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梦拾零 ——漫忆五十年前的童年趣事

野水孤舟

　　经常有朋友抱怨说：“眼前的事儿记不住，过去的事儿又忘不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是在说——你，老，了！

匆匆岁月，蹉跎人生，如今的自己，虽然已经是满面风霜、半头白发，却常常在梦里回到儿时的生活。曾经在学校操场上与同学嬉戏打闹，到什刹海游泳垂钓，或者结伴去郊野“探险”……。然而，那些少年时期的回忆大都是些残碎的片段，有些已经很模糊了。

又到了春明柳绿，花絮飞扬的季节。在蜗居之中，泡一杯清茶，在淡淡的茶香和满眼的新绿中，把这些零散的记忆收拾一下，遂成几段小文，只为从回忆中品味些五味杂陈的感受，以及历经五十多年的风霜却仍然安好的满足。

鼓楼中学的老屋

北京鼓楼中学1963年成立，前身是东城师范学校。1986年后又更名为北京财经学校。现在的财经学校设有普通初高中班，师训、师范班、还有文物班、财税班、会计班。

鼓楼中学南院在国兴胡同的南侧，院内建筑雕栏画栋，曲径通幽，在清代这里曾经是蒙古亲王那彦图王府的花园。而学校北院中部有几间老式的北房，在一片新建的教学房舍中显得别具一格。房子建在几十公分高的台上，门前有几级石台阶。硬山筒瓦，居高临下。从房子的规模和造型上看，似乎是王府中规格较高的殿宇。我们在校时，这里是学校图书馆。不过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图书馆在遭到前期劫掠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且对学生防范甚严。在校两年多，我甚至根本没有一次机会进入里面参观瞻仰。因此，对这座建筑，我一直是耿耿于怀。

老屋

　　2018年夏，趁中学同学聚会的机会，在曾留校任教的老同学带领下，我们一行十数人回校拜访，看到那座古老的建筑竟然还在。经过修葺，这座房屋已经焕然一新，现在是“鼓楼话苑”的所在。几十年过去，由于地面逐渐增高，这座殿宇门前的几节青石台阶已然消失，地面与房屋门限齐平，看起来比记忆中的那座殿宇低矮了不少，失去了高大雄伟的气势。我们在这座老屋前久久徘徊，追忆中学时代的岁月。当年的意气风发的老师们如今应是耄耋老人了，有些或已离世；而满怀理想的同学们，一别近五十年，再次见面，也都是满头银发，面染风霜了。唉，时间都去哪里了？！

鼓楼

鼓楼可以说是居住在这一带的人们心目中的北京。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鼓楼初建于明朝永乐年间，一直以来，它和钟楼一道，是北京城市的报时中心。民国时期，京兆地方衙门在鼓楼与钟楼之间就开辟了平民市场，据老人们回忆，这座“平民市场”在北城俨然是一处民众游乐场所，这里既有固定的集市，也有平民娱乐的摊档，其影响几乎与当时的天桥齐名。简直是附近民众的乐园。

解放后这个市场被改名，叫鼓楼市场。市场由南北向的三排房子组成，西边一排是库房和办公室；中间一排是鱼肉菜蔬和油盐店；东边一排有估衣铺、大食堂，南头有茶馆，下午和晚上还有说书唱词的。大食堂里卖油渣汤和清酱肉的，给我留下挺深的印象。此外，还有一个供儿童阅览的小人儿书店。在那个小人儿书店里，我和家兄看完了全套的《岳飞传》和《杨家将》。沿着鼓楼北侧的围墙，那时还有不少临时性的小摊点，比如卖鱼卖菜的，买玩具和擦脸油的，在那口大铁钟的旁边，还有半大孩子卖蛐蛐儿卖蝈蝈儿。每天这里熙熙攘攘，十分热闹。60年代市场营业仍然旺盛，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临，不知是何原因，竟忽然就彻底关闭了。

当年的鼓楼市场

　　此后这里就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直到1984年被彻底拆除。

　　六十年代，文革之前，鼓楼里边是东城区文化馆的地盘。北侧台基依斜坡安装固定的条凳，建成简易的露天剧场。剧场每天晚上放映电影，票价五分。有时候也有剧团来演出京戏、评戏、梆子等。票价稍贵，也就是几毛钱吧。一间售票室在鼓楼东门那边。卖票的好像叫老崔，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平平常常的一个人，并不引人注意。

每当有了新片上映，吃过晚饭后，我便随家兄一起早早赶来，买票入场，找好座位，静候电影开映。傍晚的露天剧场，大喇叭里反复播放“喜洋洋”、“紫竹调”等欢快乐曲，仰头看着天上数以千万计的归燕在鼓楼的高檐下盘旋飞舞，直到两遍电铃响过，电影开始放映。那个时候好像是我最为享受，也是最无烦恼的时候了。记得在鼓楼剧场曾看过的电影有《南海潮》、《六号门》、《马兰花》、《节振国》等，还看过话剧《南海长城》。

后来，好像是剧场维修，停止营业了。于是，又在鼓楼内一层大厅里放了一台黑白的小电视机，卖票观映，票价3分。那时候，有电视机的家庭绝少。每到晚上也有不少人前来观看。我和家兄当然也是常客。

66年文革爆发，剧场关闭，电视也不放映了，卖票的老崔不知因为何事，在他那间票房里上吊死了。有传闻说他是“阶级敌人”，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我等小童不得而知。鼓楼自此不再对普通民众开放。

钟楼，在鼓楼的北边，当时属于东城区教育局管辖，设有少年儿童活动站。小学时，曾跟随学校苑老师在那里边练习打乒乓球。但我自小无长性，练了没几个月就放弃了。文革前，每到周六下午（那时是每周日休息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去钟楼活动，打乒乓球，读书报，草地上“骑马打仗”，追逐嬉戏。少年之家还偶尔来人给小孩子们发放电影票。文革开始后，钟楼也关闭了。

1984年，钟鼓楼修缮，东城区文化馆等机构迁出，钟鼓楼广场开始整治。将市场内的所有单位和居民用房全部拆除。 1988年，在广场上开设“风味小吃市场”，其中还有供老艺人表演绝活的场所。1999年，又将小吃市场拆除，并于2000年建成“钟鼓楼街心文化广场”。

文革当中，鼓楼前边长长的围墙（南墙）成了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张贴大字报的重地，大字报的内容，一开始多是批判刘邓司令部，后来逐渐演变为各派别之间的相互攻讦谩骂。今天你贴，明天就被他的所覆盖，常有因此而在街头争辩甚至扭打的事发生。

大字报层层覆盖，累累相叠，厚至寸余，每到夜间就有捡破烂的半大小子，脚踏轴承三角车，呼啸而来，将墙上的大字报手撕刀铲，席卷而去。

那个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捡破烂的特别多，都是十来岁的男孩。他们每人脚蹬自制的轴承三轮小推车，车上置一箩筐，孩子们手扶箩筐，一足踏车，一足蹬地，待小车滑行且动能十足时，便双脚立于车上，滑行十数米，继而再蹬。轴承与地面摩擦，轰然作响，有时还火星纷飞。他们往往是数人或十数人结队而行，每人腰间别着短把的二齿挠子或铁片铲子，在大街上风驰电掣，招摇过市，也足以引人注目，竟成街头一景。

油炸丸子

少年正是身体发育时期，能吃。而我们的少年时期，因那时生活水平较低，不得所需，所以特别能吃，且贪吃。那时一件与吃有关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宝钞胡同与法通寺（华丰）胡同交汇的东北角上，在上世纪60年代，曾有一个小饭铺，两间房子，坐东朝西，屋内低矮，光线稍暗，两三张老旧方桌，几个木凳，或可容纳十来个食客。小饭铺早上卖油饼豆浆烧饼螺丝转儿，中午晚上卖大饼和炒饼，好像也备有几个小菜。与北京街头常见的饭铺一样，普通而不起眼。

但是经常在这一带走动的人们都知道，这家小饭铺有一味“美食”让人垂涎难忘，足堪怀恋。每天下午4点多钟，正值附近学校放学，家庭主妇上街买菜的时候，饭铺的大师傅们便在门外用铁皮桶改装的大火炉子生火，架上油锅，开始制售油炸丸子。那是一种五公分左右扁而圆的丸子，似乎是用淀粉和五香料制成，灰白色，经过油炸之后，外焦里嫩，趁热食之，那味道咸鲜酥糯，香美无比。售价每个二分钱。店家现炸现卖，买主现买现吃。每当此时，油炸丸子的香味儿在街上弥漫，让多少放学由此路过的小二郎为之驻足，流连徘徊！又让多少家庭主妇将本来买菜的钱“挪作它用”！在六十年代，物资供应相对匮乏，普通百姓人家生活拮据，尤其是像我等这样的学生，经济不能独立，想要常啖此物，并非易事。

后来我参军离开北京，在军营中还常常惦记着这油炸丸子的美味。1974年，当兵后的首次回京休假，我又专门跑到那里去寻找旧时味道。然而彼时小饭铺已然升级改成饭馆，油炸丸子不再卖了，炸丸子的大师傅也不见了。面对装修过的那两间铺面，我不禁怅然，若有所失。后来老同学聚会时，听到不少同学回忆说，他们也有与我相同的感受和挥之不去的记忆。

毒瓦斯和煤堆

宝钞胡同南段空军后勤部西门的马路对面，旧有北京造纸四厂的一个车间，时称“滤纸厂”。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该车间生产时，每天数次向空中排放烧碱的臭气，被附近小儿戏称“放毒瓦斯”。每到臭气降临时，附近居民们便纷纷关门下窗，减少出行。那时我还太小，没有听说过有人因此向工厂或政府发难。京城子民之忠厚坚忍，可见一斑。大约在文革开始前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滤纸厂的臭气竟然没有了。应该是技术改造升级的结果吧。

草厂东巷南北走向的胡同原来较宽阔，滤纸厂在此处堆放燃煤，长可二三十米，高近院墙，时称“煤堆”。那时小孩子好动，每次由打那里路过，放着平坦的路不走，偏爱从煤堆上翻过。滤纸厂有一位四五十岁的大爷专门负责用两轮手推车往车间送煤，人称送煤老头。那时我十一二岁，正是淘气的年龄，趁那老头推车往车间送煤之际，将他铲煤用的大铁锹藏在煤堆顶上，然后躲在自家大门后边看那老头四处寻找铁锹，以此为乐。后来跟同院的小伙伴吹嘘此事，被老妈听见，遭到严厉训斥，还被罚去帮老头铲煤装车，一干竟达半月之久。

现在，煤堆没有了，街道社区在这里盖了一排小房子，许多外来务工的人家在这里租住，一派混乱肮脏的场景。

养鱼、捞鱼虫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先是学生造反，给老师校长贴大字报，后来是社会上抄家，批斗“走资派”和“黑五类”，再后来是各路红卫兵造反组织之间相互攻讦，一天到晚轰轰烈烈，闹闹哄哄。再到后来，造反的烈火渐渐熄灭。忽然有一阵子刮起了养热带鱼之风，几乎家家户户的中小学生都倾情投入。那时，学生养鱼没法跟现在相比。受当时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限制，鱼缸、过滤器、加热棒、甚至鱼饵料等因属于“四旧”之类，市场上统统没有销售，即使有，一般学生也买不起。

一般养鱼的入门，是从关系较好的同学那里索要几条“孔雀”、“红箭”等小鱼苗，养在玻璃的罐头瓶中，再放一两株灯笼水草，看那花花绿绿的小鱼儿在瓶中游弋，穿梭于水草当中，真是陶然怡神，乐在其中。不知是花鸟鱼虫消磨了人的斗志，还是斗志消磨之后心灵需要一些慰藉，反正彼时养鱼成风，不少人沉迷于此，竟把阶级斗争抛诸脑后。

那时养鱼可没有如此精致

　　再后来养鱼渐成规模，也有人开始自制鱼缸，淘换点儿角铁，铆焊成框，玻璃店里买几块5厘（以上）的厚玻璃。安装刷漆，俨然也是有模有样，成了家里耀眼的一件摆设。

至于喂鱼的饵料，说来真是曲折艰难。鱼儿喜食活饵，如此才能健康发育，色彩鲜艳。而欲得活饵，则全靠自己跑到“城外”窑坑中捞来鱼虫或护城河里筛得红线虫。

所谓“鱼虫”，实际上是淡水中生活的一类浮游生物，小米粒大小，在水中作跳跃式运动，有粉红色和淡绿色的区分。因形状和行动很象跳蚤，所以又称“水蚤”，是鱼儿喜食的饵料。

捞鱼虫，首先要制备捞虫工具。用粗铁丝弯成直径五、七寸的圆圈，再用纱布（豆包布）做成约二三尺长的圆筒，一端缀于铁丝圈上，另一端用线绳扎紧，形成网兜。然后将网兜紧紧缚于一条长竿之上，长度有一米左右的，也有两三米的，视你能找到多长的竿子而定。再预备一个小铁桶，用来盛放鱼虫，有此两样工具，算是粗具装备，便可伺机出动，捞鱼虫去了。

一般是天刚黎明时分，一帮小孩子（基本都是男生）便结伴出发，赶往城外的青年湖或更远一点的久大窑坑（今天的柳荫公园）。如果出发稍晚，被别人占了先，则此一行便可能是无功而返，所以必须得赶早。一旦来到水边，拨开芦苇，将网兜插入水中，手握长竿，舞动网兜在水中做8字型运动，一会儿功夫所得鱼虫便够家中鱼儿几天饮食。后来，养鱼的人多起来，窑坑鱼虫不敷供应，就有一些年龄稍长的，骑自行车结伴往更远处跑，比如立水桥、白石桥等地。

红线虫又叫水蚯蚓，样子像蚯蚓幼体，全身红色，细长，一般4厘米左右，通常生活在河水或污水中，繁殖能力随着气温升高而增强。是金鱼和锦鲤、以及小型热带鱼非常爱吃的饵料。

在护城河里筛红线虫，是用一片铁纱网做成筛子，蹲在河边捞起河泥，就着河水将河泥筛出，筛子里留下的便是细如发丝、粉红色的线虫了。不过一般红线虫长约寸余，太小的鱼儿吃不下，不如鱼虫适用性广泛。

安定门东侧的护城河——当年我们筛红线虫的地方

　　按说捞鱼虫或筛红线虫都是挺简单的活计，何来曲折艰难呢？原来几十年前，城里城外的孩子们竟有地域分界。城里的孩子走到城外（今天的二环路以外），如果是单独或人少，便常有城外的孩子前来“打劫”，抢夺抄网不说，有些还抢吃的，抢零钱。一旦确认我方在人数上或“质量”上处于劣势时，唯一的策略便是撒腿就跑。好在城外的孩子一般只是象征性的追赶几步，然后就是用起哄和笑骂送我们跑过护城河的大桥，返回城里。然而城外的孩子偶尔进到城里来，也是立马变怂，任由城里孩子谩骂、投石子挑衅，绝不回击。不过城里的孩子也不敢真的上前动手打架，毕竟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

到后来大家都不太敢出城捞鱼虫了，就在护城河南岸（城里一侧）捞红线虫。有时与河对岸城外的孩子隔河叫骂，拿弹弓对射。但双方绝不过河讨战，其中缘由，不言而喻。都是“耗子扛枪——窝里横”罢了！

今天的孩子也许不明白，城里人和城外人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很简单，五六十年以前，城乡差别还是挺大的。从人们的装束上，一眼便可做出分辨来。城里的孩子基本都是制式衣裤，穿球鞋；而城外那时还是以老棉袄、缅裆裤居多，上下一身黑。那时节，以城墙和护城河（今天的二环路）为界，城里房屋成片，街市喧闹。一旦出了城门或豁口，跨过护城河的桥梁，眼前就是绿色的农田和菜地，城里城外泾渭分明。

安定门“探险”

走过东绦儿胡同，再往北边就是古老的黑黢黢的北城墙了。因为缺乏管理和修缮，城墙多处破败甚至坍塌。自民国以后，城墙失去了城市防御的功能，逐渐被看作是无用之物。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

当年我们曾经无数次从它的身旁走过，去“城外”（今天的二环路以北）野游。学校组织的农村劳动，就在护城河北岸的苗圃里。那时北城墙是这一地区城乡的分界线。

文革初期的某天，我们几个小学同学到护城河筛红线虫，因为收获不如意，便改而来到安定门西边的城墙下闲逛。

安定门城墙内侧，有东西两条马道可登城楼。彼时马道上被一排木栅栏给封住，一般人不得入内。但实际上并没有人把守。我们几人很轻松地便翻过栅栏，沿着坡道登上城墙，向东几步就是安定门的城楼。

上世纪初的安定门城楼之上

　　古老的城门楼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站在近在咫尺的城楼下边，抬头仰望，那城楼愈显雄伟高大，巨大无比的木头柱子仿佛将城楼的屋檐直撑到天空。城楼里面深幽寂静，灰暗破败，阳光从破旧的门窗照射进来，可以看到巨大的梁檩。以前的油漆彩绘已然大部风化剥落，上面缠裹的铁皮也早已锈迹斑斑。记得靠东侧有木制的楼梯，通往二楼。但是楼梯已经颓圮零落，不堪攀爬。我们没敢上去，怕被可能坠落的砖瓦或木头所伤。

城楼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到处布满灰尘和蜘蛛网以及碎砖烂瓦。身处幽暗的城楼里，看着斑驳陈旧的灰墙青瓦，四周一片寂静，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忽然袭上心头。哥儿几个面面相觑，踟蹰不前，继而不由自主退到门外。这时在门口数米的地方看到一块木牌，上面是北京市公安局发布的禁止攀爬城墙和擅入城楼的告示。白牌黑字，透着几分“严重警告”的味道。

离开城楼，在城墙之上向东行走，一路边走边聊，凭着城墙的垛口，我们一帮半大孩子想当然地“论证”着古人该有多么高大孔武。站在城墙上，向北瞭望，眼前护城河的对岸就是我们常去参加劳动的农村苗圃。再往远处看，绿色的田野在尽头与蓝天连成一线。

城墙上不时能见到一蓬蓬的野酸枣棵子，但是却几乎见不到酸枣果实。不知有多少像我们一样的“野游者”先来了一步，给我们造成不小的遗憾。

少年之家

车辇店胡同中部北侧，曾有个少年之家（少年儿童活动站？）。此地以前叫“花园”，在民国初年的地图上标注的是蒙古“鞑子府”花园，实际上这里曾是蒙古达尔汉亲王府。王府南曾是一片空地，旧时是明清时期的车辆厂或车辕店，后来改成了王府花园。

上世纪50-60年代，此地曾经开办过“少年儿童活动站”，供附近学校的小学生在这里游戏活动。

少年之家的院子非常大，附近学校的学生定期来这里组织活动，儿童们在里面可以游戏，唱歌跳舞，滚铁环，踢足球，还可以免费借阅图书。我也曾办了借书证，每次借一本书，借期一个月。记忆中最后一次借书，借到的是《南方来信》，这是一本讲越南南方人民抗美救国事迹的书。书未看完，文革爆发，少年之家随之关门。此书终未归还。……非我之错。

宝钞胡同小酒铺

宝钞胡同与豆腐池胡同交汇处的西南角上，曾经有一间小酒铺。其实说它是酒铺也不准确。因为除了卖酒之外，还卖一些糕点和水果之类。只是因为附近只有这一家铺子，酒客可以在此坐地喝酒，所以被称为酒铺。

那是坐西朝东的两间小屋。每次进去，便有一股酒肉混合的气息扑面而来。抬眼看去，迎面是玻璃柜台。北边靠门口的柜台售卖糕点水果，南边卖酒。玻璃柜台里摆放着几种下酒的凉菜，几乎全是熟肉制品，有香肠小肚排骨猪肝等等。沿西墙是一排货架，上面摆着各种酒瓶和酒坛，还有就是玻璃量杯。与柜台相对的东边窗下，虽然已经很窄仄，但仍然摆了一张八仙桌，两三只木凳子，专为在此喝酒的客人而设。

每天都会有一两个老客坐在店中，用那种粗瓷茶杯盛着白酒，细斟慢酌。他们下酒的菜肴，有时是在店里买的一小盘香肠，有时是自带的豆腐干，还有时就是一两块水果糖。老客们好像都是附近的住户，似乎以贩夫走卒为多。他们一边龇牙咧嘴啧啧有声地享受着白酒，一边山南海北，天上地下地聊着一些不着边际的闲话。最难得的是那位健壮高大的老板娘，打酒端菜应付自如，偶尔也漫声应付着酒客的问话。不过，这位大妈永远是目不斜视，不苟言笑。对待客人，无论是常来光顾的“酒腻子”还是来打散酒的小孩子，一概是平淡而周到，真有那种不卑不亢的京爷范儿！

酒铺门外，旧有一个一米多高的邮筒，草绿的颜色，硕大醒目。过去通讯业不发达，人们与外地友人联系，写信是最实在的一种方式。上学途中，常见有妇女儿童将手中的信件塞进邮筒，然后眯起一只眼向那投信口张望，确认其信件已安然入内，方才放心离去。如今无线电通讯带来的便捷，使写信渐渐远离了人们的生活。那只邮筒好像也消失了。

什刹海后海

什刹海钓鱼

由鼓楼大街（即地安门外大街）往西穿过烟袋斜街，就是什刹海了。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我们一群半大孩子，无所事事，家兄动议去什刹海钓鱼玩儿，我自然是积极跟随。

文革之前，什刹海有人管理，钓鱼捞虾都被禁止。文革爆发，一切规矩荡然无存，别说钓鱼了，你脱了衣裳下河摸鱼，都没人管！

一般钓鱼，有“讲究”和“将就”的区分。

有闲有钱的大人们钓鱼，来到水边，先挑一块有树荫的好地方，插装好那三竹两苇的钓竿，再将小篮子里的鱼漂、鱼钩、鱼线等各种精致的小备件一一装配，然后，搓饵装钩，抛竿入水，再然后，便坐在小马扎上，点上一只香烟，吞云吐雾，悠然自得，静等鱼儿光顾。一旦钓上鱼来，用鱼护装着，放入水中，使鱼儿保持鲜活。这样的钓鱼是为“讲究”。

而我们这样的小孩子钓鱼，只能是“将就”着玩儿。山货店里花两毛钱买一根两三米长的竹竿子，前头绑上一根箭竹苗子（从大竹扫帚上抽来）就是钓竿，再花几分一毛来钱买来几米鱼线、一只鱼钩、一只塑料的鱼漂，就算齐了。至于铅坠漂座等都是自制。把家里的剩窝头掰一块，少加点水揉搓至软，再滴一两滴香油或白酒，便是鱼饵。也有跑到护城河边挖上几条蚯蚓来当鱼饵的。一切具备，我和家兄以及同院的二三伙伴便肩扛竹竿，手提小罐头瓶子（以装渔获）向什刹海出发。

也别说，饶是这般简陋的装备，只要在水边静气凝神，专心守候，总会有一两条小鱼来照顾你的面子。一旦看到水面上那只红白相间的鱼漂点动几下，不由得你心跳加快，攥紧鱼竿，再稍等一下，见那鱼漂没入水中，你便快速扬竿，一条手指长的小鱼儿被提出水面。一个下午，少则一两条，多则四五尾，不知给我们这群孩子带来多少欣喜和快乐。

夕阳西下，小哥儿几个肩扛竹竿，提溜着小罐头瓶子回家，脸上志得意满的神色，分明是凯旋回朝的气概。回到家里，随便找一个旧水盆，将小鱼儿养在里面，这时同院的大人小孩也会前来围观欣赏，听我们添油加醋地“白话”着钓鱼趣事。不过在水盆中养鱼都活不了多久，最多一个晚上，鱼儿即因缺氧而亡。一旦小鱼翻了肚皮，便捞出来给家里养猫的同学送去。

这样的钓鱼活动持续了两年。后来，什刹海排水清淤，周围的居民用各种网具将困于湖底的鱼儿捉拿殆尽。等到再次放水，什刹海就没人钓鱼了。

不过，那段时间去什刹海钓鱼留给我的不光有愉快的记忆。文革期间，揪斗老师、抄家打人，让不少人在绝望之中走上了绝路。那段时间在什刹海，常有自寻短见投河自尽的事情发生。我们在垂钓时，也常见从河中打捞上来的尸体，被停放在岸边，身上覆盖一张草席。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让人心惊。唉，一场文革，吞噬了多少生命，拆散了多少家庭!

银锭桥头，曾有一位老人在此自沉

什刹海游泳

小时候没游过泳。那时住家附近，只在什刹海业余体校院里有一个人工泳池，那是供体校学生使用的，一般人群不得入内。即便如此，那不过也是一个露天泳池。

大概是在文革前一两年的那段时间，什刹海前海西边，原来的荷花市场的沿岸，湖底经过清淤，铺上沙石，开辟成为对外营业的所谓“天然游泳场”，票价十分亲民，好像是只需三五分钱。从此，每到夏天，附近的大人小孩都跑到这里来游泳了。湖中岸上，人头攒动，万紫千红，蔚为壮观。用俗语说——那真是“乌泱乌泱的”人粥一样！

原来的荷花市场后来改成游泳场

　　游泳场设施还算齐全，有更衣室、存衣处、淋浴处、厕所，还有医务室和救护点，只是比较简陋罢了。

什刹海的湖水来自西北的昆明湖。天然水体，经京密引水渠，一路川流来到这里，水色黄绿，富含各种微生物，不时还能看到几条小鱼儿摇头摆尾从游泳者的身边窜过。以今天的卫生标准来衡量，此游泳场的水质无疑不符合现代泳池的要求。不过那时整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不高，人们的生活状况仍然较差，能有一个供平民百姓消夏娱乐的地方实属不易。所以，这样的游泳场一经投入使用，便立刻被全民接受。

地坛

地坛原是古代帝王祭祀土地之神的所在，属于皇家禁地，平民百姓不得入内。进入民国后，此地开设了“京兆公园”，后来改称“市民公园。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北平，为修建西郊机场，将征地内贫户迁至地坛，分拨房屋和土地，令其耕种。因此，过去的皇家祭坛成了平民百姓生活居住之所，人员成分十分复杂。解放后，此地建立了”农林试验场，后来又重建公园，更名为“地坛公园。

民国时期的地坛

　　出安定门北行里许，东边一个路口拐进去，就能看到地坛高大的灰色院墙。小时候觉得它离我们很远。那时候地坛好像没有人管理，破旧的门阙，破旧的院墙，人们可以随便进出。可是在五六十年代，在我们中小学生中传说，地坛里面去不得！因为无人管理，地面不靖，多有地痞流氓盘踞其中，对一般人等实施抢劫，弄得不好可能连命都不保。我那时认识的各类大小朋友，无论在学校里或在住家附近有多么牛X、多么豪横，没听说哪一位有胆量，敢于去地坛里面走一遭的。文革期间，因为去地坛北边的体育场，我曾经在地坛西门外沿着坛墙往北走过一次。当时心里十分紧张，感觉周围的人仿佛都在用一种冷峻敌视的目光盯着你。虽然是光天化日，但后脊梁还是阵阵发冷。

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地坛公园经过整顿，重新对外售票开放，我才有机会进去一开眼界。

1969年拆安定门

扒城墙

公元1969年，整个中国正燃烧在“文化大革命”疯狂的热焰之中。一切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事物都遭受着无情的冲击和破坏。

那年3月，中国和苏联因为什么缘故，在边境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上大打出手。“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最高指示时时警醒着经过“文革”洗礼的七亿中国人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在一夜之间忽然变得现实而且紧迫。全民动员起来，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乃至居民大院都被要求“深挖洞，广积粮”。

很快，北京的所有院落，不论大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数不清的“防空洞”。这些所谓的防空洞是大约二、三米深，一米多宽的壕沟。长度视院落的大小而定，长则百米，短则三四米。人们坚信这些壕沟足以抵御苏修的军事进攻和轰炸。如此众多的壕沟，需要大量的砖石来垒砌墙体和券顶，才能把它变成真正意义上的“防空洞”。可是，上哪儿去找砖石？本就孱弱的国民经济因“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几乎陷入停顿，政府连每个月给京城居民供应半斤猪肉的事都无法完全保障，遑论为这些壕沟拨款购买建材了。

忽然，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拆除老北京的城墙可以解决防空洞的建材之需。

立马，全北京的百姓们肩扛锹镐，手推排子车，浩浩荡荡直奔有着600多岁高龄的城墙而去。后来才听说，无论是专家学者的反对，还是街头巷尾老人们的哀叹，都淹没在了决策者的偏执和平民百姓的狂热之中。

扒城墙

　　当年我14岁，正在读初中。我所就读的那所中学，其前身是一位蒙古亲王的府邸。校革委会一声令下，学生们出大力，流大汗，把学校的操场“开膛破腹”，挖成蜿蜒曲折的壕堑。接着又奉命去“扒城墙”。学校地处北城，因而被分配到安定门以西的一小段城墙。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从书中了解到，我们挖掘铲除的这段城墙，是明朝军队1368年攻陷元大都后，为防御元朝残余势力的反攻，由徐达、华云龙指挥，在大都城里，沿坝河修建的防御工事。它是北京城历史变迁的见证，更是元明朝代更替的实物见证。

北城墙被大块的城砖包覆甃垒，砖石之间用白色的灰浆黏合，十分坚固。有人说是古人在石灰浆里加入了大量的鸡蛋清和糯米汤，因此才坚固异常。我们以十三四岁的年纪，笨拙地用十字镐，钢筋撬棍等工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艰难地把大块的砖头从城墙上撬下来，然后，身背肩扛，把每块重达二十多斤的大城砖运回数里之外的学校。

包覆城墙的大城砖几天就被挖没了。人们接着挖掘城墙里面小块的碎砖石和黄土。所谓小块的砖头，是与那些重达二十余的大城砖相比较而言。现在回忆起来，大部分小砖头都是大约30*20*5公分的青砖，其规格明显有别于现代机砖，想必是元朝或更早年代制成的建筑材料。我至今后悔，当时应该保存一两块这样的小砖头，留作纪念。

在砖石黄土间，不时出现朽木或陶器碎片，我曾亲眼目睹有一只长满铁锈的锄头埋藏其中。现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每当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又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出现时，学校一位老师眼中流露出来的悲戚和无奈。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在边上抽着烟，默默地看着我们。那时他是所谓的“黑五类”，不能参与教学，除了与我们一起干力气活外，甚至没有说话的权利。

因为参与挖掘搬运的单位和人员太多，场面几近哄抢，不时发生因争夺地盘而引起的谩骂和斗殴……。

接下来，人们又把城墙里面的黄土用小车拉回来，学校要用这些黄土烧砖。不能不佩服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的情况下，城墙很快被连根铲除，从地面上消失了。

那段时间，常常传来各种消息。某天，一位同学兼发小告诉我，雍和宫后面的城墙下挖出了一座院落。出于好奇，我们跑到雍和宫后墙，看到了已经被人清理完毕的挖掘现场。好像是几间北房和半间东房以及小部分院落的遗迹。院落的地面低于现代地面将近一米。我站在那里发呆，不理解一座挺好的院子何以被压在城墙之下。路边一位羸弱的老者告诉我们：西边，新街口豁口西边，桃园、后英房那地方挖出来的房子比这里的更大更气派。第二天，我与几个发小，又沿着残破城墙的遗迹向西而去。

后英房的遗址被围挡起来。透过围挡的缝隙看到里边的残垣断壁，院子也是低于地面，有平整的地砖和石头的台阶，房屋只剩下半截青砖墙面和涂成白色的内壁，与现代民房几无差别。几个居住在附近的大叔（我猜想）在那里七嘴八舌地为我们“讲解”着他们的见闻。什么煤球炉子跟咱们家用的是一模一样啦，什么玛瑙的围棋子儿价值几何啦，……。

想到这些被城墙掩埋了数百年的历史遗迹将要随着古老的城墙一起被永远铲除，我的心中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忧伤。不知道是在为那房屋曾经的主人而忧伤，还是为已经消失的城墙忧伤，抑或是为我们现在的行为忧伤。难道我们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来面对古人吗？

“特别能走”的学生

生为60年代后期的中学生，“特别能走”是我们经过艰苦锻炼得来的一项本领。所谓能走，有两重含义。一是走队列，二是走远途。

文革之中，曾有一个口号响彻大江南北，经久不衰，那就是“全国学解放军”。大约是1968年吧，“军宣队”和“工宣队”先后进驻学校，学校的一切工作趋于军事化管理。班级改称排，小组改称班，几个排编成一个连，而一个年级往往被编成几个连。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所谓能走队列——那时候，每天正式上课之前，各排的学生要在操场上列队出操。训练横队、纵队、齐步、正步，向左转，向右转，无冬历夏，天天如此。再加上每年五一、十一天安门广场活动，学校也需专门抽出部分上课时间来演练队列。所以学生们的队列素质日臻提高，其完美程度，几乎可与仪仗队一较高下。

学校定期举办会操。会操当日，操场周围彩旗招展，主席台上张挂巨幅领袖画像，军宣队、工宣队、校革委会的领导端坐主席台上。各连排列队正步通过主席台前，接受检阅。那真是队列威武严整，步伐整齐划一，歌声嘹亮，口号震天。会操之后，有关领导评选出最优秀的集体，予以奖励。记得那时一旦有校外的活动，学生们则列队步出校门，那整齐的队列和嘹亮的歌声，足以引来满大街行人的称赞。“七亿人民七亿兵”的歌曲几乎成了我校的校歌，每当这歌声响起，周围的居民就知道是鼓楼中学的队伍出来了。

本人后来由学校应征入伍，在新兵队训练时，部队警通连专门为我们新兵做队列示范表演。看那队列表演，让我不禁嗤笑。心想这解放军的队列比我们学校的可是差了不止一星半点！

所谓能走远途——那时候，学校组织活动多，动辄要学生们徒步行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程，那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比如：

清明节去八宝山陵园扫墓，单程15公里（来回就是60里路！），我们列队走路去；

五四青年节去圆明园搞爱国主义教育，单程约14公里（来回56里），我们列队走路去；

立水桥背沙子，单程约20公里（来回80里路），我们列队走路去。不过回来时还要背沙子，真是累得不成队形了；

三夏支农劳动去东坝楼梓庄，单程23公里，我们还是走路去。

此外，一些短途的行走，比如去天安门游行，去体育场参加“公审大会”等几公里或十来公里的路程更是不胜枚举，如家常便饭了。十三四岁的我们（男女生并无差别）由此练就了一双铁脚板，一个个有如神行太保附体。那时节，连家长都抱怨，孩子们真是费鞋！

当兵之后，我也参加过野营拉练，一天三四十公里的路，并不感到特别辛苦。全赖学生时代练就的“童子功”啊！

现如今，每当有人劝我要多走点路，以收锻炼身体之功效时，我基本不予采纳。原因嘛——“小时候走伤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