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续八）忠厚人家

知足常乐

　　我老家巳消失的几间平房座落在凉风尖脚下，四面群山环抱，大门坐北朝南，出门右手边有一条小河，河的两边是一个不大的山谷，周围九条山岗中的所有山沟下雨流下的水都会经过这条河这个山谷往杨冲大河里汇集，就是长时间不下雨也会有山泉水流向小河，因此，小河常年流水不断。出我家大门往右走十米左右放眼望去，整个杨家冲田地房屋河流尽收眼底，能一直望见境主庙水库。房子的左手边也有一条小河沟，河沟最上面是个泉水宕，是我家饮用水的水源，清泉常年冒水，如果雨水充足，小河沟也会有流水潺潺。

房子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竹园，竹园里的竹子是供自己家里用的，每过几年，父母就会请篾匠上门，打竹床垫子，打筛子、菠萁、箩筐、稻箩、粪箕（挑土用的）等生活和劳动工具。春天出竹笋时也会去扳长不成竹子的笋子回家做菜。房子的正前方有四块山地，我记得一共是两亩三分，右边的上小凹下小凹也有两块地，面积已记不得了，房子的左手边有一块不大的茶园，每年能摘到几斤茶叶。在集体经济时代，这些土地和茶园都是属于生产队里的，但除了摘茶、下种和收粮，平时的田间管理基本都是包给我家由我母亲负责的。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地就都成了我家的了。

前面提到过，我家是在太爷爷手上来到山区的，到我们这一代一共是四代了。这个小村庄虽然只有一家人，但是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我家，往龙眠山里的我们打交道不多，从南演一直到孔城这一带打过交道的没有人不称赞我家人的忠厚善良。那时候乡下人做饭都是烧柴，每年下半年都要到山区扒柴砍柴，我家周围的山每年都会判给山外人来砍，（判就是把山划成块，由生产队干部根据当年柴草长势，定下一块山多少钱），来砍柴的人中饭带的干粮都是上我家㶽台上炒热，也有的人会带上被子在家里打地铺住上几天直到把柴砍完，他们就直接带米来跟我家里人在一起由我母亲做饭吃，除此以外，还有从我家门口经过，去大山里面挑柴的人，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都会上我家找水喝，母亲和奶奶是不会给人家喝冷水的，记得我家的一口大㶽一天到晚都烧着茶（i茶叶是生产队的茶摘完后我母亲跟队干部说好，去摘下的茶树上的老叶子，或者在山上挖的山楂树枝制成的山楂树茶），供打柴人喝，每年下半年基本是灶台上不断火，屋顶上不断烟，人们都交口称赞：凉风尖下吴家人是好人！

这样我家每年烧锅的柴就要很多，记得我家屋后一大片山是生产队划的烧锅柴山，此外还有家对面大泡山的柴也是自家砍（这块山不属于我们生产队，是土改时划给山里不知哪个村子的由我父亲管理），山上的柴草就成了我们家的。记得那时父亲和我、大妹、三妹除了每天要去参加集体劳动十小时，还要帮母亲砍烧锅柴，每天天没亮，父亲就会把我姐妹三个叫起来去山上每人砍一捆柴，先放在山上晒，天亮后去参加集体劳动。晚上父亲回来用草要子捆好。父亲比我们更辛苦，他是要在我们起床前把四把镰刀磨好，所以他起得更早。我家每年砍下的柴父亲会把它堆成一个小山一样的柴堆，上面用稻草或茅草盖着，把长长的草要子两头绑上大石头压在柴堆上，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下雪，柴堆不会倒，里面的柴也是干的，如果觉得柴管烧锅有余，也会挑一些去街上卖了换回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由于父亲解放后一直担任大队干部，人又忠厚老实，人缘非常好，当时龙眠公社的领导们都很相信他，因此那时候我家里虽然很穷，但还是来客不断的，公社里大小干部大约有十来个人，他们下基本检查工作都来我家吃过饭。文化大革命中，公社干部受到冲击，但工作还是要做的，在公社里面开会怕受到造反派的干扰，好几次把会场移到我家里来开，记得当年我家门前稻床边上有一棵很大的柳树，夏天的时候他们把我家的桌子凳子搬到柳树下面，一边开会一边乘凉，中午在我家吃饭，那时国家规定干部下乡在老百姓家吃饭，一顿要付四毛钱和四两粮票，平时领导们来我家吃我父母是从不收的，估计开会来了许多人也可能会收下。记得四清运动中有的干部在老百姓家吃饭给钱，老百姓客气不收钱，结果四清工作队进村时去向工作队检举，弄得这些干部退了钱还受了批评和处分，成了“四不清”干部，母亲每每听说此事，都会说这些人缺德！

六十年代我们家的粮食是山芋当家，山地大多种山芋，一年每个人要称回五百斤山芋，记得我家挖有两个很大的山芋窑，从头年十月到来年四五月一日三餐都吃山芋，有点米呀油呀都留着来人吃，有时候不凑巧来人没了米和油，母亲就会差我们去两里外的老段家和老吴家去借，有时还要借两个鸡蛋，回来菜地里有韭莱，炒了就算有一碗荤菜。那时候米面的计量器是斗和升子，问人家借一升米到还米时母亲总会把米量满一些，生怕亏了人家。我清楚地记得大概是七一年下半年有一天傍晚，我正在老王家地里和社员们一起挖山芋，当时的公社书记姜孝志和副书记胡中元（我后来成了他家侄媳妇）一道下乡检查工作来到我们生产队，说晚上要去我家吃饭并住宿，我知道家里没有米，赶紧在王家借了两升米，带他们上我家，记不得我母亲做了什么菜，只记得后来中元二叔老谈起这事，说我们家当时的菜一点油都没有。记得那时生产队种的油菜榨的油只够每个人口分四两，还有国家供应的油也很少很少，家里哪有油吃！那时公社干部来我家住都和我父亲挤在一张床上睡，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干部也是很苦的！

我的父亲母亲和奶奶都是非常厚道的人，别人遇到困难，总是出手相助，记得文革中，省荣休院的院长张平（也许是副院长）被造反派批斗整的死去活来，我们大队一个队长名叫赵方青，与张平是朋友，他找父亲商量把张平送到我家躲起来，（因为我家没有邻居，比较安全），父亲二话没说就把他接到我家大概住了一个多月才离开了。还有一次晚上，有一个年轻女人好像脑子有点毛病，不知怎么跑到我家门口，我奶奶怕她夜里乱跑不安全，也把她留在我家吃饭，晚上跟我奶奶还有我们姐妹挤在一张床上睡觉，第二天才把她送走。本村其他人家有困难需要帮助，父母亲也都尽力而为。因此我家与生产队家家户户关系处理得都很好，我家两次盖房子，需要从很远的地方挑砖挑瓦驼桁条，邻里们也都是义务帮忙，不要工分，（那时找人做事都是划拨工分的），母亲做点饭菜招待大家吃一顿就行了。

改革开放以后，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后来我家兄弟姐妹经过努力学习和工作，各自都在县城里安了家，本村的不少老人都说这是我父母亲修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