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娘

.今日欢呼

 

我出生时，妈妈刚在父亲服役的驻地邢台参加工作不久。50年代正是激情燃烧最旺的岁月，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都恨不得使出全部精力，刚参加工作的妈妈怎甘心因生产休长假而落伍？很快，妈妈返回老家涉县东达村生下我就急匆匆上班去了。于是，没奶吃的我便有了奶娘。

那个时代，我的老家似乎好多人都有奶娘，由此许多人名字都有个“乃”字，比如，乃亭、乃生、乃保、乃广，就连我的奶爹任之俭的奶名也叫乃昌。曾有一篇散文《太行奶娘千千万》记叙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将领刘伯承、邓小平等的孩子与涉县奶娘的故事。邓朴方就曾在奶娘家改名为“奶云”。当然，老区奶娘和奶儿那是一种人民群众与共产党的深情，是一种伟大的家国情怀。而我和奶娘只是普通百姓的母子情深。

我的奶娘家住在本村庙家胡同（本来胡同多以姓氏而定，只因胡同口原是一座大庙，便取此名），大庙是当时村里最大的院子，北房是庙殿，不知敬过哪方神仙。南侧有个旧戏台。大庙的院子的西侧，是新盖的新式戏台，戏台门额上方镌刻着毛主席的手迹：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只是从我记事起，这里就没见过这里泥胎神像，却是我启蒙识字的学校。人们一直称这里为大庙，只是已演化为学校的代名词。东达小学是有一至六年级的完全小学，据说是抗战时期建立起来的，我的父亲就是在这里念的抗日小学。上世纪80年代小学迁建，大庙小学连同戏台都成了百姓的庄稼院。这里喧嚣消失，风光不再。但在我的少年时代，大庙是除大队部之外的又一个文化中心。平时常常传出孩童特有的那种整齐扯嗓的朗读声，大年几天和正月十五前后，由村剧团（文革时叫俱乐部）唱几出现代戏，铿锵的锣鼓声，在我奶娘家小院都能感到强烈的震撼。

奶娘家院门外还有一道门。这道门没有门板，就是个简易牌坊式的门楼。紧挨门楼的有一小院，是奶娘家的本家。穿过门楼是个逼仄胡同，绕过墙角才是奶娘家的坐西朝东的低矮院门。院门过道右侧是垒着石头槽的牲口圈，当时没有北屋，对着院门的西屋就算是正房。南屋黑魆魆的，放置杂物一直没有住人。院子北侧，曾有个小门，穿过小门是空荡荡的一块空地。后来空地成了生产队的马棚。奶娘家封了北门，靠北墙盖了三间进深不足两米北屋，憋憋屈屈还比不过当今楼房走廊宽。不过，这总算是个四合院了。

我的奶娘家很有可能成为城里的干部之家的。我的老家是抗日老区，奶爹上世纪40年代就入了党，当过村农会主席，据说还曾被选为南下的地方干部。又听说，我奶娘家的人死活不让奶爹南下，奶爹终被留下，在村里当了一辈子农民。当然，如果奶爹南下，我与奶娘就今生无缘，我的童年便将是另一种记忆。

我跟年迈的奶奶生活，奶奶患有多种病，手指头肿的有时连饭都做不了，常常我空着肚子上学去。于是，课余时间时常不断地就跑到奶娘家，找口吃的，喝口稀饭汤。那时，山里的百姓穷，好多家都没有暖壶。遇到亲戚贵宾来，都是赶紧现笼火现烧水。我去奶娘家，好多回奶娘不但烧了水，还在碗里滴几滴香油，催我：总嘛喽（快点）把这香汤喝了。至今，我依稀记着：坐在西墙跟的长条板凳，上午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端着冒着热气的碗，吸溜吸溜喝着滚烫的香汤，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喝的汤。

奶娘家的孩子们有二男三女，待我非常好，长我三岁的二姐更甚，视我亲如手足。奶娘对我念叨过多次，二姐在家里出力最大。二姐还在上初中时，有幸被招工进入了在涉县刚刚建厂的河北东风制药厂，那时节，在农村别说当干部，就是家里有当工人的，都是一种荣耀。

1977年，奶爹被查出癌症。为奶爹治病的开销全部压在了二姐的肩上。二姐当时的工资也仅仅只有30多块，为给奶爹做手术，她求厂里求朋友借遍了钱，好几年厂里财务每月要扣二姐10块钱。我想象不出，当时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东风药厂距离老家东达村50多里，二姐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家去探望父亲，每次从厂里食堂买一大掐油条。油条是那个年代城乡百姓最奢侈的食品，城里人也不舍得常吃，奶娘将油条放在吊篮里，见天给奶爹做汤面时，将干油条跑到汤里漂起油花，也就省的放油了。患了癌症的奶爹手术后，又活了7年。手术后的奶爹吃着干油条很是满足，笑眯眯地向人谝：“一辈子我也没吃过这么多麻糖。”

卫星地图下的东达村

1. 奶娘家的小院位置
2. 长长的缝隙是庙家胡同
3. 原来的大庙（小学兼戏院）被瓜分成几户农家院子

　　奶爹的弟弟，按我老家的称呼应叫“奶小叔”。小时候家里穷，奶小叔被他父亲卖到了山西，而他的母亲也被卖到山西另一个地方。奶爹没当上南下干部，奶小叔却在山西参加了刘邓大军，一路南下到达巴蜀，长期在重庆宾馆当领导。

大概1970年的一天，奶娘家突然热闹起来，“装修”黑魆魆的南屋——迎接奶小叔回家探亲。所谓的“装修”就是在黑墙上贴满了报纸，还别说经过一捯饬，小南屋也变得亮亮堂堂。

奶小叔回来了，他高大威猛身躯伟岸，婶子是满口巴蜀方言腔的普通话，快人快语很健谈。她讲了很多有关重庆的话题，我都像听西洋景式感到新鲜，许多至今还记忆犹新。比如，我们见女性长辈称是“阿姨”重庆叫“嬢嬢”，比如描述山城，婶子说她在银行工作，每天步行“要一咯噔（台阶）一咯噔地上，上一千个咯噔。”那时节，我正在偷着看还没解禁的《红岩》，婶子对重庆的表述，让我在书中得到了印证,使我少年时代就对山城有了感性认知。

奶娘与我的儿子在达活泉亭子下

　　80年代末的一个春上，在我多次约请下，奶娘终于走出大山走进了城市来了邢台。我的儿子倒是和这个奶奶有种自然的亲近感，把刚刚学会的童话故事、小人书上的传说炫耀式地讲给老人，奶娘似懂非懂地与孩子不找边际地交流着，倒也有一番情趣。期间，我们逛了商场，公园，还在达活泉公园留下了几张孩子紧贴在老人身边的宝贵的照片。那段日子，奶娘很是开心，给我讲了许多我不曾了解的往事。我想叫奶娘多住些，可天气越来越热了，奶娘穿的还是棉袄棉裤，非要回去。我拗不过她，便找了辆车将奶娘送往二姐那儿。一路上奶娘晕车呕吐数次，走走停停，终于到了东风制药厂二姐家。东风制药厂建于60年代末期，是三线建设的产物，坐落在一条深山沟里。二姐家是厂里分的楼房小单元。站立窗前远眺，倒也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二姐盛情款待了我，还领着我到工厂所在的沟口赤岸村，参观初见端倪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旧址，还给我讲解了漳南渠的来历，以及刚刚修砌了石梯、安放刘伯承元帅骨灰的将军岭。那时这个景区还属草创阶段，没料到，如今这里已成为名声遐迩的旅游胜地。

奶娘的儿女们一个个长大，又一个个离开了村子。大姐去了外地，二姐和小弟在东风药厂，大弟在水泥厂，小妹嫁到了河对面的小村。大庙胡同深处的小院渐渐寂静了，奶娘在80年代就成了独居老人。她思念儿女，牵肠挂肚，望眼欲穿。那年在邢台奶娘给我念叨：好几回，村里有人传信说，恁家的谁谁回来了。奶娘总是赶紧把小院拾掇一番。好多回一场空喜，是传信人“编笑话诳我嘞。”

那时节，孩子们在外上班，是奶娘的荣耀。孩子们远离身边，又让奶娘常守难捱的空寂。晚年的奶娘生活在孤独里，也生活在渴望中，对孩子们、亲人们的思念成了奶娘排遣孤独寂寥的动能源。

我对奶娘说，来年再来邢台，奶娘也答应了。可奶娘再也没有走出大山，奶娘得了重病，是那种让人闻之色变的病。奶娘不认字，虽然患了重病，并不知内情，没啥压力心情还是快活。

一个寒冷的冬日下午，老家打来电话，奶娘去世了。我找了辆吉普车，和妻子连夜往老家赶。吉普车不严实，寒风直往车里钻，走到邯郸已是黄昏，动的手脚僵硬，在路旁小摊喝了碗羊汤，才暖和了些。一路颠簸，到了东达都大半夜了。冬夜的山村，没有路灯，山风阵阵袭来，寂静中似乎卷着萧杀之气。

第二天，奶娘出殡，仪式隆重。我披麻戴孝，手拄哭丧棍，一路啼哭，转过几条街，把奶娘送至墓地。除了1974年奶奶去世，按老家传统戴重孝送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

之后好多年，我很少回老家，再也没进过奶娘家那个小院。再后来二姐打来一个电话：“老家房子被卖了。没有家了！”一声叹息，悲怆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