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门口的老虎灶

铭记老号

　　每次提起江南新村，内心总会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尽管因搬迁告别那里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脑海中仍然常常会浮现出在那里度过的童年岁月。

这些年，每次从江南新村路过，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从新村内穿行而过。实在是想再看一看这片从小生活过的地方，再望一望那曾经就读过的学校。总期待能在那里发现几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总盼望能有意外的惊喜在那里等待着自己。

记得小时候，我们江南一村25号门前是一条水泥板铺就的人行小路，这条小路向东连着可行驶车辆的弹硌路，并直通小河上的木桥，所以路虽然不宽，却是来往行人的必经之路。

在25号到木桥约50米长的道路上，路南是江南托儿所的操场，那些抱着足球找不到场地的小球迷们，时常会来这儿过过球瘾。

与托儿所隔路相望的是很多双职工家庭的孩子们几乎每天都要光顾的里弄食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也曾带着妹妹和许多差不多年龄的小伙伴一起，在此品尝过清炒萝卜樱子的苦涩，和盐拌豆腐渣的难咽。

比食堂离我们更近的就数那有着立式锅炉的开水房了，上海人都习惯称这种茶水锅炉为老虎灶。

老虎灶房应该是新村里最早的生活配套设施，就连房子的外墙和房顶的瓦片以及房檐板的油漆颜色都和最早一批的老公房如出一辙。

老虎灶房的门向南开着，让25号的居民们透过自家橱房的窗子或是站在25号门前，便能将老虎灶门前的一切尽收眼底。

老虎灶房有里外两间，外间左侧立着一座开水锅炉，一根铁质的烟囱从锅炉顶部穿过房顶伸向天空。而面积较小的里间，本是司炉工的休息之处，可是墙上一架黑色的壁挂式电话机已改变了房间的主要用途。原来这狭窄的空间还兼作了公用电话站，怪不得在外门框上方还戳着一块印有电话听筒的红色圆形铁片，那可是上海所有公用电话站的统一招牌。

这老虎灶和电话站的主人是位五十来岁的老伯，中等个头，瘦瘦的身板。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时，25号的家庭主妇们，拎出煤球炉子开始生炉子时，已经能透过老虎灶房卸去两块门板的空档，看到熊熊的炉膛投射在墙上那灼眼的亮光。亮光下，老伯弯曲的身影不时地挪动着，一天的忙碌，从这一刻已经开始了。

天亮后，那些没能早起生炉子烧水的居民们，便纷纷起来打开水了。一分钱一热水瓶，如果是用烧水壶来提，一分钱足足能提回一瓶半的开水，这让精打细算惯了的家庭主妇们常常乐此不彼。

住在二村红房子里的那些七院二所和七院四所的工程技术人员们，每天早晨上班路过老虎灶时，都会将空水瓶交给老伯，待他们晚上下班回来时，老伯会将一个个灌满开水的热水瓶交还到他们手中。那些年代大家都过着简节的、甚至有些清苦的日子，两瓶开水再加上点别的什么，也许就可以将晚餐和洗漱等都给解决了。这些人大多说着普通话，穿着军装，并佩戴着标明军衔的领章，让我们这些特别崇拜解放军的小顽童们不由得肃然起敬。

江南新村小学算是老虎灶的一个大客户了，全校几十号教职员工都是靠着老虎灶供应开水的。校工倪师傅和马师傅，每天都要提着好几个热水瓶从25号门前来回走过，有时会干脆推着推车载着茶桶去老虎灶打水。

零陵路菜场的员工们差不多每星期也会来上一、二次。他们用黄鱼车拉着两只大木桶来烫黄鳝。木桶里接上热水管后，鲜活的黄鳝便在木桶里拼命地扑腾，随着带有泡沫的水沿着桶边不断溢出，桶内渐渐地安静了下来。烫好的黄鳝被拖回去后，拆去骨划成丝，便成了上海人都喜欢的炒黄鳝炒鳝糊的上好食材。

每逢江南厂厂休日，老虎灶前也会格外繁忙些，一些勤快的人会打些开水回家洗洗刷刷，更有一些人会将家中生了虫的竹木家俱直接抬到老虎灶前，用开水烫一烫冲一冲，再放在空旷之处，晾干后抬回家去继续使用。

为了方便大家打开水，老虎灶房曾“发行”过一种竹制的筹子。长约三寸、宽约半寸的一块竹片，上面烙有文字或图案，能抵一分钱之用。每次打开水时，母亲都会叫我从抽屉里拿上一块这样的筹子。而老伯要找人钱时，一般也都是找给人这种筹子。

老虎灶的老伯是个热心而又勤快的人，无论谁家遇到困难，他都会伸出援手帮上一把，所以大家有事也都很乐意求助于他。有一次亲戚送来一只活鸡，而母亲又极不擅长宰杀之事，便拿去请老伯帮忙，顺便再带回两瓶开水，好褪去鸡毛。只见老伯抓起鸡翅膀，扳过鸡头，拔去鸡脖子上的少许鸡毛，用菜刀在上面轻轻一划，暗红色的鸡血便涌了出来，顺势滴进了盛有盐水的碗里。最后老伯将鸡头塞进鸡的翅膀窝里，再把菜刀在鸡身上蹭蹭干净。整个过程干净利落，让一旁傻看着的我钦佩不已。

除去司炉工作，老伯每天还要承担新村里的电话传呼工作。每次有电话打进来，他都要记下被呼叫人的姓名地址以及呼叫人的姓氏和回电号码，然后要求对方等候回电。老伯会拿着纸条尽快给人送去，被呼叫人也会尽快赶来回电。

那时的通讯条件差，人们都是这样相互进行着电话联系的。而象25号这些电话站的近邻们，却能享受着不用挂断电话，直接叫人来接的得天独厚的便利，谁让我们是近水楼台呢。

隔壁4室袁希大姐恋爱了，时常会接到男友的电话。她每次放下电话后，总会羞答答地走到老伯跟前，轻轻地道一声“谢谢”。老伯随便一句“啥辰光请我吃糖？”让袁希大姐红着脸不好意思地快步逃走了。

电话传呼多了，再加上老虎灶的人来人往，老伯对新村里的各方面事情都比较了解。派出所、居委会以及一些外来寻人者，免不了会来老伯处请求帮助，老伯的每次回答几乎都能让人滿意地离开。

老虎灶烧开水自然要消耗燃料。每隔一段时间，江南厂行政科便会派车送来一些旧船拆下的废旧木料和油毛毡等，给老虎灶充作燃料。这些燃料有时会在老虎灶门前堆得象小山包一样，这让从来都是无所畏惧的小顽童们欣喜又多了一块好玩之处。

有一次，我与小伙伴们一起在小山包玩得正热火时，一块旧木板上的铁钉尖毫不留情地扎穿了我的球鞋底，扎进了我的脚底板。我忍着疼痛单脚跳着回到家里，家中上下顿时一片手忙脚乱，最后还是去了日晖医院清创消毒，并注射了破伤风针。因为在此前不久，一村21号有个小朋友因破伤风被送去医院抢救，险些丧了命，所以大人们格外的紧张。虽然后来我是有惊无险，但很长一段时间内，见了旧木板上露尖的生锈铁钉，仍然有些毛骨悚然。

1967年，江南新村用上了煤气，大家一起告别了煤球炉子，烧开水也就成了简单的举手之劳。渐渐地人们开始忘却了那曾经百般依赖过的老虎灶，只是在有电话往来要去那个已经有些拥挤了的小屋子时，才会对闲置在一旁、浑身上下冰冷的老虎灶瞥上那么一眼。

老虎灶寿终正寝的那一天我没能看见。我是1972年底，从插队的农村回到上海探亲时，才发现老虎灶房已经被拆除。老伯也不知去了哪里，也许是告老还乡了吧。公用电话站被挪到了路对面、紧贴在二村1号山墙上的临时板房内。老虎灶和食堂部份以及它们身后的大片空地都被围了起来，打桩机正在里边挨着个地将一根根水泥基础桩打进地下。这里后来建起了几幢五层高的住宅楼。

90年代后，安装住宅电话的新村居民越来越多，曾经门庭若市的公用电话站已然门可罗雀了，最终也是无奈地被拆除了。

后来听说那块印有电话听筒的铁皮招牌被一个有心人给收藏了，我想他一定不会忘了在上面写上电话站最初的号码378949。可是曾给电话站提供栖息之地的老虎灶，却什么也没能留下。不过，我们这一辈江南新村的过来人，若看到那一块珍贵的电话站招牌时，一定会不约而同地联想起曾经连接着家家户户的那个老虎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