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新兵连的新兵

明月松间照

不久前第一次听军旅歌手耿为华唱的《绿色军衣》，当听到:“也许是过分的爱你， 我才穿上这身军衣， 告别家乡的温暖，走向远方的风雨……”，不觉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这歌词就是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新兵的真实写照。

1978年12月16日，前几天才过完18岁生日的我，告别美丽的家乡青岛，参军入伍，圆了心中当兵的梦。

　　我们乘闷罐火车一路南下，去往部队的驻地广西桂林。闷罐车的条件非常简陋，看不到风景，伴着铁轨的铿锵声，我时坐时卧，心中还是充满对火热军旅生活的憧憬。入伍前听当海军的父亲说，我们当兵的地方是桂林，是野战部队。我十分高兴，作为军人的后代，我对野战军从小就有一种崇拜。我还把家里的一本中国地图中的广西那一部分认真地研究了一下，更仔细的阅读了背面介绍主要城市中的“桂林”，并且记住了一句古诗："桂林山水甲天下”。

    火车走走停停，几天几夜过去了，当车过湖南衡阳后，透过闷罐车门的两扇缝隙，惊讶的发现其它铁轨上竟有那么多的军列，不仅有军人，还有军车、炮车等等，有的新兵说还看见了坦克，方向和我们一样都是南下。我马上联想到参军前听广播越南驱赶华侨的新闻，心里咯噔一下，这是要打仗吗?转念又一想，我们是新兵，还有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呢。

　　火车很快进入了广西境内，终于在第五天的下午三时左右，我们抵达了桂林。一下火车，大家立即被一座座耸立的青山奇峰吸收住了，惊叹其美！有的还说随便把一座山搬回青岛去，就是一个风景名胜。队伍就在站台上集合起来，坐在背包上等待部队来接我们。大约过了半小时，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进站台，下来一位40多岁的军官，走到队伍面前介绍自己是师副参谋长，除了欢迎新战士、一路辛苦的客套话，主要是告诉大家，全师己到南部边境野营拉练了，让我们去祟左县追赶部队。

还没有见到军营是什么样子，又登车继续南下。这时大家的思想就比较复杂了，有的在和接兵排长探讨什么，有的打开地图开始丈量崇左与越南的距离。第二天下午，我们到达到了崇左县，再往前一个站就是凭祥市了。

我们在一个中学住了下来，打地铺，垫一层稻草，和在火车上一样，两人一组，铺一床被盖一床被，好在天气还比较暖和。接兵的李庆海连长召集各新兵班班长开会，我是二班副班长，班长是高连峰(曾担任过青岛市＂红代会＂常委)。李连长开会的大意是要求各班要做好思想工作。我们新兵二班十个人，我和高连峰按前后排列顺序一人五个分头谈话。我是从工厂来的，新兵大都是高中毕业生，我找的5人对我还挺尊重。和我盖一床被子的孙本泉，有点傲气的周茂盛，圆脸大眼睛的卢亚宁，都表示没问题。只有一个掉了眼泪，不吃饭，因为他家姊妹当中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我约他在学校操场上转了一圈，具体谈了些什么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我现身说法，表明自己也是一个独子，既然到了部队，就要给家人争光。之后，他情绪也好了很多。

在崇左休整的几天中，大家还比较轻松，我上街买了个中华字典，之后一直带在身边，成了我军中学习的好伙伴。

有天午休时，周茂盛让我和他相对侧身躺着，俏声问我:"班副，你有没有对象(青岛俗话即女朋友)?”我摇摇头，他说:“你在工厂还没有啊?”我反驳他:“才多大呀!”他接着说：“那要是打仗牺牲了你挺遗憾的。”我说：“你有啊?”他略显得意地点点头，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当时挺时兴的塑料钱包，抽出一张二寸的照片给我，我看到一个挺漂亮的、面带微笑的姑娘，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她的衣领处露出了里面的海魂衫，因为我也有一张内穿海魂衫的照片，那个年代，青岛的年轻人穿海魂衫是一种时髦。仅仅两个月后，周茂盛就在战场上牺牲了，他作战勇敢，被追记一等功。战后那些年我常想，他喜欢的那个姑娘，后来做了谁的新娘？她还记得这个曾经爱过她的男孩吗？高连峰、卢亚宁也都牺牲了。孙本泉身负重伤成为一等残废军人，在一次夜间敌人的偷袭中，我也被手榴弹炸伤。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几天后的早晨起来，看到学校操场上停了很多辆披着伪装网的解放牌卡车，是接我们去部队的，因为，全师已在边境线上展开。早饭后，根据分兵计划，由李连长点名，把我们这批新兵分配到各个团和师直属各个分队。随后大家一拔一拔的被带上卡车离去，很多人来不及告别。就这样，我们这个只有八、九天的新兵连就结束了。我们也成了从1955年实行义务兵役制度之后，没有经过新兵连生活的新兵。

　　我和另外三个青岛兵张胜云、张学志、耿寿林分到了师警卫连，这时我们才知道接新兵的李庆海连长原来是师警卫连的副连长。我们坐上分配到师直属分队的卡车，一路颠簸向边境驶去。经过前面的车辆、坦克等的碾压，公路表面已覆盖一层二三公分厚的粉尘，车过之处尘土飞扬，几步之外什么都看不清。接近黄昏时，终于到达了连队的驻地，当然也是师部的驻地。

这时，虽然我们已是灰头土脸，但这里的一切都让人新奇和兴奋。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祖国的南疆，这里离边境线直线距离仅有30公里左右。举目四望，满目青翠，连绵的山峦望不到边际。附近的田野上，竟突兀地立着几座像桂林那样的大小奇峰。一蔟蔟绿色的芭焦树叶，掩映着一栋栋参差错落的木楼，彼时已是炊烟袅袅，好一幅旖旎的南国风光啊！让人仿佛置身于诗情画意之中。

　　这里是靖西县的一个公社，叫龙临。警卫连连部是临公路的一栋二层木楼，不大，住人己是很拥挤了。我们新兵的“宿舍”，就在连部旁边的空地上搭的一顶军用帐篷里。连里很快就给我们发了领章、帽徽，入伍没几天就成了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像当时耳熟能详的样板戏里唱的那样"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大家特别的开心。只可惜公社没有照像馆，不能照一张像，以至于后来一些新战士牺牲后，竟没有一张佩带帽徽和领章的军装照。

随后的几天，陆续来了广东、湖南和河北的几个新兵，于是就组成了一个新兵班，由五班副班长诸兰义带一个老兵，负责我们新兵的训练，主要是站姿、队列、操枪、投弹，以及射击要领等基本训练。诸兰义副班长是湖南常德人，个头不高，但非常干练，军事技术过硬。在他严格要求下，经过半个月的“速成”，我们就从“新兵班毕业”了，分配到连队的各个班里，我分在一排二班。说来蹊跷，我与这个一排二班有缘分，我新兵到部队是一排二班，分来警卫连又是一排二班，战后给郭庆师长（后任41集团军军长）当了一年多警卫员，经过师教导队三个月的训练后，又当了警卫连的一排二班班长。

　　战前的训练是非常艰苦的，也是非常接近实战的，上午练瞄靶，下午就实弹射击了。而且还有仰角射击、俯角射击和抵近射击。投弹过了三十米，就让你投实弹，所以，战前我们没有听过炮声，但对手榴弹的爆炸声是非常熟悉的。白天训练，晚上要全副武装进行夜间行军，不准说话，不准打手电，跟着队伍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在夜色里。这里地处亚热带，时常细雨蒙蒙，山路泥泞，我们穿的防刺鞋不防滑，经常摔得东倒西歪。战前的训练和生活让人刻骨铭心，尤其对我们这些刚刚入伍，又来自北方的城市兵，气候、饮食要适应，要习惯很多人挤在一起睡觉，要学会咬紧牙关吃苦，甚至学会用一桶凉水洗头并洗澡……，一切的一切，需要我们去竭尽全力。因为我们心里明白，战斗也许很快就要打响……

第一次参加全连大会，会前大家齐唱了一首歌，调子显得有些土，但非常有力量，叫《战斗英雄任常伦》，我问了问老兵，才知道我们师是胶东著名战斗英雄任常伦曾经战斗过的部队，也曾经是四野的头等主力师之一。这让我兴奋不已，因为入伍那年的“五四青年节”，厂团委搞活动，组织我们团员到邻近青岛的海阳县，去参观那里著名的“英灵山烈士陵园”。在山顶烈士纪念碑的右侧不远，我发现还有一座八路军战士的铜像，看介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著名战斗英雄任常伦。当时我曾注视着铜像想过：这个部队如今在哪儿呀？我还在铜像前照了一张像。真没想到，我当兵竟然有缘来到了这支光荣的部队，心底顿时升起一种自豪感！而这首英雄赞歌，经过全师一代又一代的军人，一直传唱着。多少年来我曾思考过，我们的军队为什么有战斗力，除了听党指挥，忠于人民，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各个部队在长期的浴血奋战中，所形成的那种厚重的传统的力量！

　　战前的思想教育是丰富、实在的。一天晚上，解放战争中著名的战斗英雄李培江副师长，来到我们帐篷里看望新兵，当他听说我们几个是山东来的，祖籍也是山东的老英雄非常高兴，他说：“山东历来出好汉，你们可不能给老祖宗丢脸啊！”勉励大家要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后来，连里的干部讲述了李副师长的英雄事迹：在解放战争的一次战斗中，他负责爆破敌人的碉堡，因为碉堡修得太坚固，炸药用完了也没有炸开。为了胜利，他竟用双手把敌人发烫的机枪从射击孔中拽出来了，和战友们一起歼灭了敌人！让我们对老英雄更加敬佩，也鼓舞了新战士们的战斗热情。战时，已经57岁的李副师长不顾自己年纪大，坚决要求到前卫团加强指挥，带领前卫团一路顽强战斗，是全师最早穿插到指定位置的团队，出色的完成了战斗任务。战后，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等功。

　　战前教育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看电影。那时一到晚上放映电影，当时的陈连长，都要站在全连队伍面前强调：如果发生情况，一排抢占两侧有利地形，二排掩护首长撤离……，的确让我们感受到战时的气氛。放映电影，纪录片多是越南驱赶华侨或在边境上挑衅滋事的实时报道，让我们非常气愤。其实，后来到了战场上，当我们看见成包成包的中国大米散落在地，看到数不清的中国造的枪支弹药堆在仓库里，才真正是义愤填膺，那可是全中国的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支援他们的啊！你才能深刻理解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含义。纪录片后也放映一些老片子，《打击侵略者》、《上甘岭》、巜英雄儿女》等都看了，后来在战场上还真涌现出了“王成”那样的英雄。印象深刻的一部电影是《上饶集中营》，说的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俘将士遭受国民党兵的种种迫害。看了这部片子，更坚定了我们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65式军装，战士上衣只有两个口袋。上战场的那天，靠心脏的左口袋，我插了一颗手榴弹，当作“自杀弹”以备不测，右口袋放了一个急救包。这在当时，也是许多战士的“标配”。

　　转眼间，春节到了。1979年元月27日是大年三十，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连里会餐，一个班一盆菜，大家围着蹲在地上吃年夜饭。我看菜盆里有三样菜：带皮的肥猪肉、豆腐、白菜。我从小不吃肥肉，只好吃着馒头就了几口豆腐和白菜。

晚饭后，连里开联欢会，除值勤人员，大家在连部的二层地铺上坐着看各班出的节目。广东的新兵黄志春表演吹口琴，获得大家热烈的掌声。黄志春和我同岁，我们比较谈得来，他父亲当年是跟大军南下的，所以，普通话讲得还可以。开战不久，他就牺牲了。我永远忘不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春节吹口琴的样子……

联欢会没结束，就轮到我上岗了。我持枪站在哨位上，周围的寨子里不时传来鞭炮声，也闻得到壮族老乡家炒腊肉的香味。那一刻我想家了，想年三十晚上母亲做的那一桌丰盛的菜，特别是那香而不腻的肉丸子。想家乡城市空气里那浓浓的年味儿，想年三十晚上迎新年那疾风暴雨似的爆竹声。我遥望北方的夜空，那夜空下有我生活的城市，有牵挂我的亲人，此时此刻，他们知道我在这遥远的南疆边陲站岗吗？陡然间我又有了一种自豪感，我不再是一个月前那个无忧无虑的毛头小伙子，现在是一个能为祖国和人民站岗放哨的中国军人。迄今为止，我都难以忘怀1979年农历三十的那个晚上。

春节过后，军里成立侦察大队，陈连长被调走了，李庆海副连长被任命为警卫连连长。李连长是山东肥城人，又是我们这批青岛新兵的接兵连长，我们对他自然有几分亲切感。李连长秉性忠厚，性格率真，他对战士的关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有一天，司令部管理科要去靖西县城拉物资，调了我连几个战士去帮忙。连里开饭未见他们回来，以为管理科会管饭，炊事班就没给他们留饭。结果几个战士挺晚才回来，还空着肚子。李连长一边吩咐炊事班做饭，一边气乎乎地抓起电话找管理科长，发了一通不满后，留下了一句经典的话：“过去俺爷爷给地主扛活，还能有个冷馍吃咧！”一句大实话，道出了他对战士的一片关怀。

临近开战前的一个晚上，我站最后一班岗，刚在哨位上岗，就踫到查岗回来的李连长，他在我身边停下，寒暄了几句后问我：“你清楚咱们师执行什么作战任务吗？”我说知道，是打穿播呀。他意味深长说，打穿插很危险啊！过了一会他又说：“我接新兵家访去过你家里，我知道你就兄妹俩个，你父亲也是军人，他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咱们连还有一个留守的名额，我和指导员商量商量，你就留守吧。”大战在即，千头万绪，他还操心我这个新兵的安危，我感动的热泪盈眶。但是，我想是军人的后代，既然来当兵，既然要打仗，我就不能退缩！我感谢李连长，并恳求他：“我不留守，我不能在这里等你们凯旅归来，我要和大家一起上战场。”李连长看我这么坚决，也只好表示同意。

在开战第二天的2月18号晚上，李连长跟随预指，遭遇敌人的伏击，他率领战士们英勇战斗，三次冲进伏击圈，掩护首长和指挥部人员脱离险境，最后被敌人困住，为保护战友，他把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扑到自己身下，壮烈牺牲。战后，李庆海连长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我和李连长从入伍上火车到分配来连队，相识、相处，加起来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可是他却在我心中永生，我永远缅怀他……

　　战前，连里要求我们尽量不写信，一定要注意保密。也听说有的公社邮局挂在外墙上的邮箱，也被越南特工夜间偷走了。所以，除了刚到部队给家里寄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后，我就再没给家里写过信。但是我们几个青岛兵却干了一件当时以为是孝心之举，现在看来是很不合时宜的事情。临近开战前的一个星期天，难得不训练放假，我们在公社的供销店买了葡萄酒和罐头，去山坡上放松一下。其间忘了是谁提议的，说马上要打仗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来，应该把身上带来的钱和粮票寄回家去。我母亲担心我到部队吃不饱饭，临走时给我带了20元钱和50斤全国粮票，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私房钱。所以，我也就毫不犹豫地附合了，并和他们取了钱、粮票，到公社邮局办理了邮寄。后来知道，临近战前对外邮寄的信件等，为了保密其实并没有放行，只到开战后才寄出。当新华社播出我军奉命对越进行自卫反击战的新闻后不几天，正当家人们对我们杳无音信而焦虑万分时，他们却收到了我们寄回的钱和粮票，这无疑在各家“炸了锅”。我母亲据此认为儿子己凶多吉少，涕泪交加……

　　那时，新兵们私下议论比较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开战?我回忆那时的复杂心情，既有一种临战氛围下“等待靴子落地”的急切，又希望能晚一天到来，让我们这些新兵的训练和心理准备得更充分。

有一天傍晚，我正坐在地铺上休息，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连里要求不带背包，全副武装门前集合，我一愣，这就上战场了?！我匆忙在日记本上写下:我们今天出发了！就把日记本塞进背包里，背上装备跑去集合。我不敢多问，跟着队伍走进了山谷，走进了茫茫夜色中……。佛晓时分，疲惫的我们竟又回到熟悉的木楼前，原来是师司令部组织的一次演练拉动。通过这次拉动，我心想还得写封遗书，不然上战场牺牲了，总是个遗憾。那时，虽然没有人挑明这个事，但几乎所有人都在写遗书。我用了两个午休时间，写下我平生唯一一次遗书，主要是感恩父母，如果儿子牺牲了，恳求二老一定保重等等。我还记得最后对组织的请求:“如果我牺牲了，希望在我的墓碑上刻上‘共产党员’几个字”。后来，我把这句话也写在了给连党支部的“请战书”上。

没过几天，感受到战情似乎越来越紧了，连部楼前的公路上，不时的会驶过一辆辆炮车和水陆两用坦克等。一天下午，我们紧急集合在田野上，听师首长宣读了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一刻终于来到了。顷刻间，一声声庄严的口号响彻天空，我们向祖国、向人民庄严的宣誓：自卫还击，保卫边疆！

　　很快，警卫连也一分为二，李连长和黄副指导员带着一个排，跟随师预指前出前沿开设去了。同时，我接到连里指示，到师机要科报到当通信员，随师基指行动。

2月15日的深夜，我们也出发了，夜色中没有人送别，只有汽车的马达声和脚步声。那一刻，我似乎能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也深刻理解了“出征”的含义。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我跟随机要科来到了出发前沿：那坡县中越边境线上的念井村。

　　1979年2月17日凌晨4时40分，万炮齐发，震撼大地，映红了黎明前的天空，震惊中外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了！20多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早己等待在前沿的我们，跟随基指向越南纵深穿插。队伍在夜色里时走时跑，在过一个小河沟时，不知谁说了一句：过了沟就是越南了！我停下脚步，向北方望了一眼，在心中默念：

再见了，爸爸妈妈！

再见了，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