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大决战

洞庭散人

要理解当前美国制裁政策出台的根源和中国可能的应对，不能仅仅把这看作只是针对华为一个公司，也远远不是单纯的芯片问题。我们必须从整个中美两国所处的战略格局状态和未来可能变化来看问题，才能获得更全面准确的把握。过去，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基本态度，说好听一点是“韬光养晦”，说难受一点是持小心翼翼、有时甚至忍气吞声、息事宁人的态度。即使有些触及底线的问题，中国在口头上强烈抗议，往往也是泛泛地原则性的，看似声调很高，事实上始终保持很大模糊空间，一旦美国稍有让步甚至仅仅是止步，中国马上就停止抗议。很多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状态，但中国现在外交等正式和非正式场合，政府声调非常强硬，对西方的任何教训绝不再忍气吞声，直接进行反教训，甚至有时还主动去教训一下对方，对此人们一时无法理解、忧心忡忡。遇到美国不断升级冲突时，很多人（不仅是普通人，而且包括智库级的知名人士）心里很自然地会担忧中国现在为什么这样强硬，为何不能像过去一样积极主动地讨好美国，积极地缓和关系，怎么就不能低调一点、谦虚一点，别去惹美国好不好。中国现在当然并不希望与美国对抗，但基本上不去太积极主动地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所持的态度是：如果你要缓和，我们当然积极支持和配合，但如果你要搞对抗，无论想对抗到什么程度都请便。中国不仅不会在原则问题上有任何让步，非原则的问题让不让步也还得多考虑一下价格和商务条款问题。中国不仅不担心美国来找中国麻烦，反过来中国要是高兴或不高兴了，还会主动去找点美国的麻烦刺激下对方。为什么会是这样？中国政府考虑问题的角度，当然与某个普通人，普通学者、媒体人或某个企业是有区别的。很多人只是在泛泛地谈中国整体实力如何，军事实力如何。关注点多在航母、歼20隐身战机、055导弹驱逐舰、电磁炮、运20、轰六K、东风31、东风41、东风21D、东风26、核潜艇等等。这些当然是很重要的改变中美间军事对比的大杀器，但它们都是量的持续积累。真正具有最大战略意义，彻底改变中美间战略格局的，是两个重要事件。一是2016年1月16日10点21分，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机遇窗口已经永久性地关闭了。对于这一点，不仅美国战略家们至今还没反应过来，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也没反应过来。到了2017年，班农还在说遏制中国的窗口期只有5年，如果不加紧行动，等这个窗口期过了也就遏制不了云云。其实这个窗口期在前面这个时间点已经过了，而不是还有5年。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后，中国外交系统说话的腔调完全改变。直到今天，无论中美间关系如何地巨浪滔天，中国一直就没有压低调门的迹象。其原因在于，无论中国武器装备如何发展，过去都在战略上有一个极大的软肋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是可以对中国一剑封喉的——这就是曾经的“马六甲困局”。中国不仅极大比例的国际贸易必须经过这个通道，而且石油需求的56%左右（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0%，其中80%的进口经过马六甲海峡）需要经过这个通道。如果真打起仗来，美国通过新加坡切断这个通道的话，中国石油供应很快就会枯竭。没有石油，再强大的军舰和战机都是一堆废铁。这就是为什么前述时间点是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 只有当你明白美国军方和战略家们从上面这些照片看到的不是美丽和性感，而是背后潜藏的惊天杀气，才会明白为什么自从这些美丽空姐登上永暑礁以后，下面这张照片就成为常态了。

你以后说话给我老实点

2016年7月26日，我在公众号文章“中西方战略格局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一文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永暑礁、渚壁礁、美济礁这三个岛军事价值有多大？只要知道永暑礁机场跑道长度大概有3140多米，并认真搞明白各种位置关系就知道了。其跑道长度大约是十个美国航母艏艉相连一字排列的长度，它是大型国际枢纽机场的跑道长度设计，而不是一个岛屿机场的长度设计。只要中国愿意，可以让这几个岛具备比美国现役全部11个航母战斗群加起来还要大得多的作战能力。第二个重大战略改变的时间点是2019年10月1日。在当天的国庆阅兵上，第一次展示了东风17导弹。中国时不时地就会展示一些新的武器装备，仅仅是再多展出一个新导弹武器并不稀奇。但这个东风17为什么会那么特殊？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钱学森弹道”，俗称水漂弹道的实战型武器。这种弹道的理论原理在20世纪40年代就由钱学森从理论上提出了，但它的实现非常困难。现在实现这个技术突破意味着什么？它带来了两个特别的优势。首先其弹道是不固定的，这样防御起来就非常难，对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近乎于不可能胜任，只有采用电磁炮或激光武器等才有可能。二是因为在大气层外以打水漂的方式拉长在外层空间的时间，使其射程比普通导弹增长很多。这就会使相同射程的导弹重量和燃料大大减少，成本大幅度下降，真可谓是器利价廉。“据说”东风17是在东风16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风16射程为1500公里，而东风17为2500公里，通过末段的打水漂加长了约1000公里。如果在东风21D、东风26基础上加上钱学森弹道技术，射程就可能分别达到3500和7000公里。这会让整个美军在第二岛链上不再有任何安全性，甚至第三岛链上的美军也不再安全。这个导弹正式亮相后，紧接着2017年10月8日美国顶级智库CSIS召集美国5大导弹供货商和美国国防部等军方相关顶级人士进行研讨，得出三个结论：一是美国现有导弹防御系统全面作废，二是美国至少需要5年时间才能开发出同类技术的导弹，三是要开发出可以防御这种导弹的系统，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这就意味着，至少在10年之内，中国的东风17在其射程之内是基本无敌，不可防御的。这就使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相对于其他所有西方国家代差级别的优势武器装备，这是马克沁机枪与燧发枪的代差区别。更重要的是，东风17只是一个开始，既然中国已经掌握了钱学森弹道的技术，那就意味着只要中国愿意，可以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将所有弹道导弹全部升级为具备钱学森弹道的能力，这将使中国军方从导弹技术上拥有完全碾压美军的战略和战术能力。

已经形成战斗力的东风17导弹

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人。中国现在终级的军事上已经有接近绝对的把握“不可胜”（不被敌人战胜），因此也就可以心态相对轻松地“以待敌之可胜”。怎么才能使“敌之可胜”呢？那就是得不断刺激对方心态失衡，这样才会不断做出有偏差的、可被我所利用的决策。所以，别说是对方在挑衅中国的时侯，中国不会轻易让步，对方不挑衅的时侯我们还得找个适当的时机故意刺激它一下，让它跳脚才是。在这种时候怎么可能再像过去一样低声下气、韬光养晦、息事宁人呢？什么时候美国放弃自己是老大，学会与中国平等相处了，什么时候才没必要声音这么大了。所以，虽然现在美国军舰还是时不时在台海和南海哆哆嗦嗦地“自由通过”一下，中国已经越来越不大正眼瞧它了。而在过去一般都要“强烈抗议”，并表示最后将其“警告驱离”，反正驱不驱离它们也是要走的。那么，现在美国本身疫情正严重，而且从2020年3月份罗斯福号航母爆出有士兵受到感染开始，到5月20日美军已经有8636人被确诊，为什么他还要在南海和台湾不断地展示“航行自由”呢？说到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是老话题。大谈台湾问题的媒体和专家也如过江之鲫，对台湾问题未来可能的走向，人们也是议论纷纷。但是，这类讨论大多都只是一些无边无际的猜测。我们只要考虑清楚这么一个问题，就能理解最终的、真正准确的答案是什么：毛泽东当年对未来解决台湾问题是如何设想的？只有搞清楚这个事情，并且有确实证据地搞清楚，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科学的理解。如果认真研究现在还归属台湾实际管理的岛屿，会发现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距离大陆东部沿海非常近的地方，还零星地留有几个现归台湾实际控制的岛屿：除金门、马祖列岛外，还有一个过去极少人关注到的乌邱群岛。另外在南海还有太平岛和东沙群岛由台湾实际控制。太平岛太远了，当年解放军确实是真的没有能力去攻占。东沙群岛距离大陆260至300公里，当年刚解放时，解放军攻打十多公里外的金门岛都不成功，这个距离更别提了。马祖列岛现居民有1万多人，距离大陆20公里-40公里。马祖是马祖文化的圣地，因此保留给台湾可算作是人情。乌邱群岛现属金门管理，距离大陆实际控制的鸬鹚岛只有16公里，却在金门以北120公里。该岛可以说是弹丸之地，只有2.6平方公里，当年的居民最多也只有几百人，现在还常年居住在岛上的也就三四十人。当年解放军海军在打下其他沿海列岛之后，要是真有心拿下乌邱群岛的话，根本不会费吹灰之力。金门距离厦门也就10来公里，如果要想报当年金门战役一个师全军覆灭之仇也不是难事。所以，不去拿下这些岛屿，唯一的解释就是毛泽东故意这么安排的。有人说当年留下金门是为和台湾保持一定的联系。如果只是这样的话，留一个金门也就够了，为什么从北到南留下大大小小五个群岛？理解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就明白了老人家对未来被迫只能军事解决台湾问题时，其战略战术是如何设计的。 很显然，直接去攻打台湾本岛所需要的军力和代价会是极其高昂的。但如果攻占金门、马祖，尤其是乌邱群岛，那就容易太多了。如果要以武逼统，这些零星的岛屿就是最好的抓手。从北到南，马祖列岛、乌邱群岛、金门列岛、东沙群岛、太平岛，这些岛屿可以作为解放军在以武逼统时充分展示武力，同时又代价极小的场所。过去解放军搞军演的时候，常常是非常高调地以攻占台湾本岛为假想目标，搞得炮火连天，导弹横飞，那其实并不是毛泽东设想的战略战术，更大程度只是吓唬对岸台独分子和美国别搞得太过分。但现在解放军在南海以夺占东沙群岛为假想目标，且很低调地搞军事演习，那就说明是在真准备干实事儿了。当然，公开以东沙群岛为假想目标，并不意味着真要干的话第一目标就一定是它。因为东沙群岛相对离台湾较近，离大陆现在虽说不上远，但也说不上很近，并不是最理想的首选。当然，以东沙群岛为假想目标也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它离大陆的距离正好与大陆与台湾的距离差不多，并且还稍多一点。从大陆出发去进行攻占东沙群岛的军事演习，会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可以想象成模拟的攻占台湾本岛，也可以想象成攻占其离岛。如果真要干，从军事上说首选以太平岛和乌邱群岛为最佳。因为太平岛距离台湾太远了，想以台湾本岛为支撑基地进行支援根本不可能。但它却距离中暑礁、仁爱礁、美济礁等已经成为解放军大型军事基地的岛屿都只有200公里以内。这对现在的战机来说，从机场起飞后也就几分钟的事情，太平岛上的台军连跑出营房的时间都没有，台湾本岛只能干看着，无任何支援能力。况且根本就用不着飞机，太平岛不过0.43平方公里的面积，只要在中暑礁上部署1个解放军现役的PHL03火箭炮营，一次齐射就把整个太平岛覆盖光了。台湾曾传出想租给美军在太平岛上建监控站，马上就被美军否决了。他们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大兵跑到解放军火箭炮射程范围内去建监控站？真是把他们当傻子了。另外，真打起来了，就是把太平岛上炸翻天，伤亡也是很有限的。因此就该明白为什么大陆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短短一年左右时间同时吹沙填海建成这几个岛屿时，美国极其着急上火原因何在了？建成这几个岛可谓是一箭双雕之策，即解了马六甲困局之围，又可形成对太平岛围而不打之势。对乌邱群岛，别说是现在的解放军海空军，就是当地民兵和公安开渔船过去解决问题都易如反掌，而且占了以后还可以退出来再还给台湾，可进可退。由此就该明白当年老人家的苦心安排和战略战术设计是何等之精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明知道现在开一两艘军舰在台海和南海“自由航行”，对解放军的实际军事压力已经近乎于零，但却执意要如此。其目的不是展示给解放军看（那怎么也得开一个航母战斗群过来才像样吧），而是极力展示给台独分子看的，表明美国还是会力撑台湾。但是，以上分析是否意味着很快解放军就会采取行动呢？当然不是。对此人们可能还是感觉不过瘾。有人甚至分析把台湾问题解决了，台湾的台积电就成我们的了，那华为7nm和5nm芯片就有人可能生产了。这种想法实在是太荒唐可笑了，解决台湾问题难道就是为给华为解决生产芯片供应吗？台湾问题的解决路径会怎么走，还是总结一下各代领导人是怎么说的：第一代：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第二代：当年刚与美建交，在访美时说：我们现在没有能力进攻台湾，但有能力封锁台湾。第三代：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第四代：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第五代：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拖下去。如果精通解放军战略战术的，就应该知道其最经典的战术是什么：围点打援。有人总在说解决台湾问题关键是如何不让外国势力介入。这种看法有道理但也容易忽视最关键的问题。怎么就不能设想一下就是要引外国势力介入，就是要借这个机会敲打一下外国势力，一切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如果其害怕不介入，问题不也就彻底解决了吗？好了，谈到这里就该止住，再谈就说太多了。如果再说就是提醒一句，外国势力现在跑还来得及，再晚我就不让你跑了。对于此次美国从芯片制造和设计环节限制华为，有人提出应当报复，甚至提出制裁波音等。事实上根本没必要，也不应该。一是他们根本不理解今天中美在信息产业真实力量的对比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二是这些选择的制裁对象并不合适。波音接连经过一波又一波的打击，现在纯属是一个躺在病床上重症病人，问题只是还能熬多长时间。你去报复一个年轻力壮的人还有得一说，去打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垂死病人多少有点不道义。况且在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关系中，波音一方面是最大获益者，同时也是为发展中美关系对美国国会进行游说最卖力的公司。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因为一个完全与其无关的事情去拿躺在病床上垂死的波音去做报复对象。表面看高通是美国芯片业巨头，但它是提供芯片的，而这一次美国商务部打击点是芯片制造业，不是芯片，与高通并无关系。中国要做出什么反制，也得是有利于中国芯片设备行业的发展，而不单纯是一个报复行为。三是现在中国已经没有必要一定得采取一些对等反制措施。两年前刚刚开始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对美方的任何制裁措施，中方即使不是完全对等，起码也得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但中美之间科技战发展到现在，美方的新制裁措施已经完全变成对中方帮大忙，我们千恩万谢都来不及，哪还需要什么反制？中国人已经太习惯于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基础太弱，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有巨大的差距，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为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所以当中国在信息产业很多领域已经具备对美国压倒性优势时，整个社会还处在想象中的美国强者对中国弱者的欺压和霸凌，把中国看成一个受难者、把美国看成一个高高在上的强盗形象。中国的信息产业在不久前的历史上的确是太落后了，落后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亲身经历者，最有发言权。我1984年刚刚从当年的南京邮电学院（现在是南京邮电大学）毕业进入郑州邮电部设计院（当年唯一直属邮电部局级设计单位）时，中国主要的核心通讯还是人工接续为主的状态。当时很多西方国家基本都已经是自动交换。为了与中国电话网匹配，很多国家还专门留了几条人工接续的线路与中国网络联接。电影《手机》里有一段很让人心酸的歌曲“刘三斤”，他的媳妇吕桂花为了给他打长途电话要坐很长时间的车到县城里。当时打一个长途电话可能要两三天时间才能接得通是常事儿。但是，在那个极为落后的时期，中国人却有着充分的乐观和自信。别老是笑话印度，我们当年的乐观、豁达和自信并不比人家印度差多少。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事情，电视上五一节搞劳动竞赛的表彰和表演活动。有一个邮电局的女接线员，居然能够把省城里一万多电话号码全背下来。在进行现场表演获得观众阵阵掌声后，漂亮的女主持人热情洋溢地说该女员工的能力在全球范围无人可及，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勤劳。现场主持人还特地问一个外国观众，这个外国观众真的树起大拇指说太了不起了，他在全球任何地方都没遇到过记忆能力这么强的接线员。我们几个一起看电视的设计院同事只能苦笑，电视里这帮人无知的自信和那个外国朋友的夸奖太令人尴尬了。国外当时已经基本没有接线员，当然没人有这个能力了。看着电视上还那么乐观自豪的主持人和观众，作为电信人，只能深感自卑、自责和苦涩。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在电信技术这个领域，中国不是已经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而是将美国对手基本清理干净了。曾经高不可攀的朗讯、摩托罗拉等美国电信巨头，从20年前就已经开始纷纷破产退出竞争的行列。很抱歉，本人当年就是清理这些美国对手的成千上万中国电信产业人之一。面对被我们亲手杀到尸横遍地的对手，除了外行人难以理解的悲伤和复杂心情，我实在是难以装得像华为那样悲壮，更无法积攒起哪怕一丝一毫普通公众尤其公知们那里还存在的恐慌甚至自卑情绪。到5G时代，美国连参与竞争的选手都没有，还谈什么与中国竞争？任正非曾经对记者说华为的5G远远领先美国，很多中国人可能到今天都根本没反应过来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其实这话说得太矫情了，不仅是华为，整个中国的通讯技术根本就不是领先美国，而是对方已经就没有可比较的对象了。不是100与90相比领先10，而是100与0相比根本就没有什么领先的问题存在。美国在芯片业上的确还有很多历史积累的优势，但很遗憾，川建国同志这次基本上是准备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它全干光了。2019年5月18号美国商务部第一次制裁华为的时候，很多智库机构，包括国家级的智库请我去作分析报告，对美国制裁华为的后续发展进行一些分析判断。我当时认为其中绝大部分芯片很快就可以实现替代，但其中最难的射频芯片部分快则一年，最迟两年之内也可以完成替代。当时很多经济学、金融、国际关系等等领域的学者专家们还认为我太能吹牛了。你们这帮文科领域的大专家们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别说是芯片了，连NPN型与PNP型晶体管区别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居然还胆敢来评判我吹不吹牛。实际情况是射频芯片半年左右就完成替代了。华为的P30中还有几颗美国Skyworks和Qorvo的射频芯片，而到P40就基本把美国所有芯片全替代光了。我本人亲自参与推动过一家做砷化镓和氮化钾射频功放的公司，2020年春节前后产品就获得了实际商用。射频功放又是射频芯片里最难的，尤其氮化镓高功率的射频功放芯片，它不是用在手机，而是用在基站上。这种最难的通讯芯片也拜川建国同志所赐一瞬之间全国产化了。事实上，过去为中国军方提供支持的中电科13所和17所早就在积累相关技术。只不过是以前没有川建国大恩大德的加持，这些技术很难有机会大规模商用到军方以外而已。2014年前后，中国巨型机突飞猛进，连续多年占据TOP500榜首。奥巴马实在着急了，就对巨型机公司禁运INTEL的赛扬芯片。仅仅一年之后，太湖之光从天而降再次登顶，一个过去连业内人都极少知道的申威26010芯片突然间冒出来。如果没有美国的技术封锁，这种芯片技术可能就真的被长期封锁在中国不知哪个研究所里藏在深闺无人知了。 2019年5月18日，华为第一次受到美商务部制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架伤痕累累的飞机。基本上是刚刚好一年后的2020年5月15日，它又飞上天了。其配套的宣传口号还是极具华为特色的矫情：“除了胜利，我们已经无路可走”。太矫情，实在是太矫情了。一个走路都颤颤巍巍的老太太，公然宣称要把一个拳击世界冠军封锁教训一顿，然后这个拳击冠军表演得像真的要被暴打一顿的悲壮，同时还要装模做样地作出一付坚贞不屈、绝不投降的样子。社会公众也真以为川建国倾一国之力在弹压一个公司，后者要遭受一场多么巨大的委屈，实在是太扭曲、太荒唐了。此情此景，与当年看到电视上的主持人与观众为能记住上万电话号码的女接线员自豪和喝彩，同样地让真正的内行人无奈和苦笑。由于狭窄专业的限制和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即使业内专家群体也很少有人能对中国芯片业全貌尤其是其潜力有清晰和全面的了解，所以谁也不敢下结论说中国能在多长时间内完全替代美国芯片制造设备和原材料，更别提普通公众了。那些媒体大V也大多只是站在圈子外很远的地方凭想象在写文章。还有一些人煞有介事地分析说美国布下了一个惊天的阴谋，像星球大战计划拉苏联入局一样，在引诱中国浪费大量研发资源。即使我认为专业性非常高的一些媒体作者，在这个事情上对中国芯片科技实际现状的判断也偏差太远了。很多人可能会问，这样说难道中国真就没有问题，没有差距，都已经领先世界了? 当然问题有，差距也有、而且还很大。并且中国真正的差距所在可能超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在本文下篇里我们会详细谈到一些，此处只说一点最大的差距。不要一提到差距，就只以为限于人才、技术、产品、品牌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真的差距已经很少，即使有也完全不算什么大事了。最大的差距是在观念和理念上：就是认识不清自己的真正实力，认识不清自己该干什么。很多人总认为应该“低调”“谦虚”，“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这个观念大错特错。每一个国家也像每一个人或企业一样，你必须看清和寻求自己在世界上生存和获得价值的空间是什么。获得价值的方式无非是：做相同情要价更低。相同要价做的事情更多。做相同的事情品质更高，从而可以获得更高的要价。做更少的事情品质超高，从而可以获得高得多的要价。    ......谦虚是什么，在当今奉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上，那不是美德而是最大的缺德，那就是要把自己说得“更不值钱”，从而只能以更低要价，付出更多血汗，去从别人那里获得一点可怜的回报。中国已经发展到今天，最需要学会的是如何让自己在世界上“更值钱”。我们最需要学习欧洲和美国的是什么，技术当然是需要的，但已经不是最迫切需要的了。我们最需要学习的是他们如何擅长于让自己更值钱。知道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人总习惯把中国说得更差，总要让中国压低调门，要让中国人更谦虚的公知吗？很简单，他们就是帮着对手来砍价的。适当的降价甚至价格战永远会是商战必要的利器，但今天的中国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就是太容易自贬身价，甚至把“将自己贬得更不值钱”认为是一种美德。提升技术和创新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并不是可以不再受制裁、不再受欺负，而是要让中国人、中国的企业、整个中国的形象变得更值钱、活得更有尊严。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不知道未来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当然不能以川建国同志那样即使干到最差也要说成最好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但是，今天的中国公众对自身科技实力真实强大状态的无知，已经远远超过当年封闭时期对自己落后状态的无知程度了。我们很多人甚至主流媒体都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价值观不同，价值观是什么？不是主义、信仰等等的不同，而是价值判断是什么，什么更有价值，什么价值更低。只要能让自己价值更高，并且让其他人认可自己的价值更高，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是什么重要吗？这么说有人可能会问：难道更有钱就说明一切吗？当然不是这样。其实“更值钱”这个说法并不合适，但如果不这么说大家可能难以理解。中东富豪很有钱，但世界上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他们比西方更有价值。屠呦呦并不是亿万富翁，但我们都认为她价值极大。价值会体现在很多方面，但的确影响最大的就是你的国家企业产品能不能表现得更有价值，让别人花更多钱买还觉得有面子，值这个价。中美两国在争老大，所以两个国家间闹些别扭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美国老是要抓住华为等通信企业无止尽地做文章，就是他们实在受不了中国人卖卖苦力挣点辛苦钱还可以，怎么能做值钱的东西呢？任正非曾说华为的产品比国外公司的价格要高很多，但用户更愿意买。这才是美国最受不了的。受不了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公司的确就是按“我们东西虽然比国外公司产品稍差一些，但价格上便宜更多”。简单说就是东西不值钱，但我们价格更便宜。我们很多文化人也是按这种形象给中国定位的。但我们今天真正要改变的，不是技术上超过国外公司，这种超越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实在是太容易，容易得你都难以想象。但我们对自己不值钱的形象定位、产品定位、做事情的定位却太难以改变，难到无法想象。

目标在“中美科技大决战”里，我谈到了这次中美科技大决战的必然性和历史背景，并且指出它将会使中国科技进步速度加快20年，而这就涉及到对这场决战未来走向的分析预测问题。尼葛洛庞帝曾说过：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因此，讨论如何创造出来的策略远比讨论对未来的预测有意义得多。我们说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会加快20年，并不意味着说一定如此，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做。因此，在这一中篇里，我们需要重点谈的是我们应当如何利用这个历史机遇，如何去做才能实现这一预测。我们其实并不是说要让美国芯片业完全消失，我们也并不希望这样的结果发生。但是，我们必须要建立这样一个目标：就是美国再也没有任何能力拿芯片技术对中国进行任何封锁行为。就像大豆一样，美国可以卖给中国，我们很喜欢。但如果美国不卖，我们也有大量可替代的来源。只要达成了这一点，我们就认为达成了“全歼”的目标。即使在国产化做得并不是很好的汽车领域，中国汽车基本可实现接近100%的国产化，但同时国外的汽车也在中国市场有很高比例的存在。我们希望未来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芯片业还是都存在，但所有芯片只要中国想做没有做不了的，随时都可用上，这就足够了。我们是要全歼其可以进行封锁的能力和压倒性的技术优势，而不是其行业的存在。    以下我们将详细描述以什么样的战略，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达成这一目标。

为什么美国的封锁不可能成功？首先我想分享一下个人早期工作的一个小经历。当我1984年刚从南京邮电学院（现南京邮电大学）毕业时，有很多年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带着当时极为先进的美国HP8565A频谱仪（HP公司的仪器业务后来变成现在的安捷伦）到中国各地去测量雷达和其他电磁信号，以配合卫星地面站和微波站等电信工程的建设。我那时按规定出差是没有资格乘飞机的，人生第一次乘飞机，就是因为要携带这个比人还精贵的设备从北京出发去做中国第一批卫星地面站工程中的一个，是在乌鲁木齐郊区一个叫8所的地方。 好不容易从网上找到了这么个照片，拍照质量虽然很不好，但这是多么熟悉的对数定标显示屏幕，触摸过多少次的特殊旋钮！（在同一个位置上嵌了里外多套旋钮），眼泪都快出来了，就像见到几十年前亲密的故友。现在更先进得多的频谱仪已经轻易可得了，但是这个HP8565A可是当年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严格禁运的产品，它可以很容易测量出几乎任何军用和民用雷达的频点、脉冲宽度、副瓣旁瓣高度等详细参数。当年我的笔记本里有几乎所有中国军方和其他民用行业的雷达参数，尤其是当时使用最多的440、843等雷达，我基本已经背下来，到了工程现场直接调到相应频点仔细测下主瓣高度，其他参数瞟一眼就足够了。当时中国只搞到若干台这个严格禁运的产品，有军用有民用。电讯系统就搞到这一台，在很多年内就是我在使用的。是从什么渠道搞到的？我很清楚，但我就是不说，打死也不能说——总算有个机会可以像华为那样表现一下坚贞不屈、绝不投降的样子。

这是后来更先进8565E系列频谱仪

中国共产党从发展的一开始就是在各种严酷封锁中成长起来的，当年的根据地打破封锁的方法各不同相同，招数实在是太多了。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敌军对藏在山里的游击队封锁食盐等物资，潘冬子居然把食盐融化了倒在棉袄里躲过封锁检查站。有些国家对美国的封锁可能真的无解，但对中国人来说基本就是个笑话。美国的任何措施都是要经过太长时间的论证、听证会、国会辩论、投票.......然后才推出。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哪里是提前能考虑辩论完备的？但只要法案或法律一出台，后面实际执行过程中只要合法就行了，至于是否合情合理和真的有效就基本不在考虑范围内。看看新冠疫情期间的封城就知道美国的所谓封锁是什么了。只说一个即使美国知道了也难以解决的渠道。我有一哥们，我当然也不能说他是谁，知道军方需要一种高精度电子配件，但美国对中国禁运，很难买到。有一次居然发现美国旧货市场有公开销售，他就合法地在美国买下、合法地运回来、然后合法地转卖给军方了。有一次我们一起聚会时他很不解地问我，美国怎么会这样？我说美国只能控制厂家，至于人个物品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再多辩论会、听证会怎么可能想到所有一切泄露渠道。美国旧货市场原子弹都可能买到，况且其他东西。中国人能在美国极力阻挠下，把瓦良格航母从乌克兰那里大摇大摆买回来改成辽宁号航母，你还指望美国人能把放在女士零钱包里就能带走的芯片给封锁住，那不是开玩笑吗？......什嘛？要大批量供货怎么可能用女士包运回来，那当然不是了。前面不是说过，每种物资打破封锁的招数都可能不一样吗？具体每种物资如何打破封锁的招数，我当然不会公开说了。只希望美国别太多白费心思、不如有机会多搭中国发展的便车赚更多钱。只要能把核动力航母保护好，别哪天让人从圣迭哥海军基地大摇大摆买下来出口到中国就可以啦。

战略反攻与防御阶段的本质不同在看了我的“中美科技大决战”之后，有人很诧异，并对中国是否能有那么强的科技实力表示质疑。客观说他们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如果仅仅从现有中国集成电路全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企业实力，尤其人才储备来说，与目标间是有差距，甚至差距相当大的。但我为什么还是认为这场决战将使中国科技进步提前20年，因为反攻和决战阶段的实力变化，与防御阶段是有巨大的本质不同的。战略阶段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双方实力的改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17次提到“统一战线”，所谓统一战线就是以最大可能地增强自身的实力，削弱对手的实力。毛泽东在该文中是从三个层面讨论中国获胜条件的。“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孙子兵法》作战篇五中提到：“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这一点更是充分地体现在解放战争中，这也是解放战争为何更快完成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并通过决战平定大局的原因所在。抗日战争刚完成时，共产党有武器装备不充分的120万军队，国民党有装备精良的800万军队。共产党是用120万军队的人才储备和资源战胜国民党的吗？当然不是，主要是靠国民党输送的人才和武器装备打败国民党的。在防御阶段，你那么弱小，对方只有少数具备很高政治觉悟和远见的人才会加入你。但当转入反攻尤其是决战阶段的时候，双方对比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逆转。胜利的一方已经开始明显表现出未来的希望和前途的代表，不仅是作为俊杰的识时务者会转变阵营加入胜利的一方，各种普通人都会对代表未来的一方心向往之。此时，就要充分地利用这个形势，极大地提升“敌方资源转化率”，从而有效实现“胜敌而益强”。我们当然要大力培养自己的人才，但更要注重大力度地转化对方的人才和其他资源为我所用。如果能够实现“对方的人才就是我们的人才”，“对方的资源就是我们的资源”，还有任何困难和问题存在吗？这个在防御阶段很难大规模实现，而在反攻尤其决战阶段就可以有条件大规模的、甚至全面地实现。中芯国际为什么可以赶上和超越台积电？是大陆的人才实现的吗？当然是，但也当然不是。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来自台积电，现在的领军者梁孟松也来自台积电。中芯国际是靠台积电的力量和资源实现对台积电的追赶和超越。为什么我要写这个系列文章，其核心观点当然是建立在现有大陆集成电路实力基础之上，更是建立在我们已经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阶段的基础之上。我们不仅要认清这个形势，而且要让全世界集成电路人才都认清这个形势，在其公司破产之前赶紧到中国来。当年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士兵叫“起义战士”，打败仗被俘虏后加入解放军的叫“解放战士”。不管起义战士还是解放战士都是解放军，只要加入了解放军，政治地位和待遇都是平等的。有一个解放战士最后成了上将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叫徐惠滋。只不过主动加入解放军可以更早享受成为胜利者的荣耀和喜悦。让全世界所有集成电路人才清楚地知道，中国是全球集成电路一切细分领域的未来，早点加入胜利者的队伍可以早一点更多地分享科技发展史上难得的一场盛宴。可以加入现有的团队，也可以来创业，分享盛宴的空间太多了。这个过程会是一场突变，任何力量都拦不住的。越多人加入中国，中国对世界的吸引力就越强，从而更多人愿意加入进来。全世界的就都是中国的，所以其他一切国家集成电路的优势，就全都是中国的优势。武功里最高的境界，就是吸星大法。只要一过招，你的功力全成我的功力，而你的功力没了，所以你有再高的武功都不是我吸星大法的对手。如何尽快练成吸星大法，才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战略反攻（上）——华为海思之金蝉脱壳，挺进中原这个战略类似当年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反攻开始阶段，陈谢、刘邓、陈粟三路大军呈品字型挺进中原，将战争引向蒋管区，拉开战略反攻的序幕。这次制裁主要是针对华为海思芯片更上游的生产环节。这样，华为在技术上能做出应对的事情就很少了，干着急没办法。但海思有一个很简单的招数可以应对美国的这次制裁——这次只是针对列入实体名单的“Direct Product”，如果海思的业务不再是华为关联企业，也不在实体清单里面不就得了吗？这样它的芯片就完全可以继续由台积电和中芯国际代工生产。例如，先将海思公司股权里华为公司个人的股份剥离出来，归属到两个新成立的与华为公司完全无关的投资公司中，权且称为“A控股”和“B控股”，利用这个机会也可以把华为个人股份按照规范的方法理清楚。A控股是包含海思之外的华为人员个人股份，B控股包含海思内部人员的个人股份。剩下部分股权，其资产包含人员、知识产权、业务等（将鸿蒙操作系统也全装进来）全部出售给与华为完全无关的另外一家公司，我们权且叫它“海芯片公司”。然后A控股和B控股也等比例地转成为海芯片公司的股东。海思先变成一个有大量现金流的空壳，再将华为技术各系统产品的芯片业务通过子公司的海思向母公司并购装进去，大量现金流又进入华为技术。由此，原海思全部业务资源实现金蝉脱壳。当然，如果仅仅是为避开美国制裁这么做似乎有些太费周折了，并且这么做也未必长期可靠。因为实体名单是美国商务部决定的，它可以随时把新的海芯片公司也列入实体名单。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认为值得这么做，只要能避开一定时间、甚至避不开也无所谓。因为这么做并不仅仅是基于避开美国制裁这个理由。1.建立正常的生态环境2019年5月美国第一次制裁华为时，华为宣布要开发鸿蒙操作系统。我当时就写文章指出，从技术上说华为开发这个操作系统不会有任何困难，但它能否成功并不取决于技术能力，而是取决于华为能否成功建立起整个生态。后来华为表示，他们重视并且有能力建立起相应的生态。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企业结构状态下，华为是不可能建立起相应生态的。因为操作系统是底层的平台，华为自己的手机在这个平台上开发应用没问题，但其他手机厂家与华为的手机是竞争关系，怎么可能支持这个平台呢？要想让其他产业生态支持鸿蒙系统，这个系统必须从华为体系中脱离出来。类似的商业案例太多了。当初高通公司为建立整个CDMA的产业生态，它不仅做芯片，而且也做手机和系统。但当CDMA整个技术体系和产品体系成熟后，高通就马上把手机和系统设备业务全部剥离出售，而只专注于做芯片。如果你想在掌握芯片和核心技术的同时，又想做手机和设备，与生态上的其他依靠你芯片的企业竞争，别人怎么可能支持你的CDMA生态平台呢？ INTEL要想长期做CPU，他就绝对不能做PC。INTEL有主板业务，这是为了支持新的CPU芯片成熟，从而为其他主板厂家导入市场趟路和提供成熟方案，其他主板厂家是希望INTEL这么做的。但INTEL严格控制其主板业务市场占有率不超过10%，并且一旦其他主板厂家掌握了支持新CPU的主板产品，INTEL就主动地逐步退出相应市场。海思的芯片和鸿蒙操作系统要想真正成为平台，并且获得其他手机厂家和APP厂家支持，它就必须要让这些业务与华为公司彻底脱离关系，否则，不要去做生态的幻想。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苹果的ios也属于苹果，它怎么就能做起基于它的APP生态呢？苹果是智能手机时代的缔造者，人家乔帮主有这个特权。这不是其他公司可以简单模仿的，除非鸿蒙去成为另一个完全原创产业生态的缔造者。如果海思的业务完全从华为剥离出来，它的芯片和操作系统不仅可以提供给华为，还可以并且不仅可以销售给华为手机等BU，也可以完全放开了销售给VIVO、小米/MI、OPPO、魅族/MEIZU、联想/Lenovo、荣耀/HONOR、一加/Oneplus、努比亚/Nubia、宏达/HTC等，甚至不排除卖给三星、苹果等。2.可能性能不能这么做并不止是一个招数，而是完全取决于华为公司的战略认知和决策。它是否有可能这么做呢？当然是有可能的。最重要的是：这符合华为基本法的精神。华为基本法里宣称“永不进入运营领域”，其实质号称是要用“无依赖的压力”使华为公司长期保持市场竞争力。其实这也是一种矫情的说法，设备商要想进入更多运营商，它自己就不能做运营。当年朗讯前身的贝尔实验室从AT&T中脱出来也是这个道理。无论后来朗讯做得如何，至少这个商业逻辑是正确的。其实这也不是说一点运营都不能介入，作为通讯设备商的NEC曾是李嘉诚和黄电信运营商20%的股东，中国电信上市时通信设备商也曾买过相应的股票以表示支持。但从根本上说，要想在商业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获得良好的发展并做到极致，它就不能去太多介入作为自己下游客户的市场领地去竞争。根据天眼查中的信息，华为海思真正的名称是“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2004年10月成立，其前身是成立于1991年的华为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这里有两个信息需要特别注意到：一是尽管人们习惯性地说“华为海思”，但海思公司法定的名称里并没有核心品牌“华为”的名字。二是华为技术这个公司主体在历史上做任何新业务时，一般习惯性的做法都是建立一个新的事业部，或新的BU去运作的，而不是采用子公司制。海思却从2004年决定大发展时，是以一个全资子公司这种不合惯例的模式来运作，这里面当然是有所考虑的。以上两个特别的信息表明了华为从成立海思的时候起，就对未来其业务有可能会脱离华为有所考虑。如果那样，现在难道不是最佳的时机吗？3. 应对危机的考虑这已经是华为以1年为周期接连两次受到美国制裁了。基本可以肯定，美国未来还可能会有更多制裁措施出台，进行过冬准备是需要的。2000-2002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那次，华为差一点就破产了，最后是通过出售电源业务（安圣电气）给艾默生获得了7.5亿美元的充足现金流渡过难关的。现在华为的业务相对正常，其危机程度远不如那一次，但是提前做些准备是必要的。如果将海思出售，可以简单看下能获得多少现金流。海思的业务情况是保密的，外界并不确切知道。不过有一个侧面透露的信息。2019年11月21日上午，在南京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ICCAD 2019上，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IC设计分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所长魏少军教授给出的数据是842.7亿人民币、2018、2017年分别为503亿、387亿。年增长率2019年2018年分别为68%、30%。 根据中国A股市场2019年半导体上市公司平均市销率为25倍。做刻蚀设备的中微半导体上市报告评估的市销率为9.47倍。

    澜起科技招股书中参考公司的市销率估计在12倍左右。 因此，海思如果进行公司估值，市销率按10来算是相当保守的，这样按2019年销售额来估算就是8427亿人民币。如果我们假设其中30%为华为公司员工个人股份，70%出售给如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牵头的财团，华为就可马上获得约6000亿人民币的现金。当年将安圣电气出售给艾默生后，任正非说是获得了一个过冬的大棉袄。如果将海思出售，华为得到的就是一个大暖房和一大堆棉袄棉被了。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牵头的财团再将海思业务打包上市，以只赚一倍考虑，就可从股市上获得另外6000亿支持集成电路的发展资金。这比一期大基金的5000亿总金额还要多。

战略反攻（下）——芯片设计制造业之瞒天过海2019年5月美国制裁华为时，中芯国际二话没说，马上就主动从美国股票市场退市，先暂时进入了粉单市场，现在传出要在国内股票市场上市。此次美国一宣布再次制裁华为，国家大基金二期和上海集成电路基金马上对中芯国际注资22.5亿美元，狂扩产能。如果前述金蝉脱壳之计可以迅速实施，当中芯国际的7nm工艺量产时，也可以马上为海芯片公司代工而暂时不触及什么问题。这就可以为中芯国际争取到更多发展的时间。当然，那一天迟早会来的，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尽最大可能地提升中芯国际的产能和工艺水平。并不仅仅是中芯国际，需要为海芯片代工的其他芯片制造企业，现在都需要以最快速度提升自身能力了。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消耗资金的过程，如果单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来做，财政负担太重了。而前述金蝉脱壳的奥秘就是通过已有最精锐芯片业务向金融市场释放，在全球范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将国内的、中东的、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等等海量游资充分地吸收过来，成为支持中国集成电路发展的生力军。通过战略反攻，不仅要大量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才，也要将其他地区的资金尽最大可能吸引过来为我所用。

辽沈战役解决的是信心和战术创新从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并获胜，拉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辽沈战役不仅是第一场决战，也是一场树立解放军坚定进行大决战信心的战役。辽沈战役前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实力已经超过卫立煌的国民党军队了。至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已控制了东北97%的土地和86%的人口，有百万大军。而国民党军队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55万人，并且是被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由于部分北宁铁路为东北野战军所控制，长春、沈阳通向山海关内的陆上交通被切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匮乏。虽然如此，东北国民党军队中也有精锐之师，其五个王牌主力中的新1军和新6军都在东北，且都在廖耀湘兵团。他们都是齐装满员的美械装备，其战斗力是非常强悍的。因此在发起锦州战役前林彪信心远没有那么足，发生了很多次反复，最终是在毛泽东不断催促和说服下才最后决心打锦州的。尤其1948年9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一段话最为著名：“你们应当注意：1. 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2. 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3. 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 （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在过去比较左的年代，很多时候简单认为林彪在辽沈战役中对毛泽东阳奉阴违，不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但林彪当年的犹豫和反复绝非一无是处。林彪打仗最擅长的是避实击虚，或绕到敌人背后切断敌人退路，类似巴顿最善长的战术打法，或者避开敌精锐打敌薄弱环节的埋伏。他非常不喜欢打恶仗，因为这样搞不好部队伤亡就太大了。但在决战阶段，必须要面对攻城攻坚的大难题，兵家历来将攻城视为不得已的下策，弄不好就可能会陷入伤亡巨大，却收效甚微的境地。我们不要只站在今天的时代去简单地看待历史，只看到胜利，要知道当年的战争有多么残酷，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是一触即溃的。在解放战争初期，因为解放军缺少攻坚的武器和作战经验，即使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时，也是吃过败仗的。例如在大同集宁战役中，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的解放军以十二万人的绝对优势兵力攻击大同区区2万国民党守军，打了一个多月却久攻不下。后傅作义以围魏救赵的战术攻下集宁，解了大同之围，后来又导致解放军抗战后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张家口失守。东北野战军在四平市攻守上也都吃过白崇禧的亏。辽沈战役前东北野战军在选择首打长春还是锦州之间反复多次摇摆。1948年5月24日对长春发起了进攻，甚至已经占领西郊大房身机场，但到6月中旬又决定改为长期围困。显然，林彪忍受不了攻打有坚固城防大城市过程中的巨大伤亡。在正式决定南下攻打锦州途中，因为得到蒋介石亲自坐阵指挥东进兵团登陆葫芦岛，经塔山增援锦州的情报，林彪又发生犹豫，想回头再去打长春。在这个宏观战略决策过程中，东北野战军在微观的战术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摸索出了大炮上刺刀，即通过大型交通壕将大炮直接拉到距离城墙很近的地方，在攻城发起之前轻易就将城墙快速轰塌的攻城战术。另外还有巷战中的炮兵小分队通过墙破洞的方法，绕过坚固堡垒打穿插等。这些极为有效的攻破城墙和打巷战的方法，使得东野战军在攻城上的战术手段迅速提升，并达到可以说在当时全球陆战攻城水平的巅峰状态。在此之前，打下一个大城市的时间短则几周，长则几个月，在冷兵器时代以年计算的也不稀奇。而从锦州战役开始，攻打数以十万计的精锐部队防守并有坚固城防体系大城市的时间变成按小时计算了。从发起总攻开始到全部占领锦州，只花了31个小时，而攻打天津更是只花了29个小时，并且彻底摆脱了过去攻城中难以避免的巨大伤亡代价。即使和平时期春游，从发起总攻的出发地走到市中心也得近十个小时，由此可见东北野战军在攻城上的战术创新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因此，并不是简单地拥有信心就足够的，还必须依靠真正的技术创新才能将信心变为踏实的现实。正是林彪的极度谨慎，才使得这些解放军基层官兵的战术创新被大量发掘出来并被上升为战略性的技术手段。攻下锦州之后，整个战略格局立即发生巨大的转变。首先是东北局势顷刻之间一边倒，国民党在全东北的势力被封闭合围。1948年10月15日解放锦州，17日困守长春的国民党60军军长曾泽生即率部2.6万人起义，21日长春和平解放。28日，最为精锐的西进廖耀湘兵团（含新1军和新6军）在辽西会战中被全歼，11月2日沈阳解放。至此，全东北解放。辽沈战役不仅使东北野战军的实力瞬间暴增，而且在整体上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各地解放军的士气和信心。即使之前做事极为谨慎的林彪和四野，在此之后可说是摧枯拉朽，剑锋所指，所向披靡，没再有过任何犹豫。在平津战役中以29小时攻下全城，逼得北京的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在渡江之后马不停蹄地将老对手白崇禧的几十万精锐部队，在不到半年之内追杀到全军覆没，一直攻到海南的天涯海角。

终端和通讯设备的绝对优势与薄弱环节终端（手机、电视、电脑、服务器、家电、电脑外设等）和通信设备业（电信设备、数据通信设备等）是中国当前实力最为强大的领域，大多产品已经远远超过任何对手。但即使在这个领域，中国依然是严重缺乏信心的，因为的确也还存在很多核心技术没有掌握，尤其依然强大的Wintel兵团控制着PC领域的核心领地。现在，美国在刚刚宣布制裁华为之后不到两个星期，又把360等一大批人工智能、电脑及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公司列入实体名单。这一次卡脖子的不是芯片，而是美国核心信息科技中最精锐的Wintel兵团已全军来援。我们是否敢于同他作战？这当然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尤其在以往的PC历史时代，事实证明Wintel兵团是近乎于绝对不可战胜的。如果说美国科技竞争力的核心是在芯片和软件，那么Wintel就是其核心竞争力王牌中的王牌，精锐中的精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今天的时代，Wintel兵团依然完全不可战胜。确定一场大决战如何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第一个突破口选在哪里。辽沈战役第一个突破口选在了锦州城。这个突破口的选择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做了很多次的尝试和反复。那么这次高科技领域的辽沈战役第一个正确的突破口在哪里？哪里是终端产品和设备大决战的锦州城？——手机电脑。

中美科技第一场决战的锦州城——手机电脑手机芯片的进化速度远远比PC的CPU更快，因此早就已经超越PC的CPU性能。单纯从运算性能上看，现在的智能手机可以同时又是一部电脑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此，业界早就在预测用手机替代电脑的那一天的到来。2011年，当时的MOTO就推出过一种手机电脑Lapdock。 硅谷创新公司Andromium基于Android平台推出过一款手机电脑产品，以及相应的操作系统。

手机电脑大规模应用的条件手机电脑在技术上并没有太多难题，关键只是用户体验和产业生态问题。智能手机从一出世，就是一个功能黑洞，把其他产品功能和市场不断地吸收进来。收音机、卫星导航、数码相机......但是，由于尺寸上的天然限制，以及必然需要远超出手机的功能配件，智能手机要直接地替代电脑是很难的。键盘和鼠标的人机接口，大屏幕的显示等，这是现有的智能手机无法实现的。但只要通过一系列的简化和重新进行功能设计定位。手机电脑将成为一个全新的、可以充分简化重复成本，并极大增强用户需求满足的产品。要想使手机电脑广泛普及，必须解决如下标准问题：1. 手机与电脑功能件之间的无线联接过去无论是Lapdock还是Andromium，都依赖于USB联线等实现手机与电脑功能配件之间的联接。这种方式做一下演示和少量应用还可以，但大规模普及的话用户是很难接受的。一是联接线很麻烦，二是使用和收起来时必须要插拨，时间长了难免连接出问题。联线一出问题电脑功能就没法用了。这个问题会让普通用户存在风险感。有些应用从技术上看没问题，但真到了实际应用中，用户体验上极小的障碍，就可能导致一个产品或其应用模式的失败。例如，最初在宣传手机的SIM卡时，广告中将这样一个应用场景作为很主要的优点来说，那就是：当用户自己的手机没电时，可以借用一下别人的手机，把自己手机里的SIM取下来，插到别人的手机里去，这样也可以正常用自己的手机号码通话。这从技术上说的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可实际通讯中有几个人真这么去做的？不仅麻烦死了，而且把自己和别人的手机都开盖，拨出SIM卡，这种操作专业人员感觉很简单，但普通用户哪里接受得了这种做法。还不如直接借别人手机用一下，或在大街上过去有很多经营公用电话业务的花点钱打个电话即可。如果必须依赖USB连线，在手机和电脑之间每次使时都要进行插拨才能正常使用，这会让用户体验极大地降低。采用无线方式，虽然还是需要网络上的连接，但对普通用户来说是无感的。手机放在电脑旁自动就连上可以用了，这与原来传统电脑使用习惯相比，至少没有降低用户体验。2. 增值功能从营销的蓝海战略来说，手机电脑并不能仅仅是一个最简单的对电脑的取代，而是要能用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多的功能和用户体验。要实现这一点，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技术上“可以实现手机电脑”，而是要更多考虑实现了手机电脑以后，比现有的“手机+电脑”好在哪里。因此，应当在省掉电脑主板，从而极大节省成本之后，再将省下来的成本极大地增强更多的有用功能。替代充电宝。手机电脑的功能配件中很容易放置大容量电池，从而在不开机情况下可以为手机充电，取代充电宝的功能。这样，手机电脑不仅是取代了电脑，而且还取代了充电宝。手机的海量存储。手机的很大一个问题是内存容量有限，从而很容易在拍照和拍视频过程中把内部存储消耗完了。另外是保存比较麻烦，要往外存里面倒，得借助电脑与手机之间的联接软件，非常麻烦。手机电脑可以在功能配件中提供大量USB接口，从而可以使用U盘直接保存手机里的信息。这会给用户带来巨大的方便。甚至于，因手机电脑功能配件中原有的主板没了，内部会有大量富余的空间，可以设计大量内置U盘接口，将高达10个（甚至更多）扩展U盘接口内置于手机电脑功能配件中，这将是何等的强大？你可以买10个128G的U盘，通过简单打开一个盖板插到内置的U盘接口中，平时就放置在手机电脑的功能配件里，它又是一个保存大量U盘的盒子，同时也避免U盘插在电脑外面影响美观和操作。以此将你原来32G的手机扩展成超过1T存储量，这将是什么概念？而现在128G的U盘普遍不到100元人民币，10个128G的U盘价格不超过1000元。你要想在手机里增加1个T的存储量，那还不得上万元并且还没有哪个厂家现在会提供。这样的功能和体验将会是何等的令人疯狂？而且通过海量的手机电脑外存，如果换手机，不仅手机电脑的功能配件是不用换的，而且可以将用户数据、通讯录等都保存在功能配件的U盘里。手机一换，不用倒腾大量数据，直接实现“即换即用”。换手机时的倒腾数据是最让用户烦心的事情。实现了这一点，用户换手机就可以更频繁了，这将是对手机产业最大的利好之一。触摸屏。原来的电脑因为历史原因，很少采用触摸屏的。但手机电脑应当从一开始就使用触摸屏，这样从一开始就具备替代平板电脑的潜力。3. 丰富的外设接口原来的智能手机是很难提供外设接口的，而通过手机电脑，手机可以支持的外设就与PC完全一样了。HDMI、USB、各种存储卡接口......这样强大的手机电脑，成本和重量都远比“传统手机+传统电脑+平板电脑+充电宝+U盘保存盒”低得多、轻得多，携带方便得多，市场怎么可能不火爆？除了极少量必须要PCIE插槽的研发等目的，家用或办公等大部分市场里，谁还会买传统的桌面或手提电脑？那不是傻子？甚至发展到未来，通过外接PCIE插槽，绝大部分研发用桌面电脑的市场也都可以被取代。

手机电脑成功的意义和战略价值对美国的制裁不能总是被动应付，对方封锁什么，就马上被动地补什么。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声东击西、围魏救赵、避实击虚、侧翼迂回、暗渡陈仓......为什么老祖宗的话我们今天反倒全都忘了，纯粹只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呢？在过去，要想正面与Wintel竞争，无论是攻还是防，都必败无疑。但手机电脑产业影响极为广泛，一旦在该领域的锦州战役获得成功，情况就将完全不同。PC在20世纪70年代不断创新积累，在80年左右正式成形。1971年INTEL公司的年轻工程师特德·霍夫开发成功了第一个4位微处理器芯片4004，为个人电脑的诞生打开了可能的空间。1974年4月，INTEL推出8080。1975年初，MITS电脑公司推出了基于8080芯片的Altair 8800微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PC（个人电脑）。苹果公司1976年4月1日成立。PC一词出现于1978年IBM推出第一部桌上型电脑。此前苹果公司的Apple II已经获得爆炸性的成功。

4004芯片内部线路

PC的出现并不是一日之功，中间出现过很多各种不同探索性的方案。在IBM的8086 PC/AT电脑成功推出之后，PC的基本架构其实就一直没怎么变过，只是中间向下出现手提电脑，向上漫延到服务器领域。在PC出现之后，其全球出货量就一直高速增长，2011年达顶峰，为3.528亿台，但此后一路下滑。至2019年有微弱回升，为2.61亿台，相比最高峰时已经跌去了近1亿台。可以说，原来的PC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进行一场大革命的时候。用手机电脑从总体替代PC从技术和市场需求上说已经完全成熟了，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旦手机电脑全面普及，传统PC销量将更进一步地直线下降。剩下的研发、服务器等所用的PC相对使用者比较专业，可比较容易被其他操作系统平台所取代。一旦如此，Wintel体系的后路就会被完全切断，市场空间就接近于归零。行千里而不畏者，行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直接去攻Wintel兵团是不可能取胜的，但通过手机电脑绕开Wintel兵团的正面阵地和战场，即可避实击虚、侧翼迂回切断其新增市场的后路。因为手机的更新换代速度远比PC快得多，平均手机更换周期仅为不到3年，而电脑的更换周期为5到10年。如果在5G时代全面普及手机电脑，即使它不可能全部替代电脑的市场，但个人和普通办公使用基本可全部替代。只有必须PCIE插槽支持的研发等应用才暂时还必须传统电脑支持，而这些专业领域又相对更为容易采用以Linux为基础的各类操作系统替代掉。Wintel之所以可以牢牢地控制PC领域30多年，最核心的原因并不在于其技术，而在于它周围聚集了太多生态资源。例如大量外设及应用软件的开发等。这些构成了其坚固的护城河和城墙。但如果通过掌控手机电脑，几乎整个IT业的资源都必须要考虑与这个新生态的兼容，因此其具有极为强大的市场统摄力。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无论直接去与微软竞争还是与Android竞争，都是一种极少自我保护的架云梯攻城，伤亡巨大，而可能收效甚微。但如果从全新的手机电脑切入，相当于大炮上刺刀的战术，事半而功倍。打赢此一科技领域的“锦州战役”意义极为重大。它不仅会使中国整体上建立牢不可破的科技实力，而且将极大鼓励中国引领全球科技进步的信心和勇气。很显然，此为千载难逢之重大战略机遇。从技术上说中国也完全具备掌握此领域所有技术。但是，我们却看不清中国做成功此事的希望，原因何在？这是因为手机电脑要做成功必须得有行业标准。

标准及标准组织直到今天，手机电脑是一个还未真正成功的领域。因为它需要全新的产业生态，需要建立全新的技术和行业标准。要成为行业的领导者并不一定是需要最高深的技术，而是需要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早已经深入骨髓，但对中国人来说却还是非常陌生的工作：在一个领域初生阶段就敏感把握，并及时建立标准组织和制定产业标准的自觉。手机电脑的产业标准并不复杂，问题只是没有人来做而已。为什么？因为能做且愿意做这个工作的人基本上都已经被中国企业全干死光了，而中国企业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必须成为领导者来做这些事情。这就是手机电脑从技术上已经完全成熟，甚至熟透了，却迟迟不能大规模普及的根源所在。Wintel是不可能去主动做的，因为这搞不好无异于给自己挖坟墓。国内PC厂商也不可能去做这件事，这也无异于给他们自己挖坟墓。他们不仅不愿做，而且还可能会制造手机电脑在成功道路上必须面对的塔山和黑山两个激烈的阻击战。推动手机电脑主要市场动力是手机、芯片和电脑外围配件等领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可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不是不想做标准，很早就搞过标准战略，但成功的却不多。在3G时代的TD标准推广中，我与李进良等人以非正式的方式做了很多本应由标准组织来做的工作，从中深切体会到中国在标准战略执行中的大量问题。中国往往是一旦开始做标准，就被各种因素搞得一塌糊涂。不是迅速地在国内分成几派恶斗到这个领域和技术方向死掉（如国内地面电视标准），就是自己内部根本搞不清该干什么，把握不准技术方向，直到最后变成莫名其妙的结局（如闪联）。有些我们并未深入研究清楚什么样的技术才是需要制定全新标准的，什么样的技术在什么标准组织中运作更为合适和自然。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标准战略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其实这个事情并不难，只要简单总结一下国外公司是怎么做标准的，事情就非常清楚了。国外有多种模式来操作技术标准：一是市场自由竞争最后统一，这尤其适合技术方向还不是太明朗的领域。先是企业自由组合建立几个产业联盟，然后通过一段时间几个不同技术方向联盟的竞争，最后通过技术竞争不断获得统一。但中国往往是一旦如此地自由竞争，往往是死斗到底，绝不统一。二是通过一定的相对权威的机构发起，行业内所有主要角色一起加入成立一个从事标准或行业发展事务的实验室，以后所有该领域相关技术标准皆由该组织牵头进行。例如美国有线电视的标准组织Cablelab实验室等。三是通过技术创新形成新的标准组织，以后所有相关技术标准进展都在这个标准组织中进行。例如电信领域的ITU，互联网领域的IETF等。四是由头部企业将平台产品或收费，或免费地向产业圈提供，形成事实标准。如微软OS平台，Android OS平台等。五是其他类型。学会标准组织的正确运作方式是极为重要的。例如，标准组织本身并不一定去做所有标准提案和研究的工作，而是可能主要依赖组织成员单位去研究和提出各种标准提案。标准组织最重要的工作是制订标准发展计划，尤其制订时间上的死线（Deadline）。这一点是极为关键的。如果没有时间上的死线，有些成员单位就可能只要自己对标准有不满，就无止尽地拖延标准进程，最后导致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标准组织需要去对各种提案进行测试和研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和讨论。他们可能更多承担的只是一个会议组织者的角色、而不是运动员更不是裁判者的角色。需要不断组织行业和产业论坛等进行标准的市场推广和营销活动。因为我们没有对如何运作标准进行深入和详细的研究，在此情况下盲目搞的标准战略行动当然会很容易变成是外行之极、一塌糊涂的。三流企业做生产，二流企业做技术，一流企业做标准，超一流和世界领导型的企业做标准组织。

如何做标准组织成为科技领导者？做标准和标准组织不能强行地去做，而必须得有革命性技术领域出现的时机，和对时机的准确把握。不能说别人都已经完成了革命性技术创新，相应标准组织、技术和行业标准、产业生产都已经成熟了，你因为知道标准的重要性，就只是在别人已经做好的生态上稍微改改，就硬性地要搞出自己的标准和生态。这不是在做标准，而是在给标准捣乱。新标准尤其国际标准组织的出现一定是顺应重大技术领域革命的需要。如果错过了一场重大领域的技术革命，你不可能再去人为制造标准和标准组织。原有的国际标准组织主要有两个：ITU和IETF，另外还有一个IEEE。但是，在信息技术发展到现在，原有的标准组织的确已经力不从心了。原因在于，ITU过去是从CCITT（国际电话电报委员会）演化来的，专注于电信领域。在过去，电信网络与业务都比较单纯，所以ITU从物理层一直到应用层的标准都去进行定义没有大的困难。但到了互联网时代，应用层发生巨大的革命，远远不是传统电信的基础业务话音和报文所可以覆盖的了。这就是IETF和IEEE角色份量不断加大原因所在。虽然名义上通信的七层协议都可以归ITU管，但他已经越来越专注于物理层了。IETF从一开始就与ITU有所不同，它并不是去做从物理层到应用层的所有工作，而是主要专注于以IP协议为核心的网络层和传输层。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依托于ITU与IEEE（主要定义局域网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由此可见，应用层在互联网时代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过去这个工作主要是计算机行业里的企业在做，一般是采用事实标准的模式。微软、Linux、Android等操作系统提供了应用层的所有功能接口单元。它不是靠标准方式来解决，而是靠驱动程序或插件等来解决。如果不够用了，就再增加一个中间件。计算机有强大的智能和灵活性，所以这样来解决一方面在过去一直能够适应，另一方面微软等做事实标准的企业也乐于这么搞。因为这样会让各种应用的驱动程序和接口数量规模极为庞大，让其他潜在竞争对手望而生畏。开发一个操作系统其实并不难，但你要想让成千上万已经习惯了微软操作系统的外设和应用软件企业去兼容你的操作系统平台，这个是天文数字的工作。但到了今天，这种完全采用事实标准的操作系统平台来解决应用层问题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困难了。物联网会使网络终端类型爆炸性增长，每一种类型又有大量支持的厂家。如果每个终端类型的所有不同厂家都要通过驱动程序去支持，这种海量的需求即使微软也忙不过来，因此各种物联网的操作系统平台就应运而生。但是，建立物联网的操作系统就能解决问题吗？很难很难。这就使物联网想象着很好，但实际推广起来困难重重的原因所在。但凡是通信，就必须要基于标准，如果没有标准，靠操作系统平台的事实标准方式，来支持比计算机时代多几个数量级的应用类型是无法想象的。更重要的是，电信业、互联网、计算机业几个不同的行业存在巨大的理念和行业生态的差异。电信业讲究业务权利的清晰认证、归属和付费等；互联网讲究业务的自由和去中心化；计算机行业只讲究信息本身的格式，信息产权、认证和付费等概念非常弱。在今天，三网已经高度融合，对信息或虚拟资产的产权归属和付费问题越来越大。同时，数字货币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和基础。如何将过去不同领域的特性，以及最新的技术创造进行重新的融合，建立适应未来信息产业的标准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和课题。因此，进入5G和物联网时代，迫切需要一个不同于ITU、IETF和计算机行业事实标准模式的全新国际标准组织，来专注于解决应用层的国际标准问题。中国最有条件做这个工作。这不是我们过去遇到的填补一个产品技术空白，或推动一个企业，而是建立新的国际标准组织的工作。这个我们过去根本没意识到，也根本没认真地想过。现在中国做这个工作的人才积累是足够的。不仅大量国际标准组织中的Editor（标准作者）、Fellow（可成为资深的标准审阅者）和从事标准组织管理的官员有中国人，连ITU的秘书长赵厚麟（他是我过去在郑州邮电部设计院有一年时间的同事，也是南邮的校友）都是中国人。要搞标准组织，不能靠会喊标准战略政治口号的人来搞，得有长期实际做过国际标准组织的人来领导和管理。中国现在并不缺少这样的人才。做国际标准组织就如同建群，谁最初负责建了群，谁就理所当然地是群主。过去国际上的群都是人家欧美国家建立的，我们最初只想着能挤进去，被人家批准成为群员就高兴得不得了。然后抱着争当劳模的心态，给钱的工作做，不给钱的工作也做，最后倒贴钱的工作还做。先做成了群员积极分子，然后做成助理管理员，再然后是副管理员、副群主、最后把人家群主的事情全干完，一不小心搞到原来的群主没事干都快破产光了。群主说你们再让中国这么搞我就不给钱了，然后中国就说你不给钱我给钱。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也是美国不断退群的原因之一所在。我们的本事都已经大到把别人建的群里群主位置都给挤没了，怎么还是会对自己建群没信心呢？现在为什么矛盾这么大？各方有各方的道理。建群也像打天下一样，人家是在一个行业或领域刚出现，大量技术和产业生态都还不清楚的时候，依靠创新和摸索把群建起来了。一旦如此，天下是人家打下来的，他们当然就拥有了很多的特权。什么是科技领导者？别以为你搞的科技最先进就成领导者了，那不是。真正的领导者就是其他人无论做得有多好，你都得首先去向领导汇报工作，并且以能够向领导汇报工作为荣耀，最后所有工作成果都得归属领导建立的群，要这个群批准才有实际意义，否则你搞得科技再好也没用。你要写新的IETF标准，得提前半年把草案文稿上交给IETF的核心审稿人，人家有特权提前半年看这些文稿。提交文稿的作者最后还会为能够被IETF接受成为正式文稿感到无比荣耀。这才叫领导者。中国人的确很早发现科技领导者的特权太好了，就也想要争取这样的权利。但这个特权可不是简单地说想要就能要得到的，你得自己去寻找到机会、自己率先打天下。这不仅是能力问题，而且得有历史性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出现，并且被你及时发现和抓住了。这样你才有机会率先建群。这样的历史机会非常非常地罕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出现一次。你抓住了就抓住了，抓不住就再等几十年吧。如果你不能自己抓住机会率先建群，而只是通过积极劳动，去抢别人建的群里的地位。无论你工作有多么的积极，付出的有多么大的辛苦，你把别人的群主位置给挤没了，还是无法得到他人的尊重。要想得到他人心服口服的尊重，你得发现和找到历史性的重大技术革命机遇自己去建群，并且他人都不得不尊重你建的群、都想加入进来尊重你的领导。如果中国不能实现这样的超越，无论你的技术和产品做得有多好，都还是会被人家看不起。

ITA：三分天下有其一手机电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新产品，而是在物联网时代很有可能成为突破口的新国际标准组织的机会。通过建立国际手机电脑产业协会，而后发展成国际物联网标准协会，再进一步发展成ITA（International Terminal Association）国际终端协会，中国就可成为新一代标准组织的群主。ITU占物理层，欧洲为主导；IETF占网络和传输层，美国为主导；ITA占应用层，中国为主导，三分天下有其一。现在大量应用层的终端企业都在中国，中国最适合主导ITA这个工作。但如果中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自己不知道利用这个重大历史机遇去建新的群，而只是知道去挤占别人建的群，中美科技冲突最终极的根源就永远也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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