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院长（5）

老玩童

焦易

李逢春

共产党

西安

武功

河道

院长

连战

耀县

焦老

《河道贤达录》

-记民国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

程党会

47、创建医院和制药厂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上海的伤兵、病民日益增多。国民政府行政院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与焦商量，拟以国医馆名义在南京创设中医救护医院，朱任院长，焦任董事长。医院开诊后，收容的伤病员多时超过千人。南京沦陷前，焦带医院先遣队至重庆，后设总医院于大梁子，日门诊多时达一千余号，还在郊区建立了18个中医诊疗所。
为解决大后方药品缺乏的困难，他又多方筹集资金20万元在江家巷自家的宅前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家现代化的制药厂--中国制药厂，开办中医医务人员训练班，为战时服务。每天从最高法院办公回来，他都先到药厂巡视一番，在他的督导下，肝素粉、戒烟丸、止咳片、救急水、防疫丹等几十种西制中药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使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均受其益。
为了能为前线的伤员减轻痛苦，1938年身为国民政府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的焦易堂曾在重庆软禁了云南白药创始人曲焕章，并苦口婆心地劝他交出云南白药的配方，以便能为更多的前线伤员服务，但不识大体和不识时务的曲焕章却不愿意交出配方，最后曲焕章忧愤成疾，于1938年8月不幸辞世，终年58岁。 中国制药厂1938年投入生产，厂长是焦易堂的侄孙焦书叶，1939年5月日机开始轰炸重庆，在陈嘉庚等爱国人士的支持下，焦易堂就派副官刘作汉去协助焦书叶把中国制药厂由重庆市区迁到了郊区新桥，从而使制药厂恢复了生产，同年10月又任命刘作汉为中国制药厂的管理科主任，他们将生产的药品全部捐献给抗日前线。焦先生为祖国医学的发展和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也为我们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中医药财富。

48、对蒋失去信心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步步倒退，使焦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逐渐失去信心。1940年9月，他辞去了最高法院院长职务，此后只担任过两年国民政府委员，基本上在南京、西安和武功闲住。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焦易堂对此非常反感。1946年，焦易堂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内战爆发后，焦对时局忧虑不安。1948年，他向到南京受训的前靖国军名将胡景翼的五弟胡景通说：“蒋介石违背中山先生遗训，所作所为，全出一己之私。我看国民党快要完蛋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要成功”。

49、营救革命青年

焦易堂从内心里就很同情共产党，加之他这人乡土观念很浓，又特别支持革命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所以他先后救过很多的革命青年，为共产党挽救下了不少的人才。1938年有三个青年李继唐、薛维亚、史凌云在武功被捕，被押往位于西安的陕西省党部，说他们是共产党，当时担任最高法院院长的焦易堂知道此事后就去省党部说情，说都是些年轻娃娃不懂事呀，最后就把他们三个保释了出来，薛维亚和史凌云是两口子，薛维亚解放后在省农行工作，史凌云是老共产党员史可轩的女儿，解放后在泾阳县政协工作。焦老一直都同情共产党，喜爱进步青年，所以他做了不少营救革命青年的善事，下面我专门说说他营救李逢春的事迹。
李逢春，河道乡河东村李家窑人，1918年出生，小学期间曾就读于焦易堂创立的河道民生小学，后来在西安高级中学上高一时，与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坐同桌，1937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西安，学校普遍停止办学，他就和几个同学一道去了位于泾阳县云阳镇安吴堡的西北青年培训班，参加了为期一周培训。1938年3月到1939年1月去延安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的学习和培训，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共产党。

　　1939-1943在甘肃庆阳的八路军129师385旅770团，先后担任过文化教员、营政教干事、团政治处技术书记等职务。1943底-1946.5在河南人民抗日军第四支队，先后参加了豫西作战和豫东南作战，担任过连指导员和豫西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的教育主任。1946.7部队在中原突围中被困，因病奉命离队回家养病。 1946.8被国民党武功县政府以共党关押，1946.10经叔父李彦芳多方活动而释放，1946.10-1948.8在家养病，闲时与县保警大队沟通。

1948.8去旬邑县土桥镇寻找西府地委，接受了吕剑人书记的指示，回武功开展武功县保警大队的策反工作，1948.9在返回武功途中，途径泾河到达南岸时被山西来的反共武装抓捕，1948.9至1949.2先后被关押在乾县蒋军203师军法处、西安小南门内太岳庙特种刑庭看守所（期间与毛泽东的堂弟毛泽润是狱友）、西安北院门地方法院看守所。

　　李逢春被捕以后，他的七爸李彦芳百般打听都没有找到侄子的下落，最后不得不找河道籍乡党、闲居西安的原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老先生出面帮忙，李逢春才终于在1949年2月获得庭外候审。此事可真是难坏了他的七爸和焦院长，因为李逢春被捕时用的是假名李千生，焦易堂先后找过省政府和西安绥靖公署，最后让他次子焦宗领的同学高佑孚法官详细查阅了案卷才根据案卷上所填写的祖籍和年龄终于找到了李逢春，然后叫高设法先把李转到了西安北院门的地方法院，然后再由高亲自审理李的案子，给李没有按共党嫌犯而是按大烟贩定的案，这才比较容易地把李保释了出来，保释回家后，1949.2-1949.5这段时间内李逢春就正式开展了对武功县保警大队的策反工作。

1949.5.19保警大队400多名官兵在贞元镇铺邑村成功起义，1949.5.20在长宁镇与王震接头，1949.5.21保警大队在县城接受王震大军的整编，改编为武功县人民武装大队，李逢春担任副大队长兼参谋长，1949.5.22成立武功县治安委员会（相当于临时政府），李逢春担任主任（相当于临时县长）。如果没有焦老当年的大力营救，我的性命可能都很难保，更别说为武功的和平解放做出什么贡献了。 1949年11月至1954年7月在咸阳军分区，先后担任支队参谋、文化教员、政治教员、宣传干事、军分区干部文化速成小学教务主任等职，1954-1959转业到耀县供销联社，担任秘书股股长，1959-1961耀县与铜川合并，在铜川市商业局外贸科当科员，还当过住队干部，1962年铜川与耀县重新分家，李又回到耀县供销联社，1962.7因国家精简干部队伍，李逢春退职回到了老家。

　　回到老家后，李逢春先后担任过生产队的保管员、记分员和出纳员等职务。1963年李逢春出任合并了新小村和八王村的河东大队大队长，下半年又抽调到县上去，先后被派往普集街公社南鲜大队和薛固公社仁康大队开展社教运动。文化革命爆发后，李逢春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1967年被河道公社的造反派关押、游街和批斗。

改革开放后平反了以前积攒下来的许多冤假错案，1982年2月19日咸阳军分区也为李逢春做出了享受离休待遇的决定，从1984年元月份开始耀县人民政府正式给李按月发放离休工资，1988年曾写过《回忆焦先生的一件事》，讲述了焦院长救他出狱的详细经过。1992.5耀县供销联社还安排他和其他两位同志去北戴河等地疗养了十天，1992年至1997年耀县供销联社共拖欠了他七八千元的退休金，2005年他正式声明拖欠自己的退休金不要了，请领导不必再为此事烦心了，直到2008年去世，享年91虚岁。

50、故土难离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不少故旧好友先后归顺到人民一边，焦的思想也开始矛盾重重，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五儿子焦尚和也曾多次劝过他父亲焦易堂尽早归顺，但他自己却一直有着不小的思想顾虑，总觉得自己曾担任过革命党的高官，怕共产党不会放过他。 1949年春，解放战争胜利逼近，西安吃紧，国民党要员准备逃跑，四月初焦老回到老家河道，一天下午坐马车来到了河东村李家窑的好友李彦芳家，商讨他的去留问题，正好他曾营救过的李彦芳的大侄子兼养子李逢春也在家，他先问李逢春认识不认识共产党那边的一个陕西籍的老革命人杨明轩，说他和这人交情不错，如果能联系上杨，他就能顺利归顺共产党，李逢春说他没有听过这个人，焦老就说“我看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的江山不稳了，还是你们共产党英明，吸纳了那么多的有用人才，江山迟早是共产党的了。可惜我没有认识的共产党要人，我都这把年纪了，真不想离开老家陕西，一心只想落叶归根呀！”听了焦老的话，李逢春就高兴的说道“您老的主意是对的，你就住在西安或者河道老家吧。”焦老又说“不久西安就要解放了，西安我是不能住下去了，怕胡宗南和陕西省主席董剑他们逼我上飞机去台湾，我不想离开故土呀！再说了我也非常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当年选总统时我投李宗仁了一票而未给他投票，他肯定会记恨我的。”他又说“我也不敢住在老家河道，怕被共产党批斗，听说山西那边对原国民党的人员批斗得很厉害，我都七十多岁的人了，我怕我这把老骨头经受不了批斗了。”

李逢春就说：“您老不用害怕，共产党好像已经宣布过一项政策，就是要保护民选的国大代表的，您老是民选的国大代表，共产党应该会保护你的，你还是留在老家算了。”他再次重申自己没有认识的共产党要人，还是不太放心。这天下午他们一直聊到天快黑了，焦老离开时说“还是让我先去兰州看看情况再做决定吧”。李逢春当时因为自己手头也没有多少权力，不敢保证焦老的绝对安全，就同意他去了兰州。

51、病死台北

去了兰州以后，焦易堂原打算策反和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国民党军一部起义，然后再归顺共产党，但因故未能如愿，后来就去了成都，再后来又去了香港，最后于右任把他叫到台湾去了，被任命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1950年九月，焦易堂因抑郁寡欢而不幸突发急性肠胃出血，十月二十八日晨三时三十分在台北台大医院病逝，终年72虚岁，是年十一月十六日，暂厝于台北市六张犁极乐公墓。他生前著有《释总理钱币革命》《稷山文存》《三民主义与世界大同》《中医各科问答丛书》等著作。

于右任是焦易堂的亲密友人，二人共同创办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焦易堂晚年住院病逝前，于右任曾亲往医院探视。焦易堂去世后，于右任为其治丧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1960年10月20日焦易堂去世十周年之际，台湾为其举办浓重的纪念活动，于右任题词追念。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多少往事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可是，曾经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做出努力和贡献的先驱们在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座座丰碑。当夏日的风从北莽破吹过，黄土地上勤劳善良的人们依然怀念焦易堂先生，人们依然传送着焦易堂先生的丰功伟绩。

　　52、子女简介

焦易堂一生先娶了王氏、杜氏、龙氏三个老婆，后来又娶了江苏如皋的现代文化女江定作为他的第四个老婆。江定此人她极其贤淑，焦每次出行基本都带她随行，焦易堂去台湾时也把她带去了台湾，焦一堂去世后她著有《焦易堂先生奔赴国难记》《病情记》等纪念文稿。

　　焦易堂一生共有五子五女十个孩子，五子分别是长步辕、次子宗领、三子联星、四子尚信、五子尚和（也有说叫维和的）；五女分别是长女尚仁、次女尚爱、三女尚礼、四女尚义，五女维平。焦、江夫妇二人去台湾时，他尚存的八个子女没有一个跟随，而是全部留在了大陆，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都报效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每个人应有的贡献。

　　他的八个子女中本身就有焦尚和等好几个人是地下党，他们早在解放前就已经为共产党干事了。其中次子宗领后来在郑州铁路局工作，长女尚仁在陕西科技大学(原西北轻工业学院)当教授,还有一个儿子在河南还是东北某拖拉机厂当领导，次女尚爱在西安，四女尚义在上海。

五女维平在焦院长去台湾前就已经在河道小学（即原来的民生小学）教书了，我三姨就是她当时教过的一个班的班长。焦院长去台湾后，二十岁出头的她一下子沦为没人管的孩子了，因为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她就一个人经常坐在学校操场的角落里偷着流泪。后来在哥哥姐姐们的帮助下，才调到兴平的408厂还是秦岭公司的子弟学校去教书了，听说她一直在兴平的这家子校干到了退休。

因为她毕竟是从小就随父亲在重庆、西安等地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就性格开朗、活泼大方，父母去台湾后她一下子变得孤苦伶仃了，因为思想苦闷，她就在下午放学后约一些年轻老师去河道坡上的乡间小路上走走步、散散心，但在那个比较封建的年代里却被一些思想守旧的人嚼了舌头跟，散布出了她和其中的一个王姓老师在谈恋爱的谣言，直弄得双方都很尴尬都很委屈，这也可能她要调离老家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其他子女的情况不详，因为既没听人说过，也在网上没有查到。欢迎各位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我在以后的时间里随时修改随时添加。

53、获得平反

1985年陕西省政府给焦易堂先生平了反，并把当年被没收掉的民生小学和焦家大院（后做了河道乡政府）赔款四万元，焦的八个子女每人分得五千元。1991年咸阳市政协和武功县政协联合出版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焦易堂先生》一书，由屈武题写了书名，2005年焦的子女们出资在美国出版了一本怀念父亲的书籍《我等的怀念》，里面采用了李逢春所写的1948焦院长营救从西安出狱的那段史实。

1986年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正式发文，确认焦易堂对民主革命是有贡献的，为辛亥革命老人。2005年9月4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播出了“连战——千秋家园梦”的专访，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连线专访中国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在这次采访中，连战专门提到了焦易堂。连战之所以要提这个名字，就是因为连战之父连震东在恢复中国国籍时，焦易堂帮了大忙。

　　

据了解，连战的祖父、父亲都是爱国人士，在台湾被日本占领后，连战的先辈们被迫入日本国籍，在抗战前夕，连震东向当时的国民政府申请恢复中国国籍，而按当时的有关规定，需要找两个证人作证明，才能向当时的政府提出申请恢复中国国籍。这个时候，连震东就想到了焦易堂。
而在当时，连震东已经是知名人士了，在找证人时选择了两个证人，一个是张溥泉，另一个就是时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焦易堂。有了这两个人作证，连震东在陕西的日报上登了个广告，将恢复中国国籍一事公布于众，此后连震东才如愿以偿地恢复了中国国籍。

作者简介

程党会，男，武功河道人，1963年生，1984毕业于陕师大，中学高级教师，先后在汉中、武功、河南、北京、西安、杨凌等九所中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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