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复旦兮✨ 叶剑波

婧诗

✨旦复旦兮✨

——难忘在复旦大学度过的美好时光

文/叶剑波

　　2020年，中国复旦大学将迎来它的115年校庆，复旦校友会特意发出了“云聚复旦，共沐光华，5月27日，一起云返校”的网上邀请。

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在这个居家抗“疫”夏日的晚上，我真的不止一回梦见自己重归复旦，在校门前留影，在曦园里漫步，在梧桐树的绿荫里徜徉。

醒来后心情难以平静下来，在手机里写下一首题为情系曦园的七律并发到微信朋友圈：梦里曦园五角亭，晨阳暖暖柳青青。莲花初绽莹清露，石径悠长读妙龄。寸寸流光藏厚重，声声絮语享安宁。此间多少风和月，化作情歌侧耳听。

　 《尚书大传•虞夏传》说：“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一百多年前，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以“复旦”为名诞生在中国的大地上。只要登录“复旦大学校庆特别网站”，就可以看到刘大白先生作词、黄自先生作曲的复旦大学老校歌：“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无羁绊，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

1952年，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将军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聘请担任这家著名常青藤大学校长并在欢迎大会上致辞，他谦恭地向全体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们表示万分荣幸。但就在这时，哥伦比亚大学德高望重的物理学教授、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Ｉ•Ｉ•拉比教授站起来，自负却又不失风度地向他说：“先生，教授们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教授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1931年12月4日，一代学术大家梅贻琦先生正式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些年，思想、教育乃至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越来越认识到梅贻琦先生这话的分量。

百年复旦，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不断地荟萃四方巨擘，八方才俊。像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从建系之初，除“五四”时期著名学者刘大白先生以外，谢六逸、陈望道、陈子展、郭绍虞和刘大杰等著名学者都曾长期为该系的建设做出贡献，还有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谭其骧、周予同、蔡尚思、杨宽等都曾长期在该系执教。他们使复旦的名字越来越响，使复旦越来越有分量，也使他们执教的院系各自成为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作为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复旦大学宽松的学术氛围，一流的教学环境，中外著名学者的精彩讲座，使一代代学子受益匪浅。不禁又想起，当年，走进校园，正门右侧，那一排长长的板报栏，上面每天发布着各种学术信息。就是借助这些海报，学生们蜜蜂一样从这间教室飞出来，又向别处的教室飞过去，去晚了，是找不到座位的。

时光如水，不舍昼夜。30多年过去了，走进校门那左右两排的板报栏仍像刻刀一样在我的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正是这两排再普通不过的板报栏，曾开启了对十年文革的人文批判，让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卢新华一鸣惊人，使他的小说《伤痕》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伤痕文学独一不二的代表作。

当年，在复旦大学鼓励独立思考和思想交锋的良好文化氛围里，卢新华创作了小说《伤痕》。他把自己的作品送给几位学友和老师，但得到的回答都是没什么价值，十年内不能出版。失去信心的卢新华一度把小说丢在一边，任“伤痕”在角落里静静稀释自身的伤痛但和文学和读者和思考无缘。

　　直到轮到班级出板报，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内容，卢新华就把这篇在冷宫中纳凉的作品交给了同学。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女同学被小说深深吸引，感动得泣不成声，几位同学看了也深受震撼，那位女同学就大胆的把卢新华的小说一页页粘在了板报栏上。

消息不胫而走，板报栏前的读者哭成了泪人。接下来，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主管文化工作副部长洪泽的鼎力支持下，《文汇报》用一个整版全文发表了这篇小说。这就是我们后来听到和看到的《伤痕》。

校门口前的板报栏像是导员，引导我们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讲座，去发现远方的新大陆，去感受那个时代中国融入世界、世界拥抱中国的精彩。原复旦大学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所长蒋学模教授的讲座很受欢迎，每听他的课，教室里都水泄不通，多少人倚墙而立，甚至一直挤到走廊上。蒋学模先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很有名，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从1980年出版以来, 已4次再版, 23次印刷, 发行了1100多万册。但他普通话说得不好，常把一汽二汽说成“一妻二妻”，引来满堂笑声。

　　著名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杂文家冯英子，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篇文章在上海引起争论，赞赏的，反对的，叫好的，声讨的，一时间两军对垒，剑拔弩张。经过“文革”浩劫的冯老承受很大压力。关键时刻，胡耀邦总书记作出批示，指出文章没“什么问题”，至少没有“严重问题”。当年，讲到这里，冯老激动得把总书记的批示复制件拿出来，供大家观看，那激动人的场面犹在眼前。

从曦园，到留园，从相辉堂，到大礼堂，复旦校园到处充满文化气息，到处充满青春的热情。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许多老电影纷纷解放，许多新电影不断涌来，在复旦，学校广场每到周末上映露天电影，学校大礼堂经常免费提供纪录片专场，《十字街头》《万家灯火》《英雄儿女》《沙家浜》，让人们重温过去、品读经典，《香港100天》，让人们感受到繁华和现代。虽有人说《文汇报》简直可称复旦的“校报”，但复旦自有其校报，就在前不久，听说复旦新闻学院的学生已尝试要让校报增加网络版。

　　当年，和学校同名的《复旦》校报虽还只有四开四版，但，精心的制作，时代的激情，还有那密集的信息量，使《复旦》校报成为最好卖的报纸之一。办报之外，文艺刊物《复旦风》更是长风洁荡，鼓舞人心，大学生话剧团排演的《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在各地高校轮回上演，经久不衰，校团委、学生会组织的各种大型活动，主持人如珠妙语，才男靓女纷纷亮相，使人们大开眼界，难以忘怀。

具有百年历史的复旦新闻系是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摇篮，百年来，许多新闻界的佼佼者就是从那里走来的。到过复旦大学新闻系图书馆的人可以记得，那里收藏的古今中外各种书籍报刊，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复旦大学治学严谨，敬业乐群，这一点使到这里来的人都深有体会。

1988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在原有基础上更成长为新闻学院，下设新闻学系、广播电视新闻学系、新闻研究所和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得知这个消息，我为复旦高兴。复旦大学守正创新、学风端正、学术活跃，一直都在名牌大学中广受褒奖。海纳百川的胸怀，兼容并蓄的气度，使复旦的教学和考试并不死板。我们参加的新闻编辑、通讯写作考试，都是考文字应用能力、编辑业务素质、价值识别眼光，有点像开卷考试的意思。讲授新闻编辑的老师叫叶春华，一次下课我去和老师套近乎，说我们是一家子。没想到老师淡淡地回答我：“五百年前都是一家子”。

就是这位看似不好接近的老师，要求我们自己动手，每人都要在规定时间里编辑制作出一期报纸，必须做到所有内容都是真实的、都是自己采写的，要有消息、通讯、言论、图片等5个品种。我们在偌大的校园里收集新闻线索，再把这些素材整理成文字作品、新闻照片；我们在校外19楼的宿舍里，把两张大白纸按对开报纸版面的大小对接在一起，用格尺划成一个个小方格，一个小方格就是一个字，再把采集到的消息、通讯、评论和图片，按照正式出版报纸的形式和要求，精心编辑制作出一期报纸的要闻版。

我编辑制作的报纸是《复旦晚报》，头题是：上海校友聚复旦，午餐改吃长寿面；倒头题是对复旦学子、著名作家、记者孙淡宁女士的人物专访：魂系复旦。讲授新闻通讯的老师叫张骏德，他告诉我们科目考试也是检验评价学员的实际能力，每个人采写一篇通讯，文字至少在2000字以上。

这样的考试不用死记硬背，但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学员之间在交流探讨中提高认知水平和动手能力，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几十年过去了，我还保留着新闻通讯考试的那篇人物通讯，纸面的空白处还清晰地保留着张骏德老师“写出了主人公的激请，优上”的评语和得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复印机，我编辑制作的那期《复旦晚报》的要闻版没能保留下来，那真是我的倾情之作、精美之作、结业之作。

　

1905年复旦大学诞生，1985年80周年校庆，我有幸看到海内外各路精英万千学子纷纷归来，这几乎可以说是复旦大学历史的一次大的回顾，是复旦大学自身成长历程的一次大的检阅，几十年风风雨雨又呈现在人们目前，几十年丰硕成果使人欣慰，各种纪念活动既激动人心，更丰富多彩。

在相辉堂里复旦校友庆祝会上，校长谢希德衣着简朴、举止端庄、话语亲和，一点也没有著名物理学家、博士、院士的架子，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优秀科学家、专家学者的精深修养和质朴情怀。良好的校风，严格的校训，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复旦人，他们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成为共和国光荣的建设者。

在新闻系会议室，几十名来自各地的新老新闻工作者欢聚一堂。一位留着胡子的老者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当年和新闻系的学友一起参加了反抗黑暗统治的游行。从此，小胡子成了他的代号。参加母校80年校庆，他又蓄起了小胡子，为的是让学友能在第一时间认出他来。

孙淡宁女士的发言特有感染力，讲到动情处禁不住声泪俱下。她回忆当年在新闻系学习时真是如饥似渴，要看的书看不完，要写的文章写不完。她还说自己天性爱动，有一次藏在梧桐树上，用馒头打男同学的脑袋。说着，她向校友们鞠了一躬，说我现在给大家道歉了。

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同志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改革开放形势大好，但切不要因为我们经历了抗战，经历了反右，经历了十年浩劫，就以为我们成熟了、丰富了。前进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有时还会有曲折，我们新闻工作的，头脑要清醒，对事情要心里热，头脑冷。”

回想过去的这些年，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到银河号事件、南海撞机事件、轰炸中国驻外大使馆事件等，愈发感到复旦人的睿智和远见卓识。

多雨的春天慢慢过去，上海的夜晚有了丝丝暖意。在那“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的年代，在那改革开放的呼声鼓舞人心的时候，在那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发现，就像中国人认识到仅有几所出名的大学还远远不够一样，复旦人更意识到复旦还应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复旦人在心理上也都有一种新生的感觉。

　“打起行囊穿上那条发白的牛仔裤，装作若无其事的告别，告诉妈妈我想离家出游几天，妈妈笑着对我说别忘了回家的路……”说不好是“那一年我十七岁”唱红了朱晓琳，还是朱晓琳成全了“那一年我十七岁”，反正这首歌成了复旦大学广播站的开始曲。每当歌声响起，校园里便到处涌动着青春的气息。我和老大哥郭子玲从复杂的逻辑学难题中走出来，轻松走向学生食堂；我们邀请蒙古族同学娜仁、吉林老乡陈香去五角场边上的小餐馆吃馄饨，星期天一起去外滩观景，到南京路购物，到大学生宿舍楼前用全国粮票换茶蛋，耳边回荡着“那一年我十七岁”的旋律。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30多年过去了，复旦，并没有随着时空的阻隔和时光的远去而模糊，相反，它在我心的形象却越来高大起来。这些年来，每当看到复旦大学代表队在“狮城舌战”中连续夺取冠军的现场转播，尤其是在新冠疫苗科研中复旦人又走在了前列的新闻报道，内心便为复旦骄傲为复旦自豪。复旦校园那到处洋溢着的青春气息，那浓郁的学习气氛，那厚重的文化底蕴，那严谨的治学风格，都深深藏在我记忆的深处，成为我精神上的财富。

2017年6月，我有机会到上海出差，工作之余回到离别32年的复旦。当年的一个青年学子，如今的一位传媒报人，时光改变了一切，复旦的校园变得更大了，教学楼变得更多了更高了，许多地方变得真的认不出来了。

我独自在校园里流连，曦园犹在只是当年在池边合影的同学失去了联系，梧桐树的绿荫还在却寻觅不到并肩走过的那些熟悉的身影，那个在校门口西边的邮政所还在，路边默默静立的邮筒似乎对我非常陌生。

走进邮政所，和一位员工交谈，他说邮局也不是当年的邮局了，只是地方没变，前些年在原址按原样新建的。

走进邮局旁边的复旦书店，我买了一个印有复旦标志的保温杯，心中暗想今后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个保温杯，它装满了复旦的浓浓温情和我对复旦的深深依恋。

我想念你，我心中的复旦。

2020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