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浩: 那年月面临的严肃问题

老妖

那年月面对的严肃问题

聂 浩

七十年代前期，有几千纺织姑娘的汨罗纺织厂，就是一座鲜花盛开的村庄。月圆之夜，如果你进晚班，在更衣柜第一次发现一张约会的纸条，那是什么心情？

反正我当时心里就像猫在跳，猫爪在洁白的感情墙上抓出一道道兴奋痒痒的痕迹。纸条上那几个字，我读了又读，反过面再看——下午四点半到家属区边的小桃林来面谈——就这几个字，后面连标点也没有。是谁呢？让我下了晚班没法入睡，一直猜测着……早早地，我穿着厂里少见的时装，四个口袋米白色的军装，米白色的军帽军鞋，心神忐忑来到了桃树林。

一

真不走运，我们车间的童指导员，从家属区那边走了过来。他是部队转业干部，比我大十岁。我想绕开他，哪知他一紧步就到了我的右边。

不错！你来得很准时。

我一听，彻底晕了，约会纸条原来是他写的！心里那只猫顿时就成了死老鼠，怪不得约见我在家属区边的小桃林。

童指导穿着一身部队转业后崭新的军装军帽军鞋，比我的军装颜色差了一截军龄。就像部队长官找战士谈心，只是服装反串，年龄大的新指导，年龄小的旧军人。我们走到了桃林的尽头，前面横着一湾水塘，对面有一间小屋。

他说你往前看。我说，看见了，是厕所。他说你仔细看。

小屋门口挡墙写着一个很大的女字。我说，是女厕所。他说你再往前看。

这下我明白了，他一定是昨晚看了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主要英雄人物江水英就是这么说的——你再往前看。

我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因为前面是一片荒地什么也没有，所以我按照《龙江颂》里面的台词说——看不见了。

童指导眯眯一笑，你看，前面有一杆旗帜。

我的天，那叫什么旗帜？我看见了，很远处空坪有一根竹竿挑着一块日晒雨淋退色的红布。

童指导严肃地说，那一杆旗帜是厂里的边界标志，再过去就不是厂区范围了。你年轻，心里也应该有一面旗帜，有一个是非界限。你最近是不是经常去蕾老师家？

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因为童指导就住在蕾老师隔壁，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他的家。

童指导望着远处旗杆说，昨天晚上文艺宣传队的人聚在蕾老师家唱着什么？少年看见红玫瑰，急急忙忙跑去摘？

那是蕾老师给我们上音乐课，视唱舒伯特的《野玫瑰》。

戴花要戴大红花！蕾老师让你们都去摘野玫瑰，是什么意思？蕾老师从北京下放到这里，她应该加紧思想改造，可是我清楚听见她在家里收听敌台，我已经当面给她指出了。你也跟着听了？

我一听慌了。没有！蕾老师没有听敌台。她是在放唱片，莫扎特《小步舞曲》。她总是把留声机尽量开得很小，怕你再次误解。

没查得《小步舞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什么大步不走走小步？这是不是资产阶级情感？至少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吧！你说，没查得？我确实查过了，蕾老师的母亲是四十年代北京著名的作家，写过不少旧小说。关键是她的舅舅是个很大的走资派，正关在牛棚。官大问题就大。

我年轻不谙世故，随口说，你官小，所以没问题。

童指导有些不悦，小吗？你家的情况我清清楚楚。

我一听紧张得心都到了喉头，仿佛看见童指导肩膀后面插着一个什么东西？对！尚方宝剑，代表的是“组织”。他说你看厕所，我就看厕所；他说你看旗杆我就看旗杆，尽管那是一根竹竿。他一张口，说你家庭有问题，随时可以让我从工人是领导阶级那张双层床上滚下来，滚回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我父亲还在五七干校呢，心揪得紧紧的，目瞪口呆听童指导怎么说，生怕漏掉一个字。

告诉你， 四十年代你父亲是湖南大学的学运领袖，被关进监狱，后来是怎么出监狱的？组织上正在审查。

（此照片陈列于岳麓书院的湖南大学校史，后排中间黑衣白领者为我父亲。1944年8月18日于湖南芷江天后宫监狱。）

      我家的历史父亲从未向我透露过半个字，童指导却连我父亲的父亲都调查清楚了。这官小吗？连我妹妹都知道。她来信说，你们厂里的领导来家里看过妈妈，还送了三支香蕉，你要谢谢他。此时我才知道，那领导原来就是童指导，心里充满谢意的压迫感，边琢磨，是不是应该买点东西回赠他？他虽然摆点威风，并没有让我产生距离感。

倒是蕾老师听到童指导的警示，感到很大的压力。不过，蕾老师毕竟是上过朝鲜战场的战士、从北京下放来的钢琴教师、见过风雨的知识分子，工人都非常尊敬她。虽在极左的文化氛围中，她并没有理会童指导。

只是让童指导压根也没有想到的是，他听到隔壁传来的西洋音乐、视唱大调小调，这个看不顺眼的音乐学习班，竟然是厂领导考虑要排演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为提高文艺宣传队的演出水平，特别请蕾老师举办的。所以音乐学习班自始至终没有因为童指导向上反映情况而受到干扰。

（左边是当年南区五栋蕾老师的家，她在这里给文艺宣传队员上音乐课。）

二 

童指导看我心事重重，用首长的派头，拍拍我的肩膀说，叫你来，交给你一个任务，今天起你不要进晚班了。

       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竟然听到今天不要我上晚班了，马上精神一振而起。谁都知道，上晚班是最辛苦的事，只要碰上全厂停电灯一黑，厂区就会飘来一阵女工们舒展放声的欢叫，然后是敲打饭盆庆贺的声音，响彻夜空。恰似劳累的青春，伸了一下懒腰。

       那时候全厂正学习天津小靳庄，即便停电不上班，每个职工躺在双层床上也没有清闲，眼睛盯着天花板，在挖空心思作诗。那是每人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

童指导上午刚听过后纺车间的赛诗会，随即念了一首工人的诗：“一分一碗豆腐汤，两份萝卜吃三餐，四月省出五角钱，支援人类早解放。”他赞叹，一场赛诗会，激励了多少人，个个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不久全厂就将文艺汇演，我们车间清花机革新成功了，你赶紧创作一个不唱只说的话剧。知道文艺创作“三突出”的原则是什么吗？

我回答，突出英雄人物只干革命，不想个人，不要家庭。我分析过两部工厂题材的经典作品，《火红年代》赵四海，冇得堂客冇得崽；《海港》里面方海珍，四十多岁没结婚。

童指导说，你要加强文艺理论学习，记住“三突出”的原则是，在所有的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接着，他掏出一张纸递给我，上面有20多人的名单，是车间领导和各班组长，说这是要突出的“正面人物”，都要写进话剧里。并交代其中突出车间领导，最主要突出车间书记大胆技术革命，冲破知识分子臭老九的拼命阻扰。

童指导真是高看我，把我当成剧作家了！一个小话剧，怎么能把20多位正面人物塞进剧里？不懂技术的车间书记怎么会搞技术革新？即便剧作家大概也会棘手！可是，我年轻无知，居然完成了剧本初稿。剧的最后，为了突出 “主要英雄人物”，由车间书记上台向厂领导报喜报功，把20多位“正面人物”逐个念一遍。

我对剧中这一设计颇为得意，只是对革新的技术语言的表达，需要问问技术人员。私下一打听，才知道所谓清花机的集体技术攻关，实际是周工程师通过半年夜以继日辛勤取得的成果。我立即带着剧本去请教他。

       周工和他夫人都是学习纺织专业的大学生，我与他们的关系特别好。那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居然有一档英语教学节目，周工家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我经常中午去他家收听。为了不影响我学习，他一家老小五口，总是躲在另外的房间里，门缝里经常会挤出他儿子好奇的小脑袋。

周工本来讷于言，看了我的剧本以后，眉头紧锁冷冷地问，是谁叫你写的？我兴奋地回答，是我独立完成的。

      突出的“正面人物”名单最后就有周工，我满心等待着他的夸奖。然而，周工表情错愕，什么也没有说。革新明明是周工独自创造的成果，我却把成功的桂冠戴在了书记的头上，知识分子身份的人被丑化成技术革新的阻力。

可笑的是，我意识不到自己的荒唐，意识不到对周工有何不公。因为一切围绕政治需要，虚构故事被理解为高于生活的文艺创作。而心灵受伤的周工，却只能在屈辱中沉默。这种扭曲的思维我三年以后才醒悟，才懂得了周工当时无言的表情，真是羞愧难言。幸好那个剧本最终没有写成搬上舞台。

      这件事在我记忆中完全抹去了的时候，遇上一次同事聚会，有位年轻人握着我的手说，他是周工的儿子，正是我当年在周工家收听英语，从门缝挤出的小脑袋。此时周工错愕的表情立即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为自己年轻时蒙昧而深深叹息，请周工儿子向他父亲转达我的歉疚之情。

然而，周工的儿子对我的表达却满脸疑惑。是啊！下一代人怎么也难于理解那个特殊年代的荒唐。

（这是七十年汨纺南区全景。水塘后面是小桃林；林后左边那栋是南区5栋蕾老师的家；马路对面中间那栋是南区43栋周工的家，我在那里收听英语教学节目。童乐安供稿，笔者修补制作）

三 

         童指导“指导”的第一个问题，我三年后尚能有所醒悟。童指导“指导”的第二个问题，我却思考了30年，有些道理一直也没有完全解析清楚。

       1976年是特殊之年。一开年，深受老百姓爱戴的国家领导人周总理逝世了。消息传来时，文艺宣传队正在舞台上排练节目。我噙着泪水说出这个消息后，队员们个个失声痛哭。老大哥万安和我商量，开一个追悼会。

       童指导恰好担任文艺宣传队政治指导员，风急火燎赶来了。他说，心情和我们一样沉重，但追悼会不能开，上面有通知。宣传队员正伤心嚎啕，一听点着了火，逼着他把通知拿出来。女队员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他说的“上面有通知”，太不符合人之常情了，谁也不信。

      万安和我与童指导论争，情绪激烈对立。

童指导大声地质问，现在全厂许多工人都不准备上班了，要来参加追悼会，这个责任谁承担？

      我说，工人要求开追悼会，厂里可以组织。我们在舞台上开一个小型的追悼会，会把礼堂门关好，把幕布拉起来。

      童指导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他踏上舞台中央的台座，指着我和万安严肃的说，你们这样做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再进一步就会犯大错误！

万安老兄如电影里行将就义的革命者，大声怒吼道，我就不信悼念自己国家敬爱的总理有什么错误！男队员同声附和，吼声如雷，一气之下就把童指导轰出了礼堂。

       追悼会开完，打开礼堂四张侧门，门外站着一排一排肃立的纺织工人，他们眼含泪水，手捧白花，隔着大门在表达同样的哀思。

       我从后台的小门出去，童指导站在门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见了我，顺手把鼻涕揩在后门的墙沿上，伤心地说，我真是为了你们好啊！

      于是，我和万安被童指导带到小会议室。进厂六年多，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高规格的礼遇，厂里全体领导正等着我和万安谈话。气氛严肃，压抑得难以透气，每位领导说的话都含混不清，没有人提到开不开追掉会的事，没有人像童指导那样警示我们。我和万安离开时，全体领导竟然都站立起来目送。

      宣传队员们和许多纺织工人都拥在门口等待着我和万安的消息。童指导一直堵在会议室门口，拼命劝说大家离开，说不要受个别阶级敌人别有用心的煽动。平时最谨慎的宝姐姐大声反驳，这里没有阶级敌人煽动！开追悼会是我们共同的意愿！

      我和万安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会议室，层层白色工装手拿白花静立注目的纺织工人立即让开一条夹道……这是我一生感受过的最为茫然的前行步履。

（回望礼堂的背影，我和万安就是从建筑右下角那张门出来，被带去见全厂领导……这是我一生感受过的最为茫然的前行步履。）

       十二年以后，全省发行量最大的《湖南广播电视报》刊登了喜妹的一篇文章，记载了那年汨罗纺织厂开追悼会的往事，我竟成了众多读者的英雄。一位小一辈我不认识的汨纺年轻女工，专程来长沙找到我的办公室，送来了那份报纸。办公室的同事纷纷赞颂不已，为汨纺老同事们当年的行动喝彩！

        他们也许误读了，我们当时哪里有超前深刻的认识，连“四人帮”的概念也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公开反对。如此想起来，心头不由得一颤，要不是形势大转弯，万安和我可能就莫名其妙进了监狱。没有“英雄”，没有“敌人”，其实只是我和当年同事们的良知在发酵。

 

四

       日子一下就稀里哗啦过了40年，受工人们敬重的蕾老师从北京来，当年的文艺宣传队员们从各地赶来见她，大家又叽里呱啦聚在一起了。

       年过七十的童指导也来了，嘴角挂着笑，不再是过去严肃的表情。大家也不谈严肃的话题，只问生活得怎么样，相互调侃起哄说，童指导最浪漫，离了两次婚。

        我故作惊讶道，童指导呀，我以为只有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人才可能离婚，没想到，我们都没有离，你堂堂指导员，居然奋不顾身，离了两次婚，找了三个老婆！

        童指导站起来，眼睛笑成一线，自我揶揄不无得意地说，这事是该向大家作最最深刻的检讨，我现在找了一个比我小二十多岁的老婆，不过我身体还行。顿时大家笑得前俯后仰。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童指导已经由反感到逐渐理解，甚至相信，当时童指导确实不想我们犯错误。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服从已成为他的惯性，他当时遇到的问题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离开的时候，童指导左手拍着我的肩，右手握住我的手说，不错！你现在干得很出色，要继续向前走。

      后来我才记起，距那次事件二十年后，文艺宣传队员们曾集体返回汨纺，童指导员也去了，那时，我对他还留有成见，他似乎已经忘了过去的事，笑眯眯地面对着我。而后来，大家已经淡忘了过去的事，他似乎并未忘，感觉他心里有过对往事的挣扎。他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活动的影像镜头里。他其实是个没有城府的指导员。

我以为，最后那次会面，是童指导与我和万安、和文艺宣传队员们的一次无形的精神大和解。

       后来每到春节，童指导都会给我打来电话说，我一切都很好，你要保重身体。如果去见马克思，不准插我的队。

       出于礼貌，我总是等他先挂断电话。今年春节他好像忘记了挂断电话，话筒里面听到他的脚步渐渐越走越远……是的，那年月被扭曲的人性、蒙昧的思维是渐渐远去了，却还是有些担心会再次从某处冒出来。

（厂工会当年派我去长沙购得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导演全本》，于是，在后面这个礼堂的舞台上，我们根据此书排演了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全剧。自拍于交书之前。）

2020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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