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真使者的美篇

寻真使者

                            幼学记事

    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大约6岁时，父亲便开始教我唸字壳儿识字。字壳儿是父亲用大前门香烟包装盒拆开以后，剪成直径八分的圆形纸壳儿，用毛笔书写上去的。至学龄前，我已能认一百多字了。其实，父亲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仅上过两年私塾。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算是最有文化的了。

    7岁时，该到上学的年龄，父母却没有送我去上学。回想起来，那年9月初正是我弟弟出生，家里还有个妹妹，事情比较多，所以也无暇顾及到我读书的事。过完1957年春节，邻里有人带孩子去学校报名读书，我也有读书的意愿，如是就稀里糊涂跟着他们一起去报名。

    学校位于一马路靠龙开河的小巷子里，仅有一栋破旧教室。室内的桌子大小不一，样式各异，一看就是拼凑起来的，学生上学还得自己带凳子。由于空间有限，老师和学生就只能窝在一起。教室有两排座位，东面一排就是我们刚入学的新生，西面一排是比我们早半年入学的老生。老师是一位吴姓矮胖个子。穿着一套浅兰色中山装，头戴一顶浅兰色解放帽，整天夹着一个公文包，慈眉善目的，看上去就像一位老干部。

    这个学校只有一个老师两个班，一个人上两个班的课。这个班上课，那个班就搞课外活动或复习功课。教材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统一教材，但学校的性质和运作的方式与过去的私塾没有什么两样。学校也上音乐课，两个班一起上。不过教音乐课的不是吴老师，而是班主席，是个比我们大四、五岁的女同学。她教给我们《草原到北京》的歌，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草原到北京呀，能有多少天？草原到北京呀，能有多少里？……”

    学校的教室很是破旧，天晴时，仰头可见屋顶上的星光点点。下起雨来，学生只有撑起雨伞来应对。雨停了，教室里还是滴滴答答漏个不停。

    到了下学期，学校搬进了一马路老铁桥头附近的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解放前为大陆饭店，对面便是后来的刘胡兰食堂。搬到这里后，学校也有了校名，叫作九江市滨兴民办小学。

    终于可以在砖瓦楼房的教室里上课了，我们这些学生伢儿们甭说心里有多高兴。为了与整个全市招生的时间相一致，学校根据实际情况把班级作了一些调整。我们这些本应下学期读第二册的学生，基本上都跳了半级，直接读二年级。

    学校课堂条件改善了，学生增多了，老师也有二三个，主导我们学校的是一位姓谭的老师，而原来教我们的吴老师却不知到哪儿去了。谭老师约50来岁，中等个儿，长得较为瘦弱，但满脸红韵，气色很是不错。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平时不苟言笑，整天摆着一付不冷不热的面孔，同学们见了，都有点怕。有一次上算术课，他出了一道算术题，要同学们伸出手指回答计算结果。当时，我思想正开着小差，也不知道出的是什么题目，便胡乱地伸出了手指，可能我是唯一的错误答案吧，他走下讲台，也不说什么，就在我的大腿上狠狠地拧了一下，然后转身走。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这倒不是老师用劲拧疼了我，而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四年级时，我们班来了位姓李的班主任，年令约三十来岁。高挑的个儿，显得有点勾背，最显著的外貌特证就是上颌牙齿有点儿向外曝。他管理学生一不打二不骂，主要的手段就是关学。凡是上学迟到功课不好的，调皮捣蛋不听师教的，下午放学时就不让你回家。一关就是一二个小时，有时要关到天黑。可能是学习成绩不好的原故吧，我算是经常被关的一个，于是逃学成为我躲避关学的最好方法。隔三差五地背着书包不上学，有时躲到小人书摊去看连环画，但大部分时间则是毫无目的四处流浪。为此，不知道挨了家中多少打骂。母亲见我学习如此不上进，心里很是着急，几次找算命先生帮我算命，都说我现在走的是懵懂运，走过这个运，自然会好的。

    六年级时，我们班搬到三马路，这里有几间用红砖切砌的单层坡顶教室，条件比较简陋。好在教室前面有一块空地，同学们可以在这里开展一些课外活动。这里的老师都是年轻的新面孔。班主任是位女老师，姓马，个子不高，人长得很清秀，圆圆的脸庞，光滑滋润，脑后札着二个小短辫，很有青春活力。也可能是刚出道的原故吧，为了表现自己的稳重成熟，上课时总是摆着一付严肃的面孔，使人很难与其接近。数学兼音乐老师也是个女的，叫王春芳，高高的个儿，二根长长的辫子掛在胸前，说着一口的汉口话，唱起歌儿来忒好听。当时湖北省实验歌舞团创作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在民间很流行，王老师是武汉人，用武汉家乡话唱那《洪湖赤卫队》中的曲子，很有地方韵味。王老师不但歌唱得好，而且熟悉《洪湖赤卫队》中的大部分唱腔，所以同学们都很喜欢上王老师的音乐课。还有一个姓任体育老师，中等个子，身体矫健，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小伙子。最让我庆幸的是李老师没有到这边来，从此再也不用做“关学”的噩梦了。

    尽管读书的环境変了，心情放松了许多，但由于学习基础没有札牢，升中学时，还是落榜了。当时我们滨兴民办小学的毕业生，基本上都是定向录取到湓浦民办中学。老师对我说，虽然录取名单没有你，但我们可以把你的学籍转过去，你可以继续在湓中读初中。为此，我还专门跑了一趟湓中，看了看学校的基础设施。陈旧拥挤的教舍，民办学校的性质，让人心底很是不舒服，最终决定不去读湓中。然而在放弃学业，还是重读一年再考的问题上，让我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读书吧，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小小年纪能干什么？继续读书吧，身在这种民办小学能录取好的学校吗？彷徨了一段时间后，在母亲的劝说下，最后还是决定重读一个六年级。

    在新的学年里，不知道为什么，六年级竟然有两个班，这无疑给今后的升学增加了难度。班主任叫王少春，是教我们算术的。他长得眉目清秀，五官端正，个子不高也不矮，体形不胖也不瘦，是一个英俊潇洒，标致貌美的年轻帅哥。语文老师姓高，中等身材，体形较魁梧，大大的鼻子，显得特别可爱。在这个学年里，两位老师对我的帮助最大，特别是高老师对我似乎有一种偏爱，经常给予鼓励和帮助，使我在学习上有了很大的长进。说来也奇怪，在这个学年里，我也变得懂事很多，除了学习成绩提高外，还能利用星期天休假日组织一些同学为学校做好事。如修理课桌椅，粉刷教室墙面等。

    1963年3月，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雷锋同志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为此，我写了一首赞美雷锋的诗。高老师见后大加赞许，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以我这首诗为基础，亲自动手把它扩编成一个由我来领诵的诗朗诵节目。这个节目不但活跃了我班的文娱生活，还参加了九江市所举办的一个文艺晚会。

    那次晚会在工人文化宫礼堂举行，参加晚会的都是各单位的业余文艺演出队，既有工厂的工人，也有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务人员，还有一些中小学校的学生。当时，我们的年龄比较小，没有见过世面，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午台，心里难免都有些忐忑不安。演出结束后，谢天谢地，总算没有出什么纰漏，紧崩的心弦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了。事后我问了一下的演出效果，台下观摩的同学说：总的来说都不错，就是整个队形有点儿偏台。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毕业升学的时候，毕业考试后，我们坐在家里期待着分配的结果。当我接到九江市三中录取通知书时，心里不知有多开心。不容易呀，学校两个班七八十个同学，仅有三、四个被公办学校录取，这个机率也太低了。

    回忆儿时的读书经历，既清晰又模糊，清晰的事情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永世难忘。模糊的事情，尽管是绞尽脑汁也回忆不起来。在我小学六年半的学习，记忆最深的还是语文里的课文。虽说是启蒙教材，但内客丰富，题材多样，知识面广。如体现团结就是力量的《拔萝卜》、《团结》；表现领袖风范的《列宁与卫兵》、《毛主席看戏》、《朱德的扁担》；赞誉聪明才智的《乌鸦喝水》、《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讴歌革命斗争时期的英雄人物和事迹的《人桥》、《我的战友邱少云》、《英雄黄继光》、《罗盛教》等等。此外，还有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如《太阳山》、《寒号鸟》、《小猫钓鱼》、《狐狸与乌鸦》、《小马过河》、《猴子捞月亮》等。这些课文不但启迪了我们的智力，帮助我们学到了历史、文化、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打下了扎实基础，它是哺育我们成长的乳汁，是滋润我们的精神奶酪。回顾这一生，我们这些人不都是靠老师用这些食物喂养而成长起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