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

霜染布衣

星举走了，走在2019年古城西安的瑟瑟秋风中，这一年他66岁！ 我们从小生长在茫溪河畔那个叫马踏的小镇上，儿时伙伴除了学名外，大多都有着一个与排行相对应的乳名，叫的时候尾音还要儿化一下，如张三咡，李四咡，陈五咡等。可星举姓鲍，他的乳名却不以排行相称，而是被叫成了鲍麻儿！据说这个绰号的由来是因为他脸上有两粒不太明显的白麻子。从小和他玩到大，我还真没注意过这个不雅绰号得来的白麻子长在他脸上的什么地方。星举老幺，上面还有哥姐，姐姐眉目清秀，算得上是小镇上的一朵花，哥哥也都浓眉大眼，孔武有力。他这个幺兄弟兼具了哥姐的优点，在眉清目秀之间透出一股少年的英气，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那就是帅哥一枚，其形象与绰号实在是不太相符。当他成为人民教师后曾多次要求儿时伙伴：＂请喊我鲍老师＂！可这些毛根儿朋友完全无视了他的要求，于是，＂鲍麻儿＂的绰号一直与他如影相随！ 家乡是典型的川西南小镇，依山傍水，南北走向，一条独街。街中有个拱龙桥，以此为界，下边叫建设街，上边为巩固街。六十年代初，小镇上的青年没什么事可做，一帮子血气方刚的青年，三天两头不打上一两架，那日子就算是过得没意思了。在两街的争斗中，建设街稍占上风，星举的哥哥便是建设街那帮青年中的好手。不知什么原因，当这批比我们大几岁的青年相继参加工作离开小镇后，小镇青年身上那种争强好斗的气质，在无形中便弱化了很多。即便是在文革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能做到“南北团结如一人”，没有了血与火的争斗，星举从兄长身上传承下来的那种血脉喷张的情绪便难以得到宣泄了。 后排左5为星举。 　　在文革那种读书无用论的背景下，星举与同龄大多数伙伴相比，有着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爱思考，而且喜欢和人探讨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在他看来，自己对生活的认知不仅仅是一个“受”字能概括的，那应该是一种“悟”，一种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悟”，因此他时常会在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上发表一些尖锐的见解或不满。当我读过《唐吉诃德》这部小说后，便觉得他很多时候都有些像那个骑着瘦马，手握长矛与风车博杀的吉诃德先生。每当他热血沸腾慷慨陈词时，我们一般都很少反驳他，只是静静地等他说完，便漫不经心地问他一句：你又能怎么样呢？每当此类情况发生时，他都会茫然地摇摇头，一副知音无处觅的样子。其实我知道，他并不在乎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而恰恰相反，他需要的是对立，是战斗，他的情绪会在这种对立的论战中得到宣泄。尽管他时常表现出对小镇现实的不满，但小镇的人们却以宽容或漠视待之。人们的宽容，让他的愤世嫉俗尤如泰森的重拳击打在一团棉花之上！我们漠视他泛敌人式的愤怒，他则怒斥我们安于现状的麻木！ 左起第四是星举。 　　我与星举小学和初中都是同学。小学低年级时我们并不同班，到了高年级，也就是小学五年级时成为了同班同学，后来上初中后也在同一个班里。星举在体育方面算是有些天赋，田径、篮球和游泳都是他的强项。初中毕业后，我们这批儿时伙伴几乎都毫无选择地下了乡，而且大多在小镇附近，一般都是早出晚归。他和陈五儿一起下在与马踏一河之隔的石泉公社。收工回家后，我们时常在小镇昏暗的街道上无所事事地漫游，天南海北亳无主题地神聊，当然和当时多数知青一样，偶尔也干一些炸狗炸鱼之类破坏生态平衡，以及打架斗殴之类有违社会治安的事。 　　其实刚下乡时，我们都曾幻想通过艰苦的劳动和努力的付出来改变生活的轨迹。可生活并未给我们的付出应有的回报，前途的迷茫和生活的贫瘠，让很多人心灰意冷。有一年，星举和陈五咡一年曾挣下过3600多工分，这在当时的知青中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按每个壮劳动力每日的最高工分10分计，他们几乎全年不休才能挣得这么多的工分。但残酷的现实是，那一年天大旱，他们生产队的劳动日值仅有可怜的8分钱。即便他们挣得高达3600多工分，年终结算分粮后他们居然还要倒补生产队的钱，后来还是公社以照顾知青为由统一免去了知青们倒补的钱。也许是对从小接受劳动能够换来美好生活这一理念的破灭，我们不再安心于那种连温饱都无法换取的劳作，我们开始睡懒觉，不再积极出工，甚至还偷生产队开山改土的炸药去炸鱼。偶尔还用硫磺、硝和木碳自制炸弹去炸狗。当我住在乡下以后，便不时会有人夜半三更来敲门，不用问，那一定是星举和陈五儿他们拖着炸了狗来我家了，一般都是连夜把皮剐了，第二天上午他们会带些佐料和油来，中午毫无疑问就是当时难得的＂打牙祭＂了。这些现在看来极其恶劣的行为却是当时我们枯燥知青生活的一种宣泄和调剂。 　　1974年送好友冯文霞、陈章富入伍留念，后排左二为星举。 　　在知青时期，星举的生活还是有些亮点的。他在体育方面的才能得到了一定的展示，多次代表县上参加地区的田径和游泳比赛，在这些体育活动中，存积在他心里的那种能量总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泄。 74年陈章富和冯文霞参军走后，星举独自在生产队呆了一年多。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招兵没有希望，那几年又几乎停止了招工，每天面对单调和枯燥的劳作，知青们大多迫切地希望离开农村，无论做什么好像都行。大约是76年，星举通过自己的努力，居然谋得了当时县农业局招聘兽医的工作，成为了一个挎着药箱走乡串户的兽医。由于当时的兽医要给猪和牛做节育手术以便更快地催肥，当地人常把兽医叫＂骟匠＂，星举因此又有了个与他帅气形象不太相符的绰号----鲍骟匠！ 　　好在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星举终于展现出他爱学习善思考的优势，从走村串户的兽医生活中脱颖而出，考上了仁寿师范。在我的记忆中，他应该是77年儿时伙伴中唯一一个非教师子女考上学校的。两年的师范学习毕业时，他自然是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据说县体委的一个领导也希望他能留在县城的学校，但最终却未能如愿。星举回到他下乡时那个公社的戴帽初中教上了体育，工作环境的不如意成为他后来生活动荡的原因之一。 星举由一个兽医成为人民教师后的一段时间，我因为上学和回到地区工作与他见面的时候少了许多，只是在偶尔回家时知道他除工作不如意之外：感情生活也颇为不顺，而这也许是他后来决定远走他乡的最终动因！ 其实那应该算是一段并未开始过但却是深藏于他心中的感情！ 从中学开始到下乡后的一段时间，我和星举常去一个教师家庭同学家里玩，同学兄妹都是那种爱看书，并且喜欢与人交流的人。对于读书无用论笼罩的年代，这样的交流虽然不多但却很有意思。也许就是在这种有意思的交往中，星举对兄妹中那个和我们同年级的女生有了好感。不知是他对女生的喜欢还没有达到那种如痴如狂的地步，还是他想用一种若即若离的方式去试探对方的感觉。在这种貌似无目的但却深藏心机的交流中，星举独特的个性也得到充分的展示，他常常会在辩论中固执地坚持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观点，以至于很多时候我都怀疑他到底是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还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来吸引别人对他的注意。后来在和他探讨这段感情为什么没能进一步发展时，我以为这也许正是他情感表达的一种战术失误！ 我上学离开家乡后，每次回家都会向星举询问这事的进展情况，可从他那里得到的信息几乎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不知他俩是否有过认真的谈话，但终没有让人乐观的内容。后来女同学便有了男友。在工作和感情都不如意的情况下，星举在陕西安康水电系统工作的一个堂兄给他介绍了一个北方姑娘。从此，星举便远“嫁”他乡，成为文学作品中描述的那种，因事业和爱情而离乡背井的游子。 离开家乡后的几年，星举很少回家。有了孩子后，曾给我寄来一张他女儿的照片，照片上头戴贝雷帽的女儿五官清秀，可看起来却像是一个小帅哥，他在信中简单地谈到了对婚姻的无奈。没几年，他就与那个北方姑娘离婚了，孩子随了母亲。他再婚后，于九十年代初又回过几次家，每次回来，他都会到我工作的小城看看我。在有限的时间里，他一如既往地向我倾述对现实的不满，并说自己已留职停薪了！他还以一种极为煽情的方式鼓动我抛弃现有的工作，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当我阐述自己对全民下海、全民皆商的不同看法时，他都会激烈地抨击我的保守和僵化。那段时间每次和他的交谈，都会让我产生一种又回到当年的感觉：虽然命运让他经历了一些坎坷，但岁月似乎并没有改变他多少。面对生活，他仍然是那样的慷慨激昂，那样的理想主义，但在现实面前，他似乎也并不是那么如意！ 记得有一年他回老家看望母亲，顺道来小城看我。坐下不久，便拿出一个皮夹子，里面是一些古币铜镜。他拿出一个铜镜，告诉我是战国时的，费了好大的劲才搞到手。还问我乐山古玩市场的情况，我告诉他对这方面是一无所知。他充满激情地告诉我，这些年他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多次和盗墓人一起，在月黑风高之夜出没于荒山野岭，多次在黑道交易中险中求胜。 几年后，当他再次出现在我家里时，说是暂时没做文物，而是在搞金砂的买卖。这几年去过金沙江上游，去过西北的那些金矿。我从媒体上知道一些淘金者的风险和金把头的厉害，劝他放弃那种漂泊动荡，近乎于刀尖上度日的生活，安定下来过一种平淡而真实的日子，但都遭到他断然的拒绝。也许他那颗躁动不安的心，需要的正是那种腥风血雨的生活带来的刺激。 　　90年代中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失去了联系。 　　直到2011春节过后，接到儿时伙伴灵和的电话，说是失去联系十多年的星举回来了，想和大家聚聚，这让我感到惊奇和喜出望外！ 在与星举失去联系后，我曾于2005写下过一篇关于他的文字，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便是：＂也许这匹在生活的原野上东奔西突的野马，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如今，星举果然突然出现了！星举在春节后的出现，使我们这些儿时伙伴有了一种观看一部悬疑大片般的期待。 我们的期待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这十多年的时光，恐怕是我们一生中最无情的阶段，无论你是如何地乐天知命，岁月的“沧桑”都会悄然地爬上你的两鬓，何况在大家心目中星举还是个不太安分的人！ 　　也许我们对星举的归来赋予了过多的戏剧性想象和期盼，这反而使他的出现没有什么戏剧性可言。当这个离开我们视野十来年的儿时伙伴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一切都是那么的平淡和自然。虽然他的鬓角已初染霜雪，眼睛也不再像当年那么有神，但眉宇间流露出的那种精气神，似乎并没多大的改变，谈话间还是一如既往地充满自信，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滔滔不绝地述说自己的动荡生活了。问起他放弃“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业去倒腾古币或金砂的业绩时，他也只是顾左右言他。倒是说起自己没有随子弟校改制下放地方，每月少拿N多退休金时，他稍显刻意的无所谓，让我们再次看到了那个自负的儿时伙伴。 　　2011年与星举的久别重逢产生了一个重要议题：为2012年满59岁的儿时伙伴组织一次聚会，意为花甲之前的聚会！星举承诺届时一定回来！ 　　2012年9月星举果然如约而至，而且积极参与聚会的准备和会场的布置。 　这次的聚会难得地留下了星举较多的影像！ 　 聚会分为两天：第一天重逢话别离；第二天，故里寻旧梦。次日，儿时伙伴们一起回到离开多年的家乡，那个叫马踏的小镇。走在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街上，那些曾经给过我们温暖的家大多早已易主，有的已不复存在了，站在老屋前，这些已近花甲之年的游子自然是感慨万千！ 　　如今的高北门，完全没有了儿时记忆里那发亮的青石板和高高的台阶，星举的家就在高北门两条小巷交叉的十字路口。 在儿时伙伴的老屋前留影。 　　在当年的屠宰场的铺面前留影，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这是一个记忆深刻的地方 　　站在小镇地标之一的大桥头，这里曾是儿时伙伴们展示胆量和游泳技术的地方。 　　曾经读书的马踏小学，如今已是今非昔比，但却少了很多儿时记忆里的神韵。 从那以后，我们这些儿时伙伴一般每隔一年就聚会一次，每次聚会星举都会从陕西回来。 2017年，我的孙儿出世，儿媳回陕西安康生产，我和妻子前去看望。星举当时已在西安居住，得知我去安康时，专程从西安赶回安康，而且执意要请我两口子吃顿饭。去到他安康的家，看到橱窗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古董。问他是否都是真品，他倒也诚实，说有真有假，并不值钱。我想也是，如果都是值钱的真东西，他也不会让它们留在这个长期无人居住的老屋里。 离开安康前，星举又专门约我见面，一定要送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告别前，站在安康古城墙下，星举取下他戴在脖子上的一块玉，说是送给我作为纪念！我当时觉得他随身佩戴的东西，应该是他心爱之物，就没有收下。而让我没想到的是不久他就查出患了脑瘤！如今，斯人已去，我身边也未能留下他的任何物品，难道当时的他就已预知到我们两年后的永别？ 　　2018年春节后，冯文霞，钟灵和，冯玉秋专程去到安康，看望脑部手术康复后的星举，留下了珍贵的合影，照片上的星举看起来身体恢复得不错。 　　2018年星举夏天又回了一次回乐山，我们几个儿时伙伴一起在我住的小区外一个苍蝇馆子聚了聚，遗憾的是这次的聚会没留下任何影像。回西安后不久，星举偶然摔了一跤，再次手术后，尽管他有着较好的身体和顽强的求生欲望，但终究未能敌过病魔的摧残。2019年的深秋，星举的生命定格在了66岁这年！ 我在2005年写下的那篇文字里将星举比喻成一匹在生活的草原上奔跑的马儿，如今，这匹马儿真的倦了，累了，最终倒下了！他把自己的身体留在了那个有着丰厚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三秦大地，但他的灵魂却在那座千年古城的上空游荡！ 归来吧，星举，茫溪河畔那个叫马踏的小镇，是你灵魂的最佳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