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母亲的合影

留下一点美好

这是一张母亲二十二、三岁在香港生活时的留影。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此刻心中更加想念七年前已经离开了我们的母亲。母亲是广东南海人。抗战时期，逃难至香港投靠定居在香港的五舅某生。而后又与当时调往香港央航（当年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工作的父亲相识成婚。并跟随父亲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发起的著名的两航起义，最终回到了新中国。

母亲自小就失去了双亲，家境贫寒的母亲很小就去了富人家当使唤丫头，吃尽了苦。所以母亲懂得体恤贫苦人，为人善良和蔼。在跟随父亲参加两航起义回到祖国后，母亲也总是积极参与一些街道家委会的工作，比如人代会基层普选的组织宣传、六十年代的群众扫盲工作等。文化程度并不高的母亲为了工作，把自己家里搭上床板当课桌，墙上挂块黒板就成了教室。母亲总是全身心的投入其中，而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懂得帮母亲照看有病的弟弟了。母亲也因为她的热忱和努力，受到了政府部门的表彰。而她教过的学生，不论年长年轻，见到她都会亲切地称她一声“老师”。也正是由于跟随父亲参加了两航起义，文革时期，母亲也遭受到了政治迫害。记得很清楚，街道造反派晚上要开会批斗母亲，要她交代自己是不是国民党特务，还逼迫母亲交代香港亲戚的所谓情况。我和父亲很担心，曾悄悄跟到会场，暗中保护母亲。从小母亲就很疼我，常夸我懂事。文革中，因为担心红卫兵会来家抄家，有天晚上，母亲让我站在靠窗的床上观察院子的动静，而母亲则十分紧张地翻出我在香港的出生证，说为了保护我，要立刻烧掉。这些印象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还有一次，母亲收到了一封香港来的家书，母亲坐在床边一个人读信，读着读着，突然失声痛哭。原来这是一封香港五舅妈寄来的信，信中说我的五舅因为劳累过度，患重症不幸离世。文革期间，母亲纵有千悲万痛，也只能在家里痛哭流涕，却不敢声张。而且不久，街道造反派就来逼着母亲，非让母亲写一封与香港亲人的断交信，母亲被逼无奈，为了全家人的安危，她只得痛苦地照做了。这一信，便使我们和香港的亲人从此断绝了联系。直到九十年代中，文革过后，我香港的表姐才千辛万苦地从民航系统查询到我们的情况，一联系到我们，表姐很快就飞来西安与我们一家相聚。那天别提母亲有多开心了。随即，我香港八十多岁的五舅妈在我表弟的陪同下，也飞来西安探亲团聚。从此，我们和香港的亲人们便恢复了频繁的来往。总为儿女考虑的母亲，还特意拜托我表姐，在香港为我补办了我的香港出生证。母亲的意思我明白，她是怕因为她烧了我的出生证（有了这张出生证，我是可以有定居香港生活的选择的），会影响到我今后的发展前程。而最终，我自己放弃了这一选择。

文革结束后，我们一家的生活又回复了平静。母亲也在蹉跎岁月中渐渐老去。2008年先是父亲病逝，2013年，母亲也相继离世。这期间，我于2005——2013年间恰好退休，得以服侍双亲整整八年。今天，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我翻出这些照片来缅怀母亲。其中有许多珍贵照片，都是我和母亲的合照。母亲永远在儿子心中！

这是母亲和父亲当年在香港的结婚照。

这是六十年代母亲在西安的留影。

这是九十年代母亲的留影

母亲当年在香港央航职工家属居住地的楼顶阳台抱着我的留影。

左边是母亲抱着我。

左二是母亲，右边是父亲抱着我。

这是我们一家三口在香港游玩时，父亲抱着我和母亲（左手）在一起的留影。

母亲和我（右边）

这张照片，是父母在1952年底，马上就要跟随全体在香港参加了两航起义的所有留守员工复员回广州前，在居住的两航家属楼住处窗外的合影。

这是两航起义后于52年底从香港复员回广州时母亲带我（左手前排第一个是三岁的我，前排右手边的是母亲）和朋友的合影。那时母亲经常外出参加社会活动，有时会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母亲外出前先把我哄睡着，然后从床边摆上一块饼干，接着在拖干净的木地板上从床下，一片接一片地摆了饼干，这饼干最终会一直沿着大厅连接至关闭着的推拉式的铁折叠门口。而我醒来，自然是一块接一块地拣了吃，一直吃到门口，这时母亲也差不多就回来了。

这是六十年代我上初中后与父母家人的合影。

八十年代，在民航家属院内我和父母与远道而来的小姑及小姑父，还有我叔叔的合影。

这是我七十年代从农村招工进工厂后和父母家人的合影。后排中是我。

九十年代一家人在父母住处的合影。

一家人在妹妹家与父母和远道而来的香港表姐欢聚的合影。

这是八十年代一家人去西安白鹿塬脚下的鲸鱼沟游玩时的合影。如今这里已成墓园，而我在父母相继离世后选择把双亲安置在这处很有意义的地方安息。

这张照片是母亲握着从香港来看望她的五舅的儿子，非常开心地在酒店门口迎接他。

这是父母及我们全家，在饭店款待从香港专程来探亲的五舅妈和表姐。

这是表姐第一次从香港来西安寻访探亲时，全家人在西安有名的西安饭庄设宴款待的情景。

以上这些照片，都是我和母亲父亲的珍贵回忆，就用这些照片来寄托儿子的一片怀念之心吧！妈，儿子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