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将军刘昌友

清邑樵夫

刘昌友将军

云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刘昌友将军2019年1月31日因病去世，在他入土一周年时读到几篇访谈和缅怀文章，觉得这位素昧平生的乡人既鹤立鸡群让人崇敬，又像村里急公好义憋不住话的大叔大哥，让人备感亲切。

刘昌友将军1937年出生在华坪县荣将镇高寨乡大丙习村，1958年高寨乡划归永胜县仁和镇，因此有人说他是华坪人，也有人说他是永胜人。

文革红卫兵串联时我和同伴曾在仁和公社住过一晚，第二天一早出发，1小时左右就到了高寨。我们从高寨离开傍山公路往北抄小路去华坪新庄，对处于岔路口的这个寨子，至今还残留有一点模糊印象。

高寨属于离集镇不远的半山区，在北坡山梁极目远眺高原风景，山光水色曾让当年的我思绪飞扬。刘将军出生在这样的环境，少年时放过牛放过羊，也有幸读过6年书，实属不错的际遇。小学毕业的人，在当时已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了，只不过他足迹遍布山野沟箐，与人们印象中的“知识分子”又有点不同。这个不同一般的“知识分子”1955年参军后，先做警卫员、连队文书，随后读军校，当排长、参谋，33岁时升任40师副团级作训科科长，一路顺风满帆。后来再进军校深造，继而任代理团长、团长、师长、副军长，最后在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职位上退休，可谓功业圆满。

在任40师师长时，他领受了收复老山的作战任务，仅用3天便全部收复了被越军占领了长达5年之久的老山地区，其中攻克老山主峰用时不到两小时，攻占松毛岭只用了9分钟（作战方案中分别计划4小时和2小时，上级首长曾告诫他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随后进入防御作战，又抗击了越军数十次的疯狂进攻。越方见零敲碎打的攻击没效果，便从柬埔寨战场抽调精锐部队，集中4万多人实施“北光行动”计划争夺老山。对越军的孤注一掷，将军胸有成竹，在给敌人极大杀伤的同时，从没丢失过一块阵地。在历时128天的老山战役中，我军共歼敌7320人，俘敌21人，战绩被国防大学和美国西点军校写入山地丛林防御作战教科书。在任省军区副司令员时，他还担任云南边境排雷指挥部总指挥长，又创下了排雷零死亡、伤残率大大减小和成本大幅度降低的新纪录。

就是这样一位战绩彪炳史册的将军，有少年时的吃苦和读书作为人生基石，顺境逆境宠辱不惊，在荣誉、地位面前始终保持着淳朴的平民本色。他对搞“家庭地震”的人充满反感和鄙视，个人生活简朴检点，择一人而厮守终身，家庭和睦幸福。在追求事业中坦坦荡荡，对人对事从不遮遮掩掩，时时以本来面目示人。当士兵时团里保送他去读军校，他不仅没想到感谢领导，还一点面子也不给人家，直言不愿学团长安排的专业，要学自己感兴趣的指挥业务。他甚至以“宁愿不去军校”这样的“不当言论”跟领导叫板，对领导充满要挟。面对这个“不懂事”的任性小兵，同他一样朴实的团长很开明，认为他确实是块带兵的料，于是成全了他。若干年后，带兵带到两万多人，已成攻打老山主攻师的师长了，他还是不时露出“不懂事”的本来面目。上级帮他布好阵排好兵，他却以“自己更熟悉手下的兵”为由，逼着人家同意了他对攻打老山主峰和松毛岭部队的调换。甚至还有比这更出格的事情：战前军首长要求把军、师两级指挥所设在干田村，但他认为这个选点极为不妥，据理力争提出改设曼棍洞，意见被否定后竟然越级直接去找军区领导陈说。军区领导认可了他的方案，还亲临前线督促搬迁指挥所。倔强的他凭着过硬的军事业务素质获得了上级的上级支持，军里却丢了面子。

当然，刘将军也不是“扛着直杆子不转弯”的“老牛筋”，更不是得理不让人的二愣子，有时也会不争。汇报攻击老山的作战方案时，他从上级的要求中争回了对两支攻击部队位置的调换，但接下来领导要求把穿插部队的出击路线提高400米时，就不好再争了。在山里长大的他当然知道这种更改将会极大增加路途距离和穿插部队的艰辛，但再争就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只好妥协求全。就是这次不争，战斗打响后让他后悔不已：穿插部队进入到越方炮火预伏区，不仅遭受较大伤亡，官兵也被打散了，还迷失了前进方向。情况万分危急，他一边命令炮兵用榴弹炮指引方向，一边让攻击团团长命令跑散了的战士向榴弹炮开花的地方攻击。最后虽然在近两小时的战斗中夺取了越军王牌部队防守的老山主峰，但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伤亡，他很后悔自己和陈培忠政委当时没有在汇报会上争一争。如果能够坚持师里原来的方案，他认为情况就会好得多。

实际上，即使他争了，也不一定能成功。有一事他争了，就什么也没争来。攻打松毛岭高地时有7名战士滚雷牺牲，战后申报英雄称号，一个也未获批准。为何批不下来？他在接受采访时只说是“因某些原因”，心情显得十分沉重。这些“原因”显然不好言说，也不能言说。炮火覆盖后，尖刀连发起冲锋时必经之路上出现一片特殊雷区，工兵无法施展手脚，情急中尖刀班班长、副班长等7名战士奋不顾身先后滚向雷区排除障碍，其他战友趁机迅速出击冲上山头，不到10分钟就攻占了松毛岭高地。后来7名战士未成英雄，显然不是不英勇，也不是事迹不过硬，而应该是另有原因。7名战士都是有血有肉的正常人，舍身赴死时难道就没有想到过获取像黄继光烈士那样的英雄称号，报答生养他们的父母，让父母亲和兄弟姊妹也沾点自豪的光？其他人可能想不到这些问题，从平民中走出来的刘将军却不可能想不到，因为父母养育他的艰辛会提醒他想到别人。而且，以他淳朴和刚正的品性，对不评英雄的“某些原因”，大概率也不会认同，否则就不会心情沉重，不会对采访者主动讲其他人不愿讲、不会讲的这些“负能量”了。烈士的英雄称号没“争”来，但对烈士的待遇，他还是继续在“争”。一个烈士的抚恤金只有400元，他心里实在受不了，就向民政部的一位副部长“争”烈士待遇。这次“争”成功了，随后烈士的抚恤标准提高到2400元，他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

细说起来，刘将军的人生很幸运，但也似有些许遗憾。

幸运的是少年时吃过苦读过书，参军后又在人生道路的紧要处两次幸遇贵人，同时还遇上个好时代，这一切因素的融合，无疑帮他插上了起飞的翅膀。先是那位赏识他的团长推荐他上军校，还满足了他学参谋指挥业务的要求，使他的兴趣和特长得以充分发挥，毕业时获得了军校极好的推荐性评语。后来又凭着优异的军事技能在“大比武”中留给了首长深刻印象，33岁时就晋升到了大多数平民子弟所能达到的“最高军阶”。但在这个位置上一呆九年多没挪动，就在“蒙受不白之冤”将要被安排转业时，另一个贵人出现了：新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一锤定音，把即将转业的他和另外3人拦截下来，继续留队使用。留下来就不能总是停留在原来的台阶上了，将军于是有了第二次进军校的经历。军校回来后，有领导提议他任副师长，但师党委中有人反对。原因是他在军校学习期间，错过了出境作战的机会，反对者认为他有课要补。随后，师里组织了一支300人的队伍，由他带领到边境执行侦察任务。他在侦察执勤期间立了一个三等功，之后任代团长、团长到1983年。当时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强势上升时期，他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潮流中于1983年初由团长直接被提拔为40师师长。第二年，收复失地的边境战争又给他提供了尽显才华的机会，战争一结束，他就凭着战功升任了副军长。此时离他任师长还不到两年。

良好的军事素养、纯正的为人品质遇上贵人和好时机，将军的人生确实很幸运。任师长时，对上级的两次据理力争都证明了他的军事才能非同一般，其中原准备设指挥所的干田村开战不久即遭越军炮火覆盖，“不懂事”带来的副作用因他意见的正确一时化解于无形，自然也就没成为他升职的障碍。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在旁人看来，他47岁即升任14军副军长，这么优越的主客观条件却未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多少有些遗憾。尤其是联想到他任作训科科长期间的11名参谋中有7人成了将军，其中3人任大军区职，3人正军职，一人副军职，许多部下都后来居上职位比他高，为他感到遗憾的人自然会充满惋惜。

将军是否会为此类事情感到遗憾？这倒未必。

常说时势造英雄，形势比人强，将军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没有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形势，他可能也会像大多数军人一样最高升到团职就转业地方，即使留队，凭着他“不懂事”的情商，也难有多大发展。幸运的是，在那个属于他的短暂的好时代中，他的“不懂事”不仅没成为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反而成了他事业起飞的助推器，短短四五年时间就由中下级军官升为了将军级。过了这个时代，将军的人生重又回到了原来的常规模式中。之前，他在作训科科长职位上磨砺十年迈上了一个重要的坎，现在成了将军，上面的塔尖越来越小，他在副军职岗位上默默耕耘13年后光荣退休，这些都是时代和命运的安排，他内心已波澜不惊。

数次闯过鬼门关，将军已赚了。一位知情人士说他“整天都是乐呵呵的”，这无疑是将军对自己军旅人生满意的写照。

 （将军照片摘自开远市政协文史资料）

2020年5月于开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