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营，我们的苦乐年华

吟风弄月

是谁说的：人生最美是青春，最美青春在军营。

有时和没有部队生活经历的朋友聊天，他们总会说，哎哟，你们可真苦！

其实，那时年轻，心思简单，对那些苦啊累啊并不以为意。受了批评委屈，最多哭一会儿也就过去。

拉练回来，脚上打了水泡，痛的直掉眼泪，可互相帮着挑破，抹点红药水，一会儿又嘻嘻哈哈地到操场上跳皮筋儿去了！

最高兴的事就是过节，特别是八一和春节，除了放假休息，看慰问团的演出，最幸福的就是可以大吃一顿！

我的战友著名画家王家银曾给我发微信说：难忘的八一，盼的就是下午那顿聚餐，从饥饿到猛吃猛喝，撑的直不起腰。

是啊，那时候确实能吃，而每次会餐，一定都会吃撑！

正是这些青春年少时的军营生活，如今成了我们最美好的记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所服役的铁道兵一师四团驻扎在武当山脚下。部队长年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施工，生活极为艰苦。

不过部队毕竟都是十八九、二十郎当岁的年轻人，充满着生命的活力。我们女兵就更简单了，嘴馋、爱美既是天性使然，也是在大山艰苦生活里的唯一追求。

记得那年过春节，我们班离家近或附近有亲戚的都回家去了，只剩了我和几个家离得远的战友。

凑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不知谁开了头，就泪眼八叉地开始想家。

于是班长提议，附近公社小卖铺有罐头，咱们去买吧，吃点好的就不想家了。

大家一致赞成，不一会儿便把离我们营房不过二百米的小店仅有的四盒罐头都买回来了。

那时年龄小，又没有合适的工具，那些铁桶的罐头我们打不开。为避免被说不艰苦朴素，大家只好悄悄地各显其能：有的在地上磨，有的用手术刀片切，最后，不知是谁找来一块红砖，用钉子在罐头盒上敲了许多小眼儿，总算把罐头打开了。

几个人躲在宿舍里，吃的幸福无比。却没想到这罐头在公社的小卖铺不知放了多少年，已经变质。大家开始陆续拉肚子，一个比一个厉害。

因怕被批评，谁也不敢说，只能强忍着。记得我最严重，上吐下泻，发起了高烧，无奈，只得去找医生开药 。还编瞎话说，水壶里的水放了好几天，没注意喝坏了肚子。

幸亏那时年轻，几个人用一个人的药量度过了危险，至今回想还有些后怕。只那一次，便接受了教训，至今都不太敢吃罐头。

那时候，真的太年轻了，思想单纯的如一张白纸，一点儿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让我们幸福快乐很长时间。

1974年，女兵换了裙装，把爱美的我们高兴的手舞足蹈。但美中不足的是，裙服虽美，但鞋袜不给力，袜子是绿色的粗线袜，凉鞋是和男兵一样的咖啡色的粗苯塑料鞋。

我们纠结万分，穿吧，太难看，不穿吧裙服配解放鞋不伦不类，再说，也太热呀！大概部队领导也觉得我们的着装太不像样子，不久，就通知我们凉鞋可以不用统一。

于是我立即给家里写信，让父母从北京给我寄凉鞋。

记得那天我们去参加助民劳动回来。刚进院子，通讯员就在大喊：三班副，包裹！班里的人簇拥着我进了宿舍，七手八脚撕开包裹。

那是一双即使在那个年代也算不上漂亮的黑塑料凉鞋，但在我们看来，已是美丽至极。兴奋中几个人争先恐后地伸出沾满泥巴的脚，也不管合适与否，每个人都要穿上试一试，歪歪扭扭地走上一圈。

我们班长立宪一脸陶醉地看着大家，满意地说：太漂亮了，真是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啊！

那时，我们女兵在卫生队，许多如劈柴，挑水，扛麻袋的体力活都得干。

一天早上，我从炊事班挑了两大桶开水送往门诊。谁知刚走到操场中间，那条枣木扁担突然“咔嚓”一声断了，一桶开水整个倒在我右脚上，我当时就吓傻了。

开水很快浸透了我的解放鞋，疼痛瞬间袭来，我站在操场上无法动弹。战友们迅速围拢过来，有人捡起水桶，有人赶紧扶我去处理烫伤。

我们班人七手八脚给我脱下解放鞋，把脚泡进凉水里。我疼得汗水直冒，眼泪不争气地流出眼眶。

谢医生检查了伤势，小声说：烫的不轻呀，看来脚上要留疤了。他抬头看看我，吩咐我们班人去炊事班找鸡蛋，并安慰我说，咱们试试土办法，效果也不错。

那时山里的日子很苦，我们好像很少能吃到新鲜鸡蛋，过年过节，改善伙食，都是炒战备鸡蛋粉。而周围老乡们的日子就更苦了，难得有点鸡蛋，自己舍不得吃，都换成了现钱。

我们司务长听说给我配药，二话不说，骑上自行车就去买鸡蛋，跑了三个村子，才千辛万苦地买回了两个鸡蛋。

谢医生用鸡蛋清调黄连素粉，给我脚上厚厚涂了一层，谁知当天晚上脚就不痛了，起的水泡也很快消了下去，三四天过去，二度烫伤就结痂脱皮。如今脚上根本看不出被烫过，一点儿疤痕都没有留。

留在我心里的，惟有浓浓的战友情谊，和艰苦岁月里的朴素温情。

也许，人这一生都要认识许多人，经历许多事，这些人与事，便形成了我们的性格与命运。

我们有幸在部队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不论是苦是甜，这所有的过程和感悟，都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们最宝贵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