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的写作

史飞翔读书会

先前的写作

史飞翔

以下这些文字出自我的读书札记。虽说都是些鸡零狗碎的“边角料”和“夹缝中的历史”，但透过这些琐碎、尘封的文字，却可以让我们领略到那个时代的作家和文人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派？那时的写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和心态？当时的文坛和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气？

唐文治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国学大师，对文学他同样也是颇有造诣。他16岁时曾自书“毋不敬，毋自欺”作为人生座右铭。今天的作家和文人有几个不是自欺欺人呢？明明是自己花钱请人“活动”“运作”了一个文学奖项或是某个社会职位，却自以为是、信以为真，煞有其事地到处宣扬，自鸣得意。欺人尚能理解，自欺实在荒唐。自欺的结果就是势必会产生由内心冲突而导致的人格分裂。这个代价可谓巨矣。唐文治先生多次告诫世人：“文章一道，人品学问皆在其中。文章博大昌明，其人必光明磊落；文章坚卓，其人必敦厚笃实。至于尖刻险峻，其人必恶；圆熟软美，其人必陋。”今天的情形和老先生当年期盼的结果是大相径庭。如今之文坛，文章写得好者人品未必就佳，文和人的对立并非少见。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之学是修养，为人之学是装饰和炫耀。

夏曾佑先生是晚清词坛上名满天下的老派词人，50岁以后弃书不观。他曾亲口对学贯中西、文博古今的陈寅恪说天下无可读之书，无可谈之人。谈到当世学人，夏曾佑先生说：“孙仲容（孙诒让）吾敬之，章枚叔（章太炎）吾畏之，严几道吾友之。”老先生的话是一口唾沫一个钉，既自负又自谦，风神兼备。一码归一码，绝不含糊。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落落乾坤，掷地有声。后来，陈寅恪自己在70岁时也曾对人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的也就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林白水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记者、报人，担任过多家报纸的主笔。他有一个写作习惯：写一篇时评明码标价大洋五元，而且非得要等到这五元用尽之后，才肯动手写下一篇。一次，一位朋友来访，林先生留其吃饭，一摸口袋，空空如也。于是他让朋友稍等片刻，自己伏案疾书，很快就写好一篇千字文，吩咐仆人：“赶快送到报馆去，记住要现钱。”仆人很快带回五元大洋，林和朋友遂前往饭馆大快朵颐。1903年，严复译完《社会通诠》一书，出版商与他签订出版合同，其版税竟然高达40%，始为中国有版税之开端。民国时期的作家、文人不仅可以卖文为生、养活家人，而且还可以以此过上中产阶级以上的体面生活。如今，文不养人。就连莫言、贾平凹这样的文坛大佬都要感叹，今天很难有人能仅凭写作养活自己。易中天先生就曾感叹过，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没有思想上的独立，更别谈什么人格上的独立了。今天，著述皆为稻粱谋。其状固怜，其情可宥。时人戏称，如今文人越来越像商人，商人越来越像文人。

今天提起林山腴这个名字，恐怕很多人已经都不知道他是谁了。但老先生的学问却实在是了不得，就连陈寅恪都要亲自登门向他请教。林山腴写的诗词古风古韵，深得著名文人廖季平、严岳莲等人赞赏。林山腴先生一生无意于功名，他写作，但从不发表。他常对学生说：“多读书，少发表；先读书，后发表。一辈子读书，终生不发表也无碍。最怕老来不读书，喜欢发表，乃是发疯。”这话多么地具有警示性。今天的文坛上，活跃着多少没有“代表作”的所谓的诗人、作家、评论家，在那不停地表演，生怕别人忘记了他。很多老作家终其一生，汲汲于功名，既拿不起也放不下，归根到底还是没有活通透。

陈垣先生是世人皆知的大学问家，他常对人言，一篇文章或著作写完后不要急于发表。此时要拿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这样做可以得到不同角度的反映，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告诫学生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水深不语，言浅多失。先前的作家与文人大多秉承“多读、少写、慎发表”的古训，遵循“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传统，如今这些老一辈人信受奉持了一生的金科玉律，却一个个地相继成了空谷足音。

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金松岑先生认为，没有历史根底，文章写不深，也写不好，其极不过华而不实。因此他主张必须要精读“四史”，他说：“《史记》单行之气盛，为韩、柳古文之先导；《汉书》庄重，多偶句，开六朝骈体；《后汉体》典雅；《三国志》精劲；都是非读不可的。”传统社会里的作家和文人一直都坚持文史不分家。文章要写得好一定要有史学功底，这叫学问。单就文学而文学，是写不出真正意义上的，能传世的东西的。写作要有历史意识，这一点当代作家尤其欠缺。

俞平伯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大家，但他晚年绝口不谈《红楼梦》，只是仍随时注意评论界的动向，他在写给黄裳的信中称：“近年所传悼红文物，大都以赝品牟名利，而诸贤评论无休，亦可异也。”与俞平伯当时提到的评论界相比，今天的评论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钱钟书先生对文学评论界印象也不甚佳。钱钟书八十岁生日时，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是学术讨论会，但钱钟书坚辞，不留丝毫商量之余地。此前有人提议为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召开研讨会时，钱钟书就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不明不白，不三不四，不痛不痒”，从这些字眼就可以看出钱钟书对评论界的态度。钱钟书出名后从不参加任何会议，对各种学会也一律谢绝挂名。钱基博学生、钱钟书友人、著名学者吴忠匡屡屡参与各种学术会议，被钱钟书嘲之曰：“弟今作健，‘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会议场’可也。”今天，有多少所谓的“评论家”像“赶场子”一样的“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会议场”，非但不惭愧，且以权威自居，以此为荣，以此为业，以此为生。钱钟书自称“文改公”。他对自己的著作常感不满，他说《围城》“不很满意”；他说《宋诗选注》“想付之一炬”。正是因此，对于这些早已完成的著作，他仍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补订、改删、修正。此外，钱钟书还有一个写作习惯，他只发表类似札记、随笔性质的书和单篇论文，很少写大部头的所谓学术著作。他在几十年前就决定不轻易写“有系统的理论书”。有学者劝他也写一部《文学概论》之类的书，他明确拒绝了。钱钟书说，那种书“好多是陈乏加空话”，即使写得较好的，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只有“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现在看来，钱钟书确实是有先见之明。他是一个明白人。

王任叔（巴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他早年加入过文学研究会，又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建国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等职。他一生写下了几百万字的作品，但生前没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自己出过任何一本书。他的理由是“因为我是这个出版社的社长。”诗人戈壁舟历任《群众文艺》编辑、西北文联创作室主任、西安作家协会秘书长等职。1955年担任《延河》杂志主编时，他在编辑部公开宣布，自己的稿子绝不在《延河》上发表，并要求副主编魏钢焰、汤洛也这样做。他说：“咱们的东西，若是质量可以，哪里不能发？若是质量不行，就不应该自拉自唱，自编自发。”如今的编辑，尤其是某些把持着重要文学期刊的编辑凭借手中的资源呼风唤雨、叱咤文坛。互相换稿、相互关照早已成为一种“潜规则”，大行其道。不仅如此，他们还擅长“自拉自唱、自编自发”，把原本属于社会的公器变成了自家的“自留地”。任何人想要在他的“地盘”上发表文章，首先得过他这一关。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文坛的风气变得越来越坏，以至于很多年轻的作家大呼，上大刊比登天还难。

梁实秋先生的小品文富于幽默感，但是有人说他“文字太刻薄”。对此，他解释说：“我写作的原则：开玩笑，必须先开自己的玩笑；打人的本领不要有，挨打的功夫必须好。”他还说：“文如其人，一个人一个样，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不需要模仿。”“文章要深，要远，要高，就是不能长。描写要深刻，意想要远大，格调要高雅，就是篇幅不一定要长。”梁实秋在“抗战”高潮时仍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实秋一直坚持自己的这种写作态度，不急不缓、不争不辩。他历时37年，凭一己之力，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中国独自一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诗人冯至被鲁迅先生赞为“中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曾说：“从历史上不朽的精神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的共同遭遇，凡是和我生命发生深切关联的，对每件事物我都要写出一首诗……”这段“夫子自道”清楚地表明冯至写诗纯粹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本能和冲动”，是诗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冯至曾写过一篇文章《山村的墓碣》，讲他在德国和瑞士交界的山林中见到一座墓碣，上面刻着这样一首诗：“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走到这里就死了/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请给他做个祈祷。”冯至说他看到这首诗后感动得不得了，热泪盈眶。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诗人心态”或者叫“诗人情结”吧？与冯至先生相反，今天很多诗人是“无病呻吟”，是“喃喃自语”，是“声嘶力竭”，是“极度夸张表演”，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这样的浮夸，怎么可能写出打动人心的好诗呢？

张季鸾先生著书十分严谨，但他却认为自己的文章生命力很短，不值得留给后人看。因此，他写文章从不留底稿，更反对将自己的文章结集。他说，他写的文章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这已不仅仅是自谦了，而是一种难得的自省——应以文字羞。张季鸾先生生前曾给王芸生传授他写作的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话无疑是见道之言，值得我们反复琢磨。身为诗人的徐志摩先生留给世人的印象是浪漫多情，似乎他的作品也如水一样汪洋流动，但实际上他写作严谨，不轻易多用一字。他说每个字有每个字的分量，是“半斤”（旧制半斤为八两）的地方，用“七两”字嫌不够，用“九两”字又嫌过大。因此，他常为了一个字眼的推敲，而将一首诗动辄搁置一两个月。

罗隆基受聘为天津《益世报》主笔时，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不能删改他的文章；第二他所写之文，不能搁置不登；第三他不写应时文章，如报纸必须刊载，应嘱他人执笔，但报酬不能减少。这样的“硬气”世所少见。朱东润先生是公认的“传纪文学”大师，他在谈起人物传记时说，世界上有三部人物传记是值得一读的：第一部是英国的《约翰逊传》，第二部是法国的《贝多芬传》，第三部就是中国的“拙作”《张居正大传》。书生留得一分狂。当代学人刘梦溪先生认为，书生不妨“狂”一点。他觉得清末民初有点像明末清初，是一个文化冲突和思想蜕变发生共振的“天崩地解”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狂士”的时代。

1934年，《人间世》杂志致信鲁迅先生，说他们开设了一个新栏目——“作者访问记”，除发表文章外，还刊登作家照片。为此，他们请求鲁迅先生能接受采访，并以书斋为背景，给鲁迅照张像，再与夫子及公子合拍一张全家照，一并刊登。鲁迅先生看后复信说：“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重，曾以为不妨滥竽其列。近来稍稍醒悟，已羞言之。况脑里并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扫门欢迎也。”身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竟如此地“不识抬举”“不近人情”，他不但公然扫媒体之兴，而且居然不承认自己的作家身份，这实在是石破天惊。我敢说今天没有一个作家能像鲁迅那样理直气壮、了了分明。今天，更多的是“附庸风雅”“就坡下驴”，对于那些深谙世风的文坛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要不过分地自吹自擂、自称大师就阿弥陀佛了。

文变染乎世。文风是世风的体现。有什么样的世风就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属于它那个时代的，特定的文学样式和写作风气。在传统社会，那些老派的作家和文人是断不会自己表扬自己的。万一有人褒奖了自己，也一定会表示诚惶诚恐。如今，时风完全不同了。满街都是吆喝声。大师满天飞。没了矜持，没了谦逊，也没了风骨。其实，人还是那些个人，不同的是时代变了。时有古今，地分南北，但人类普遍的感情并没有改变。之所以会出现今天“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的局面，那是因为我们都是“漩涡中的人”。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世风、时风和文风。一个喧嚣、聒噪、浮躁的时代怎么可能产生出安静、祥和、淡泊的作家和文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