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年时的读书生活

诗人蓝冰

（我出生在这个大门后面。现在大门的位置变了。我对它的印象没变！） （右边的是张国柱大哥。中间老太太是三娘，老头是张国明三哥。最左边是张国英老姐，她有不少童话书都借给我读。我就是经常到三哥家去读书。） （张国柱大哥和他家郭永霞大嫂。小时候我是大哥的跟屁虫！） 蓝冰：我少年时的读书生活    我童年时身体非常羸弱，直到三岁才会走路。又因为骨软，养成了两腿外撇席地而坐的习惯。久而久之，我的腿就有了微微的X型。和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伴们相比，我虽然不乏冒险的经历，但毕竟文弱得多也老实得多。我除了爱和大人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说书讲陈年往事外，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书了。无论古今中外，鼓词，剧本，小人书，童话，只要能借到手的，我总是把它读完。有些文言文的书，有不认识的字，似懂非懂懂的也能连懵带顺的看下去。民间文学和少年时期的读书生活，构成了我的人文底色，我的文学梦想的种子也就在此时播下了。 （这本书是鼓词唱本《巧奇冤》是破案故事。同时期读过《十粒金丹》《瓦岗寨》《林香宝投亲》《杨二舍化缘》等等。现在只有这一本了。） 我最先大批阅读的是小人书，而且都是五十年代时印刷的，相当精美。象《水浒》《三国演义》等许多小人书都是由大画家所画，非常精美。我至今一闭眼，仍能在脑海出现那些潇洒美丽的线条。这些小人书，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读过初中的叔伯大哥，一是我的邻居徐家。大哥的书，我是靠帮他干活打支应作为代价借来的。邻居的书则大多数是我用自己的小收藏换来的。一个小刀或一支笔换五本小人书，当天奉还，不许过夜。 差不多是与此同时，我也开始读那些大部头的著作。我最先读的大部头，除了少数鼓词及剧本外，主要是堂哥家的收藏。多是《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之类，而在当时，那些书则是我梦寐以求的。但堂哥家的书却不外借，只许去看。于是，整个假期，除了帮父母干一点力所能及的活外，我成了堂哥家的常客。每天早晨刚吃过饭，我就急忙跑到堂哥家，坐在八仙桌边翻看那些书。直到读完他们家所有藏书的那一天。 （这是从大舅家偷的带悟一子曰的《西游记》。可惜只有两本。） 我读的另外一部分书尤其是古小说大多数是借的。当时正是文革当中，许多古书都在遭禁之列。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例外。我于是得以见到这些古典名著的面。同学振海的哥哥在供销社工作，据他说供销社来了一批古小说，每种三套。工作之便，他便各买了一套，视为珍宝。 （这本书的来历记不清了。也许是大舅家的吧！） 这本书是买的。 我差不多是那批书的第一个读者，那些书到我手里时崭新铮亮，没有一个褶儿，还散发着油墨的香味儿。因为每本书只给一天的时间，读完这本去换下一本，我于是夜以继日地快速阅读，连吃饭的时间也不放过。晚上怕影响父母和姐妹的休息，就自己到西屋，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阅读。大概一天半宿下来一本书就囫囵吞枣读完了。早晨起来，眼圈是黑的，鼻孔里更是挂满了黑黢黢的油烟。吃过饭，一大早就跑去用换下一本。这种如饥似渴的读书生活有时会惹父母生气，有时我会因此而逃学。当然，这也极大地损坏了我的眼睛。我疑心我的近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但我也以此而骄傲，因为那时，我是唯一能从大人手里借到书的孩子。大人们也因之预言我会有出息。我读的最古的一批书是偷来的，偷我大舅的。大舅是小学老师，读过私塾，有许多线装的古书。但他就是不肯借给我。因为在他看来，十来岁的孩子读线装书未免有点不可思议，我却千方百计地企图得到它们。舅舅有个孙子，和我同岁，又和我同班读书。于是，我勾结他一起来偷。每次我去他家，先是若无其事地和他在一起玩。趁人不注意，他则溜进放有大量图书的神秘的小西屋。也不管什么，胡乱拿出一本两本，我赶紧装进背心或掖到裤腰上，然后神色自然，心中忐忑不安地离开。我自己得手的时候，当然也不放过。我以这种方式生吞活剥地阅读了许多古书。我读的最早的古书之一，就是带有“悟一子曰”的《西游记》，是铜版印刷的。还有什么《闺范》啦，《四书》啦，唐诗啦，还有中华民国和清朝的小学课本等等。偷书，我是有愧疚的，但也强词夺理地认为，是舅舅逼的。他如果像别人一样大大方方借给我，我也不至于非得偷。好几年过去，初中时在《孔乙己》中看到他说：“读书人的事不能算偷”，我才稍稍心安一些。这些书给我最初的读书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也在某种程度上引导我走上热爱文学的道路。我常常因此心中感激那些以各种方式帮助我读书的好人。 （这本是大舅家的吧？记不清了。） （这本书是读大学时在大学路书店买的。不是少年时的。） （现代教育启蒙，清华学校的。够珍贵的吧！？大学路书店老段出买的） 除了读书，我还爱讲书，每当我读了一本好书，就迫不及待地要兜售出去。我给伙伴们讲，小伙伴们则帮我干活，我成了他们故事大王。我也给大人尤其是老头老太太们讲书。除了我看过的古书以外，有时还应他们的要求唱鼓词。大家说我的膛音正，好听。但我讲书最重要的对象则是国柱大哥。他长我不到十岁，是我的叔伯哥、好朋友。我能帮助他干很多活儿。年前，除了帮他刻“挂钱儿”，还帮他画年画儿。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画，而是描。“文革时期”，除了宣传画真正的年画少。我们就找出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穆桂英挂帅”等旧年画，先用复写纸把轮廓描在大白纸上，然后照葫芦画瓢涂上水彩。就是这样的画，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一种创举。我们俩，尤其是堂哥因此被视为能人。 我爱给他讲书，因为他最好的听众。常常当他忙完了活计，我们俩躲在家里，我给他讲我刚刚读过的书，每每轻易地消磨一上午时间。有时他有活，如和泥脱坯等，我就站在他的身边讲，直讲得口干舌燥，不得不赶紧趴在水水筲边狂饮一通，有时则摘几条黄瓜吃了解渴。他浇园子的时候，我的说书场就是他浇园时来回所走的路线。他挑着水筲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滔滔不绝；他停下来摇軲辘打水，我骑在軲辘杆上喋喋不休。我这“热心”的讲书方式曾惹得大人们的许多笑话，就是叔伯哥也善意地笑话我，说我 “有口累，讲书有瘾”。我觉得有些冤枉，心说“咱们是好朋友嘛！”再读一本新书的时候，执意不去讲，却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压迫感。最终也坚持不了几天，我就又来来往往地跟在他的身后说书，确实“有瘾”哪――――十一二岁时的我需要一个忠实的听众。 （国柱大哥家的扇车。） （我回故乡与一众老张家人相聚！） （1973年我家从敖汉旗牛古吐公社（乡）德力板胡同大队（村）搬家到长胜公社（乡）染坊大队（村）时，国柱大哥把他的几本小人书和这本影卷（做皮影的样本）送给我作为纪念。影卷我一直保存至今。那几本小人书我上大学留给外甥，可惜他们没有珍惜，片纸不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