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评论：人所前行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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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前行的，灯塔——诗人elford作品《做梦的男孩》与《荷马史诗》片段的比较分析                 作者：史伶桥 做梦的男孩 做梦的男孩，舌头还没成熟，像桌上一只陶瓷盘子盛着一条木头鱼。水流出容器耐阴的花的纪录片绘制这个季节，它能保护树 前来参观他母亲出生的小村庄走进黑夜的办公室到底什么预言，对应婚姻的每一把锁背后的拉链只有一种尺码符合它 因为，结账处的女人尝试睡遍各国的床而不是把身体的花盆随意搬到室外。肥皂剧里的一对夫妻在吵架，以最低温度过冬，当笼子一些奇怪的缩写 这里不是像之前的分析行为，去寻找一个支点，一个凝聚点来看待这首诗。而是回到整体意义上，这就好像是捉迷藏，在跳动着的诗行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在诗人隐秘的宝库中，究竟如何才能发掘出闪亮的宝石？这对我而言，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选择，从细节入手，还是从宏观入手。从细节入手，则是对呈现在眼前的诗的解读，从宏观入手，则展示诗历程中的景象。这二者同时推进，或者交织推进，但也许会造成损坏。这里以此作为尝试。这里的特点则是，你不能从表面的诗行中发现诗人，这是一个奇怪的感觉，也就是说，诗人行为，诗人行动在这首诗中，显得非常隐秘，或者这里没有诗人的行动，所以想要通过诗人的行动来展开这首诗，是非常困难的。那诗人去哪里了？我显然觉得，这首诗所代表的一种新的可能，此前无论是诗人作品中所一度出现的mickey,以至于诸如、你、我、他的人称，在诗歌行进中，均是在诗人当下的行动中被显现，而显然这里，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预示着什么？作为读者的第一个观测点，即发生了这种所谓诡异诡所思的事情，读者在这首诗中，所能感受到的位置到底怎么了？若是仅仅以“做梦的男孩”为指向，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些端倪，但也仅仅是端倪，对于理解整首诗来说，并无多大意义。但必须强调，这种端倪仅仅是一种尝试。因为我已经习惯于在诗人作品中每每即感受到的诗人行动指向，但这一次我落空了，如此一来，这种“落空”也恰好是一种阅读的体验，但根本的问题在于，对于诗人作品经验性的阅读所带来的“落空”的体验，也即作为读者的一种阅读可能，在这里展现出来。终于，在这时候，当这种“落空”的体验，成为显现的时候，一种可能的诗歌的运行的逻辑诞生了： 做梦的男孩，舌头还没成熟，像桌上一只陶瓷盘子盛着一条木头鱼。水流出容器耐阴的花的纪录片绘制这个季节，它能保护树 这种逻辑体现在，诗行并不是行动的，并不体现着“做梦”的动作上，而是“做梦的男孩”的属性空间，也即是“舌头还没成熟，像桌上意一只陶瓷盘子/盛着一条木头鱼。水流出容器/耐阴的花的纪录片/绘制这个季节，它能保护树”这种属性空间充斥着“做梦的男孩”，所谓充斥的一个特点是“做梦的男孩”并没有发觉其自身的这种属性，其自身所呈现的特征，而是被呈现，被成为。“做梦的男孩”自在的做着梦，他只是完成了一个做梦的行为，并不去关心、或思考做梦的属性、做梦的意义，做梦的形态，他仅仅是在做梦。这是之前的分析所没有遇到的情况，因而在呈现这一过程中，特意的强调这种不同。那么究竟诗人“躲”在哪里？作为这首诗的创作者的诗人在哪里？这里也许并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从理解上来说，从这首诗中，要想细微的呈现出这种挖掘、接近诗人的过程，是通过这种细微的感知而触及到诗人的位置。我也想强调，作为读者阅读这首诗的体验来说，切入到这种不同并不是一次扑面而来的感知，而是尝试，从第一次接触，到再次接触，又再次接触，在三个时间点的感知中，并把这种阅读过程成为一次分析的体验。我以为诗人在刻意的限定了这首诗的指向，这种刻意的限定表现在——诗行中，诗人位置的丧失，这是通过诗人指定了一个容器,这个指定的“容器”即是“做梦的男孩”，在这种指定中，作为读者在阅读这首诗的开始的时候，必然全部身心而萦绕着“做梦的男孩”这个容器。而对于诗人而言，诗人需要一个这样的“容器”将自身置于其外，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这即是叙述的自在性，叙述必然自身而具备了生存的空间，也就是说，在叙述中，叙述自身具备自身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等存在形态的要素，若对应于抒情的话，则并不需要以诗人的行动形成一首诗歌生存空间。在这里我忽然想起，《荷马史诗》所形成的关于叙述性神在，这种特征同这里的叙述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叙述使得诗行，具有自己生存的时间、空间，从而对于诗人来说，诗行具有自己运行、自己行动的逻辑，在《荷马史诗》中，行动的主体完全的脱离了荷马这个历史的创造者，而具有神性的启蒙，并在神性的笼罩中，获得了诗性的永生。试着摘录《荷马史诗》的片段来增进可能的理解： 西墨埃西俄斯有着小伙子的美貌，他的母亲有一次跟着她的双亲从以得山下来放牧羊群，在西墨埃斯河畔生下了他。所以他们叫他西墨埃西俄斯；但他再也不能报答亲爱的双亲的养育之恩；他青春寿短，倒在心高气盛的阿衣亚思的长矛下。就在他刚刚走进他右胸的乳头旁时，青铜长矛利落地刺进了他的肩膀。他倒在了地上落进了尘土中，就像有的黑杨树那样 从这里的叙述中，西墨埃西俄斯因自身的行动逻辑从而强化了诗性成为可能，这种诗性从感知上即神性，从而将诗推向自在的空间。同时来看： 做梦的男孩，舌头还没成熟，像桌上一只陶瓷盘子盛着一条木头鱼。水流出容器耐阴的花的纪录片绘制这个季节，它能保护树 “做梦的男孩”所具有的行动性因为自身的逻辑而得到了强化，所不同的仅仅是诗人所应用的则是语言的外壳，而在行动上，“做梦的男孩”自身完成着自身。而作为诗人，以“叙述”而起始，诗人从这里相对的消失了，这种消失赋予了诗歌自身的凸显。作为读者来临近这一叙述的开始的时候，在意识中无意识的将诗人“遗忘”，因为“遗忘”了诗人，读者被吸入“叙述”中，在其中，读者“沉浸”在“做梦的男孩”的世界，从而凝神于“叙述”的神性中。作为读者而可能形成的这种阅读体验，不同于以往而在读者意识中，以自身行动替代诗行所形成的置换过程，而展现诗人意志的景象，这种不同，在诗歌自身逻辑中，形成一个自在的行进的主体，诗人得以心安理得的观看时间沿途的风景，即是他饮下风景中的大海。在此，几个连接点较为明确： 做梦的男孩，......前来参观他母亲出生的小村庄......背后的拉链只有一种尺码符合它......因为...... 这些连接点，建立起“叙述”的空间，当然，在这里要再次说明一个点，这里的“叙述”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认知的对于事件的叙述，对于事件的叙述是建立时间、空间的线条之上的，而这里的“叙述”是体现在诗人的“叙述”空间的，诗人的“叙述”空间是建立在诗人意识的历史背景之中的，也就是说，在诗人的意识的历史背景中，诗的“叙述”在其中行进着，这就是其中的链条，并不依赖于当下的时间的点、空间的位置而成为行动的要素，而占据诗人意识的历史背景中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形成了自身行动的逻辑。在此来看，“做梦的男孩”和西墨埃西俄斯二者的行进，站在诗人--作者的位置，“做梦的男孩”从“叙述”中走了出来，这种“走了”出来，所具有的特征，我先拿一句诗来对应： 炼金术士雕刻着贵妃的画像 二者所具有的特征是如何体现诗人和诗的主体性呢？“男孩”和“炼金术士”从中跃升而起，也就是说，从诗的位置来说，“男孩”就是“炼金术士”，“炼金术士”就是“男孩”，这里从中所考察的是，自在之名与命名的差异，相比于诗歌行进中显示的他、她、它来说，男孩、炼金术士，以及在稍早之前诗人elford作品中常出现的mickey ,而同样可以认为，男孩就是mickey,炼金术士就是mickey,而mickey也必然可以是男孩、是“炼金术士”，转入这个话题，在于表明，如男孩、“炼金术士”、“男孩”这样指称性的名称（注意，名称并不指示存在，而是作为符号的意义）对于诗人意味着什么？回到《荷马史诗》中的西墨埃西俄斯，同样，无论是男孩、“炼金术士”、mickey，还是西墨埃西俄斯，在诗的作品中凝聚的这一类名称，对于诗人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名称在诗歌运行中，一再的，多次的，在诗行中出现，想要明白其中的指向，并不容易，而稍不留意，就掉入命名的陷阱，而一旦命名则凝固了存在本身，一旦存在显现，无论对于诗人和诗都将面对空无的境地，这是其中必然的逻辑。为了避开这个陷阱，对于诗人而言，诗人消失了，诗人忘情于自身，诗人在“变成了男孩”，变成了“炼金术士”，变成了mickey,变成了西墨埃西俄斯，也就是说，从诗人的诗行中，作为读者，不再从中感知到诗人的行动，而是男孩、炼金术士、mickey、西墨埃西俄斯的行动，这即是其中的显现，诗因为“没有了”诗人，诗自身承担着自身的命运，或者说，这里在直观上来说，难道不就是我们在小说中所感知到的“虚构的人物事件”吗（当然“虚构人物事件”也可以呈现出在诗中所展现的“人”诗性特征，只是需要更大的时间，更大的空间罢了）？显然并非如此，我前此已经说明，诗歌的“叙述”逻辑，并不和小说的事件叙述逻辑相同，而是体现在意识历史和事件历史的差异上。对于诗人-作者来说，其呈现在在诗歌作品中的是诗人凝聚的“人”的非当下的时空特征，在诗中，“人”渗透在其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音节上，他们都占据着各自的时空，却因为“人”而获得了同一，这就是诗人对诗的定义，这就是诗对“人”的定义。同样，男孩、炼金术士、Mickey、西墨埃西俄斯是诗中的“人”。换句话说，诗人为之孜孜不倦的创作，难道不是找到那个“人”？实现那个“人”？诞生那个“人”？站在诗人通往人的历史的道路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及或未来，诗人对此皓首，对此欢悲，对此回首，对此凝望，那都是“人”所前行的灯塔，总会遇到来的“人”和去的“人”。弄清楚这个问题，“男孩”自有其名，西墨埃西俄斯自有其名，其自身承担着自身的命运，在诗行中，“男孩”和西墨埃西俄斯即是穿越时空的共在，又具有各自命运的属性，试看二者的对应： “舌头还没成熟”对应于“有着小伙子的美貌”，是“男孩”和西墨埃西俄斯作为“人”的显著特征；“像桌上一只陶瓷盘子/盛着一条木头鱼。”对应于“他的母亲有一次/跟着她的双亲从以得山下来放牧羊群，/在西墨埃斯河畔生下了他。”其中“盛着”和“生下”共同指向了“男孩”和西墨埃西俄斯作为“人”的属性定义；“水流出容器/耐阴的花的纪录片/绘制这个季节，它能保护树”对应于“但他再也不能/报答亲爱的双亲的养育之恩；他青春寿短，/倒在心高气盛的阿衣亚思的长矛下。”是男孩的“命运”和西墨埃西俄斯的命运，二者的差异体现在“叙述”手法的不同，但都“命运”咄咄逼人；“前来参观他母亲出生的小村庄/走进黑夜的办公室/到底什么预言，对应婚姻的每一把锁”对应于“就在他刚刚走进他右胸的/乳头旁时，青铜长矛利落地刺进了/他的肩膀。”是在“命运”中，“人”的显现；“背后的拉链/只有一种尺码符合它”对应于“他倒在了地上落进了尘土中，就像有的/黑杨树那样”，这是命运所显现的“结果”，这对于诗来说，诗行走到这里而呈现出诗的光亮，这种光亮是从而成为“人”的光辉，是成为人的居住之地，是作为诗歌而言的闪耀之地。 这里说明一点，在“做梦的男孩”中，“因为......”部分呈现的“结账处的女人”和“肥皂剧里的一对夫妻”两个主体是对“背后的拉链/只有一种尺码符合它”之男孩“命运”的结果的强化。这种强化因“因为”而将“结账处的女人”和“肥皂剧里的一对夫妻”两个主体的行为变成了现象，从而被拖入到“男孩”所在的命运中。那么，从上述对应关系的分析，一种“诗”的气息扑面而来，这种“诗”的气息，是诗之所以称之为诗的原因，这同样是诗人的气息。诗人创作诗的这一行为，更为清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