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家》

随缘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姬楼村，以前叫峄城区贺窑公社姬楼大队。那儿离我的出生地徐州不过百余里，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它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村南不到二里地有座山叫大黑山，山上地界多半属于江苏。东面还有三座小点的山，分别叫狼山、磨盘山、翠屏山，也都离村子不远。一条横贯东西的小路，笔直地将村庄从中间一分为二；另一条由南向北自然形成的宽阔崎岖的泄洪沟，又几乎将整个村庄拦腰砍断，但不知何故，眼看快要到头了，它却突然调头向西，直奔附近的桥头村而去。每逢夏天雨季来临，山洪就像一头凶猛的野兽，沿着这条大沟一路咆哮着狂奔乱窜，势不可挡。

为了应对来自东山上的洪水，人们在村前由东向西又挖了一条十来米宽、两米多深的泄洪沟，中间有座石桥，是村里通往南边庄稼地和大黑山的必经之路。村东头有口双眼老井，井水清洌可鉴，即便是大旱之年，它也从未枯竭过，就像是一位母亲在用自己甘甜的乳汁，长年累月默默地滋养着这片淳朴善良的村民。宽阔的井沿儿下，卧着一个专供牲畜饮水的大石槽，约有丈把长、米把宽。再往东不远有片水域叫东大汪，是孩子们夏天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小时候就是在那儿学会的凫水。

　　从我记事起，奶奶就住在离石桥不远的一间坐北朝南、老旧低矮的石头屋里，起脊的屋顶上苫着厚厚的麦秸，室内房梁裸露，顶棚上布满了灰条。正对门紧靠北墙放着一张八仙桌，墙上居中挂着一幅毛主席像，两边对联写的是：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室内用苇箔隔成了三小间，东头是奶奶的卧室，西头当作储物间，里面除了摆张床，还有个专门存放粮食的席圈子，占着很大一片地方。屋外头紧靠西山墙有个两丈多高的石头垛子，小时候早晨经常看见有人站在上面，拿着铁皮大喇叭筒一遍又一遍地喊：“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了，大家该上工了，时间到了！今天的任务是……”听村里老人们讲，这片石头垛子原先是一座碉楼，因为是姬姓人家建的，所以叫姬楼村，足见其年代久远。

　　贺姓，始终是姬楼村第一大姓。据家谱记载，先祖自明末清初从苏州徙居此地，至今已有三百余年，历经一十七世。另外，苏、邵、张也是村里的大姓，其余皆为小姓。沿村东头往北走，不到一华里便是贺窑村，是诗人贺敬之的老家，论辈分我得喊他敬之大爷。贺窑村始建于北宋，最早有苏姓在此建楼，故定名为苏楼村。后来贺氏迁入，以烧窑为业，又改名为贺窑村。姬楼村虽然姬姓早已绝户，但地名一直沿用至今。由于翠屏山下盛产陶土，质量上乘，烧制的陶制品享誉一方，所以不仅贺窑村有窑，姬楼村也有窑。我小时候在乡下，经常去村子东北角的窑场玩耍，几个窑工中间，庄宏宇叔叔、苏广庆大哥二人的模样儿，我至今还依稀记得。

当地人管烧窑叫“蒸罐子”，叫法虽土，却也名副其实，因为窑上的确只烧坛坛罐罐，从未见有砖瓦。原因不说自明，那个年代农民手里最缺的就是钱，更何况靠山吃山，各家建房都是用石头砌墙，房顶苫上厚厚的麦秸冬暖夏凉，谁还花那个冤枉钱去买砖瓦？再说压根儿也买不起。烧制好的坛坛罐罐，由生产队指派专人，用独轮车推到江苏邳县境内的车夫山和宿羊山一带去卖。早年村民家里用的缸、坛、罐、盆、碗、碟等家伙什儿，几乎全是本村窑上烧制的，甚至去井沿儿挑水都用这种陶罐。村里的铁质物件儿非常稀少，据说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全给毁了，只有家中的铁锅和部分农具保存下来。

　　奶奶名叫贺陈氏（原名陈孝兰），祖籍安徽，早年由于兵荒马乱，一路逃荒来到此地。据说奶奶年轻时非常漂亮，刚到村里就被我爷爷和祖奶奶相中了。爷爷年轻时也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况且家境殷实，于是双方一见钟情。我父亲是独子，在台儿庄上的中学。一九四八年台儿庄解放前夕，年仅十八岁的父亲随学校南迁，中途幸亏被我爷爷追了回来，徐州一解放便参加了公安队伍。也许是出于对地主阶级家庭的背叛，父亲从此很少再回老家。一九五八年爷爷因病去世后，奶奶独自在乡下守着仅存的一间祖屋生活，虽然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但由于奶奶心眼儿好，人缘儿也好，所以深受乡亲们的敬重和爱戴。

记得小时候在老家，有天半夜里，突然听见房梁上燕子叫唤，奶奶连忙起身点亮油灯一看，原来是老鼠不知怎么窜上去惊扰了燕窝，她也只是将老鼠赶跑而已。有次奶奶看见一只小老鼠进了衣柜，便伸手去掏，不料老鼠竟顺势钻入她的袖筒里，这要搁旁人必会受到惊吓，可奶奶只是觉得好玩儿，竟“咯咯咯”地笑个不停。村里有个猎户叫贺承斌，有天傍晚，他在黑山上发现一个野兔子洞，便随手把上了膛的猎枪靠在身旁岩石上，正要俯身察看，却一不留神把枪碰倒了，枪口刚好抵在他的腋窝处时枪响了，子弹从后背肩胛骨穿出。多亏他年轻力壮，半夜爬回村子敲我奶奶家的门，一进门就要水喝。我奶奶见他浑身上下像个血人，知道他失血过多就没答应，而是赶紧叫人连夜将他送往台儿庄医院，最终保住了性命。从那以后，他每回见到我都说：“没有你奶奶，我活不到今天，你奶奶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翻看医书得知，人在大量失血后，血容量减少，如果此时喝水，血液中红细胞的比例更低，反而会加重对组织细胞、尤其是脑细胞的损伤。奇怪，奶奶怎么会懂得急救常识呢？我一直忘了问。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农村开始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搞无偿调拨，甚至把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林木等，一律收归集体所有，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盛行。这不仅违背了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而且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对农村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尽管后来取消了“大食堂”，并重新分配给农民少量自留地，但“一大二公”和“一平二调”的局面，仍未得到彻底改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依旧受到压抑。由于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儿都一样，所以磨洋工、混日子是当时农民的普遍心态。每天早晨上工前，总要等生产队长反复吆喝几遍才出屋。到地里干活儿也是出工不出力，不是穷侃吧啦，就是嬉打哈笑，什么时候见队长来了，这才稍微正儿八经地干上一阵子。

那时村里的农作物主要是山芋（红薯）、高粱、玉米和小麦，也有少量的绿豆、小米、花生、芝麻。由于地处山区，又没有机井，只能靠天吃饭，可想而知粮食产量很低。麦子亩产大约也就是二百来斤，队里除去交公粮和留够种子以外，平均每人每年分不到十斤麦，人们养家糊口全指望在生产队挣的那点工分儿，都说：“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到年底决算分红时，每个家庭用工分儿挣的钱，减去分口粮应上交的钱，余下的就是全年所得。当时队里一个工分儿顶多也就值几分钱，这样算下来，那些人口多、壮劳力少的家庭，辛辛苦苦干一年，有时不仅挣不够工分儿，反而还要给队里倒贴钱。因此为了多挣工分儿，全家老小谁也别想闲着，大人们到地里干活儿挣死工分儿，孩子和老人得空就去替生产队放牧、割草、拾粪挣点活工分儿。

　　那年头，村民一年四季以山芋干子面和玉米为主食，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几口麦面，大米更是一粒也见不到。人们一日三餐吃的全是用山芋干子面做的煎饼和窝头，喝的也是用山芋干子面加山芋干子、高粱米和玉米糁熬的“糊嘟”（当地人的叫法），不过喝起来倒是很香。有些人家为了度过春荒，麦口分的那点麦子大部分都得卖掉，再换成其他杂粮或山芋干子。蔬菜更是少得可怜，除了队里种胡萝卜能分点以外，各家自留地只能收点茄子、大葱、辣椒。村民们长年吃腌制的辣菜疙瘩和辣菜缨子，想吃青叶菜，门儿都没有。“煎饼咸菜卷大葱，越吃越年轻！”是那个年代村民嘴里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其实也是自嘲。小时候，我们兄妹五个不论谁去老家，必须给奶奶捎点钱和全国粮票。因为父母知道，我们去了之后，奶奶平时舍不得吃的那点细粮也就保不住了。

记得很清楚，我只要头天到家，奶奶次日准是一大早就起来抱着磨棍推磨，然后支起鏊子烙小米面或麦面煎饼。因为她知道我不爱吃山芋干子面，尤其是窝头一吃就胀肚子。后来我才知道，一个人推磨是很累的，何况奶奶白天还要下地干活。为了能让我吃饱吃好，她老人家经常天不亮就爬起来做饭，往往累得满头大汗，等我起床时饭都要做好了。当初奶奶还养过羊，也喂过猪，不过这些都不是留给自家吃的，而是等它们长到一定程度时，拿到集市上卖掉，然后再用卖羊卖猪的钱，买些粮食和油盐酱醋等日用品。像这种情况，当年在农村非常普遍。甚至还有个别农户，因为年底决算缺口太大，无奈只好把猪卖了拿钱给生产队抵账。孩子们眼看自家的猪仔好不容易养大了，本想过年能吃上肉的，不料到头来却是空欢喜一场，因此那个哭啊！

人民公社化时期，社员只有下地劳动才记工分儿，所以叫“上工”，劳动完了叫“收工”。每天早晨听见队长上工的吆喝声，大家先拿上农具到村口集合，然后再一起排队走，这样便于生产队长沿途分配活儿。奶奶不放心把我独自留在家里，所以经常是一手扛锄头，一手拉着我去上工。到了地里，奶奶开始干活儿，我就在周围跑来跑去地逮蚂蚱，那儿的蚂蚱不仅种类多，个头也比城里的大。但自从遇见狼以后，我再也不敢到处乱跑了。

那是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有天上午我跟大人们去山坡上耪地。别人都在干活儿，没人陪我玩儿，我只好自己在一旁瞎溜达。记得当时大黑山上还有残雪，我就专找有雪的地方玩儿，不知不觉与人群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头狼来，个头竟跟我差不多高，身上的毛残缺不全，看上去凶巴巴的，等我发现时已经离我很近了。我刚想跑，忽听那边地里干活儿的人一片惊叫，那喊声怕是有人扯破了嗓子，把我和狼都吓了一跳。狼停下脚步犹豫了一会儿，这才掉转头大摇大摆地往山那边去了，或许是心有不甘，只见它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还以为那是条大狗呢，只是怕它咬我，没想到竟然是狼，险些被它叼了去！

当时正逢灾年，庄稼歉收，到处都在闹饥荒，不仅人吃不饱饭，看来狼也是饿急眼了。狼走后，我傻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半天都没反应过来。毕竟年龄小，即使过后知道了那不是狗而是狼，我也没觉得有多后怕。奶奶可是被吓得当场腿都软了，嘴里一个劲地念叨：“俺孙子命大！”旁人也都感到十分惊奇，纷纷应和道：“这孩子真是命大！”以后奶奶再带我去上工，只要见没有其他孩子去，就叫家里养的一只小黄狗过来陪我。平时人们下地干活儿全都背着粪箕子，来回路上顺便拣些牛羊粪、拾点柴禾，有时还捎带着挖几把野菜。时间一长我也学会辨认野菜了，后来在徐州跟小伙伴们去郊外挖野菜时，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本事，关键时刻还真派上了用场。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吃小米面或麦面煎饼，爱喝杂粮粥和野菜粥，估计就是小时候在乡下养成的习惯。

　　每当清晨或傍晚，村子里到处炊烟袅袅，各家各户拉风箱“呱嗒呱嗒”的声音，和着鸡鸣狗吠响成一片，汇聚成悦耳动听的乡村交响曲。不一会儿，空气中便开始飘荡起“糊嘟”那特有的香味儿，简直沁人心脾。几乎每个早晨，我都是在奶奶拉风箱的声音里醒来。看着奶奶坐在锅炝子跟前，一手拉着风箱，一手往炉灶里添着柴禾，全然不顾烟熏火燎，年少懂事的我，有时也会主动上前搭把手。那时候村里还未通电，晚上照明全靠煤油灯，虽然很多人家也有马灯，但嫌费油轻易不用。平常只要天一黑，整个村庄便立刻被夜幕所笼罩。有月亮的夜晚还好，孩子们能出来玩耍，大人们可以相互串串门子，否则到处黑咕隆咚，人们只能呆在家里，守着忽明忽暗的灯盏干坐，哪儿也去不了。

村里还有个奇怪的现象，经常有人晚上在家连煤油灯也不点，即使来人串门子也是摸着黑儿聊天。甚至连话语都很少，大家就这么干坐着，各自“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袋，黑暗中谁也看不清谁，只有烟袋锅一闪一闪的，忽明忽暗，时隐时现。每次见到这种情形，我都以为他们肯定是有什么烦心事了，便会知趣地躲开。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是生活的艰辛和重负，把村子里的很多庄稼汉雕刻成了这般模样儿！

冬夜里的村庄万籁俱寂，显得死气沉沉。人们在屋当门生一火盆，没有水壶就在上面坐个铁锅，顺便烧些热水用来洗脸洗脚，冷极了就抱捆豆秸或麦瓤放进火盆里烘烘，熏得满屋子都是烟。有人不愿在家忍受这份孤独和烟熏，晚饭后就到村东头的社屋去凑个暖儿，那里屋子大，烟不熏人，还有人拉呱儿。除了小黄狗，奶奶还养了一只小花猫。没想到猫狗也通人性，冬天晚上奶奶只要上床睡觉，小花猫马上就知道要帮主人暖脚。白天奶奶下地干活儿，小黄狗就寸步不离地守候在家门口。当你要返城的时候，这只懂事的小狗明显舍不得让你走，甚至头天就开始黏呼你；第二天早晨一开门，它准在门口趴着，那种饱含失落而忧郁的眼神儿，让人不由得心生怜悯。

　　小时候在乡下，奶奶没事就爱领着我到处串门子，村里人见了都亲热得问长问短，我也只好按她老人家的吩咐，“叔叔、大爷、婶子、大娘”地叫个不停。按理说，亲就是亲，不叫也亲；不亲就是不亲，叫也不亲。可奶奶不这么看，说这是最基本的人情世故，咱可不能没有礼貌。村里有个老太太跟我爷爷是一个娘的，我喊姑奶奶。姑老爷死得早，她抱养个闺女随她姓，叫贺敬英，女婿叫孙晋华，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员军人。印象中我这位姑父身材魁梧，说起话来粗门大嗓，尤其是他那挂满相框的戎装照，让我对他既羡慕又敬重。他有三女一男四个孩子，分别叫福霞、建秋、福梅、福生。大表妹福霞年龄与我相仿，记得我最后一次去老家，临走时我都出门了，她竟急忙跑来送给我一双绣花鞋垫。七十年代中期，先是听说姑父因矽肺病去世了，没过多久，又听说敬英姑由于跟人怄气，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可怜撇下四个孩子不知该如何是好。

村里有个老地主姓苏，三个儿子都念过书，由于一直没有分家，解放后个个都被划成了地主成分。老大苏志典是个中医，也是村里唯一能帮人瞧病的大夫。他特别擅长针灸，基本上不用药物，就靠几根小小的银针，往往是手到病除。他脾气好，不管谁有了头疼脑热都是随叫随到，所以人缘儿和口碑都没得说，只可惜他老婆死得早，孤身一人，一辈子没有孩子。老二在外地工作就不提了。老三叫苏志训，有五儿一女，就因为是地主成分，孩子们备受歧视。当然对农村来说女子不愁嫁，即便是地主家的闺女，也不愁找不到婆家。但男孩子的命可就苦了，听说他家老大四十好几才说上媳妇，老二打了一辈子光棍儿，老四被迫做了上门女婿，只有老五比较幸运，老三就是在窑上烧窑的苏广庆，还是靠着他妹妹“三转亲”才娶上的媳妇。“转亲”是当地一种古老的习俗，为了有别于换亲，故采取甲的女儿嫁给乙家，乙的女儿嫁给丙家，丙的女儿嫁给甲家，从而形成一条“婚姻链”。这样虽然彼此可以省掉彩礼钱，但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他环节也很难保住。

　　当地男人夏天下地干活儿习惯披着蓑衣，有的干脆光着膀子，打着赤脚，头上戴顶席夹子，嘴里再含根烟袋，一边吸一边还能说话拉呱儿，两不耽误。蓑衣既防晒又防雨，而所谓的"席夹子"，是一种用秫秸杆子皮编的晴雨两用的六边形帽子，类似于南方人用的斗笠，这两样东西几乎家家都有。那时候就因为穷，村里好多半大小子都光着腚，胸前只围个布兜兜，勉强能把小鸡鸡盖住。孩子们拉屎擦屁股也不兴用纸的，都是拿劈开的秫秸棒刮，甚至有些成年人也是这般“神操作”。对此，大家早就习已为常了，见怪不怪，因为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

那儿的方言更有意思，坐叫“倔”，说叫“佛”，煎饼叫“煎井”，喝水叫“喝匪”，放弃叫“咧熊”，大葱叫“大琼”，大蒜叫“大炫”，口水叫“口喽匪”，问干啥的叫“揍哄模的”等等。这也从侧面说明，当地穷归穷，但民风粗犷敦厚，百姓朴实善良。相处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里的人普遍心眼子敞亮，说话做事从来都是心口如一，尤其待人接物热情好客，自己舍不得吃也要拿来招待客人，典型的山东人性格。村里无论谁家一旦有事情了，全村老少爷们都是能抻把手就抻把手，这在城市里简直不敢想象。

这里唯一的缺憾是所谓“草民不理国事”，很多人甘愿一辈子把自己禁锢在这个小山村里，因此对外界发生的事情茫然无知。其实也难怪，在那个靠天吃饭、贫困交加的岁月里，村民们整日盘算的就是如何避免青黄不接，让一家人填饱肚子，其他事情一概不闻不问。但有一点除外，谁家小子要是应征入伍了，那可是全村的大喜事，队里不仅要组织村民敲锣打鼓地欢送，门楣上还要挂“军属光荣”牌匾，而且逢年过节都要上门贴对子，并带上点心和牛羊肉到家中慰问。原来此地属于革命老区，拥军优属工作有着深厚的传统和人文情结。听村里老人讲起战争年代的故事来，孤陋寡闻的是我，当然最好奇的也是我。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时，我整十岁，眼看该上小学四年级了，不料却摊上了“停课闹革命”。在家闲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托人把我送回老家，打算等开课了再回来。当时，“破四旧、立四新”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标语口号正风靡全国，徐州城里也被“红卫兵小将”们搅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两派斗争越闹越凶。就在这个当口，我再次来到老家，却感觉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村子里一如既往，还像从前那样安定祥和，人们依旧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甚至看不到一个佩戴袖标的红卫兵，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比城市里太平多了。

然而好景不长。记得是在一个天色阴沉的上午，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让这个小山村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平静！村里有个民兵连长兼治保主任贺××，小名叫和尚，脾气暴躁，还是个拧筋头，听说“文革”一开始就把老书记排挤掉，自己身兼三职。这天上午，他突然心血来潮，纠集一帮年轻人要批斗所谓的“四类分子”。村里的苏志典和苏志训哥儿俩，虽然都是地主成分，但哥哥头脑灵活，托病躲过一劫；而弟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被强行戴上高帽子游村。按理说，我爷爷早就过世了，况且我奶奶又是穷苦出身，没想到竟也把她老人家拉去陪绑。更可气的是论辈分，我还得管这个贺××叫叔，他爹贺长谟就住我奶奶家附近，平时见面没少打招呼。

我那时毕竟还小，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奶奶受辱。但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今后再也不叫这个人叔了！”事后听奶奶讲，我长谟老爷有四个闺女，只有这么一个宝贝蛋儿子，硬是被他惯坏的。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过多久，此人便被一撸到底，发配到队里的棉花屋，专门负责给人弹棉花，估计他那会儿肠子都要悔青了。又过了没多久，听说他得肺结核病死了。往后直到“文革”结束，村子里始终是风平浪静，就唯独闹过这么一回幺蛾子。长谟老爷七十年代初曾到徐州来过，在我家跟我父亲喝酒时还提到此事，酒桌上有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敬岭，我替我那儿子给你赔不是了！”和尚的小妹妹叫五妮儿，又叫小雪，年龄比我小两岁，听说后来嫁到贺窑，不知道日子过得如何。

　　那时候，村子里的牛、马、驴、骡等大牲口，一律归集体所有。村子东南角有好大一片牲口棚，离老远便能闻见浓烈的牲口粪味儿，老牛“哞哞”的叫声，一天到晚不绝于耳。当时劳动工具还很落后，记得全生产队只有一辆胶轮马车，其余都是木头轮子套铁箍的牛板车。奶奶家隔壁的贺敬仁大爷专门负责赶胶轮马车，见他每次出门都把长鞭抱在怀里，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威风得不得了。喂牲口离不开草料，有青草的季节，队里除了拿工分儿换购青草外，还要雇人将牲口牵到野外放牧，又叫“放青”。小孩子眼疾手快，干别的农活儿不行，要说割草丝毫不比成年人差，一天挣个八九分不成问题。不过孩子们太贪玩儿了，当他们结伴到地里割草时，个个就像出笼的小鸟，一旦玩耍起来什么都能忘。

村子东南角不远有座小山包叫铅山，因为底下有铅矿，上面曾来人开采过，但后来不知为何又放弃了，留下一个塘口。有的孩子便动了歪心思，割草时偷懒不要紧，草没割够也不怕，只要找几块铅矿石夹在草筐里，既压秤，又充数，还省劲。可队里的饲养员也不是好糊弄的，一旦发现并诉诸于家长，这些孩子不是招来娘的一通骂，便是招来爹的一顿打。

“放青”虽然比割草省劲，但也要看放的是什么。放牛要比放马和放羊容易，牛比较老实，它始终在你周围转着圈吃草，不会跑远；而马和羊就不同了，尤其是羊，一不留神就会跑到庄稼地里啃庄稼。当地有句农谚叫“羊吃碰头草”，意思是说羊吃起草来不加选择，所以必须时刻盯紧它。每年夏天一到放暑假，孩子们都盼望能有放牛的机会，到山上找个有草的地方，把牛往那儿一丢就不用管了，自己在旁边可以尽情地玩耍。

有一次，村里的贺承俭（小名叫俭省）和其他几个孩子一起被生产队派去放牛。俭省只比我大一岁，是我在村里最要好的小伙伴。他们把牛牵到磨盘山上，像往常一样中午也不回家，带点咸菜和煎饼，在山上一呆就是一整天。兴许是跑累了，太阳落山之前，俭省竟卧在一块岩石旁睡着了，其他孩子也没在意，见天色已晚，便赶着牛群回村，无意中把他独自落在了山上。到了该吃晚饭的时间，家人左等右等还不见他回来，这才连忙叫人上山去找。一群人提着马灯，举着火把，大呼小叫，漫山遍野地搜寻。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也没能把这小子唤醒，直到差点被人踩到身上，他才一骨碌爬起来，反倒把对方吓了一跳。从那以后，家人只许他放羊放马，再也不敢让他放牛了。

　　俭省的父亲在我市贾汪区韩桥煤矿工作。六十年代初，全国闹饥荒，城里的日子实在不好过，他父亲便让老伴儿带着孩子回到了农村老家。俭省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妹妹贺承凤乳名叫小四儿，幼年时由于一场大病落下后遗症，致使舌头僵硬，不仅说不了话，连吞咽都很困难，经常流口水。小四儿模样十分俊俏，虽然嘴上说不出话来，但心里透亮，她很想跟我们一起到处跑着玩儿，可是脖子上时刻离不开围兜，上面流满了口水就要及时更换，所以每次都是被她娘硬拽着回去。

村里的贺承厚、贺懋皊二人年龄跟我差不多大，就住我奶奶家西隔壁一个小四方院子里。承厚乳名叫小三儿，他爹贺敬仁赶了一辈子马车。懋皊乳名叫小社，他的三个妹妹分别叫大妮儿、二妮儿和三妮儿。小社的父亲在台儿庄皮革厂当厂长，为了节省伙食费，堂堂一个大厂长，几乎每个礼拜都要来家背煎饼。还有住东隔壁的贺承活（乳名叫小木）、贺承文（乳名叫四宪）哥儿俩，跟我也是同龄人。我们几个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在农村，有些孩子别看年龄相仿，实际上却差着辈分呢，比如小三儿就是小社的亲叔。为什么村里的孩子很少有打架的？就是因为多数都沾亲带故，即使在外头打赢了也赚不到便宜，回到家弄不好还要挨顿胖揍，太不划算。

　　小社脑袋瓜非常聪明，但就是个子矮，人都说是被心眼子压的。小三儿活泼又憨厚，说话还有点咬舌头，而且嘴唇上方时刻挂着两筒鼻涕。小木和四宪哥儿俩都老实得要命，话也不多，遇事从不与人争执。俭省个头高，心眼子实诚，说话做事相对稳当。我们几个在一起不论干什么，一般出点子、拿主意都是小社，对小三儿他不但不喊叔，反而还好撺掇戏弄他。小三儿一着急就开始结巴，而且越结巴越着急，越着急就越结巴。小社见目的达到了，转而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不禁喜得哈哈的！岂止是小三儿？我有时也被小社哄得团团转。记得有几次，他就拿一小把干盐豆，或是生葵花子，提出要跟我换麦面煎饼吃，奇怪他好像每次都能得逞，也不知他用的是什么招数，直到现在我都想不通。

我还记得第一次跟他们去东大汪戏水的情景。到了那儿也不管周围有没有人，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脱掉衣服，光着身子“扑通、扑通”地跳下去。在大庭广众之下裸体，一开始我还觉得有点别扭，但很快就忘了羞耻。那时候在农村，小男孩儿夏天不穿衣服太普遍了。俭省九岁时才去贺窑上小学，开学第一天，他居然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地背着书包就去了，结果刚进校门就被老师轰了出来。

我在老家也经常玩游戏，而且有时比在城里玩得还疯。比如砸杏核儿，虽然规则都一样，但用的“老克”份量不同，把铅矿石粉灌进去封上口，这样沉甸甸地砸起窝子来，那叫一个得劲儿！上山逮蚂蚱时，各人手里拿着用高粱梃子编的小笼子，既能装蝈蝈（又叫油子），又能装蚂蚱。蚂蚱装不下了就用茅草缨子串起来，拿回家趁奶奶做饭时，放在锅炝子里烤熟了吃。

村子西南旁还有一片水域叫南汪，是夏天山洪经过时形成的。每到枯水季节，村民们便拿着瓦盆、抬筐、竹篓去那儿攉鱼。先在水里相对较窄处垒上堰，然后用盆往半边攉水，能攉干更好，连鱼带泥鳅一把抓，实在攉不干就用筐篓在水里抄。在我们小孩子看来，这既有趣，又有挑战性，还能捉点鱼虾回去解馋，何乐不为？有时在外面玩野了，哪怕下雨也不回家，一群孩子光着脚丫子，冒雨在田间地头尽情地追逐打闹。他们平时都光脚光惯了，本来就不穿鞋，只有我手里提着鞋边跑边挥舞着，一不小心能甩出去老远，有时光找鞋就得找半天。那种童趣和快乐，绝对是城里的孩子没有的，至今仍让我心驰神往，回味无穷，但可惜老之将至，怎奈时光不能倒流。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尤其上中学以后，我把心思和精力都用在学习上，已经好多年没有回老家了，与昔日的小伙伴们也逐渐失去了联系。一九七五年过春节时，父亲突然对我说：“速建，你奶奶好长时间没来徐州了，我又去不了，你能不能骑我的自行车回老家一趟，替我去看看你奶奶？”就这样，仅凭父亲在一个巴掌大的纸片上画的路线草图，我于大年初二一早动身，沿着三一0国道一路向东骑行。到了汴塘下公路，再沿小道向北，经过北元村、后刘村、北吕村、大吴村、黑山前村，最后终于来到了大黑山。当我站在高高的山梁上，远远地望见山下那片熟悉的村落时，不仅疲惫感一扫而光，激动的心情更是无以言表。

没想到时隔多年，老家的面貌却依然如故，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那袅袅的炊烟和风箱的“呱嗒”声，仿佛从未停息过；老汉们一个个抱着烟袋杆儿，夜晚仍旧守着火盆，坐在忽明忽暗的灯盏前发呆；村东头的社屋，一到晚上还是那么热闹；窑上的庄宏宇叔叔大概因为穷，至今还在打着光棍儿；我奶奶住的那间祖屋，看上去似乎比原先还要低矮破旧。不过，我儿时的玩伴俭省、小三儿、小社、小木、四宪他们，一个个都长成了大小伙子，当年的小丫头们也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不仔细看都认不出来。第二天晚上，俭省听说我隔天就要走，非拽我去他家里睡不可，我俩打着通腿儿，回忆着往事，几乎彻夜未眠。

　　光阴似箭，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奶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被父亲接到徐州之后，老家便从此断了音讯。二0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奶奶以百岁高龄在睡梦中安详离世。至于乡下的那间祖屋，想必也早已不复存在。然而，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这些年来，我一直盼望能有机会再回老家一趟，看看我儿时的小伙伴，看看那片曾经滋润和养育过我的土地，还有那个令我魂牵梦萦、荡气回肠的小山村，如今不知是否巳经改变了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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