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杀的华为，暴乱的美国：任正非下了一招险棋！

赵宏毅

距离5月15日美国升级对华为的制裁，过去了近二十天。

这二十天的时间里，孟晚舟被判符合“双重标准”犯罪，仍在加拿大等待新的审判结果；美国因警察杀害黑人发生多地暴乱……

二十天背后，是华为33年的缩影。33年里，任正非经历过太多像现在这样的“濒死时刻”。

巨额资金投入研发；农村包围城市；在战火和疾病中拓展华为版图；预料与美国的生死战……

也正是任正非下了一招又一招的险棋，才有了华为的今天。

在那些旁人看起来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些战争早已悄然打响。任正非和华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孟晚舟仍旧没有获得自由。

2020年5月25日，加拿大法院判决结果认定，华为公司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符合“双重犯罪”标准，对她的引渡案将继续审理，孟晚舟也将留在加拿大参加后期相关听证，并等待新的审判结果。

此时，距离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被抓，过去整整543天。

543天前，任正非与孟晚舟前往阿根廷参加国际通信会议，女儿提前两天出发。如果二人同行，后果不堪设想。

被抓第二天，孟晚舟通过丈夫给任正非传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爸爸，所有的矛头都是对准你的，你要小心一点。

几个月后接受采访，任正非说：“他们抓孟晚舟，可能抓错人了。他们可能是想抓了她，华为就会衰落，但我们没有衰落。 

就算我自己哪一天不在了，公司也不会改变前进轨道。”

说话时，任正非仍旧面带微笑，语气平和。但人们心里明白，当时这位74岁老人心里，几多心酸与坚毅。

为什么华为会被美国封杀？这不是一位老人和一家公司的战斗。

而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片土地上的人，所要面对的现实。

1995年，华为创立的第8年，任正非日子并不好过。 那一年，在财务报表上，华为营收破天荒地突破15亿元，从一家深圳小公司，成长为行业内颇具知名度的小巨头。 

但总裁办公室里，任正非却一脸阴郁，他正在被一个个邮电部门领导的投诉电话，搞得焦头烂额。 走访很多使用华为设备的电信局，往往会看到这样的场面：邮电部门职工将华为员工拉过来，在办公室劈头盖脸地训斥。

而华为员工大多脸上没有太多表情，诚恳地检讨，并在第一时间投入到设备维修中。 彼时，华为研发的产品性能不稳，问题频出。

可即便被认定为“次品”，这也是华为耗时2年，投入千万资金和近百名员工，研发的结果。 设备问题，是悬在华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让时任华为研发负责人的郑宝用彻夜难眠。 

出其不意，当全公司忙着如何更新设备、修补漏洞时，任正非却跑到中国人民大学，找到了6位副教授，决定起草一份《华为基本法》。后来这6人被称为“华为六君子”。 

为了整理出这部“基本法”，任正非跟6位教授谈了三天，从其家世、童年、求学、参军、退役，一直到创办华为以及公司的艰难成长历程。 

他希望《华为基本法》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华为怎么走到今天？第二，支撑华为成功的关键要素有哪些？第三，华为要取得更大的成功还需要哪些成功要素？       

1998年，任正非和部分人大教授没人想到，《华为基本法》一搞就是3年。直到1998年3月23日，修改数次，累计103条，16400余字的《华为基本法》才横空出世。 

一家民营企业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和财力，搞自己的基本法，员工不太理解。何况当时任正非虽然不停给员工涨工资，但一半都是打白条。 

那时任正非秘书最大的心愿，就是去商场随意买衣服；就连任正非自己妹妹还穿着带补丁的衣服。 但在任正非口中，华为从来不缺钱，或者说他从来不看重钱。 

《华为基本法》敲定，任正非把它发给每一个华为人，要求认真学习，“如果说企业文化是公司的精髓，那么《基本法》是企业文化的精髓”。 三等的公司拼资本，二等的公司拼奋斗，一等的公司拼文化。

华为六君子：（由左到右）包政、杨杜、黄卫伟、彭剑锋、孙健敏、吴春波。

历史的尘埃中，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必然有某些决定性的时刻，左右一家公司的未来以及无数人的命运。 

对于华为来说，《华为基本法》就起到这样的核心作用。那是22年前，任正非为华为构建的未来蓝图。 

《华为基本法》涉及很多，自主研发、客户至上、以奋斗者为本、人才培养机制、全员持股……甚至任正非为华为规定目标：成为全球前三的通信公司。 二十几年时间过去，《华为基本法》成为国内企业管理必读书籍，参与编写的“华为六君子”、人大副教授吴春波这样写到： 《基本法》对在中国如何发展高科技企业，如何管理高科技企业，如何管理与开发中国的知识员工，如何准确地处理中国企业的所面临的矛盾与冲突，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发展的困境等问题，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

《华为基本法》展现了它神奇的魔力。按照计划，华为一一兑现当时的承诺。时至今日，任正非也付出了他无法想象的代价—— 他的女儿被羁押近2年无法回家；母亲去世他无法见最后一面；自己动了两次癌症手术……

 任正非原本有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生，但一切都在1987年毁了。 

他出生在贵州，父母都是老师，从小家里吃饭能放盐，他就觉得是好日子。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17岁他选择入伍，在建筑兵的路上走得顺风顺水。 1983年，任正非复员转业到深圳，在一家企业干到中层领导。收入不错，社会地位高，一切看起来美满幸福。 

但1987年，因为一次生意被骗，他被企业辞退，背负上200多万元的债务。在那个年人均工资不足1000元的年代里，200万是一个天文数字。随后他面对的，是婚姻的结束。 

那一年，他44岁，被生活逼到绝境。他和父母、女儿、侄子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屋顶破裂的小屋里。 

那时的孟晚舟年仅15岁，她不知道在将来的人生里，自己将和父亲面临怎样的雨雪风霜。 1987年，他东拼西凑借来2万1千块钱，在深圳一间简易房里，创办了华为。 

母亲为了减少开支，每天在菜市场鱼虾摊旁边等着。鱼虾一死，她立买下，“死鱼的价格便宜很多”。 几多心酸，几多眼泪。  

年轻时的任正非 右一 

任正非创立华为虽名为技术公司，但最开始做的都是贸易生意。为了还钱，华为没什么方向，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摆地摊卖过减肥药。直到开始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通信交换机，才赚到第一桶金。 

十年时间，华为销售额超十亿，拥有了数千人的队伍。 能够得到这样的成绩，两个人对任正非最重要。一个是当时的香港首富李嘉诚，另一个是清华博士郑宝用。       

郑宝用 

1992年，并不富裕的任正非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自己研发通信设备。 这个决定遭到公司一致反对。

没有相关人才，没有多余资金，想要实现先进设备的研发，无异于痴人说梦。 

任正非一腔热血，跑到清华大学找到一位教授签订合作开发协议。最终，刚刚考上清华博士的郑宝用，被导师派到华为从事相关研究工作。 

郑宝用是一个典型的理工男，平时不爱讲话，没事就喜欢对着电脑编程，为人随和，大家都称他为“阿宝”。 阿宝埋头苦干，2年时间里，他为华为带来了“床垫文化”——从事相关科研工作的员工，在华为办公室里铺满床垫。工作累了，躺倒就睡。睡醒了，洗把脸接着工作。 

而为了研发设备，华为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资金链随时处于断裂的险境，任正非无路可退。在一次动员大会上，他站在会议室的窗边，悲愤地说到： “华为前面已经没有路了，如果这次研发失败，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属于你们的机会多得是，我死后，大家就各奔东西吧。” 

到了1994年，开发项目进入最后联调阶段，第15届世界杯足球赛在美国开打。当时项目组带队的天才少年李一男决定，项目组可以每天加班到2、3点，然后看一场世界杯转播，睡到第二天中午再上班。 

10月，华为新设备研制成功，任正非起了个大有玄机的名字——C&C08数字交换机。 

C&C的格式是模拟当时电信业的老大AT&T，有两层含义：一是  Country&City (农村&城市），表达华为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渴望；二是  Computer&Communication(计算机&通信），数字程控交换机就是计算机和通信的组合。 很大程度上，这个名字代表了未来10年华为的发展方向。   

华为C&C08机柜 

研发成功，并不代表着设备被市场接受。在当时，新的电信产品必须开2、3个试验局，得到相关专家的认可，才能申请电信网入网证。 偏偏在鉴定会上，华为的设备出了问题。

因为研发经验不足，设备在功能测试时还能勉强混过去，到了性能测试时，问题百出。 时任测试员的刘平回忆，当测试有问题时，就赶紧把专家带出去玩或者吃饭，后台人员抓紧修改软件。 

最终，华为的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通过鉴定。 相较于国外巨头近百年的技术积累，中国人想要实现赶超不仅需要钱、人才，也需要超常的勇气。 

当时与华为相距几千公里外的联想，公司高层就针对“是否自主研发”爆发剧烈争执。最终主张研发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联想总工程师倪光南落败，黯然离开联想。 敢于打破不可能，迈出第一步，对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挑战。

柳传志 倪光南

 力排众议开发出机器，华为几乎花掉了之前所有的钱。但新设备一经问世，面对的却是难以销售。 即便勉强销售出去几台，机器还会无休止地出现问题。

华为大批量的研发人员常驻各地电信局，埋头补漏洞、改程序、修设备。 也是因此，很多人都曾指责华为设备低端，只能在农村市场销售。

在业务量大的城市里，华为还没有能力挑战海外巨头。 有一次已经签订完合同，任正非和电信局领导谈华为的布局和愿景，对方却不耐烦地打断：

“行了，你要是那么厉害，怎么不卖到城市去？”性情刚硬的任正非一时憋的满脸通红。 农村包围城市，给任正非打开突破口的是李嘉诚。

       

李嘉诚

 1996年，李嘉诚拿下香港电信运营商牌照，但面对的问题是3个月内完成投资3600万美元的综合性商业网，不仅要覆盖互联网、数据通信和接入业务，同时要经得起香港电信局验收。 国际几大巨头趁火打劫，坐地起价，最终李嘉诚决定让大陆企业华为试试。 

3个月的时间，郑宝用率领华为近200名员工带着床垫、日用品进入香港，在办公楼里一待就是两个月，吃喝拉撒不出楼，把香港人惊呆了。 最终任务完成，华为经受住了考验。 

这一战，华为不仅提高了口碑，进军城市，也逐渐打开了国际市场。2019年，华为首次遭遇美国封杀，李嘉诚再次助力华为，宣布旗下位于英国的两家电信公司，与华为达成200亿人民币合作。

1997年，华为销售额41亿元，在农村和香港遍地开花。 但随着公司销售逐渐增多，市场份额越来越多，人才越来越多，任正非却发现自己渐渐管不动了。

没有成熟的研发流程和辅助的决策系统，导致市场部门和研发部门配合不当。经常市场部门拿到订单，却发现无法研发生产；研发的产品也经不起市场考验。

公司像一辆失去控制的汽车，即便在飞速前进，任正非却找不到刹车在哪里。迷茫中，任正非决定去美国看看。

目标很明确：向美国最好的企业学习管理。 在美国，任正非考察了4家高科技公司。在贝尔实验室，看到这家曾经发明远距离电视传输和数字计算机的企业，仍在科技之路上奋力奔跑，任正非满眼热泪：

 “10多年前我听说贝尔实验室一天发明一项专利，现在每天平均三项，实在太了不起了！我对贝尔实验室的感情胜过爱情……”

       

贝尔实验室创始人贝尔，打通第一个人类电话

最大的收获来自于IBM，时任CEO郭士纳放弃假期率领高层接待任正非，并花了一天时间，向他讲述IBM的IPD管理体系。

正是凭借这套系统，他将曾经饱受机构臃肿、决策困难掣肘的IBM拉回正轨。 任正非如获至宝。当场拍板，无论多少钱，也要让华为学会这套系统。 结果，报价高到恐怖。

仅仅70位顾问，每人每小时收费就高达680美元。5年时间，任正非算了笔总帐，大约20亿人民币。 花20亿购买一套管理体系，国内企业家都以为任正非疯了。

任正非顽固坚持，甚至对提出砍价的同事说：“你砍了价格，能对项目的风险负责吗？” 

回国之后，任正非召开动员誓师大会，300多名业务骨干被抽掉出来配合IBM顾问工作。员工不解也不服，任正非拍着桌子吼：“谁要是抵触变革，就得离开华为！” 

事实证明，当时向美国学习这套管理系统之后，华为才从一家创业公司，真正走向巨头。

      

郭士纳

 营收近50亿元，对任何一个企业都是巨大的考验，组织架构变得越来越复杂，前期创业元老拿到钱丧失奋斗意志，用一套良好的管理系统去掉这些毛病，任正非觉得不贵。 

多年以后，他说：“西方公司自科学管理运动以来，历经百年锤炼出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凝聚了无数企业盛衰的经验教训，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用谦虚的态度下大力气把它系统地学过来。” 

华为花20亿上马的IPD系统逐渐运用成熟之后，任正非也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引进各种先进的管理系统。华为的产品研发体系、人力资源体系、组织结构、财务体系、销售体系、供应链体系、均为美国公司帮助设计。 为了引进这些系统，华为累计花费近10亿美金。 

因此，频频从国外企业身上汲取养料补充自己的华为，被人戏称为一家“中国的美国公司”。

华为总部

 一个插曲是，当时IBM觉得，这种企业管理的知识，在改革开放不久之后的中国，会有巨大的需求，不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公司会去学习，于是投入资金进行相关课程研发。 

时间证明，IBM还是犯了错。日后IBM高管在接受采访时说：“这种企业管理的需求，当时中国只有华为有。”

剖开外在先进的西方管理体系，深入到华为企业的内部，凝结在每一个员工身上的，却又是中国人朴实、勤劳、奋斗的本性。拒绝上市，稳扎稳打地死磕研发，奋斗者协议……

面对华为的崛起，国外竞争对手的反应是：封杀。 而这样的封杀，从2003年就开始了。     

2003年1月30日，农历除夕夜，一架从深圳飞来的波音客机，在美国平稳降落。走下机舱，时任华为董事的郭平，倒吸一口凉气。 

在宾馆里，他仓促吃了几口外卖，便紧急投入到工作中。 8天前，承载全球80%互联网通信、全球市值第一的美国思科公司，对华为提起诉讼，罪名涉及窃取商业机密、专利竞争、不正当竞争……

思科试图将刚刚露头的华为，彻底封死在国内。 从2000年开始，在经历梳理企业管理，学习美国公司制度，拿到香港订单之后，华为在通信行业势如破竹。 

短短5年的时间，营收增长近15倍，高达220亿人民币。 思科起诉华为，打响华为海外诉讼的第一战。彼时任正非在深圳的办公室里百感交集，打不过，又不服输，他给前线总指挥郭平下了指示： 敢战方能言和，小输即是胜利。韩信从别人裤裆下钻过去，结果成了大将军…… 

彼时，华为即便营收不错，但与巨头思科相比，仍像是一个儿童在面对成人，而至于为何对华为痛下杀手，则源自于CEO钱伯斯的一句预言：思科的第四代对手只有一个，他来自中国。 

在中国科技公司里，露头的就是华为。而钱伯斯也老奸巨猾，起诉华为时，正是这家企业创业过程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钱伯斯

 1998年到2002年，中国迎来通信市场最激烈的竞争。这一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在北京注册成立。中国2G网络的建设，加快步伐。 市场广阔，这块肥肉谁也不想放弃。

以爱立信为首的国外企业，开始颇有针对性地打击国内企业华为。 凡是华为有的设备，爱立信大幅降价。甚至有高管称：“即便赔钱，也不能让华为拿到订单！” 

外有强龙压头，华为的内部也开始出现问题。

华为研发悍将李一男在2000年时选择离职。这个当时被视为任正非接班人的技术天才，转身成立港湾科技，成为华为在国内的重要对手。 

华为一度处于崩溃边缘，大量员工离职加入港湾科技，有员工回忆：第二天上班一看办公室没人了……

2002年，研发负责人郑宝用在上班时晕倒，被检查出脑癌。前往美国治疗时，任正非哭着把他送上飞机。接连遭遇人事、环境的打击，任正非在决策上开始出现失误。当时手机终端市场逐渐扩大，华为高管们跃跃欲试，但任正非却一口拒绝。

说到动情处，他拍桌子吼： “华为不做手机早有定论，谁再胡说谁下岗！”同时在CDMA和GSM网络的选择上，任正非也走了岔路。

家庭的变故又是当头一棒。2001年，正在伊朗出差的任正非得到消息，他的母亲遭遇车祸。赶回国内时，他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在遗体前放声大哭。 

同年，任正非癌症复发，两次手术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越是危难的时刻，越能展现出人性的伟大。 2001年10月，任正非召开华为中层干部会议。他慷慨激昂地演讲，核心只有一个词：反思。 

这篇演讲稿，后来被整理成文字《华为的冬天》，一度成为中国企业家管理必读文章。 他为华为定下出海战略，在国内发展受阻的情况下，海外市场是唯一的出路。而钱伯斯也是看重这一点，才对华为实行精准打击。 

在没有任何政治帮助的情况下，郭平在美国奋战近一年，巧妙利用美国的垄断法，以思科垄断、遏制竞争为由，最终逼平对方和解。看似是利用规则，实际上，华为拿出的是硬实力。

在专利权的官司中，华为配合法院对程序源代码审查，最终相关性只有1.7%，认定没有任何抄袭。 这一战之后，华为在国际市场开始崛起。

       

郭平

处理完思科，华为调转船头，开始奔向港湾科技。 在忙于外战的日子里，凭借此前华为的技术，李一男的港湾集团，不断蚕食华为的市场，拉拢华为客户。 

2004年，任正非成立“打港办”。这个特殊的部门只有两个基本目标。

第一，不让港湾赚钱；第二，不让港湾上市。 任正非强硬地宣布，所有购买港湾设备的客户，华为以原价进行回购，同时买一送一，逼迫港湾退出市场。 不到一年时间，华为付出4亿美元的代价，才将港湾逼到死角。

当时目睹这一切的国内企业家心惊胆战。几番酣战，任正非开始反思自己决策的不足。2003年，他决定放权，建立决策机构，并在2011年，华为设置轮值CEO制度。 几项重要变革，让华为缓过气来。 

母亲去世过去两周年，任正非写下万字长文祭奠父母。文章的最后他写到：

 “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2019年，华为营收8588亿元，其中海外营收占到75%，客户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越思科、爱立信等国际巨头，成为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的通信设备公司。 

从一个草根，历经三十多年磨难，成长为巨头，其中的艰难险阻，见证者不只有任正非，还有无数在华为奋斗的基层员工。 

在中国成熟市场的电信业务已经被列强分割完毕时，华为抓住机会，从农村包围城市，在跨国企业不愿进入的市场里，摸爬滚打生生趟出一条血路。 进入海外市场，打开突破口的，则是那些饱受战乱、贫穷侵扰的国家。

这样的市场，往往面临着血的代价。 2003年6月，华为与阿尔及利亚签约不久，华为员工刚刚购置完办公用品，在距离办公室不足100米远的地方，一辆汽车便发生爆炸。 

在刚果，华为员工会议期间，便有子弹突然射到屋内墙壁上。 除了战争，笼罩在华为人头上的还有疾病。 非洲的疟疾、埃博拉，越南的登革热，都曾让华为人饱受折磨。同时远赴海外，华为人也长期忍受与家人分离的苦楚。      

员工飞到哪里工作，任正非也没有停下。 战火激烈的中东，任正非说：“我若贪生怕死，何来你们英勇战斗！”

任正非来到非洲：“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狭路相逢勇者胜，烧不死的鸟就是凤凰！”

他创立“狼性”文化，将华为比作土狼，国外企业比作狮子。狮子强大威猛，独霸一方；而土狼作为挑战者，体型略小，只能以百敌一，不达目的绝不撤退！很多时候，华为的销售也像狼一样，成群而上，又快又狠，从深圳奔向全世界。但走出家门，就会付出代价。

任正非曾说：“全球每掉一架飞机我都很着急，因为担心上面有华为员工。” 2005年尼日利亚空难，3名华为员工丧生；2007年肯尼亚空难，1名华为员工丧生；2009年法航空难，丧生的9名中国人全部为华为员工；2014年消失的马航MH370，2名华为员工再也没有回来……

即便如此，想要进入欧洲、美洲市场，华为面对的仍旧是巨大的屏障。 首战登陆欧洲市场，华为准备了最低的报价，最高质量的服务，但对方根本没有给中国人机会，认为这是“商业陷阱”。 

不仅要面对“卖贵了没人买，便宜了被认为是陷阱”的质疑，同时华为还要面临质量上的严苛考验。 

2004年，华为试图进入英国市场，英国电信成立采购认证团进行12方面的认证，结果仍未得到认可。 一直到2005年，华为才最终与英国电信签订正式合同，标志着华为被发达国家接受。

       

2014年，任正非与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

 看似喜大普奔的结果，背后有着华为的另一套政策——对人才的偏爱。 

任正非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很多年前，他们从俄罗斯花了几倍的价格招聘到一位年轻的数学家。他很年轻，不会谈恋爱，只会做数学，不谙世事，即便任正非给他颁奖，他也只说三声“嗯”。 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他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鼓捣什么。

不知有多少次，公司高管建议开掉他，任正非却总说再看看。 突然有一天，他找到任正非说：“我们2G向3G的技术突破了。”

正是这个俄罗斯数学家，正是这款革命性的创新产品，让华为几乎横扫欧洲市场，也一举将华为送到全球第二大通信设备生产商的位置。 

任正非讲述这个故事时，很多人都曾留言赞扬这个俄罗斯数学家的贡献，但人们似乎忽略掉，愿意养毫无建树的人多年，这是华为特殊的人才培养机制。 

从创业伊始，华为对人才的培养几乎是不遗余力的。 早在1999年，任正非到华为北京研究所考察，看到办公室里人不多，他便叫来所长刘平，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你们怎么才这么一点人呀，不是叫你多招吗？” 慌张中，刘平解释到：“害怕人多没事干，我这是给公司节约资金。” 

任正非指着鼻子将刘平臭骂：“叫你招你就招，没事做，招人来洗沙子也可以。” 

2019年，华为8少年年薪百万的话题，被顶上微博热搜。在华为内部流出的方案中，8位平均年龄25岁的年轻人，获得华为超过100万的年薪。 

华为CFO孟晚舟也曾在应届毕业生招聘会上说：“以前，我们是按学历定薪。现在，我们是按价值定薪。牛人年薪也不封顶。你有多大雄心、有多大能力，我们就给多大的薪酬。” 

那是2018年，薪酬也很快被曝光，在南京高校的招聘上，华为给应届生的起薪，高达28.8万元！ 对人才不计成本的投入，才换来如今华为自研的芯片、折叠屏手机、5G网络……

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才的崛起，在一家公司得到最大化的展示。 

因此，即便2019年，华为遭遇美国封杀时，接受《面对面》 采访，任正非谈及最多的却是教育。

 他说：“我关心教育不是关心华为，是关心我们的国家，如果不重视教育，实际上我们会重返贫穷的。” 

因为亲眼见过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他将教育放在首位。华为看似面对别国封杀，背后实际是科技实力的较量。而这一切，最终都要归功于教育。 

在数次采访中，任正非都向外界表达：重视教育，国家才有未来。要提高教师的待遇，让最优秀的人愿意去做教师，以此培养更优秀的人。

 “未来二三十年，人类一定要爆发一场巨大的科技革命。人人都能看到，美国看得最清楚，所以他要打华为这个出头鸟。” 

“如果我们的孩子未来二三十年都是博士、硕士了，就会为国家在新的创新领域去搏击，争取国家新的前途和命运，未来才有希望。”       

 2020年，华为已经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其投入研发的5G，在世界里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这并不是华为被人们熟知的领域，人们熟知的是他的手机业务。

华为手机业务在2019年出货量超越苹果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厂商。 很大程度上，手机业务的发展，是整个华为发展的缩影。 

2002年，当功能机市场爆发，面对第一波红利，任正非曾拍着桌子吼：“谁做手机谁下岗。”战略上的失误，一度让华为处于被动。 

但2003年缓过劲来时，这一计划又被高管重新提到桌面上。 彼时，时任华为副总裁的徐直军授意时任运营商解决方案副部长张利华准备手机立项材料。在会议上，一个多月准备的材料汇报完，所有人都紧张地不敢说话，等待任正非表态。

徐直军

 这一次，任正非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拿10亿做手机。此时，这是整个华为公司一年的利润。 从2004年到2010年，华为与运营商合作，推出手机业务，不仅性能不佳，还一直赚不到钱。

 赚不到钱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华为要自己研发芯片。 

当时市场通行的做法是，依托中国崛起的供应链企业，做贴牌手机。无需投入研发，来回倒就能挣钱。但任正非却始终坚持自研芯片，甚至一直投入资金研发被当作备胎的鸿蒙手机系统。

他在当时就意识到，进入终端业务，分割国外企业利润，华为必有一战。他甚至提前设想极端环境：国外企业停止供应零部件。因此有了华为备胎计划。 

2010年，针对一直不挣钱的华为手机业务，任正非召开研讨会，提出手机业务转型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高端自主品牌，甚至不惜与运营商终止合作。

这一决策意味着华为数十亿的损失。 要打狠仗，需要找一个狠人，曾经率领研发部门在欧洲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的余承东，被紧急召回国内。 此时，距离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爆发还有一年。留给华为的时间，不多了。

       

余承东

 2011年，华为推出第一款高端手机Ascend P1。站在今天回头望，从研发到发布再到售后，几乎都是一场大型翻车现场。 作为技术人员出身，余承东将所有追求都放在手机性能上，导致工业设计极其失败，以至于当余承东首次看到P1样机时，脱口而出：“这TM什么玩意？” 

一机不成，紧随其后，华为推出Ascend D，设计上去一点，但功能又跟不上 。首次使用的华为自主研发芯片海思，导致手机发热严重、使用卡顿。 

据传，任正非在开总结分析会时，当着所有高管的面，将这款手机狠狠摔在地上。 到了2012年，同期进入市场的小米已经拿下千万销量，而华为还维持在100万台的基础水平。

当年华为年终奖120亿元，余承东没有得到一分。 在带领团队前往广州白水寨瀑布团建后，他在微博上写下这样感慨的话： “号称落差最大的瀑布，爬山很吃力，再到山顶的天池，则一片平静。人生、事业也是如此吧？”

       

华为P1

 芯片，是华为手机的致命伤。业绩受损的时候，余承东也曾考虑过使用别家芯片，但被任正非一口否决。 痛定思痛，2012年，余承东开始筹备华为新机P6。他一改此前偏工业风的设计方案，而选用“美”作为与用户沟通的桥梁。

 这一次余承东更加重视研发。投入近千人，数百名工程师长期驻扎在供应商工厂，把控工艺和质量。一个简单的金属后盖，为保质量，整整调制100万片，才投入量产。 

同时，华为的硬骨头芯片，也有突破性进展。不计成本的投入，数千位工程师在华为上海研究所拼命的奋战，诞生了麒麟芯片。 一个小故事侧面展现了造芯的困难。

在上海本地论坛上，有这样一条求助帖：“浦东新金桥的房子能买吗？听说以前是火葬场？” 一位网友回复到：“旁边就是华为，上班如上坟，加班晚的很，楼主不会是最后一个下班的，怕啥？”

即便如此，足足两年的时间，2013年，搭载全新麒麟910芯片的华为P6 S 手机问世，才开始打开市场。 

随后的时间，针对三星屏幕、苹果生态、安卓系统的封锁，华为也开始逐步建立自己的护城河：鸿蒙系统备胎一夜转正，折叠屏手机率先进入市场，麒麟芯片比肩高通和苹果A系列，华为创造性地在手机摄影上研发soc芯片，达成100倍光学变焦、率先推出5G确立领先优势……

        

麒麟990 5G芯片

对人才的无限尊重，始终如一的奋斗精神，不惜血本投入研发的勇气，铸就了从被嘲笑到成为市场巨头的辉煌。 而这背后，是多少中国人的付出和血汗，如今已经无法考量。

留在历史尘埃里的，是那些曾经奋斗过的人—— 2014年，华为海思42岁的无线芯片开发部部长王劲突发昏迷猝死。2017年，华为36岁海外工程师齐智勇死亡，连续22个月没有休过假。 

也对应了2018年，从监狱回到家人身边被软禁的孟晚舟，在朋友圈里发的那张图：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

从1987年到2020年，33年间，从一无所有到世界第一，华为的成长经历，代表了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波澜壮阔的发展过程。 

很大程度上，华为也成为中国民营企业教科书式的存在。 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掌握所有技术，即便是苹果也无法做到。但在那些决定性的关键技术上，美国仍旧保持领先。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利用四十余年的时间，疯狂追赶。

即便仍旧有差距，但这种差距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当我们卯足劲实现一点点超越时，迎来的不会是别人兴奋的掌声，而是无情地打压。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强权来封杀一家企业的经营。

人们应该看清楚，华为的宿命，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宿命。

 当下时代的战争，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武器的比拼上，而是在科技、经济，甚至文化上。

 华为背后，是关乎未来二三十年科技、经济发展的钥匙。美国企业高通凭借一颗高通骁龙芯片，和一系列在通信制式上的专利权，就能获得千亿美元的市值。 微软、思科、IBM、谷歌等诸多美国科技公司，凭借先进的技术每年拿下巨额盈利。

这才是发达国家的终极武器。他们不能也不会让这些利益受损。

因此当华为突破了5G技术，在特定领域取得领先时，遭受到的打击是无情的： 2019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开始对华为实施出口管制。

今年5月，制裁升级，所有使用美国技术的厂家，都不得向华为出售产品。 如果制裁一旦落地，这不仅意味着大量美国零部件无法使用，同时承担芯片制造的中国台湾企业台积电，也将不能再与华为合作，麒麟系列芯片，则无法生产。 

这不仅仅是一家华为公司的损失，也是对所有华为供应商的巨大打击。 而如今，中国相关上下游产业链，距离国际领先水平，差距仍比较大。仅从芯片制造讲，台积电目前技术已经达到5纳米，而国内的企业中芯国际刚刚进展到14纳米，差了将近3代。

中芯国际

科学、技术、企业经营无国界，而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有国籍。很多中国人决定无条件支持华为，原因也并不复杂：我们可能不懂通信CDMA制式、5G、芯片、企业管理系统。

但我们知道，华为的今天，代表着我们中国民营企业近33年的努力。其中凝结着无数中国人的血汗、心酸、委屈的泪水，甚至青春与生命。

       

2019年，华为轮值CEO郭平宣布起诉美国政府。

2019年，美国制裁华为时，极少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任正非，接受了诸多媒体的访问，谈中美关系，华为发展，手机业务，芯片以及运营商业务。

 他仍旧呼吁大家向美国学习：“先进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不好的东西还是要摒弃。” 他也呼吁重视基础教育，重视对科研人员的培养，教育要从农村抓起……

记者提问：“您说的这些，作为企业家您似乎什么都做不了，您为什么要操一份闲心呢？” 任正非不假思索地说：“爱国啊，希望这个国家繁荣富强，不要再被人欺负了。”

同时对美国的震慑，他也给到了相应的回应： 

“他们以为现在还是架起几门炮，就能恐吓一个国家的时代，他误判了；以为抓了我们家一个人就摧毁我们的意志，这个他也误判了。” 

寥寥几语，这个18万华为员工的创始人，还是保持了极其宏大的视野和格局。 

但当记者问到：“您多久没有见到孟晚舟了？”这个75岁的老人那一刻眼神有些游离。 左右看了一下，空气沉默了近5秒后，任正非颇为心酸地说到：

“不知道，应该是很长吧。”

“很长吧。”22年前，在《华为基本法》里，第七条这样写道： 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公司的发展为所在社区作出贡献。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 

回过头来看，任正非只做到了前半部分。他也没想到，最后一句话，他竟然无法做到……

部分参考资料： 

1、吴春波：《华为基本法的前世今生》

2、刘平：《华为往事》

3、BBC纪录片：《华为是谁？》

4、央视面对面：《专访任正非：胜利一定属于华为》

5、田涛、吴春波：《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6、饭统戴老板：《一曲无声的赞歌》、《华为手机往事：一个硬核直男的崛起故事》

7、程东升、刘丽丽：《华为三十年》

图片来源：网络、视觉中国

任正非和华为，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国人当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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