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轶事》

钟鼓楼

1968年12月30日，我们北京市第九十八中学19名67届毕业生离开了北京，1969年元月1月来到山西省运城县（现为运城市盐湖区）龙居公社（乡）西张耿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长大而且从未离开过父母的青年人，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开始了与以往不一样的生活…… 虽然我1970年12月参军离开了西张耿村，离开了我生活、战斗过的第二故乡。但是这短短两年时间对我来说可谓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从大城市来到农村；第一次参加农村农业生产劳动；第一次独立面对生活的艰难……以至于我所亲历的那些人和事儿都深深的铭记在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获得1969年运城县“”插队知青先进集体”后与龙居公社分管知青工作的老王合影 【难忘的午餐】 在那计划经济年代，国家给下乡知青制定的粮食标准为每年528斤原粮，磨出面粉就只有三百多斤，平均到每天也只有一斤多粮食。由于我们是集体食堂，大家在一起吃饭，但是饭量大的男生多，饭量小的女生少，也就沾不上多少便宜，不够吃已经是大概率的事儿。为了避免发生“年初吃个饱，年未没的吃”的情况发生，也必须对平日的饮食进行有计划的控制。后经研究确定，采取使用饭票的办法，也就是一周发一次饭票，凭饭票就餐，便于大家自行定量控制。当时设想每天有两顿饭为两个馍一碗小米汤；一顿为一个馍一碗小米汤，每天控制在一斤二两定量以内。这对大多数知青来说似乎还可以，但是对我们几个一米八几高的大个子，而且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年轻人就很难说能吃饱肚子了。 1969年冬季，生产队安排年青力壮的小伙子拉胶轮平板车，将大坑里沤的猪粪肥送到大约2里路外的麦田里。我和毕东平在男知青中算是身高体壮的，不太服气村里年轻人对我们知青的藐视，也同大家一样单人拉车。尽管从坑底上坡时会有人帮助推一把，但到了田里就麻烦了，犁过的土地非常松软，车轮陷进去就很难转动，每次用尽全身的力气向前拉时，感觉自己的鼻尖几乎都贴到地面了…… 由于体力消耗大，那段时间我们的饭量也增大了不少，一顿饭两个馍根本吃不饱……这样一来，临近周末时再看手里的饭票已经所剩无几了。为了不至于最后几天饿肚子，于是就每顿饭少吃干馍，用多喝小米汤的办法来撑饱自己的肚子。尽管如此撒几泡尿后，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地叫上了……肚里空空又干如此重的体力活儿，使得我们滿头冒虚汗，眼前直冒金星，但我们仍咬牙坚持着......‌ 一天中午收工，住在村一道巷的张兰草大娘忽然叫住了我（似乎她老人家一直在等我），二话不说把我拉到她家。进屋一看，饭桌上摆着烙饼、油饼、摊鸡蛋和炒白菜丝，大娘的儿子章典大哥正滿面笑容的在等着我呢......我傻呆呆的看着这一桌丰盛的饭菜发愣，章典大哥赶忙向我解释。原来，村里派来给我们知青做饭的王师傅闲时经常与在巷口纺线的几位大娘聊天。昨天看到我们满头大汗的拉着板车经过就心疼的说：这几个北京娃的“粮票”快没了，每顿饭就喝几大碗小米汤，吃不饱肚子还硬撑着干这么重的活......几位大娘听后也心酸的掉下了眼泪。张大娘当即表示，明天中午一定让我美美的吃顿饱饭。我被这眼前的一切感动得热泪盈眶，喉咙哽咽得连一句感谢的话也说不出来了，真想不到在千里之外的运城农村，也能感受到母爱和家的温暖……在离开张大娘家时，大娘再三叮嘱我说:娃，没粮票了就到我们家来吃，千万不能再饿着自己啦！ 后来村里也了解到知青粮食不够吃的情况，决定每年都给予一定的补贴。 2001年10月我们一家三囗看望张兰草大娘并给老人家送去了北京的中秋月饼 【大蒜摊鸡蛋】 1970年春天，我们搬进了村里专门给知青盖的位于四道巷东口的新宿舍。夏天我突然患了急性痢疾，上吐下泻发烧39度多，连续数天躺在床上昏睡不起。同宿舍的陈立新给我请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注射了一针青霉素。之后虽然退了烧，但口服黄莲素也仍然止不住腹泻。 一天，住在三道巷东口的张片片大叔夫妇，不知怎么得知我生病的消息，专门前来看我，张大婶手里还端着一个带盖的盘子。张大叔仔细了解我的病情后，就指着大婶手中的盘子说：这是他们河南老家专治拉肚子的“偏方”大蒜摊鸡蛋，吃了就会好的...... 看着张大叔夫妇离去的背影，再看着满满一盘的大蒜摊鸡蛋，我不由得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我知道张大叔家的生活非常困难，家里有八个娃，人口多劳力少，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养了几只鸡下的蛋舍不得给自己的娃吃，却毫不犹豫的给我送来这么一大盘，这让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呀...... 可能是那盘大蒜摊鸡蛋真的发挥了作用，我的腹泻终于止住了。 如今每逢回忆起这件往事，就抑制不住自己感恩的心情和热泪。那不只是两个鸡蛋，那是救了我性命的金丹神药，是一颗颗充满了爱的心呀！ 2001年10月看望张片片大叔夫妇 【淘井】 1969年初冬，为了确保来年春灌麦田用水，村里挑选了十几个胆子大、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去淘村西的一口水井。我们几个男知青不甘示弱，也积极的报名参加。 淘井，对我们这些在城市长大的知青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一种“新鲜感”促使我们争取第一批下井。虽然已经是冬天，脱掉棉衣棉裤，穿上雨靴和自带的雨衣，戴上柳条安全帽下到井底一点儿也没有觉得冷。这一方面是因为心情激动，另一方面也是喝了一大碗白酒的缘故，当时还觉得浑身直发热。但是，随着井不断地被挖深，由井壁渗出的水和吊桶漏下的泥水把我们浑身淋个透湿，就感觉到身上冷了。另外井壁上松动的碎砖不时的掉落下来砸在我们头上，也很危险。见到此况，几个村里的青年有点儿退缩了，不太主动地下井替换我们。气得担任现场指挥的张立秋大叔破口大骂：“人家北京学生娃就不是父母养的吗！在下面干了这么长时间，冻坏了身子怎么跟人家的父母交待？” 第二天立秋大叔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再下井了。后来听说第三天井壁塌了，有人被埋在了井里，幸亏抢救及时，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001年当我们部分北京知青再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西张耿村时，曾一起参加淘井的乡亲们还关心的问我：没有落下什么腰腿痛的关节病吧…… 【集体缝被子】 1969年5月我们第一次参加紧张的麦收劳动。村里的年轻人每人负责割三行麦子，为了照顾知青只让我们每人负责割两行，即使这样我们也跟不上人家。几天下来，脚上穿的回力牌篮球鞋（离京前花10块钱买的）也被镰刀割破了，手掌磨出了几个大血泡，镰刀也几乎攥不住了。于是我就将镰刀把用绳子绑在手上，忍着疼痛坚持着...... 在那段时间，繁重的劳动累的我们精疲力尽，收工后也顾不上洗漱，倒在床上便睡着了，结果弄的棉被又脏又臭，到了夏天我们几个男知青就商量着把棉被拆洗一下。 按说拆、洗都难不住我们，想像中缝被子也应该很容易。于是说干就干！我们拆了棉被，洗净晾干了被里和被面，又向村里的大娘借来了缝被子的大针，大家一起动手将被里、棉花套、被面分层铺在炕上，四个人每人手里拿着穿好线的大针一人负责缝一行，很快就把棉被缝上了。当我们怀着一种“强烈的成就感”想把棉被叠起来时，突然发现不小心把棉被与炕上铺的床单缝在一起了...... 【竹叶青酒】 1969年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村里送给每个知青两块“自制的月饼”同时还有一小桶山西有名的“竹叶青”酒。 晚上，我们几个男知青聚集在夜校院子里，在空中一轮明亮的月光映照下，边吃月饼边品尝着“竹叶青”…… 长这么大我们还是第一次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过中秋节，并且也是第一次敢于“公开”的大胆喝酒。 初次品尝“竹叶青”感觉除了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外，喝到嘴里却像糖水一样……不知不觉一桶酒快被我们喝光了。此时就感觉到混身发热，脑袋沉重的几乎抬不起来，站在地上脚下跟踩着棉花似的，还有同学已经有点儿语无伦次了…… 此时我们当中明显有一位喝得太多了，只见他指着桶里剩余的酒和其他人打赌说:谁能把这些酒喝干净，我就脱光衣服围着村子跑三圈…… 当第二天早上大家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还穿着衣服甚至连脚上的鞋都没顾得上脱掉，横七竖八的斜躺在炕上……大家起身呆呆的坐着，努力的回忆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想来想去终于醒悟过来了:这看似糖水一般的“竹叶青”原来有如此之强大的“威力”…… 找了一张与当年村里戏台相似的照片 【领导的关怀】 都说西张耿村的知青工作搞得好，依我看这也离不开当年驻村地、县工作队的热心指导和队里几位老领导对北京知青的关心、爱护。 工作队中我印象较深的有阎广洪书记和地区宣传部的老杨部长。据说五十年代阎书记发表在《农村社会主义新高潮》一书的文章曾受到过毛主席的批示，他讲话时极其风趣、幽默的言语常常引人入胜…… 记得一个夏天的晚上，在村东小学校内戏台前的操场召开全体村民大会，阎书记撩起背心一边用手搓着肚皮在戏台上边来回溜达着一边给大家讲话……时不时的还穿插进几个小笑话，据说由于他的晋中口音比较重，有一次在讲述“婆媳关系”时被台下的听众听成了“破鞋关系”差点儿造成不必要的误会……他还为流行一时的塑料凉鞋编了一个顺口溜:不上油，能显阔，穷人买了双凉暖窝，不脱孩（鞋）能洗脚…… 工作队的老杨曾是地区宣传部的领导，他浓重的南方话让乡亲们也听不懂几句，于是往往在他讲话时台下的聊天声几乎盖过了他的声音，他却毫不介意的继续着他的演讲…… 还有一位令我难以忘怀的老首长，就是1969年11月由福建调防到运城的二十八军83师王副政委。 有一次，王副政委作为军队参与地方工作的领导来西张耿村检查工作，当晚在大队部院里召开全体村民大会。他的警卫员看见我身披一件“将校呢”军装就凑过来和我聊天，问我家里什么人在部队工作……临走时还塞给我两个苹果。 王副政委对我们这些北京知青非常关心，一天中午大家正在午休，王副政委突然来到夜校，他的警卫员还搬来一筐苹果。据说他们是到邻县办事路过西张耿村顺便来看望我们……临走时还热情的邀请我们星期天有空儿到他家去做客。 于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几个男知青带了两桶家里刚刚寄来的“麦乳精”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来到位于运城康杰中学旁的83师师部驻地看望王副政委。他派警卫员到大门口把我们接到家里，王副政委对于我们的到来非常高兴，亲切地和我们聊了一上午，中午还特地让食堂准备了丰富的饭菜招待我们…… 当年的身穿“将校呢”军装照 　　在之后的数年中，我们这些北京知青陆陆续续离开了运城，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二十八军也在九十年代“大裁军”时被中央军委撤编了，从此与王副政委失去了联系，之后再没能打听到老首长的消息，但老首长那慈祥的面容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至于其他几位老领导，后来听说阎书记和老杨同志先后都调回到运城地委担任领导工作。 1993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运城打来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原来驻村工作队的老王，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头脑里立刻浮现出当年他身穿黑色棉中山装，戴着眼镜，冬天脖子上总围着围巾的模样……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他是从我运城一个老战友口中得知了我在北京的电话号码，他想让我帮他一个亲戚到颐和园附近一家商贸公司讨要欠款……事成之后他向我表示万分感谢并告诉我:他女儿在首都机场边防检查站工作，有机会到北京一定来看我…… 2001年10月部分北京知青回村探亲  【参军的坎坷经过】‌       由于夏天的一场大病，我的身体极度虚弱。几个回京探亲的同学将情况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立即给我发来了电报，让我回京休养一段时间。‌       在家休养期间，听说宿舍大院里的几个“发小”通过关系“走后门”参军去了，这使我也萌生了当兵的念头。于是就跟母亲商量，让她去找曾在空军工作的叔叔。结果叔叔滿囗答应帮助联系，并让我在家安心等候消息（后来得知叔叔给我联系好到太原当兵）。       没想到节外生枝，在母亲去探望被“文革造反派”关押的父亲时，就把把叔叔联系安排我去当兵的事儿告诉了他，没想到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父亲立刻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他坚决反对我打算“走后门”当兵的想法，让我必须通过正常渠道报名参军。由于我是“独生子”，父亲同时也给当时的运城县武装部阎部长写了一封支持我报名参军的“表态信”。‌       由于听说运城的征兵工作早已经开始了，我急急忙忙赶回运城，将父母的信交给县武装部的阎部长。阎部长一方面对我家长的态度表示十分赞赏，但又不得不遗憾地告诉我县里的征兵工作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急得差点儿哭出来……阎部长便耐心的安慰我，同时也给我出了主意。他说部队接兵的同志有的还没走，让我去找他们再“努力争取”一下。于是我赶回到公社去找接兵的首长，经过几天“软缠硬磨”再加上公社武装部马部长在旁边帮助说情，接兵的领导终于“妥协”了（后来听说是由于我身材比较高，又有打篮球的特长，因此算是“特招”）。 欢送我们参军时的合影，前排中央的是运城军分区的老柳同志   第一关过了，没料到在“政审”一关又出现了意外。“文革”之初，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被关押着。在那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家庭出身不好是不能当兵的。此时此刻我十分痛恨父亲，如果不是你反对“走后门”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了！       接兵的两位首长见状就安慰我说：“只要你父亲不是敌我矛盾就行，但必须要有相关部门的鉴定”。由于公社的电话不能打北京长途，接兵首长就骑自行车带着我到县武装部打长途电话。当年在北京交通系统“支左”的军代表在电话中肯定的答复说我父亲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应影响儿女的政治前途……这样，“政审”关算是顺利通过了。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又遇到了另一个难题，就是县里的征兵体检站已经撤销了，接兵首长也表示很无奈。此时我忽然想起曾经在驻村工作队中一位熟识的运城军分区老柳同志，于是就去求他给予帮助。当老柳听了我遇到的困难后表示非常同情，立刻带着我到县医院找院长，说明情况。院长看到军分区都出面了，于是临时抽调相关科室医生组成了“临时体检站”为我一个人体检。 就这样，在运城各级武装部首长的大力支持下，我终于走进了梦寐以求的解放军这所大学校。      在临行前运城县召开的“欢送应征入伍新兵大会”上，县武装部的阎部长还亲自点名，让我代表全县两百多名入伍新兵发言、宣誓……       时至今日我也忘不了县武装部的阎部长，运城军分区的老柳同志和负责接兵的孟昭智、鲁春生两位老首长。我曾在回运城时，多次寻找阎部长和老柳同志，但没有人知道两位首长的去向。好在当年接兵的孟、鲁两位首长健在，我每次去长春时都会专程去看望他们、请他们一起吃饭，以感谢他们对我的知遇之恩。 拍摄于1973年冬季 　岁月如梭，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也很快在一挥手间逝去，今天我们也都步入古来稀之年了，可是年轻时的那段经历却是怎么也无法忘怀。仍恍如昨日，历历在目，是那样的真切而生动…… 2019年3月部分知青回到西张耿村，代表全体北京知青赠送锦旗。 部分当年一起插队的老知青在京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