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在家门口“下乡”

山水

1969年1月27日，经过了半年多的漫长等待，我们镇上所有吃商品粮的66、67、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终于接到通知，晚上和家长一起到公社开会。其实，会上主要是宣读一份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名单。至此，我们的命运终于尘埃落定：大家都去当农民。幸运的是，我和启发、云芳，还有一个堂姐都落实在下街大队。这就是说，我们都在家门口“下乡”。而另一个住在我们家的同学因下街大队不肯接收，当晚未宣布去向。后来被落实到离集镇六七里路的一个大队。
第二天，我们家就成了信息中心。一早，本是下街大队的堂哥元放来告知，说堂姐美英落实在蚕桑组。这是干活相对较轻巧、收入却较高的副业生产队，我们都为她高兴。早饭后，云芳兄又来告知最新消息。说下街大队昨晚召开各生产队长会议，讨论落实知识青年插队问题。我和启发及他都到下方底村的三个生产队。后来堂哥又来介绍下方底三个生产队的情况，说这三个队无论评工分、收入等都比王村几个队好。当时父亲正好在家，听了这些信息，我们全家都很欣慰。
2月8日一大早公社就发来通知，要全体知青8点正到公社参加“热烈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大会”。云芳兄到得最迟，到时都9点多了。据说是很不愿意来，后来还是在父母的逼迫下，不得已才来的。大会上，公社给已落户知青赠送了红色塑封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瓷质的毛主席像章一枚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等。会后，敲锣打鼓放鞭炮，把我们送到下街大队，倒是十分热闹。
我们落户的三个生产队，其实是同一个村，离集镇尽头有一小段路，离江边也不远。村子不大，只有三四十户人家。村里读书人不多，几乎没有大学生，甚至很少读到高中毕业的。村名叫“下方底”，虽很老土，却起得颇艺术，也很名副其实：从街上一直往下走到底的一个村，而村里的大姓“方”嵌在两个方位词之间——村里另有几户姓张和姓钱的。
小村其实很美，村里村外都种有好多树，还有大大小小好几口池塘。整个村子绿树环抱，碧水缭绕。小村既有田又有地。地里一般都种菜，镇上居民每天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靠这个村的村民们提供。镇上葱的销量很大，村里就有老者长年种葱卖。但是村里很穷，虽然有几幢楼房，却是破旧的。有几户居然就住在稻草盖顶的“茅草铺”。村里还有两名常年在外要饭的乞丐户。有两名参加工作时因罹患矽肺病退在家的中年汉子，因每月有生活费可领，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从此，我们便成了这个村的农民，只要生产队里干活，我们和他们一起干，收获季节除了分给稻谷、小麦等粮食，也分给我们玉米、花生、甘蔗、菱角等等，我们家里这时会很高兴，因为这些东西以前都要花钱到街上买的。他们给我们评工分的底分，每次出工记上工分，然后到年底统计我们实际做的工分数，按分值折算成金额，扣除已分的实物，跟我们结算，发给结余的少得可怜的现金。我们也分得可以种菜的自留地，种些家里需要又容易种的农作物。
其实，我们是到他们饭碗里去争饭吃。而他们饭碗里的饭并不多，或者说他们自己都吃不饱。

不过，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下乡也能帮助农民做一些他们不能做的事。当时，恰逢农村通电、通广播，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便是装电灯、装广播。这方面，云芳兄是行家里手，因为他是正宗的名牌中学——金华一中的高中毕业生，而且是理科成绩特好的高材生。所以，我们两兄弟只有当下手的份。不过，接下来的第二项工作，却是我一显身手的时候。那就是在墙上写标语。因为我在学校里就喜欢学写美术字、画画，离开学校到下乡前这段时间，更是写得勤，画得勤，画过多次毛主席在各个时期的光辉形象。这是我的特长。所以，干这项工作时，我俨然成了上手。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之时，墙上的标语写的都是政治性很强的口号。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还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等等，另外，还写了不少毛主席当时发表的“最新指示”。更绝的是，我还不知天高地厚地用油画颜料在墙上画毛主席头像，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此事现在想起来其实还有点后怕，幸好当时画得像，革命群众还认可。不然那时候给你戴上一顶“侮辱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帽子是很容易的事。与此同时，我还热衷于写新闻报道，为县广播站、省广播电台、金华日报和浙江日报投稿，使下街大队常常广播有声、报上有名。这也使我的精神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开幕。这在当年可是件大事。兰溪城里第二天就举行庆祝大会和群众游行。我们镇上也有大动作：两个大一点的单位——供销社和建木社各搭了一个比较有档次的彩色牌楼，晚上彩灯闪烁，很是喜气。进驻大队的工宣队负责人建议将“王氏家庙”前的青石牌坊（老家人称“牌楼”）也装扮一番，以示庆祝。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我们三人身上。
我们花了两天时间，让原来破旧的青石牌楼在九大闭幕时变得焕然一新。牌楼顶上正中挂上装有镜框的毛主席像，两边为马、恩、列、斯像，主席像下方是一个“忠”字和三朵向日葵，再下面是九颗立体的红五角星，寓意党的九大。红五星下面是横幅，上面用美术字写着：“热烈庆祝党的九大胜利闭幕”。此牌楼甫一亮相，即受到了众人的交口称赞，誉其为“真牌楼”。这可能是因为这个破牌楼多少年来才第一次穿上新装的缘故吧。
我在这方面的特长，一时在整条街上都有了名气。镇上的农机站、染坊（属手工业系统集体企业）也来请我写革命标语、毛主席语录。上街大队的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去世，大队要开追悼会，也找我画遗像。而且还付我报酬。
与此同时，正是大家都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忠心的时候，大家都要诚心诚意地制作各种各样的“忠字牌”。这对那些握惯了锄头柄的农民来说，自然是件难事。于是，我成了大家寻求帮助的目标。用纸板、彩色纸、毛主席像章，通过绘画、剪纸、粘贴等方式手工制作了上百块“忠字牌”。

第二年，杭州钢铁厂到镇上来招工。云芳兄捷足先登，跳出农门，成了工人阶级一分子。是金子总会发光，他从普通的炉前工做起，后来一直做到杭钢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启发兄得一初中老师的举荐，到本区另一个公社的初中去当代课教师。这一去，一直待到1980年知青全部上调。这样，我就成了三人中的惟一坚守者。
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表现，大队主要干部特别是党支部书记方松华觉得大队很需要我这样的知识青年帮助他们做一些文字上的工作。于是，后来我简直成了支书助理，用现在的话说成了一名“村官”。大队党支部开会我要参加。给大家读文件、读报纸，作会议记录。全大队开大会，我要做会务工作，从写报告到写宣传张贴的标语，布置会场。公社开大会，也要我写汇报材料、发言稿。而我自己又喜欢写新闻报道，广播里、报纸上经常有我写的新闻报道。
那时，各级都很重视新闻报道工作。大队就让我组建大队报道组。后来，我又被吸收参加公社报道组和区报道组。当时，因写报道经常联系的有公社团委书记（我的小娘舅）童庆华和落户在另一大队的上海女知青柳艳芬，他们经常找到我家里来。童后来先后担任女埠区委书记、市水利局长等职。柳后来也上过大学，80年代曾任兰溪市副市长、政协主席。
参加公社报道组后，事情更多了。公社党委书记曾抽调我和另一位有美术特长的知青到公社搞大批判试点的一个大队去出大批判专栏。还有一位病休在家的老干部，指名要我去帮助他出一期大批判专栏。这是一位在邻县当过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在我们家乡颇有名气的老干部，因排泄系统患病，医生给开了一个口子，另排粪便，所以一天到晚随身挂着一个袋子。他这种病休不忘大批判的精神在当时理所当然是受到正面肯定的革命行动。
当年，小镇上有一帮爱好婺剧的文艺青年，公社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可能是因为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而要我也参加。文宣队除了演婺剧版的《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还要自己创作革命小戏。所以，我曾经创作剧本，做过编剧；也曾设计制作小戏的舞台布景，做过舞美；还在透明纸上写唱词，自制幻灯放映机在演出时播放，做过“放映员”。我们这个文宣队，曾多次参加区里、县里的会演，也曾多次获奖。
与此同时，又让我接手大队电工的工作，负责电灯的安装维修、电费的收缴。我因此上过高高的电杆装电线，进过许多人家的住宅装电灯。
那时，有这样的规定，凡为大队、公社干事，都记公务分。结果，一年下来，我的公务分仅次于大队党支书，为全大队第二高。

虽然如此，但我也干过不少农活。可以说，田间地头包括水上的“十八般武艺”都操练过。其中有犁、耙、耕、耖等正劳力、老把式干的活，插秧、割稻等“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还有踩着水车的轱辘头汲水。挑担，是干得最多的活。村里各家各户猪栏里清理出来的“栏粪”，要挑到田里做基肥；收割下来后经过脱粒工序的稻谷要从田里挑到村口的晒场上。最让我难忘的是到离村有十多里路的化肥厂去挑氨水，时值盛夏季节，头顶烈日赤着脚。一路抛洒汗水，走到后来真是步步艰难。还有一项在水塘里干的活，也让我至今难忘。这就是“罱塘泥”——人站在竹排上用一种叫“罱”的工具把淤积在塘底的塘泥捞上来，放入竹排旁边的大木桶里。这项高难度的活，一开始，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捞上塘泥后，一个晃荡，人便落入水中了。
作为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我的表现应该是不错的，所以，两年后，我加入了共青团。但有一年公社召集各大队的头头讨论推荐上大学时，却还是因为出身问题通不过。

尽管公务分加上干农活的工分我每年的总分不比别人少，但由于分值很低，别说成家立业，就是生活自立也困难。那时，虽然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批判“一把锄头两股劲”，但农村里头脑活络一点的人，都会想办法搞一点副业，以增加收入，比如养蜂、做手艺，农闲时外出做生意。我那位本家族叔，虽然头上还戴着一顶莫须有罪名的帽子，也不甘心就靠参加生产队劳动过贫困的生活。他早就开始自己养蜂。想必是养蜂收入不错，所以他劝我们跟他学养蜂。于是，每年春天，我们也经历过转运蜂群赴各地赶花期的辛苦，收获时，也享受过摇蜂蜜、刮蜂王浆的快乐。当然那时运输条件不好，蜂群走得并不远。最远的一次记得是到本县西部畲族聚居的水亭，那里离老家约四五十里路，我们兄弟俩硬是用一辆双轮车拉着满满的蜂箱完成了蜂群的迁徙。除此之外，我还在家里搞过“来料加工”，买来铅丝，编扎笊篱、火笼（烘篮）盖。当时，农村的生活用具正进步到用铅丝笊篱代替传统的竹篾编织的笊篱，火笼（烘篮）由无盖使用变为加盖使用。所以，这两样产品颇有销路。还有朋友善于开发我的特长，约我一起设计、刻印各种刺绣花样出售，这也是看准了当时几乎家家户户办喜事都要做手工刺绣品的需要；也有做木工、会油漆的朋友约我和他一起到请他做家具的人家上工，为他做的新床上漆、画漆画。这些活计既切合我的兴趣爱好，又让我轻松地挣了钱，我当时很享受这种成功的乐趣。
我就这样几乎半脱产地干着，直至1974年11月，调离农村。那是11月16日下午，先是公社秘书方瑞琨口头通知我，尔后，公社干部毛舜文交给我一张书面通知。我激动地到大队办公室注销了农业户口。第二天，即和同批调离农村的俊良和胞弟启俊等人到设在黄店的女埠区粮管所办户口迁移手续。第三天又去县知青办咨询退回知青经济物资事项。一位姓李的同志答复我们说，按地区文件规定，分期退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