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摄定襄河边镇古建筑～～闫家祠堂

河边渔翁～王长命

祠堂，又称宗祠、祠室、家庙，是古代儒家供奉与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 它记录着家族的辉煌与传统，是家族的圣殿，也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之象征与标志。家族祠堂，更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之延伸。宗族观念，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宗法与家庭制度，是旧中国社会的基础。修缮祠堂，不仅是对中国历史遗迹的补救，而且也是对家族祖先、长辈的缅怀和尊敬。

祠堂，又称宗祠、祠室、家庙，记录着家族历史的辉煌与传统，是家族的圣殿；也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象征与标志。家族祠堂，为旧时宗族制度的产物，在大小城镇，凡大家族都设有祠堂，以供奉祖先和进行议事，由族长主持。祠堂的建制，并无明文规定，规模也有大有小，一般正厅为供奉和议事场所。讲究的祠堂，多利用木雕、砖 雕、石雕等作为建筑装饰。祠堂一般采用轴线对称的布局。明《鲁班经》卷一记载：“凡造祠宇为之家庙，前三门（山门），次东西走马廊，又次之大所，此之后明楼，茶亭，亭之后即寝堂。“放眼中国，每一个角落都有它的身影。

祠堂的院落空间，均为三进或四进建筑构成，即大门、仪门、享堂、寝堂。有些祠堂，还在后部设置庭园；有些祠堂中，还附设有戏台，标志着祠堂作为公共建筑的性质，得到加强。享堂，是祠堂的正厅，它又称祭堂，是举行祭祀仪式或宗族议事之场所。寝堂，为安放祖先神位或纪念对象之场所，在建筑的后部均设有神龛。家族祠堂，设计之精美，做工之巧妙，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和艺术创造力。因此，一般在建筑群中是规模最大、用材最考究、装饰最华丽的建筑，就是家族祠堂。

古代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最能体现这种等级差距的是对祖先的祭祀上。宗祠是宗家血脉所系，也是宗家盛衰的标志。因此，历代帝王将相都将宗祠看作国家权利的象征，统治人民的支柱。所以，建造宗祠，是皇室的特权。祠堂的出现，与家庙、神庙有极大的联系。中国最大的家庙，当属皇帝家的太庙，其次是各诸侯、王公的宗庙。这是按照《周礼》的规定，一级一级下来，到了士大夫，还有资格建家庙，普通庶民，就没资格建家庙，只能路祭。

民间的祠堂，是从西汉开始出现并逐渐兴起的。汉代祠堂，是建筑在墓前的祭祀场所，祠堂多为石质，又称石室或者石祠。此后数代，由于等级制度的禁锢，有资格拥有宗祠的人，依然寥寥无几。中国民间允许建立宗祠，始于大明朝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允许民间“联宗立庙”诏令的颁布，民间建立宗祠，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从此，宗祠与家谱，一起成为家族最重要的象征。

在旧社会，人们普遍具有浓厚的宗族观念，都要认本家归属于某一宗族。同一宗族，一般都有供奉祖先的宗词，也叫祠堂，祠堂内，供有祖先的牌位。宗祠还要定期集会和祭祖，祭祖一般在清明节举行，俗称办“清明会”。祭祖礼仪，十分隆重庄严，并要办酒席。祭祀完毕后，族长还要当众处理族中的公共事务和救济事宜等，如有违犯族规的人，也要在这时处罚。

族长，是本姓家族的尊长，往往也是有声望、有势力的人。族长权力极大，负责聚集家族，解决家族内的纠纷，举办家族内公共事宜和救济事业，施行家族法规等。祠堂一般有产业，也由族长掌握，收入用于祭祖办会和救济等。

祠堂有五大功能：一是尊祖敬宗，纪念祖先的场所，发扬祖先的爱国主义，艰苦创业的精神；二是寻根问祖，接待来访，联络宗亲的场所，加强民族团结，发扬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三是道德教育的基地，通过祠堂文化内涵，匾额、楹联、碑记，以及族规家训，如爱国、孝悌、敬业、诚信、友善，勤劳、俭朴等道德风尚，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等，发扬文明道德、和谐友好新风尚；四是陈列书画，阅读书报，增进知识，联络感情，增进宗亲邻里情谊，喝茶聊天休闲，发扬农村文化活动场所的作用；五是民俗文化，民间收藏的陈列馆，收藏陈列旧宗谱、旧碑记、旧石器、旧家具、旧农具，是新旧历史教育的重要场所。因此，修缮祠堂的工作刻不容缓。

传统中国人对于宗祠的感情，朴素、淳厚，无可扼制，无法割裂。无疑，宗祠是传统中国人心中血缘崇拜的圣殿，是灵魂皈依所在。是宗族血脉所系，也是宗族盛衰的标志。兴旺的家族，四时祭享、香火不断；衰败的宗族，祠堂残颓，香火断绝。它以血缘为基石，以亲情为纽带，穿越漫长的时空隧道，使后人保持着与祖先心灵的沟通。在以血缘为坐标的宗族关系中，祠堂是尊祖敬宗的联结点。读懂了祠堂，也就读懂了宗族文化的真谛。

阎锡山后来搜刮民脂民膏是以百万、千万银洋来计算的，但是爱钱如命、贪婪吝啬的阎书堂并不以此为满足。一方面，他经营土地，先后在河边村强买好地五百余亩，除了修建房屋、祠堂、学校、商店等占用百亩左右外，其余四百多亩，雇用六家佃户替他耕种，他坐得三分之二的收获，每年约分粮食近三百石（每石三百斤）。但是，经营土地利润有限，商业高利贷和金融投机者出身的阎书堂，只是把它当做解决人畜吃粮的手段而已。

后来，阎书堂又大开商店，在河边村开设经营绸缎布匹和杂货的“庆春茂”，经营粮食米面和烧酒、制粉的“庆春泉”；

不久，又在河边村以村民储蓄名义开设“协同兴”商店，以办理村福利事业为名，开设“河边营业公社”，以阎氏家族名义开设“思源远”和“积厚成”两家商号。

这四家商号以村民或族人的少量投资为点缀，实际上大部投资都是阎书堂的，大权也掌握在阎书堂手中。因此，它们与“庆春茂”和“庆春泉”，被统称为河边阎家六大号。

依仗权势获得成本优势：阎书堂在河边村经营的商店都直接从天津、北平等地采购货物并交山西采运处以军用物资的名义，由平绥路和平汉路运回山西转到河边村，不出运费或少出运费，因此价格比太原市的还便宜。于是，河边村的阎家商店，就成了五台、定襄、忻县、崞县等地商人进货的批发站。这几县的市场，基本上由阎书堂垄断。

由于阎家的企业，依仗权势，因此牟取了大量暴利。当初，“庆春茂”的资金为二千元，“庆春泉”三千元，“道生恒”和“庆和堂”也不过二三千元，但到1927年，四处股本已达三万五千余元。忻县“庆春厚”于1919年成立时，每股一千元，1923年第一次结账，每股分红三千元。改为“聚丰泰”后，1927年结账，每股分红一千元，1931年结账，每股分红九千一百元，1935年结账，每股分红四千八百元。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阎书堂靠着儿子的权势，便由一个倾家荡产的投机商人，变为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了。1934年12月阎书堂死去时，单他聚敛的钱财，就有六百万元。

据阎锡山父亲去世的巜哀启》“先世于明洪武初由洪洞棘针沟迁居阳曲县坡子街，继尔迁居五台县长条坡，终乃定居河边村。”长条坡在高洪口乡属上五台，阎家在这里住了多少年，已经不知道了。但知道，明末清初定居河边村，到阎锡山出生也二百多年了，传了九代了。但在河边镇闫姓仍然是人口比较少的小姓。

红豆树分布于纬度最北地区的种类，较为耐寒。木材坚硬细致，纹理美丽，有光泽，边材不耐腐，易受虫蛀，心材耐腐朽，为优良的木雕工艺及高级家具等用材；根与种子入药；树姿优雅，为很好的庭园观赏树种。

阎锡山在闫家祠堂的大照壁与大门口中间就种了两颗红豆树，这种树在定襄河边镇附近村庄很少见。我们小时候在红豆果挂满枝头的时候，就会爬上去摘下来把玩，感到非常好看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