子收回来，连队提前对即将成熟的麦子进行了“割晒”，然后再用联合收割机进行“拾禾”脱粒。

我在麦收期间还照了像（黑白像片），背景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和远处的联合收割机。

在麦收时，“农工排”有专人割“地角”，就是把“康拜因”因拐弯儿时没收割到的麦子割下来，放到还未收割的小麦上面。

在“烈日”照射下的“场院”里，静悄悄地，几个人用“木锨”把“滩”在场上的麦子翻晒成一垄一垄的，拉麦子的车来了，才显出一派繁忙的景象，上面的人用“推板”往下推，下面的人拽着绳子往下拉，一会儿车就卸完了。

太阳渐渐地下山了，这时候是“场院”最热闹的时候了。有“扬场”（去掉杂质）的，有装袋的……，入“囤”（存放粮食的圆形物体）的。

每次入“囤”，都是先由老职工用木头搭好“囤”底，用炕席一样的席子，只是比较窄，也就二三十公分宽，但是特别长，把它一圈儿又一圈儿地围成圆形，最后搭好跳板就可以开始了，有人专门负责用麻袋装麦子的，一般都装大半袋儿，不封口，那也得有一百多斤重，有搭肩的，就是有专人帮你把麻袋扛到肩膀上，自己走跳板把麻袋里的小麦倒进囤里，一开始一节跳板，接着就是二节跳板，随着囤里麦子的增多，跳板的高度也在增加，最高时一共用四节跳板连起来，有十多米高呢，这时候我走在跳板上，就觉得晃晃悠悠的，两条腿直哆哆嗦嗦地打颤，可是只要麻袋上了你的肩膀走上了跳板，那就得坚持到底，于是我暗自咬牙鼓励自己，决不能“栽”面，最后终于把粮食入到囤里。

大家伙儿的干劲儿非常大，你追我赶争的，一趟下来接着就扛第二趟，而且一次比一次扛的多，这时候有的女同志也加入了扛麻袋的行列里来（当然麻袋里的粮食稍微少点），真是人多力量大，经过多次的循环，很快就完成了（一个囤）任务，最后由老职工把粮囤的顶子封好（防雨的措施）。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麦子收完了好一段儿时间才结束。

到了收大豆（黄豆）和苞米（玉米）的时候，天气就已经非常冷了，成片的大豆被北风吹的“哗啦、哗啦……”像摇铃一样地响着，收大豆和苞米主要还是靠机械收割，跟麦收一样，“康拜因”进行收割、……、扬场、最后入囤。有长的比较矮的大豆和新开垦的荒地种的大豆，机械无法收割，就得由“农工排”的人来收割了，然后再由“康拜因”进行脱粒。

收割大豆是非常累的，一天下来，我拿镰刀的右手被磨出了几个血泡，左手虽然戴着手套还是被大豆的毛刺扎的生疼，尤其是那腰，简直就是折了一般。虽然这么累，大伙还是苦中找乐，在地头休息的时候，老职工就教大伙儿“烧”豆吃，先弄出一堆儿大豆（有豆秸杆儿的）来，然后就点上火，只听得火里面“噼里啪啦……”地爆响，等待火熄灭了以后，我和几个知青就用棍儿在烧完的灰里“拨拉”，找被烧熟的大豆，吃在嘴里那真是特别的香，别有一番风味。

机务排的“知青”更是有绝招，在收苞米的时候，用铁丝做一个钩子把苞米棒子挂在拖拉机的排气管里，在拖拉机工作（牵引收割机）的同时，苞米就被烤熟了。有幸我也分到一个，香还是挺香的，只是苞米上面有一股子油烟味儿。

　　冯学勤在麦收期间留影

　　天寒地冻的冬季到了，连队为了改善伙食安排了农工排去打鱼。

吃完早饭以后，在栾排长和老职工的带领下，把“拉网”和“冰川子”等打鱼用的工具装到了“小型车”（轮式拖拉机）的车厢里就出发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到了一处“水泡子”，下车以后在老职工的带领下开始凿冰眼、下“拉网”，忙了大半天该“起网”了，拉上来一看什么都没有，大家伙儿的气儿一下子就都泄了，懒洋洋地收拾好工具装好车就连忙往回赶路了，一路上大家都没话说，而且感觉非常的冷。

转天，接着去打鱼，这回换了一个地方，还是凿冰眼，下拉网、起网，这回一网打上来足足有一千多斤，大家伙儿特别高兴，顿时也不觉得冷了，有鲫鱼、黑鱼和鲇鱼等等，被打上来活蹦乱跳的鱼在冰面上蹦达了几下就冻死了，我和大伙儿都兴高采烈地忙着装车，这时候看到老职工老于把鱼拿起刮了刮鱼鳞，用刀割下一片鱼肉，倒上“醋精”来回搓了搓就生吃了，把我都看“傻眼”了。

后来有一次我到老职工家吃饭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一道菜叫“杀生鱼”，把鱼去掉骨头和皮，把肉切成薄片，用“醋精”“杀”再拌上大头菜丝儿、粉条及调料，真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凉菜，尤其是在喝酒的时候。

　　为了解决连队的吃水问题，在老排长的带领下，在食堂的附近打出了连队的第一口水井，从此结束了拉水吃的历史。

这两年随着连队人员的不断增加，尤其是老职工的家也都搬来了，连队决定再打一口井（位置在家属区），而且决定由我带领四班战士来打出这一口水井。首先是由老职工选好打井的地址，然后就开始打井。

在挖到一人多深的时候土就无法运到上面，所以在井口就用圆木搭起架子，上面铺好木板，在留出的井口处架起了辘轳（是一种农村打井水用的工具，上面有绳子，用人工摇），井壁是用木头拼装的、六角形，全由连队的木工制作，每根都是带接口的，用六根木头拼装一层井壁。

每天干活之前，我都跟大伙讲：“哥几个注意啦，凡是在上面干活的，必须小心，尤其是往下送井木的时候，一定要绑牢，井底下干活的小命就在你们几个人的手里，千万千万注意”。因为井下空间非常狭小，任何东西掉下去危及到井下干活的人。

首先用辘轳把我慢慢地送到井下，干活时首先挖土，先挖对角的三根木头下面的土，另外三根木头用木楔子把它顶住，装好三块根木头后再用木楔子顶好，再挖另外三块根木头下面的土，把土装进运土的筐里，再用辘轳运到地面，再把装井壁用的木头送到井底下，如此循环。经过十几天的工作，水井打好了，有几十米深呢，因为你想不到哪一镐（铁锨）下去水就会出来，尤其是在那出水的那一时刻，战友们赶紧用“辘轳”先把各种工具摇到地面上来，我是最后一个到地面上的，此时此刻的心里别提多么高兴啦！

　　一晃，来“北大荒”有二年了，一九七二年底我被批准休“探亲假”，这是我“下乡”以来第一次回天津探亲（兵团规定每二年一次探亲假），我把“北大荒”的土特产带回了家乡，有黄花菜（山坡上到处都是，自己采摘后晾干）、蜂蜜（三十二连自己养蜂）、木耳（自己上山采的）、东北的“毛嗑”（葵花子）、黄豆（大豆）等等。后来几次回天津探亲，我还带回了白瓜子（窝瓜子）、乌苏里江的马哈鱼和大鲤鱼、还有材料保管员老张（跟我的关系特别好老职工）送给我的山鸡（会飞的野鸡，非常漂亮）等等。

在天津休假期间，我和我们连的战友（天津知青）一起去游玩，在水上公园、中心公园、等景点还拍了许多照片。

　　冯学勤在天津水上公园

　　冯学勤在天津渤海大楼

　　天津知青安雅静和冯学勤在天津水上公园

　　冯学勤穿军装在天津水上公园

　　部分天津知青在水上公园

　　一九七二年秋的一天，接到营部的通知，要求明天连队派人到东安参加装船任务，我有幸参加了。

坐“小型车”两个多小时才到了装船地点，这时候已经有兄弟连队的许多人都到了。

中苏边境的乌苏里江边上的小镇东安，也没有正式的码头，只是江边上停这一只几十米长的“涝子”和一艘非常原始的拖船，船的两侧装有硕大的拨水轮，这是我头一次看到这样的拖船，这时候江面上驶过一艘非常漂亮的苏联游船，不时地响着汽笛向我们表示友好。

装船的任务就是把粮食（小麦）从岸边装到停靠在乌苏里江上的船上，就是一艘没有动力平板的船，它的载重量是八百吨，就相当于二百辆解放牌汽车的载重量。从岸边到船上的通道是由十几节跳板搭成的，粮食（小麦）每麻袋八十公斤重（一百六十斤）总共有两万袋之多。

带队的领导把这些人分成二批干活，每一个小时轮换一次，因为这是重体力劳动。装船开始了，除了“搭肩”的全部都扛麻袋，走跳板不比走平地，人走上去以后它老是“颤颤悠悠”地，跟在场院上“入囤”上跳板还不一样，但它是从岸边上跳板以后，往下走（江的水位比较低）再往上走才能到船上，一共有好几十节的跳板，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米，但是肩膀上扛着麻袋呢，那可是一百六十斤呀。几轮过后我就有点怵头，每次只要把麻袋扛上了肩，我就暗地里给自己加油，说嘛也不能“栽”这个面，跳板上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也没有任何人能帮你忙，就是咬牙也得把它扛到船上，不能扔到江里去。

我经受住了考验，经过了多次的轮换，胜利地完成了装船任务，返回了连队。

　　从战士到当班长，“北大荒”（农业连队）所有的活基本上都干过来了，不论什么样的工作和任务，我都能够很好地完成。

时间过的真快，到了一九七三年，我调到连部当上统计员。统计员的工作基本上都是跟机务排打交道，统计它们每天（每个拖拉车）的工作量，像翻地、耙地、中耕等等，都完成了多少亩地啦，当然，最重要的是连队各项指标的统计，像“春播”（种小麦、大豆）的进度啦，麦收和秋收的进度，每种粮食种了多少亩地，单产是多少公斤和总产量是多少吨，每年开了多少亩的荒地，连队的固定资产情况、有多少台设备（包括拖拉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重耙、轻耙、犁等），连队的人员情况等等。

我每天扛着前任统计留下的“拐尺”（一种自制可折叠的专门用于丈量土地的尺子）下地块，认真地丈量着，记录下每一台拖拉机的工作量（包括翻地、耙地、中耕、开荒、播种、秋收等等）。

为了绘制连队土地的地形图，我仔细的丈量了所有的地块，每块地的长度和宽度各是多少米，计算出每块地有多少亩，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才绘制好了三十二连土地的地形图，挂在连部的墙上，连长很满意。

经过这几年不断地开垦荒地，此时连队的土地总面积已经达到了一万多亩，共分为九个块地。从一号地到九号地，每块地都有一千多亩。

　　有一次，连队的拖拉机去开荒，在回来的路上（需要路过“水泡子”也就是沼泽地），拖拉机突然“误”了，驾驶员加大了油门往上冲，车不但没有前进一步，而且在不断地下沉，车越“挣扎”就下沉的越快，一看这种情况，驾驶员就赶紧跳下车来，跑着回去向连队求救，连队在家的一台拖拉机带好拖车用的钢丝绳就赶紧出发了，等到了“误”的地方一看，车已经陷下去半截了，水已经进了驾驶室，事不迟宜，一位拖拉机的驾驶员（车长）只好下水去挂钢丝绳（拖车用的挂钩在拖拉机的后尾部的下面），挂好钢丝绳就开始往上拽了，拖拉机加大了油门，排气管子突突地冒着黑烟，只见拖拉机的履带直打滑（空转），就是不往前走，来回拽了好几次还是不行，没办法只好再回连队又叫来了一台拖拉机，连接好钢丝绳后两台拖拉机一起加大了油门，“呼”的一声往前窜了一下，有门儿，两台拖拉机再次绷紧了钢丝绳，一起轰大了油门，终于拽了上来。我下地去统计机车作业量，正好看见了全过程。

每年冬天的时候，到处是冰天雪地一片白雪茫茫，“农工排”的工作主要就是“排水”（其实就是把每块地周边的排水沟加深、加宽），我还是扛着“拐尺”，去分配每个人每天的任务，然后再验收他（她）们的工作质量，检测排水沟的上口宽度、底部宽度和深度，看看是否合格，计算出完成“排水”的土方量。

总之，连队所有一切的活动都在统计之中，定期向团里上报各种统计报表，每月及时登记“统计台账”，年末还要上报正式的《国民经济统计年报》。

　　在闲暇的时候，我愿意听老排长他们“唠嗑”，有一次谈起了二十三团的往事，栾排长说：你们知青没来的时候，咱们这叫八五九农场，最早一批来“北大荒”的是一九五六年铁道部队官兵转业来的，当地的老人儿称之为“老铁皮”，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十万官兵转业来的，现在咱连的老吴头儿（连长）就是五八年的转业官兵。一九六六年三月又来了一批部队转业的官兵，俗称“六六三”，咱们连的王指导员就是“六六三”的。再就是一九六八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以后来的北京、上海的知青，还有哈尔滨、佳木斯和齐齐哈尔的，一九七零年你们天津的知识青年来了，再就是一九七一年来的小上海了。栾排长接着说：“咱八五九有许多老屯子，一连就是民主屯，二龙是现在的四连，团部地区是四平镇，出白酒的地方叫大板，是三十八连，东安镇，也就是渔业连的所在地，还有和平……”。听了老排长的介绍，我基本上了解了二十三团的过去和今天。

　　连队在不断地发展，由原来的盖土坯房子，变成了到现在全部盖的是砖房，而盖房子所用的红砖全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我们自己来制坯和烧制的。

制砖坯的过程是这样的：一组人专门和泥，把泥“活得”不软不硬要恰到好处，一组人专门制坯的，把“活好”的泥放进制砖机的进料口，这时候制砖机的出料口就出来一条长长的长方形泥条，接着切断（可以制成大约十块儿砖的料）送到一个装有切砖工具的平台上，档板就那么一推过去，砖坯就这样制成了。一组人专门码放砖坯的，把制好的砖坯用小车拉到专门晾晒的地方，一层压一层的（每块儿砖坯留有空隙）码放整齐。最后一个活儿就是把已经晾干的砖坯进行烧制。这些个活我基本都干过来了，唯一就没有干过烧砖的活。

每天吃完晚饭以后就是义务劳动的时间，连长一吹哨子，大伙就直奔制（烧）砖的工地，热火朝天地一直干到天黑看不见为止，没有任何的报酬，还都争先恐后的谁也不甘落后。

我们的宿舍从土坯房变成了砖房，居住的环境、条件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由原来的十几个人住一屋（大通铺），变成了几个人住一屋的小房间。

　　从一九七五年开始，在知青当中推荐上“大学”的，天津知青中的小程（男的），也是我的中学同学，他被推荐上了“大学”，天津的全体知青都为他高兴，为了纪念我们共同在北大荒的战友情谊，他和我们几个关系不错的天津知青（男），特意到团部照相馆拍了照片，照片上题有：分别留念1975.10.16。

　　俗话说“十人九痔”，我的痔疮就特别严重，每次一犯痔疮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特别地难受，走路就跟“拉了跨”一样，尤其是在我当统计的时候，每天都得下地，那滋味真是不好受。在春播结束以后，我利用田间作业不太忙的时间，到团部医院做了痔疮手术，回到连队后，老吴头儿（我们对连长的昵称）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到团部是去做痔疮手术的，如果知道的话，我是不会让你去的，因为痔疮手术是有危险的。”我说：“没办法，实在是太难受了，好在手术是成功的。”在这之后的半个多月里，我每天都吃炊事班专门给我做的“病号饭”也就是小米粥和面条等软食，一直到我好了之后。

经过了这几年的磨练，在团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也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七六年六月，我担任了司务长，负责全连（包括家属）所用的粮食、豆油、食盐、酱油、等等的采购工作，还领导着一个炊事班（负责连队的“知青”和单身职工吃饭的食堂）。

我刚当上司务长的时候，有一次到炊事班（食堂）去，到那一看一个人都没有，我转了一圈就回宿舍了。过了些日子，炊事班开会，说起了那天的事，她们问我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吗，原来她们都躲在后房山那在（偷）吃蜂蜜呢，她们老远就看见我过来了，就都躲出去了。她们说有点怕我，经过一段时间觉得我并不那么可怕。

在一次炊事班的会上我连吓唬带哄地说：“凡是炊事班的，注意啦！你们吃点我不管，但是绝对不允许拿（偷）回宿舍，否则发现了我绝对饶不了你们，还有，饭菜必须做好，不能让大伙说出话来”。（因为我们连是吃死伙，也就是每月十二元伙食费随便吃，好多连队早就改成了活伙）其实我心里想，你吃能吃多少，只要别往回倒腾就行。因为这个问题是许多连队食堂不好解决的问题。这是我的工作方法，让炊事员安心自己的本职工作，才能调动起她们的积极性，才能保证全连的同志们吃好喝好，才能把炊事班（食堂）的各项工作做好。

司务长的工作很繁琐，每天都跟“柴、米、油、盐” 打交道，还得跟连队的老娘儿们儿（职工家属）打交道。把粮食、豆油、盐、调料等从团部买回来以后，再卖给每家每户，连里杀了猪，除了食堂自己留的肉，富余的还要卖给职工家属，做的豆腐、粉条啦，富余的也得卖，还得跟会计、出纳打交道，自己还得记账。

一到冬天菜就特别少了，主要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所以夏天食堂就准备多腌制点各式各样的咸菜，比如五香萝卜干那样的咸菜就需要晾晒，最好的地方就是房顶，这种活当然非我莫属了。

尤其是从团部买回来的盐，一麻袋有二百斤重，全都得我自己从车上扛到库房里的，因为我的兵，也就是炊事班的，从班长到战士全都是女同志。

　　每年的春播和麦收之前，除了连里召开动员誓师大会之外，那就是部队的老传统“会餐”啦，由其是我当司务长的时候，那条件比以前强多了，在食堂里能摆十几桌呢。

在春播（麦收）之前我就到团部把面、豆油、盐、白酒等等统统都提前买回来，连里还专门派车到小佳河（饶河县的一个镇）用白面换回大米来。每次“会餐”的时候，我就杀一头肥猪，和炊事班长研究好“会餐”时的菜谱，再准备“蜂王浆”酒（酒是大阪的酒，连队自己养蜜蜂也就不缺蜂王浆了，所以我们自己能配“蜂王浆”酒）。

“会餐”开始之前，连长照样讲了一通，“什么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啦，什么坚决打好春播（麦收）这一仗啦，什么……什么的……”。

我宣布“会餐”开始啦啊，白酒管够、大米饭、猪肉炖粉条子“可劲儿造”，“哦……”只听到大伙一阵欢呼，因为一年当中仅有的几次改善伙食的机会，而且大米饭根本见不到（一年四季主要是白面、再有就是“查”粥用的“苞米面”和“大渣子”），所以很受欢迎。

炊事班给大家准备的菜有：猪肉炖粉条、凉拌土豆丝儿、油炸的咸大马哈鱼、炖豆角儿、炸大豆（黄豆）、豆腐、大头菜等等反正是满满的一大桌子菜。

我挨桌地去敬酒，照顾大伙吃好喝好，从会餐开始一直到结束我都在喝（酒），我的酒量也就这样练出来了。

一晃来到“兵团”已经六年啦，（我从战士到当班长，再到连队统计）当时（一九七六年）已经是连队的司务长了。

一九七七年，连里决定重新盖一个食堂，地址选在连队的最南边，再往南就是“场院”了。我一直参与了盖房子和装修的工作，新食堂用的是连队自己烧的红砖，屋顶是油毡铺的，食堂大门上面装饰的“水泥”的大字“为人民服务”是我参与弄的，屋里的地面是“水泥”的，还吊了顶子，炒菜做饭用的锅灶是排长和我亲自垒的，是双眼儿回风灶，它跟老职工家做饭的灶不一样，特点是烧火的灶口在外面，食堂内炒菜、做饭看不见烧火的。就餐用的桌椅全是新做的，可以一百多人同时吃饭，条件非常不错，当时在全团里也是数一数二的。

新食堂新气象，还是跟部队一样，每人每月交十二块钱的伙食费，随便吃。这就要求炊事班的全体人员，既要保证全连人员吃好喝好，还不能造成浪费。当时团里的许多连队都改成了“活伙”，也就是买饭票，你吃什么就买什么，而吃“死伙”最大的难题就是浪费问题，虽然食堂也养着几头猪，但也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连长的支持下，我和炊事班重新制定了规章制度，全体人员一律在食堂内就餐，开饭时间为一小时。在加强管理的同时，炊事班定了每周的食谱。粗粮细作，以保证一周之内每天的主食不会重样，每顿饭四个菜。因为连队有种菜组，夏秋季的蔬菜品种还挺多的，有黄瓜、豆角、西红柿、茄子、辣椒、白菜等等，在冬季，主要就是土豆、萝卜、大头菜了。其它的就用大豆（黄豆）磨豆腐，用土豆做粉条，以补充其他蔬菜的不足，做的豆腐和粉条，除了食堂自己用以外，富余的还卖给职工家属。我和炊事班的战士自己动手腌制了各种各样的咸菜。不论是平常的拖拉机夜（白）班翻（耙）地，还是春播、秋收期间，炊事班全都送饭到第一线。

经过炊事班全体人员的努力，得到了连长和大家伙儿的认可，团部的领导们也经常光临指导工作，团部领导在吃饭的时候经常夸奖饭菜做的好，尤其是“凉拌土豆丝”那丝切得跟头发丝一样。我也借此机会，请团部领导额外“批”点豆油（当时豆油的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一斤）。

连队的食堂被评为一九七七年度师级先进（炊事班）食堂，我也受到营“通令嘉奖”一次。

一天，团部宣传（股）的小李来到连队，为我和炊事班的全体人员拍照片，当时我正在干活，连雨靴都没来得及脱，就和炊事班全体在食堂前面照了一张合影。

据说，我和炊事班合影的大照片还挂在了团部的宣传栏里，可是我一直没有看到。

自从担任司务长以后，连队为我办理了转干手续（行政二十三级、正排级）。

　　冯学勤和炊事班在食堂前合影

　　六月份的一天，我刚从团部办事回来，突然觉得肚子异常疼痛，经卫生员检查可能是阑尾炎，这时连队的“小型车”去修理了，没办法，连队只好派马车把我送到团卫生队（医院），从连队到团卫生队有四、五十里路啊，到卫生队以后，经医生检查确诊：急性阑尾炎，马上住了“院”，进行了手术治疗。

　　一九七七年冬季的一天，我准备到团部的面粉加工厂拉白面，正好赶上连队的“小型车”趴窝（修理），连长说：“给你派个马车吧，小型车还得几天才能修好”。没办法了，就只好用马车了。

连队离团部有四五十里地，早上吃完饭，马车老板老刘就和我出发了，等到了团部就已经快中午了，马上到银行办好了委托付款手续等，吃完中午饭就直奔工业二连（粮食加工厂）去了，总共买了一百袋白面，共五千斤，装好了马车就已经下午三点多了，我们走的是回连队的另外一条道，三十二连在团部的西北面、一连的南面，而工业二连在团部的西南面，所以我们就向西南面再走几里地，然后到二十三团地界处拐弯向北面方向顺着“国防公路”走，经过二十四团的九连，就能回到连队（三十二连就在“国防公路”的边上）。走了没多一会儿，太阳就落山了。

北大荒的天亮的早，黑的也早，走了不到一半的路，天就完全黑了下来，正赶上农历的月初，天气非常寒冷，一片黑漆漆的，小“烟炮”呜呜地刮着，（“烟泡”是北大荒和东北地区冬季特有的一种气候现象，刮烟泡时，漫天漂白飞棉絮，相隔数米不见人，沟沟坎坎全被雪填平，有人冻伤了漂亮的脸蛋，有人冻掉了手指和脚趾，有的人甚至迷路丢了性命。）脸都冻“木”了，好在不是大“烟泡”。

忽然马车突然“嘎登”一下不动了，车也“栽歪”了，下车一看，原来是从车辙上掉了下来，（北大荒冬季的雪不化，第一个车走过后，所有的车都照着车印走，这样就形成了车辙道，而车辙道的两边还是松软的雪）马车“误”在道上了，马车老板老刘使劲地吆喝着，把鞭子甩得“趴趴……”地响，四匹马使劲地拉着，可是马车就是纹丝不动。

老刘对我说：“司务长，没办法了，只有卸车了”，“那就卸吧”。我答应着。

这时候，像弯勾一样的残月从山头上面爬了出来，好歹总算是有了一点点儿的亮光，无奈之下，把绳子解开，我和老刘只好把车上的白面都卸到了路（沟）边的雪地上，老刘一声吆喝，马车（空）一下子就出来了，老刘把马车赶到了前面的（辙）道上，然后我们两个人把一袋一袋的白面再装到马车上，整整一百袋白面啊，当时也不觉得冷了，不知不觉就有点儿冒汗了，棉大衣脱了，帽子也摘了，累得一点劲都没有啦，我们两人足足干了一个多小时，总算都装上了车，老刘把车“拢”好后，一声吆喝，马车又走了，我坐在马车上，一会儿就觉得浑身冰凉了，恨不得马上就能到家。

回到连队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炊事班的全体人员正等着呢，看到我回来了，大伙一起出来卸车，负责做饭的马上把面条煮上，等把面粉卸到库房里，我再吃完饭已经半夜十二点多了，一天的任务总算完成了，算一算从面粉厂（工业二连）到回到连队足足用了七、八个小时。

　　自从当司务长以后，我就和连队的统计员小夏住一个屋里，屋内有两个单人床大小的火炕。工作了一天，在晚上没事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宿舍里就喝酒、唠嗑，我到食堂的库房拿点酒来（会餐剩下的），再到菜窖弄几个萝卜，就这样还是别人所不能的，因为我是司务长，有方便条件吗。

记得，有一次从团部拉回了一车好面（特别白的），连队决定老职工每家一袋儿（五十斤），余下的全部留给食堂。各家都按规定买走了面粉，剩下的也都进了食堂的仓库。这时候，连长家的小女儿找到了我，说是他们家想再要一袋儿，不是说好的一家一袋儿吗，我当时也没过脑子，就按规定给回绝了。

现在想起来，还真是的，何苦呢，说白了就是不通人情世故，还得罪了“头儿”，那时候谁不想“巴结”领导捞点“好处”啊，可我就是不懂，简直就是“木头”一块呀！得罪了“头儿”自然以后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一九七八年的五月份，连里决定让我到建三江农垦管理局（一九七七年兵团建制撤销，成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二十三团先后更名为前卫农场、八五九农场），也就是原来的六师的师部所在地－建三江，参加会计短训班。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开学典礼，五月十一日正式开学，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于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结业。

我们八五九农场去的学员和老师一起合影留念，全体培训班学员和老师拍照了毕业留念。

　　建三江国营农场管理局会计短训毕业合影

　　会计短训班中的老师和八五九农场学员

　　我从师部（建三江农垦管理局）回来以后，被“冠冕堂皇”的调到了三十四连，担任会计工作。

在我的笔记本上盖有一枚《黑龙江省八五九农场三十四连财务专用章》圆形印章，现在八五九农场的三十四连已不复存在，这枚“公章”已然是在“北大荒”的蹉跎岁月中难以忘怀的记忆了。

三十四连是一个新建连队，在团部（场部）的东北面，会计的活不是很忙，有机会就参加连队的一些劳动，条件比当初三十二连建点时强多了。

每次到团部参加会计会议时，只要“小型车”（绿色的四轮拖拉机）一开出连队，我就过一把驾驶员的瘾，把车开的像“疯了”一样（道路不是太好、沙石路），坐在后面车斗上的人，颠的都不敢坐下，一直开到快到团部了，才把驾驶员的位置让出来，连队到团部有五六十里地，我最少也开了四十多里地，好在路上的车不是太多，但是每次驾驶员还是提心吊胆的。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我参加了农场召开的会计会议。

农场的郑书记做了指示，介绍了八五九农场的粮食生产情况，小麦总产一万六千八百吨，单产八十三公斤，上交九千吨，预计大豆产量一万七千吨，单产一百零九公斤，上交一万二千吨，预计全年总产量三万七千三百一十八吨。

要不说“北大荒”已经变成了北大仓，一个农场就生产了这么多的粮食，我为此感到自豪，因为这里有我辛勤劳动的一份付出。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农场计财科召开的会议上，李会计布置了年终决算报表的填制方法和要求，我按时完成了报表填制工作，并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准时上报农场计财科，这是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我的笔记本上盖的八五九农场三十四连财务专用章

　　一九七九年，随着全国“知青”返城的大潮，我也在五月份办理了“顶替”的返城手续，回到了阔别十个年头（九年整）的家乡——天津。

　　从一九七零年六月份连队建立开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六月调离三十二连，我在连队整整有八年的时间，时逢三十二连成立和天津知识青年（一九六九届）赴黑龙江省八五九农场五十周年之际，我把在三十二连这八年工作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的一部分记录下来，用以表达对“北大荒”以及三十二连深切的怀念。

　　附：黑龙江省八五九农场三十二连名单

（1970年至1978年）

本地职工：49人

张登元.吴燮文.刘永太.王海龙.毛庆怀.

栾仁发.赵善康.孙 有.吕笃成.窦青礼.

张启明.傅玉志.王志海.于振胡.王东志.

楮万林.张振发.窦学繁.陈秀元.鲍振海.

谢能才.刘春林.梁秉申.翟渊和.曹德善.

宫悦基.闵青云.陈定之.祖光生.丁延廷.

刘宪清.王忠仁.马东升.隋兆民.马俭生.

黄志平.王培孝.纪洪禄.王东志.谭良先.

陈桂芳.周爱玉.杨莹秋.李凤梅.吴俊之.

陈锡山.朱兰江.宋振和.常爱芬.

上海知青：49人

刘广鑫.朱治国.刘伟田.徐延康.陈关发.

陈金根.陈定兴.斯卫国.顾双虎.施卫民.

缪红扣.吴永波.黄泉胜.徐兆奎.屠建元.

蒋文杰.陈福亮.孙勤余.俞九惠.李金根.

朱国良.徐惠民.沈久宝.吴奎群.徐维民.

张毓秀.朱培斌.周雪梅.蒯乃珍.李翠娣.

沈银娣.陈慧亭.孙凤英.钱金娣.戴素英.

王巧云.王雅芳.夏长凤.顾夏文.沈艳君.

汪爱武.郁家娟.顾忠萼.吴翠英.徐玮珠.

陆丽芳.冯建芬.孙素珍.吴秀华.

北京知青：12人

王宝霞.刘 勇.韩翠兰.张金钟.刘思建.

高殿生.李光启.邵瑞太.纪玉珍.阎友明.

白喜贵.李月霞.

哈尔滨知青：6人

王会宝.李秀兰.吴秀苹.孙桂芬.秦碧玲.

薛广发.

齐齐哈尔知青：6人

王永江.李士珍.崔文清.薛昌玉.陆春华.

李福荣.

佳木斯知青：4人

宋振玉.王玉春.陈文芝.王爱杰.

天津知青：33人

冯学勤.杜建中.唐陆宁.安雅静.武秉建.

孙多明.程富山.禹家群.夏建新.王雨生.

袁中强.郭宝发.戴得水.张富强.韩国玺.

田庆生.张宝生.

林金兰.阎立丽.唐瑞兰.娄文香.张福云.

刘春兰.韩吉英.王吉春.王秀英.杨金敏.

杨 芳.林助桂.魏玉霞.钱文芝.米向群.

袁 秋.

本地知青：45人

于金友.陈继成.汤永久.张永清.张文智.

张金声.景泉乡.隋贵才.文雨林.张永芳.

徐德森.马振林.黄新万.吴 强.吴 坚.

张远胜.李明耀.尹德海.刘刚义.

崔金枝.王香芬.王漱琴.傅 美.郝淑芹.

华桂香.李淑萍.隋喜梅.李淑珍.常爱群.

刘淑琴.李凤琴.申浦花.丁淑琴.陆守兰.

张金英.周桂花.徐秀琴.黄秀兰.娄金萍.

尹凤珍.毛庆莲.李德萍.潘玉珍.鲍淑琴.

赵百琴.

二零二零年六月重写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