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將王近山的女儿揭秘父母离婚之命运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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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近山將軍

王近山將軍

授军衔时王近山將軍（1955年）

王近山將軍（1957年）

解放战争时期的王近山將軍

王媛媛的养父朱铁民1951年在朝鲜

王媛媛和司机爸爸一家

王近山和发妻韩岫岩（1947年）

解放战争期的王近山和韩岫岩

王近山、韩岫岩和长子王少峰

韩岫岩之妹韩秀荣年轻时的照片

六十年代初的韩岫岩

七十年代任海军总医院副院长的韩岫岩

七十年代的王近山將軍

王近山將軍一家人

70多年前，战斗中身先士卒，舍生忘死，英勇顽强，曾被人送雅号“王疯子”的开国中將，也就是電視連續剧《亮剑》中李云龙原型的王近山的家庭生活发生了一场婚变，为此震惊了中央高层和毛主席，受到了类似问题中的最严厉处分，轰动全国。

可是，有关这起事件的真正内情却鲜为人知。那麽，王近山將軍与妻子韩岫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麽？离婚之后，他们两人的生活命运又是怎麽样的？王近山將軍的女儿王瑗瑗的回忆文章，首次向世人揭开了这一事件的真相。

父亲王近山与母亲离婚后的命运纠葛

作者：王媛媛

看过《亮剑》的人，一定会为李云龙打仗和追求爱情的那股“疯”劲而动容，尤其是他和女护士田雨那惊涛骇浪般的爱情，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殊不知，作为李云龙的原型，我的父亲王近山中將的情感经历，其实比电视剧更精彩、更传奇。

母亲就像一只刺猬，深爱着父亲却总在不经意间将他刺得遍体鳞伤

我的父亲王近山与母亲韩岫岩的相识一年后，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结婚那天，父亲骑着大红马来到医院，把母亲拉上马就接走了。当时，年轻护士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听说母亲是去结婚的。

父亲毫不掩饰对母亲的爱，甚至有些漂亮的仗还是为保护母亲所打。一次，父亲率部赶去延安，途中忽然听说后勤部队被敌人包围了，其中包括母亲所在的医院。

这还得了！

父亲立刻率部返回解救，正巧遇上日本鬼子的“战地观摩团”。当时通讯设备落后，请示上级已经来不及了。眼见一块送到嘴边的肥肉，哪有不吃的道理？

父亲果断部署了战斗，就像神兵天降打得小鬼子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一战，不但重创了小鬼子观摩团，也解救了被围的后勤部队和母亲。

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父亲却总是带着当军医的母亲出征，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母亲为此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即使怀了孕，也得挺着大肚子跟着东奔西跑，但她从无怨言。

母亲对父亲，也是爱得死去活来。

其实母亲原名叫韩秀兰，就因为父亲的名字里有个“山”字，她便冥思苦想把名字改成了 “韩岫岩”。也真为难她，居然一下改出了两个“山”。可不曾想多年后，母亲竟成为压在父亲头上的“大山”！

1953年初冬，母亲生下了一个女孩儿，也就是我。为了纪念抗美援朝胜利，父亲给我取名王援援。虽然我已是母亲所生的第6个孩子，但母亲却仍像刚生下第一个孩子那样兴奋，因为我长得特别像大姐苏红。

苏红是父母结婚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却不幸于5岁时生病夭折，是母亲心中最大的痛。一开始，父亲开心地打量可爱的我，却很快变得心事重重，沉吟良久才尴尬地说：“这个孩子，我已答应送给老朱了！”

原来，在朝鲜战场，父亲的司机朱铁民多次冒死保护父亲，父亲十分感动，便对因妻子患肾病没有生育的司机许诺：回国后再生的第一个孩子就送给他。

母亲一听惊呆了，满脸喜悦之情顿时消失，继而大发雷霆，坚决不允。

父亲咬着牙，一声不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再提起此事。大家都以为父亲忘记了此事，其实一诺千金的父亲却又怎会忘了自己的承诺？

于是，在我2岁刚上幼儿园的时候，父亲便将我交给了司机朱铁民：“孩子给你了，可以让她跟你姓朱，我每月再给你40元钱做她的生活费。”

从此，我多了一个爸爸，并改名叫“朱元”。

为了区分两个爸爸，我把他们分别叫做司机爸爸、司令爸爸。后来我的司机爸爸说，当时父亲催他抱我走时，他都有点不敢相信，回首时，看见一向坚毅的父亲眼里竟含着泪水。

现在想来，父亲当时一定也经过了极其激烈的思想斗争，回去后和母亲也一定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从此，在母亲的心里却埋下了对父亲不可原谅的恨，两人之间摩擦不断。

据兄弟姐妹们说，为了表示对父亲将我送人的怨恨，母亲和父亲开始不停地争吵、赌气，母亲发誓再也不生孩子了，又是吃麝香又是用麝香，因为她听说麝香可以避孕。

父亲和母亲都是个性很强的人，争吵起来总是互不相让，越吵越厉害，脾气暴躁的父亲常常气得在家里“噼里啪啦”地摔东西……

夫妻感情发生裂痕时，总是很难心平气和地交流，怀疑与猜忌也会像毒蛇一样缠上身来。

父亲喜欢跳舞，母亲也曾是他最好的舞伴，但闹矛盾后母亲就不再陪他去跳舞了。母亲不跟父亲去，可她又不甘心别的女人跟他跳，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把我小姨接到家里，由她陪我父亲跳舞。

小姨韩秀荣当时刚从大学毕业，对年轻的将军父亲十分崇拜。父亲因为与母亲闹别扭，身边也没个说心里话的人，活泼开朗的小姨就像是沉闷的天空射进的一缕阳光，给父亲带来了光明和快乐。

可母亲看到父亲和小姨一到周末就出双入对地去跳舞，平日里两人也谈笑风生，竟开始怀疑父亲与小姨好上了，越来越厌恶父亲跳舞。她说：“一男一女搂抱在一起，不跳出毛病才怪呢！”母亲误解了父亲和小姨。

可她更伤心，恨自己最爱的两个亲人如此对不起她。母亲越来越不信任父亲，不论他去上班还是开会，都要严加盘问，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母亲就像一只刺猬，深爱着父亲，却总是在不经意间将他刺得遍体鳞伤，最后竟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父亲受到了最严厉的处分，母亲却高兴不起来，一点也没有解恨的快感

其实，父亲一开始并没有离婚的打算，毕竟是结发夫妻，又有了那么多的儿女，谁家没有点磕磕碰碰呀？可是母亲不顾及父亲的感受，她固执而暴躁的做法使事态进一步升级。

母亲使用了当时最典型的做法：发动亲友声讨、找组织、去妇联。姥姥、姥爷一直特别疼爱母亲，对母亲从来都是言听计从，于是全家人对父亲和小姨群起而攻之。

没过多久，在母亲的投诉下，小姨也被妇联的同志带走，被发落到遥远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家医院工作。而且“上级”有指示：韩秀荣不能再回北京的家了，也不能在北京、天津等地工作（因为离父亲太近），越远越好！

对于自己的遭遇，小姨也曾经疑惑过，还给父亲写过信，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收到回音。倔强的小姨没有怨恨，没有哀求，孤身一人带着一叠沉重的“生活作风问题”档案，去了偏远的边疆，并在那里扎根成家。

可想而知，那是一种怎样的磨难！从此，年轻漂亮的小姨像是从人间蒸发了。几十年来，我们兄弟姐妹甚至都不知道小姨是否还在人世。

直到2007年母亲去世，她再次回到北京，和大舅一起向母亲遗体告别，我们才再次见到她，到这时，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而这一别，竟是整整50年！

而事实上，小姨的离开，不仅没能缓和父母的矛盾，反而使事态迅速激化。父亲见母亲如此对待自己的妹妹，气愤地提出离婚。

母亲更不服气了，她希望引起组织、直至中央领导的重视，她用最激烈、最强硬的手段以此征服父亲，解决问题。

于是，母亲一级级上访，一级级投诉，本来只是两个人的争执，逐渐延伸到北京军区，直至党中央，最后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又亲自指定刘少奇出面处理。应该说，如果父亲当时能退一步的话，也许能“海阔天空”，起码职务、地位和家庭都能保住。

而且，婚姻问题对于夫妻来讲，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很难说清楚谁对谁错，关键是如何处理。然而，母亲的极端做法，却将父亲伤得体无完肤。

王近山是谁啊？那可是死都不怕、出了名的“疯子”将军！

于是，他坚定地把一纸“离婚诉讼状”送上了中央！父亲的离婚案，一时间引起了全军乃至全国的一片哗然。当时，有不少高级干部厌倦了原配夫人，换老婆现象比较严重。党中央为严厉打击这种不正之风，对很多干部进行了严厉处分，人们称之为“铡美案”。

被母亲一闹，父亲也很快被推上风口浪尖，竟成了 “铡美案”的典型。父亲的老战友以及很多中央领导人找父亲谈话，希望父亲不要离婚，有人甚至暗示说，离婚的话会受到严厉的处分，只要不离婚哪怕是维持现状也行啊！

但父亲却斩钉截铁地说：“我王近山明人不做暗事，离婚我铁定了，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就这样，母亲“挽回”父亲的种种努力，最终换回的却是一纸离婚书。1964年初，父亲和母亲离婚了。

王近山将军和第二任妻子黄慎荣，以及两个幼小的子女在南京軍区住所合影

父亲和母亲离婚后，中央的处分也很快下来了：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

本来只是一件普通的离婚案，最终搞成了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还闹到了毛主席、劉少奇那里。

可怜的父亲，没有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千军万马打倒，却因为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离婚事件被搞得身败名裂。他曾经的显赫战功被人们忽略了，却落下了一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坏名声！

很快，父亲被安排到河南周口地区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负责上千亩苹果园的种植、养护。父亲没有申辩、抗争，义无反顾地接受组织安排，到河南农场当他的副场长去了。

好端端的一个大家庭就这么散了。

父亲离开北京之前，孩子们都还在上学。父亲坚持说：“河南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你们不要跟着我去了。”

于是，母亲带着除我之外的7个子女，搬到了王府井一个叫帅府园的一栋高干住宅楼里。7个孩子每人每月的抚养费是40元，由父亲供给，母亲掌管。父亲毅然决然地离婚，让母亲恨到了骨子里。

可父亲遭到组织严厉的处分，母亲却高兴不起来，一点 “解恨”的快感也没有。看着父亲寂寥地离去，母亲的眼里流露出难以掩饰的苍凉和失落。我们兄弟姐妹们甚至觉得，母亲嘴上虽然没说，但她心里肯定还在希望着有一天与父亲重归于好……

就在父亲收拾东西准备出发时，曾当过父亲勤务员的黄慎荣阿姨来看他。看到父亲的窘境，温柔善良的小黄阿姨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跟着父亲去农场给他当保姆，照顾他的生活。

多亏有小黄阿姨无微不至的照顾，曾经身体多处负重伤的父亲才能艰难地度过在黄泛区的漫长岁月。

患难中，父亲和小黄阿姨产生了感情，这年10月初，父亲和小黄阿姨结了婚，成了一对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并先后生下两个孩子。

听到父亲与小黄阿姨结婚的消息，母亲的脸色“刷”地一下子白了，喃喃地念叨：“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其实，母亲当时才40岁出头，完全可以再找合适的对象，但她却始终放不下对父亲的爱与恨，一辈子没有再婚。虽然身在农场，但父亲魂牵梦萦的还是他深爱的部队。

在父亲的老部下、时任南京军区参谋长肖永银的建议下，1968年底，父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坦承了自己的“错误”并恳请回部队工作。

第二年春，“九大”在京召开，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將軍把父亲的信面呈给毛主席。

不久，中央军委批示，恢复父亲6级（副兵团级）待遇，担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父亲重新“出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母亲那里，母亲高兴得像小孩子过年一样。那天，我正准备到学校参加动员去生产建设兵团的学习班，突然，母亲带着大姐和二姐过来了。

母亲的眼神异常明亮，一进门就高兴地对我说：“小元儿，你爸爸‘解放’了，在南京军区当副参谋长。他让你们都去南京当兵！”

很快，在母亲的安排下，我们兄弟姐妹都陆续来到父亲身边，我到了父亲管辖下的合肥某师医院当女兵。

当兵调档案时，母亲出面将我的名字从“朱元”改了回来。对我改名，司机爸爸十分宽容，表示理解。可母亲非但如此，还将“援援”改成了“瑗瑗”，以示我永远是王家的孩子。

晚年的韩岫岩，最后一次去给原配王近山將軍扫墓，不久就去世了

父亲临终遗愿，死后不许母亲参加追悼会

父亲生病的消息传到了母亲那里，母亲心急如焚，毕竟曾是结发夫妻，心中永远抹不去那番惦记。

母亲给南京打电话，要求来看望父亲。

父亲的秘书接到电话，毫不客气地说：“你不能来！首长说了，他就是死也不愿意再见到你！”

母亲很伤心，却又费尽心思从北京调到了上海，因为这样她就离父亲能近一点。

就在我们跟着父亲生活得和和美美之际，父亲的病情却开始变得严重。

南京军区总医院决定对父亲实行手术检查，腹腔一打开，发现是胃癌。不幸的是，术后他的肠子又破了，造成肠漏……

1978年5月10日，一代将星殒落，年仅63岁的父亲英年早逝。

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等送来了花圈，邓小平亲自审定悼词，对父亲的一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中央军委补发了父亲担任南京军区顾问的任命。

父亲病故后，母亲悲痛欲绝，她非常想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却被告知遵照父亲的遗愿不许她参加，母亲因此一度精神恍惚，整日以泪洗面。

后来，父亲的骨灰被安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了能经常去陪父亲“说话”，母亲又从上海调回北京海军总医院。我也复员回到北京。

母亲一天天地老去，1986年，母亲从海军总医院离休。母亲的时间宽裕多了，就经常将我们兄弟姐妹叫到身边，絮絮叨叨地跟我们讲过去她和父亲的点点滴滴。

母亲常常流露出懊恼，后悔当时的固执和冲动，她始终不承认她跟父亲离了婚，还说她从来就没见过他们的离婚证书。

母亲的家里，一直都挂着父亲的那张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的彩色大照片。母亲还将自己一张彩照放大到和父亲照片一样大，并排挂在客厅的墙上。

每逢过年的晚上，母亲都要做上一大堆好吃的饭菜，摆在父亲大照片下面的桌子上，点上一炉香，再摆上一副给父亲专用的碗筷和酒杯，絮絮叨叨地跟父亲说上一阵儿悄悄话，才开始吃年夜饭，年年如此！

有一次，母亲和我们正在山南海北地聊着天，忽然就犯糊涂了，说道：“不跟你们说了，我该给你爸爸做饭去了。”

还有一次，母亲听说王家列了祖宗牌位，她便说她是父亲明媒正娶的老婆，要大哥去把她排在王家的牌位里。大哥被她缠得没了办法，只好敷衍说已经给她排了位，她这才安静下来。

2007年6月，母亲的病情恶化。

临终前一周，母亲挣扎着要到父亲墓前去祭拜。我们兄弟姐妹怎么劝阻都拦不住，最后只得开车将母亲送到了八宝山。

下了车，母亲的情绪特别好，竟不让我们搀扶，自己走到父亲墓前。

母亲去世的前一天，二哥陪着她有说有笑，还趁她老人家高兴拍了几张照片。母亲忽然铿锵有力地说：“王近山是我的好朋友、好战友，我要去找我的好朋友王近山去了！”

这是母亲所说的最后的话，作为子女，母亲的这句话，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感慨和震撼啊！

6月的一个凌晨，母亲静静地走了，终年86岁。

母亲去世后，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与父亲的墓紧紧相邻。每年的清明和父母祭日，我们兄弟姐妹都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拜祭。

王近山（1915.10.29—1978.5.10），湖北省红安县高桥镇程河村许家湾人。1930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生涯中，历任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八路军副团长、团长、旅长、关中警备区副司令员；解放军第6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2军军长、政治员兼任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川東軍區司令員；志愿军兵团副司令员；朝鮮回国后，任山東軍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北京軍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南京軍区副参谋长、軍区顾问等职。

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红四方面军长征、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定陶战役、襄樊战役、进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西南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等。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8年5月10日在南京病逝，享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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