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故事

丹

妈妈林嫦

妈妈获得＂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

林家三姐妹同获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中间是二姐林凤，右一是四妹林衮嫦。

妈妈（林嫦）出生在一个穷苦的乡村医生家中。1942年，妈妈三姐妹入读张氏宗祠小学。学校从外地请来了两位年轻的老师，一位是东莞来的严基（解放后才知道她是中共党员），另一位叫郑海燕。因为学生反对校长使用日本维持会提供的课本，校长责怪老师支持学生的行动，严基老师被解雇了。后来事情闹大了，学校上课不正常，妈妈就停了学。

正要去找工作时，她大哥欲将她嫁给乾务村的地方武装中队长梁寿丁做小老婆，母亲（外婆）也不断对她施加压力。她坚决不肯，为此与母亲（外婆）闹翻，再也不和她同住。在二姐（已是中共党员）和四妹（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工作）的支持下，妈妈搬进了村里的“女仔屋”。

“女仔屋”共有六位未婚的女青年，地下党员郑迪伟有时在此出入，给大家讲国际形势，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大家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女仔屋”的青年们经常传阅各种进步书籍，包括苏联书籍，经常到群众家中宣传抗日救国，妇女解放等道理，还做了棉背心送给游击队。此段期间外婆经常劝妈妈嫁人（因为家中有九个子女，生活困难），不答应时就骂，说：你要吃饭，家里没有饭给你吃。说什么“就是给家里刮一点钱回来也好”，又说她喝了二姐的“迷魂汤”。

1943年春，地下党员林伟明在万兆馆(宗族祠堂)办起了1—4年级的小学，只有他一个人当老师，有几十个学生。林伟明不收妈妈和四姨的学费。当时是年头，青黄不接，我外婆带着小姨去新塘给人家舂米，二姨在三、四月离开家庭参加革命工作。六月，二姨通知妈妈、林长娣、林瑞萍三人去南山村，说有人来接。临走，妈妈留下一张条子，让四妹交给母亲。条子写道：“母亲，现在我要走了。我在家里，你又打我、骂我、厌贱我，不给我饭吃，我走了。”

三人在南山村溪水边找到了接头的小鬼交通员周强，一起步行到了月坑，找到了陈中坚抗日游击队。从此参加革命工作，此时妈妈19岁。

在游击队开始是负责做一些碾米、缝补衣服、送信等工作。花尾村肖伯母家是游击队的粮站，是肖志刚同志的家。三个月后，即9月份，妈妈接到通知，到中山崖口村参加了中山县第一期妇女干部训练班。班主任叫“谭姐”（后来才知道她是罗范群的妻子，几年后牺牲），开班地点在佐埗头村的一间华侨屋，关起门来学习，参加的有十几个人。上课的老师都是由外面来的，有谭桂明、吴孑仁、黄珠、郑迪伟等。学习内容有：妇运史、哲学、社会发展史、革命人生观、国际形势、群众据点工作、学习方法、《反对党八股》等，学习了两个多月，学习期间进行学习竞赛和出墙报，经常有前方战斗的信息传达到学习班中。

有一天，周敏玲找妈妈谈话，谈过一番形势以后，周敏玲问她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妈妈说：我出来就是参加共产党的，我现在不就是共产党了吗？周敏玲说参加革命队伍和参加共产党不是完全一样的，参党要有严格的手续。妈妈说：那让我去问问二姐。周敏玲说，参党的事自已决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学习班结束时，妈妈表示愿意参加共产党。周敏玲让她填写了一张详细的表，几天后在崖口村的一间民房内进行了宣誓。参加者有介绍人周敏玲，监督人郑迪伟，还有妈妈本人。郑迪伟念一句，她跟着念一句。

学习班结束后，妈妈被分配到五桂山部队政治工作宣传队（政工队）工作，该队由刘向东直接抓。当时日本人进行“十路围攻”，扫荡了村庄，烧房子、抢掠、侮辱妇女。宣传队到村里沿门访问，调查损失。宣传队还配合做了几件工作：建立民主乡政、减租减息、义勇大队成立、珠江纵队公开宣布共产党领导，还有妇女捐钱献机枪、组织群众挖断公路阻止日军通行等等。宣传队在各种庆典中做好接待工作，在成立联乡办事处（乡政权）过程中，召开各种座谈会、代表会，产生各级成员。

前排左一是妈妈

后排右二是妈妈

前排中是妈妈，抱着的是我。后排右一是爸爸。

后来，妈妈又被派到白企乡范屋村独立做群运据点工作。白天做群众工作，晚上做识字班教师，上级定期派容蔼云、郑迪伟来了解情况，布置任务。期间发生了日本人为追查游击队下落，而在长沙煲将石门乡群众挖坑活埋事件，她们为此也做了很多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半年以后，妈妈被调回县督导处（设在五桂山剑门牌村），做收发工作。将各种报刊分发各乡，如政报、前峰报等，还有保管资料工作。

期间有同乡告诉妈妈说，她的父亲在流行病期间，因为给群众治病被感染，发高烧没有钱请西医看病，十多天后死去。妈妈非常难过，终于压抑不住内心的悲痛，放声大哭。一方面是顾虑今后家里的生活会更难过，另一方面又后悔自已离家前没有去和父亲告别，对父母不住，走前留的那张纸条刺激了父母。

妈妈是在参加中山县第一期妇女干部训练班后，才懂得家庭的苦难是旧的社会制度和日本侵略造成的，不能单怪父母（以后她对母亲都很好，外婆活到了100岁）。

后来，妈妈又被调到山外的锣鼓村工作，由谢月香直接领导。一次回五桂山汇报工作，刚上公路，远远看见两个日本兵在把守，心里有点害怕。怎么办？回头走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只好硬着头皮过去。由于镇定，没有引起怀疑，顺利通过，事后吓出了一身冷汗。

1945年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转过来打共产党部队，五桂山部队有的转移东江，妈妈到东江参加集训。有一次，妈妈听了省的形势报告的传达，组织让她带着一包机密文件回五桂山，途经港澳，在贺婶家住了一晚，跟群众推着大板车，步行回到石门的一条小村里，将文件交给留守在那里的曾谷同志。

曾谷接到关于“武装北撤受挫、准备长期斗争”等密信后，决定非武装人员（尤其是女同志）转入地下，成立支部，自谋职业，到工厂当工人。这个支部李瑞英任书记，钟常和妈妈是支委。有人接头带他们等五人去烟厂，中途听说烟厂倒闭了，又临时转去新会荷塘糖厂当季节工。五个人中两个党员，三个群众。

这里又遇见另一件惊险的事：在折回去带第二批四个妇女时，妈妈和向导胡民权扮成夫妻，在小榄过一夜，同睡一张床，一晚没睡好。第二天早上，刚到村口，碰见国民党在村里扫荡，枪声兵兵响。虽然妈妈已经化了妆，梳了假辫子，讲着客家话，胡民权还提着一把菜，装作走亲戚的样子，结果还是被截住在村口，走不得。幸好有平时做群众工作认识的缪连茂，他大声叫妈妈他们下田拔草。妈妈两人马上跳下水田里，混在群众中，装作拔草的样子，和有关人员小声交谈了情况，决定了要走的人，很快就上田离开。群众掩护他们躲过又一劫。

在糖厂的工作是三班倒，经常做到天亮才收工，住的是租来的群众屋。做了半年，到1946年4月，榨季结束，又要重新找工作了。妈妈向李瑞英请假回乡。李瑞英给了她一些钱做费用，还说妈妈的关系留在她那里，以后有人接头的暗号是什么等。妈妈回到家乡，收到二姐的来信，说她将要运货到远方，暗示她要北撤了。

后来有人找到妈妈，说曾谷让她去澳门。临走前，林伟明让她带一张纸去，说是很重要的东西，千万不能丢失，并告知她要走的路线和地点。

后排左一是妈妈，左四是黄佩瑜

妈妈按照指示到了澳门的一间书店，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和她接上头，并带到她到自已家住了一晚。

第二天，妈妈被带去高楼街的一间古老的大屋，楼下空无一人，破旧荒凉，楼上住一户葡国人。在楼下见到了方仁牧，妈妈将纸条交给了他，与组织接上头。方仁牧告诉她，这次让她到澳门来，是为了掩护党的机关。有个澳门地下党的老党员，本地人，在澳门已经几代了，他准备结婚，他母亲准备将元茂米铺交给他，党很需要他，不能让他随便找人结婚。这次来让你和他见见面，看是否合适结婚，由你自已决定，主要任务是掩护党的机关工作。

妈妈和爸爸见了面，还边散步边谈心绕着澳门几乎走了一圈。妈妈觉得对方个子有点矮，不太理想。但想到如果回家去，会被母亲及大哥逼去嫁人，宁愿这次自已作主，留在这里，就基本同意了这门亲事。

不久，在东望洋街办班，由爸爸安排会议有关的租屋和租用家具等工作，妈妈负责搞卫生，煮饭。参加办班的有马雷明，黄佳，爸爸，肖志刚等，还有一个姓叶的，历时约一个月。学习班结束后，搬去和隆街，由妈妈独自一个人守着。凡是有人来，妈妈就避开，到门外“看风”，让他们谈话。出入的有黄乐天，梁冠等，还有五桂山的人。就这样，爸爸妈妈结了婚，组成了家庭，开始了党的机关的掩护工作。爸爸在组织中负责经济工作，做生意筹款，供给党组织有关人员的生活等各种开支。开过单车铺，亏掉了；自已的米铺也捐出来，结业了；又开过酱油铺....妈妈曾经到东兴火柴厂做工。

1947年1月，爸爸按组织意见在飞能便度街32号租了整栋二层楼，作党的机关活动使用，供同志们开会和住宿用。每月租金30元，由老爸负责筹款。那时经常有领导同志到来，如（珠江地委）地委书记黄佳夫妇等。又曾经有刘云、谢月香、陈明、黄静生、周绮文、廖安等同志在此办过学习班。卢克诚、肖志刚有时来吃饭住宿。党有文件让妈妈保管，说很重要，不许看的。妈妈把材料放到天台上隐蔽的地方保管。

1947年，大女儿出生。1948年底，父母夫妻两人带着孩子到广州河南客村桂村小学教书。每人每月工资是两担谷，一担留给自已生活用，一担交党费。1949年5月，妈妈因准备生二女儿回澳门，在船上听到报贩说南京解放，国民党逃到台湾。在澳门，女儿摔伤头部住院一个星期，7月生下二女儿。妈妈写信给爸爸问怎么办，爸爸回信说，经请示组织，在当时紧张的局势下，无法养活两个女儿，小的就送人吧。但不能告诉家人，让妈妈去找地下党员周金陵帮助。结果在二女儿出生21天后，连名字都还没有起，就将她送到了位白鸽巢附近的教堂所设的育婴堂，还交了5元，并签字答应以后都不准去看她。对其他人则说，婴儿生病死了。

妈妈在澳门听到大陆解放，但又接不到组织调动的消息，非常着急，就为大女儿找了个“契妈”，想将她交给别人照料，自已跟卢克诚（时任石歧镇长）上石歧。刚好爸爸回来了，他不同意再将这个送人，并说自已已经安排在番禺工作，可以将女儿一起带上番禺。（送走的女儿，至今找不回来，成为妈妈晚年的一个遗憾。）

妈妈在送走出生仅21天的二女儿前留影。小姑娘哭得多么凄惨啊！

父亲解放初期在番禺的照片。骑单车大概是当年青年人最时髦的行为。

解放以后妈妈在番禺工作5年，先后在机关供销合作社、市桥镇委做组织工作，并到珠江地委（中山）第一期党校学习。

1954年，爸爸调到粤中区行署商业处工作，妈妈随之调往佛山。先在粤中行署专卖局、专卖公司任办公室主任、副经理。1956年由供给制改薪级制，因为儿女多，初时经济上很困难。以后在地区渔业供销社任副主任（57年）、地区商业局（58年）、地区粮食局（60年）任人事科长，65年任地区外贸局人事科长、外贸企业党委副书记。虽然“文革”中受尽批斗，妈妈对党的信念毫无动摇。

“文革”后，妈妈先后在教材编写组、地区卫生局工作，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艰苦工作，成绩突出。如在为原地区卫生学校副校长梁其霖落实政策时，妈妈根据土改的经验，找出当时的阶级政策逐条对照，详细审阅三大袋的档案材料。梁其霖的家庭成份，原先的材料定他为地主，并认为他保留国民党时期的医师证是变天本质，将他开除党籍并撤职。而认为他是地主的主要根据是他“保留地契”。而妈妈通过认真查证，了解到他的所谓“地契”原来是山坟的地契，认为不能因此构成地主成分，为他翻了案。从而梁其霖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职务待遇。

1984年，地市合并后，妈妈在地区卫生局人事科长职位上离休。定行政17级，享受副处级待遇。

妈妈长期从事组织人事工作，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和政策观念，以及群众观点。在生育最后的两个孩子的时候，由于单位离家太远，她是带着保姆和孩子在外面居住的。家里的几个孩子，全部由媬姆带大。

一次在议论有的组织人事干部的不正之风时，她教育我说：当你因为工作关系帮助了别人的时候，要使别人感谢的是组织，而不是你个人。这是多么高的思想境界啊。又有一次，我因为一些私事找不到人帮助而抱怨“只有我帮人，没有人帮我”的时候，妈妈说：“一个人有能力帮助他人，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不应该抱怨。”此话如同火光电闪，让我深深记在了脑海中。使我明白助人为乐体现的是人生价值，不应求回报。

1989年在中山公园

宝墨园，妈妈笑得多灿烂。

2002年游北京

2005年获颁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

2015年获颁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

2019年获颁建国七十周年纪念章

2019参加老干所庆祝国庆七十周年和重阳节大会

妈妈在革命队伍中只是一个普通战士。但她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宁愿牺牲个人的一切去追随革命，立党为公，勤恳工作，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妈妈今年九十七岁了，参党也七十八年了。她有幸看到国家兴盛，人民生活大提高的今天。愿妈妈健康长寿！

2020.4.12初稿

2020.5.13修改稿

2021.8.19补充修改

2024.5.12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