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个知青 --回忆我在海南橡胶农场四年的知青生活

jianping

图中的大多数女孩子都是我曾就读的华南师范大学（旧名为华南师范学院）附中的同学。

第一章 彼此之间

我忘记了很多关于三十八年前我是如何离开广州的细节。那场离别已成为中国知青运动的经典场面，毋庸我去多说，各种图片和很多当事人的回忆都很清楚地描述了整个过程。

我所能记住的就是，我在离开广州的前一天，突然很想到关押母亲的郊区九佛农场探访她。于是，我拉着二姐，一人骑一部自行车，向着目的地出发。走到一半，二姐说她不想去了，要回家。那时，我并不知道第二天就要上船往海南岛，不过，我很不愿意中途而弃，连劝带拉终于把二姐硬扯到了九佛。

到了那里，我们遇到的尴尬更大。看到母亲象犯人一样，被带到我们面前，二姐再也无法忍受，毫无顾忌地哭了起来。这场面，让看押她的人员都点措手不及，会面马上被叫停，他们把我们带到一旁。一个负点责任的看押人员过来和我们谈话，要我们端正态度。

来人竟是二姐所在中学的团委书记，此君文革前曾来我家告过状，说二姐拒绝参加民兵训练。新仇加上旧恨，二姐狠狠地瞪他一眼，转身不去理他。我见状，只好自己迎上去，听他一番教导。他对着我说了些大道理，无非是要相信群众、相信组织云云。他也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姐俩在这里哭，影响很不好，希望我们要注意影响。无论他说什么，二姐连一眼都没看他，唯我马马虎虎地应了他几个诺，算是打发了这位”教育者”。

然后，母亲又被叫了出来，会面继续进行。我记得，当时，我告诉母亲，二姐和我都定了要到海南岛。她也没有太强烈的反映，说了句”好好锻炼”而已。但是，母亲很小声地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失去信心，她的问题迟早要解决的。整个过程不过持续了几十分钟，母亲就被带走了。

二姐和我一出农场，飞身上车，急速地向广州进发。天好象在下雨，我觉得二姐一直在流眼泪，我们默默地骑车，很久都没有说一句话。我并不难过，但一种莫名其妙的愤怒在充塞着我的心，我再也不想在广州呆下去了。这个城市带给我的痛苦和难堪太多，几乎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想，还是快点出发到海南吧，到一个远一点的地方，不要让我再看到那些令我烦恼的事情。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暗了下来，大姐很匆忙地告诉我们，学校来电话，说附中到海南的同学明天就要出发。我们姐妹三人潦潦草草打发了晚饭，刻不容缓地开始收拾行李。

家里没有大人，父亲不知下落，母亲关在“牛栏”里，大姐成了我们的家长。在广州这个城市里，父母除了工作之交，没有任何亲友，家里出了许多大事，只有我们几个孩子自己担着。如果不是在父母情况恶化前，很有先见之明地转了些钱到大姐的银行户头里，否则，我们真是连置办行装的钱都不知到哪里筹去。其实，我们也没买什么。我在附中住校，被铺、蚊帐、水桶都有；衣服也没添置，反正也是到农村劳动，带新衣服去反而不合适。大姐带着我只买了些小日用品，还有一些零食，最奢侈的是为我买了一铁罐奶油苏打饼干，那圆圆的小饼颜色黄澄澄的，很是诱人。学校很早就告诉我们要做好准备，待命出发，所以该带的东西早就买好了。现在，说要走，不过是要把东西放进箱子里而已。

很多年前，母亲给我买过一个皮箱子，质量很差，实际上是涂了漆的纸皮箱。我把所有的衣物杂品都塞进那只旧箱子，再将蚊帐和铺盖打成背包，往水桶里放了牙刷、漱口盅、毛巾、饭碗，行装就准备完了。

第二天大清早，天色阴沉，但我的情绪还好，那种自我放逐的欲望还使我有几分兴奋。两个姐姐和我，提着我那几件扎得松松垮垮的行李，出了门。到了广州市太古仓客运码头（洲头咀码头）我微微感到吃惊，人很多，场面出乎意外的热闹。每个要走的人都有数量可观的送客，除了家人，还有同学和朋友。

看到不少人都亮出家伙照相，大姐说声：糟糕，忘了拿照相机。我反而不在意。这么匆匆忙忙地离别广州，我实在无法发思考更多，只盼望着快快结束这个过程。与别人相比，送我的人很少，因为，我的很多同学好友都要与我同一条船到海南去，而家中只有两个姐姐。

想到要和两位姐姐分手，我还是生出几丝愁绪，不由地握住她们的手。三姐妹手握手走在送行的人群中，有点显眼，几位我似识非识的附中男同学，经过我们身边都好奇地回头看我们。后来，由于行李没扎好，我行李箱子的盖竟散开了，我们姐妹三个七手八脚又将箱子重新合起来，想办法再扎好。经过这一阵忙乱，反而把我的那几分离愁竟冲淡了，直到上船，我还在担心箱子会不会再散开。

离开广州的时候，我快满十八岁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以后的人生要发生如此多的曲折和艰难。

以后的事，我都记不十分清楚了。我记得船开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拥到甲板上向亲友们挥手再见。开始，我打心眼里笑这些同学太柔情。后来，我却忍不住跑到甲板上，挤在其他同学背后，想找两个姐姐，却看到站在彼岸边上的记者们不断地朝着前排的女同学们拍照。热闹了一阵，船走远了，记者们也放下了手中摄影机。我很快就回到了房间，和同一房间的女同学们聊上天了。

我当时真是很兴奋。因为是第一次离开家人，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生活。我很高兴地打开了饼干罐，请同行的女孩子们分享，别的人也拿出自己带的零食，所以，在船上，我们的嘴几乎没有停过。

整个红卫轮，到处充盈着青春的气息。我在船上遇到一个老海员，他笑眯眯地对我们说，第一次离开家，看把你们乐的。说毕，他表情复杂，欲言又止，叹了口气说，就不想爸爸妈妈了？！我看着这位慈眉善目的海员老伯，心情有点复杂起来，然而，少年壮志不言愁，我挽着其他女孩子的手，向他挥挥手，离开了，我很快就忘记了老伯伯的叹息。

我再次回到船铉，回头北望广州，这个城市已经离我很远了。那时，我遥想将来，还是很乐观的，海南再不好，总比天天见到那些凶神恶煞盯着我们不放的机关“革命群众”要好。我的家早就不成家了，父母都被关押，已经工作的大姐对我和二姐也是心不在焉，后来我才知道此时她已和姐夫在悄悄地谈恋爱。我唯一的寄托就是离开，与附中的同学们结伴到海南去。我就这样离开了此岸--广州，向一个陌生的彼岸--海南岛进发。

两位姐姐与我分手前的留影纪念。那时，我很不高兴，面对镜头，全无笑容。

离开广州的城市青年向自己成长的地方和亲人挥手告别。

离别广州前与同校的同学们合影留念，图中的女孩子们全部都到了海南橡胶农场接受再教育。

次日醒来，大家都嚷着，说到海口市的秀英港了。哇，秀英，一个港口能以女人名字命名，令我禁不住开始想入非非。我记得，好象那天的天气很好，其他都忘了。

当晚，我们被送到海口市的一个大礼堂里开欢迎大会。欢迎会的秩序很不好，嘘声很多。代表广州知青发言是一位附中高中的男生，我们都不喜欢他那吊得高高的嗓音，还有不着边际的豪言壮语，加上我们与他所属的红卫兵群众组织派别不同，趁着人多杂乱，我们痛快地发出了好多的嘘声和笑声。发言之后，照例是宣传队的演出，场面就更热闹了。这叫什么呀！当我们看到那些不入流的舞蹈表演，口音很重的普通话朗诵，全都笑翻了。海南人就是土，这就是我对海南的最初印象。

我们在海口市住了几天，就要坐着大卡车分赴各个国营农场。为了将原来学生已形成的派别小团体打散，军训团和工宣队对分配方案进行了精心策划，力求去每一个的农场的学生都要包括各路人马，但人数却要保持平衡，不多又不能少。甚至，连班别、年级都要打乱。去每个农场的同学，从初一到高三都有。我所在班级的同学大概被分在两个农场里。我在分配方案下来之前，就听到了风声。为了能和自己要好的同学同去一个农场，我和同班的好朋友小艺找到军训团派到我们班的谭排长，求他网开一面，让我俩不分开。结果，他真的帮了我们的忙，我和好友如愿以偿。那些比较老实的同学基本上都是随着学校的统一方案，搭配着到了各个农场。

想到马上就要和相处了多年的同学们分手，我感到很不舍，在文革中，我和同班的三个女同学结成了一个小辩子写作小组，写了很多大块头文章，然而四个小辩子却被分配在两个不同的农场，令人非常难过。

三十多年后，我听说，有的同学在分手之际，就比我要有大将风度。一位在文革中风头很足的红卫兵宣传队员，很潇洒地向其他男生挥挥手说，咱们北京人民大会堂见（据本人说，这里有误传的成分）。一语成孅，十一年后，是我，而不是他，真的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站在台上，同首都几百名大学生一起，高歌一曲。

而我在那时，真觉得自己要在海南的山沟里呆上一辈子，竟没有难过的感觉；更没有想到将来要离开，到北京去上大学。人与人就是很不一样，我在那时的觉悟程度真是差远了，天真而又可爱。

我要去的农场是海南岛的中坤国营农场，以经营橡胶为住。那年十八岁的我，丝毫没有愿望或者意识，对这个自己将要工作和生活的单位进行任何考察和研究。直至读到一本由中坤知青编的图片集，我才对这个中坤农场的地理和社会经济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是后话。

我们乘坐的卡车到了农场，大家被安置在农场的礼堂里，照例是一片吵闹。很多人对将要和谁一块，特别在意，却不懂要选择条件好一些的生活点。中坤农场将我们这百十来人分配到好几个生活点。不料，很多人都对分配不满意。于是，很多人忙着找学校送知青下乡的解放军和工宣队员疏通，希望重新调整分配方案。农场的干部从来没有领教过这种无政府状态，一个表情严肃、个子不高的中年人突然大喝一声：不要再吵了，你们太不象话了！霎时，我们都静了下来。然而，礼堂马上又陷入了嘈杂。从大城市来的革命小将，谁在乎这么一声吓唬。

我反倒一点不忙，因为谭排长一直跟着我们到了中坤农场，我心中有数，知道他一定会保护我和八一。果然不出所料，我和小艺被分在胜利队。能这样我就很满意了，看着别人在一边瞎忙，我还感到几分侥幸。可是胜利队在哪？生活条件艰苦吗？和我们一块的知青还有谁？对这些很实际的问题，我想都没想。

后来，全体胜利队的知青都集中在一块，和前来接我们的指导员见面，我才从得意忘形中清醒过来。原来，那个对知青大吼大叫的中年人就是胜利队的指导员，姓姚。这人像是来者不善，怎么说话那么冲，我暗中打量他。 从离开广州到中坤农场，只有此时，我才对自己的将来有了一点忧虑，在一个凶神恶煞的领导下工作，以后的日子一定不好过。

当年，我们四个小辫子写作组威震附中，皆难逃知青命运。四十多年后，我们气定神闲坐在一起合影，可惜其中一位已经驾鹤西去。

这是当年中坤农场的大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