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里的六一

李鑫川

　　今天，在忙碌中带孩子去吃了一份汉堡，就当是给他过节了。看着他毫无表情的吞咽鸡腿，懒洋洋地用薯条挑起一些番茄酱审视一番再口，有滋有味嘬着可乐的时候，我突然有些可悲。

这样的六一能给他留下记忆吗？

这样的六一带给他什么？仅仅就是这一天的那把玩具枪？就这是匆匆完成作业后抽空出来吃一顿许诺已久的汉堡？就是我牵着他的手从熙熙攘攘的小朋友的世界里东张西望里穿过？就是吃饱后摸着肚皮心满意足地打几个带有韵律的饱嗝？就是匆匆忙回家洗脸刷牙读几页书睡觉以便明早能按时起床的窘迫？

实在是无趣的紧。

也许是每个时代都有他特定的步骤吧，也许是没有能给孩子营造那么一个值得记忆终生的六一浪漫吧，也许是从自己的快乐里压榨出几点欢喜吧，也许是已经被孩子们丢在后浪里独自挣扎吧。我不由得对今晚能放下一切陪陪他而感到庆幸，即便什么也没有剩下，至少我在他身边牵着他还愿意让我牵着的手。本想去三千年转转，但竟然堵车了，水泄不通，可见阿图什的家长们和我有一样的思维，在忙也要在这一天和孩子们在一起，风雨无阻。这样一想，又快乐起来。

不由得回想起我小时候那每一年的六一，每一个都深深地印在脑海中，不曾忘记。

那是我的小学，还在90年代，我们从距离好几公里的汪洋沟台出发，那本身就是高山，风景优美，上学下山，放学爬山，一众十几个人，三年级到六年级的都有，大家嘻嘻闹闹，每天中午都不回家，每都带一个馒头，都没有水杯，偶尔捡到一个玻璃瓶就跟捡到宝一样，大家轮流使用，到井里打水，一口馒头一口水，就这们等待放学，到了冬天就轮流把冻得硬邦邦的馒头摁到火炉盖子上，一阵烟雾缭绕，一群人围着火炉就吃完了一顿饭。

转眼间，春暖花开，六一儿童节来了。

每当这个时候，家里就要给我们准备一件白衬衫，一条蓝裤子，一双胶底白球鞋，可能还会准备一顶蓝色的布帽子。那时，小南冲小学就要开始从学生中选拨一批优秀的孩子参加整个黄羊川乡的六一才艺大比拼。

我们学校的传统节目就是“耍花棒”。每人一根1米多长的棒子，上面缠上花花绿绿的彩纸，一头装有一个铜铃铛，一头有长长的红布。一般都是4路纵队，每队40人，花棒握在右手中，左手拿面红绸，腰上勒着红绸，有固定的套路，按照老师的哨子声转换棒法，踏着学校唯一的那面驴皮鼓的鼓点前进后退。那四路棒法我到现在都要记得，都还能耍的虎虎生风。

每一年的六一，整个黄羊川的那条街水泄不通，每个学校都有不同的传统节目，但往往被挤得东倒西歪，队不成队。

只有我们出场时，哨子声里棒子上下左右挥舞，观众们总是退避三舍，唯恐头上吃了棒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的骄傲，认为我们的棒子队是无敌的存在。我一边用力的按节奏舞动花棒，一边在人群中寻找妈妈的踪迹，我知道她来了，有一次，我看见她就站在正对面的人群里热烈地鼓掌，那一刻我的眼泪就莫名其妙的涌满了眼眶。每一次表演结束，妈妈总能找到我，我很奇怪她是怎么做到的，直到我也当了爸爸，我才明白，其实她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我。爸爸经常外出打工，只陪我过过一个六一，他脖子上扛着秀川，等我表演结束就拉着我们一家人去吃凉皮，那时候觉得天底下再也没有比那个更好吃的美味了。其实，我一直还想吃边上的酸辣粉，但没好意思说，至今都觉得还欠着那么一顿。

那时候，只有高年级的同学才有参加表演的机会，我顺利的参加过两届，那时我最羡慕的还是敲鼓，我总觉得自己有敲鼓的天赋，但总是没有被选中，可能是长得不高的缘故。鼓手总是被同班同学崔建国充当，看着他敲鼓的那个牛劲儿，我总是不服气，但他的鸳鸯连环踢能连续踢5脚，我实在不是他的对手，好在那时我学习不错，大家对成绩好的都有一种天然的尊敬，故我们在他们中间游刃有余而从不受欺负，可惜，崔建国已经在多年前触电而故了，现在想来，不由唏嘘。

那时候，太爱惜那套新衣服了，尤其是那双白球鞋，放学爬山回家时都舍不得穿，不少人都提着鞋子走，当时我舅舅比我大好几届，他总是不愿意我光着脚丫子走。不过那股子新鲜劲没几天就过了，大家还是喜欢妈妈做的千层底的布鞋，不怕刺不怕水，穿着它带劲。还记得每次六一结束，一个村的人大大小小上百口都顺着东岭往上爬，我们慢悠悠的跟在大人后面听他们讲一个有一个奇奇怪怪的故事，那么长的一段路，不知不觉就走完了。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那个时候贫穷，但一碗凉皮却是整个美味的回忆，一场表演，足够撑得起一辈子的回忆，几个六一，深深刻刻完完整整的记录了那宝贵的童年，一根花棒，闪烁在脑海里永不褪色。

看着孩子还在一口一口地吃着薯条，番茄酱已经不够了，我赶快又拿来一包撕开让他蘸，可能这个细节会被他记下来，多年后当他为人父的时候会想起来，在他8岁那年的六一，他的爸爸就这样凑合着给了他一个不痛不痒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