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重走西迁路:浙江大学西迁后代纪念文集》终于问世了!感谢编委陈天来教授第一时间寄来此书,我马上一口气浏览一遍,再回过头来一篇篇细细品味,非常兴奋!</h3> <h3>2009年6月,应湄潭政府邀请,我去湄潭参加浙大西迁办学70周年纪念活动,感受震撼。从此开始了浙大西迁校史史料整理与研究。</h3> <h3>真有许多话要说,那就先从2017年11月11日杭州灵峰山庄的西迁后代合影开始说起。</h3> <h3>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是由陈天来教授策划编导的。我们大家积极配合,一切听从陈导指挥。他娴熟的手势被我手机抓拍到了😊。</h3> <h3>接下来,我们后代们一起参加由贵州湄潭县委、县政府主办、黄正义主任主持的湄潭•西迁后代座谈会。</h3><h3><br></h3><h3>我与黄主任同为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的特聘研究员,我们交流的话题当然是浙大校史研究,特别是西迁历史研究。</h3> <h3>湄潭人工作细致,让各位西迁后代填写信息表,介绍其前辈西迁时与浙大和湄潭的关系。</h3> <h3>我们“西迁后代”微信群主朱荫湄教授第一个发言。</h3> <h3>一天的交流,一天的回忆,大家意犹未尽。</h3> <h3>为了更好地回味座谈会的所见所闻,我编辑出有关浙大西迁史料研究的“美篇”十多篇。</h3> <h3>“西迁后代”群主朱荫湄教授与湄潭康局长、张宪忠老师看望95岁高龄的三姑母钱熙。</h3> <h3>一年之后,经过西迁后代群的精心准备,陈天来教授策划组织了西迁后代寻访团。临出发前,我因家中有事,不能随团寻访,只好先去杭州向陈管家请假。</h3> <h3>在杭州,终于见到了陆金福老人。其父陆翔伯是祖父钱宝琮的好友,其兄陆宗城是家父钱克仁的好友。</h3> <h3>西迁寻访团在王宽福团长和陈天来管家的领导、安排下,沿着当年浙大西迁路线,一路前行……</h3> <h3>毕竟已是上了年纪的人,陈管家一路比较辛劳。我敬佩他这么多年为我们西迁后代的无私奉献!</h3><h3><br></h3><h3>就是这次寻访之旅,后代们对西迁校史兴趣大增,对前辈的敬仰油然而生。编辑一本文集成为了大家的共识。</h3> <h3>下面回到主题,说说这本文集。文集收集了西迁后代编写的寻访、纪念和回忆文章51篇。内容极为丰富,共计37万多字,且图文并茂。其中不乏新发现的史料,或史料查询线索。</h3><h3>有一半多文章,我已在“西迁后代”群里拜读过,有的还应作者之邀参与修订。但这次重新再读,印象更深。</h3><h3>要感谢文集的执行主编王宽福老师。我深知编书的艰难。为了出书,主编会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意想不到的困难与问题。只有抱定“出来就是胜利”的信念,才能继续向前。</h3><h3>文集现在终于出来了,大家欢喜,留点遗憾也无妨。<br></h3> <h3>新收录的来自北京、海外等地西迁后代的忆文,使文集增光添彩。</h3><h3><br></h3><h3>周志成之女周茵老师在《父亲在遵湄时期的浙大》提到的其父身前写下的《难忘的六年》,是一篇西迁亲历者的光荣历史,是浙大西迁贵州办学的真实回忆。如果十年前,能拜读此文,我为浙大档案馆执笔编写的《解放前浙江大学学生运动史》一定会加以引用。</h3><h3><br></h3><h3>周茵在《父亲在遵湄时期的浙大》还描写了浙大教学的一段细节,提到了祖父:</h3><h3><br></h3><h3>校方给先到的新生上补习课,教室同宿舍也是简陋的草棚,而教学质量却是一流的。如钱宝琮教“极大与极小”,父亲在中学学过代数和几何,却不知道可用它来解决极大、极小问题。钱先生既用代数算,又用几何证,融会贯通,使父亲顿开茅塞。</h3> <h3>这是我多年前访谈著名校友杨竹亭老师的博客记录。杨老师对浙大教授们的极为严格教学风格大加称赞。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引用竺校长的:“我们浙大可以没有学生,但不能没有教授和学术研究”那句话。</h3> <h3>黄永平《追寻父辈——浙大西迁足迹的感悟》,展现了黄秉维、王爱云夫妇的浙大情深。</h3> <h3>竺可桢日记里有许多黄秉维、王爱云浙大活动的记载。王爱云品学兼优。她1940年史地系本科毕业,成绩极为优秀。</h3> <h3>涂海燕《西迁前后父亲的几次人生抉择》,告诉我们其父涂长望任教浙大三年的辉煌经历。涂海燕老师说:“我的父亲涂长望,在浙大只工作了三年,贡献有限,远不及那些从杭州便追随、辅佐竺校长办学的元老们。”那是客气话。涂先生对浙大的贡献是载入历史的,他与竺可桢共同开创的浙大气象学科世界有名!</h3> <h3>图为2019年,我和洪一新表哥在北京参加全国气象科技史研讨会时与涂长望之女涂多彬、涂海燕及湄潭人大原副主任何琦老师合影。</h3> <h3>李君平《我的父母在浙大西迁的二三事》是我看到的较为详细的有关浙大校医李天助先生的介绍。</h3> <h3>这是我从中国历史档案馆查看到的有关李天助医生的一纸档案。</h3><h3>我还不知道李天助医生与我们家人西迁时期有何交往,相信李医生一定与我家有着良好的关系。1974年1月,我家收到了李医生发来的悼念祖父钱宝琮去世的唁电。已泛了黄的电文稿纸见证了两家浙大人的友谊。</h3> <h3>严欣澂《父亲的浙大路、浙大情》讲述的是严文兴教授的历史故事,对我们后代鲜为人知。而97岁高龄的严老于2006年重返湄潭,旧地重游,并写下“六十年重来浙大原址至感兴奋”更让我们惊叹!</h3> <h3>有关严老的故事,我还可以多说几句。</h3><h3>十多年前,我常去杭州求是村。一新表哥鼓励我去采访百岁老人严教授,并预先约定了时间。我最初是很有疑虑,怕打扰他,又怕访谈效果不好。</h3><h3><br></h3><h3>访谈结果非常意外。我们与老人一见如故,交谈没有“代沟”。交流话题广泛、深入。</h3> <h3>文集的文章都有特色,最让我感动的是余蕙波写的《我的父母亲》。我是含着眼泪读完的。其父余建彬,其母曹萱龄均同为浙大西迁时期学生。遵义见证了他们俩的婚礼,竺可桢与汤元吉是他们的征婚人。</h3><h3><br></h3><h3>由于之后政局的变化,他们俩只是短暂的相聚,便天各一方。虽然二人在事业上均有建树,但思念之情无时或息。余蕙波写道:“1988年,两岸解禁,爸爸终于回来了。他在妈妈的墓前长久凝立,泪流满面,久久不愿离去,使我想到妈妈生前曾对我说过的话:’我和你爸爸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一年多一点,但我们的感情却永远不会改变,不会磨灭’ 。1990年爸爸和妈妈一样也患肺癌倒下了,我赶去为他送终,他对我说:’你妈妈是我唯一爱过的人’ ”。</h3><h3><br></h3><h3>太感人了!</h3> <h3>讲不完的西迁事,说不尽的西迁情。</h3><h3><br></h3><h3>我们西迁后代有责任,有义务。我们任重道远。</h3><h3><br></h3><h3>最近,在“西迁后代”群看到了一些老照片,在网上和图书馆、档案馆也发现了一些大家还没有注意到的史料档案,看来我们还可以继续钩沉,继续研究西迁校史……</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