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朗的日子里

彭光成

　　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简称昆指）成立于1960年，受军委空军和昆明军区双重领导，以空军为主。排列在军区空军后，又在军之前。司政后三大机关（后又增加工程部）的人员编制比军略多。管辖云贵两省空军部队，当时团以上部队（含师属团）40多个，机关建在昆明市西山区的明朗水库旁。

　　这个点是空军司令刘亚楼来现场考察后确定的，贯彻了“山、散、洞”的战略思想。机关在水库周围，四面环山，比较隐蔽。山清水秀，空气新鲜，机关同志都趣称“夹皮沟”。此地距昆明市中心近30公里，又不通公共汽车，生活极不方便，小孩上学也带来不少麻烦（机关只建有子弟小学），部队来机关办事也困难。昆指刚成立时，机关一些部门和指挥机构设在市里的穿心鼓楼空军招待所，以后随着明朗不断建设才逐步搬到明朗的。

通知我来司办是69年五月初，我5月8日离开澜沧到达司办做秘书工作。当时办公室主任是刘鸿第，秘书有李俊尧和卢克敏。大约九月份，从27师调来陈生，71年7月左右，从通信处来了丁超棠，从机要处来了杨成凯，他们两位是60年参军的机关老参谋。许志龙情况特殊，入伍从机关打字员到警卫连当排长，一直跟朱刚副主任在省里支左，朱副主任当过省革委办事处主任、省里常委，许大概71年初正式到办公室。林彪事件后，李、卢二位离职审查后从司办分别分到直政处和机务处，几年后转业回了老家。剩下几位，他们年龄（许除外）比我大，参军比我早，对机关也熟悉，都聪明能干。我从一个边防小排长到这么大的机关，参军前又在农村，没见过大世面，完全是秘书中的弱势人。除秘书外，办公室由几个小部门构成：保密室负责文件保管传送，档案整理保存。先后负责人有董永海、吴尚和、刘桂芝等。朱远香、魏祥寿、曹俊学等几位在保密室工作时间长，我和他们相处都很好。打字室的王茂全、尹婉卿走后，先后从电话连调来的女兵有田英英、董维惠、王秀萍、赵春利、王会徐、李淑亚、严永惠、姚晖等，这些姑娘们工作很好，加班加点从不叫苦，有的是高干子女，但从不显露高干女儿的身份。我打印校对文件时去打字室，始终把她们当小妹妹看待。翻译组十五人，多数年岁比我大，我常去他们办公室或宿舍玩，他们对我也很好。组长魏原杰，对人客气，办事认真。大事小事爱找办公室领导请示汇报。他相貌酷似列宁，我们星期五半天学习，他常来辅导，拿着学习材料进学习室时，我们有时打趣地说：“列宁同志请进。”翻译组有英、老、越三个语种，平时用不上，是为战时做储备，因此非常清闲，在办公室除学习外，常吹牛聊天，家属基本都在老家，是“快乐的单身汉”。收发室先后换了几人，岗位就一名干部，负责机关及直属队的报刊杂志、信件、文件的收发处理。通信站一名三轮摩托车驾驶员，顶风冒雨经常穿梭在昆明市和明朗水库的公路上。铅印室成立于70年，开始由辽宁籍几位战士和七八位机关处级干部的家属共十多人组成，后来工作量不断增大，厂址从防化连旁迁到了老服务社，机器设备增加，厂房扩大，人员增加不少。因机关离市区较远，不少随军家属难以联系市区的工作，就近来到铅印室，他们是正式职工，厂里工作很正规，也有相当技术性，大家工作是积极忙碌的。开始由办公室临时派干部管理，后来从巫家坝调来一名叫唐继良的干部负责。

我来司办工作的第一天，见到的首长是任政委，这位头发花白、面容慈祥的首长进来后由刘主任介绍与我热情握手，问了我的籍贯、文化程度、年龄等，当我回答25岁时，他笑着对我说：“还不到我年龄的一半，年轻好啊，欢迎欢迎。”随后几天里先后见到了昆指其他首长。那时因新建的办公大楼还未竣工，大礼堂也没建起来，司令部十多个处都挤在一栋三层楼（家属楼）里办公，首长们在家办公，常来办公室看文件、电报和处理其他公务。我来到办公室一切都新鲜，什么也不懂，出过不少洋相，受到刘主任不少批评。比如：接过一电话，对方叫我准备个车，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开到他家门口接他去昆明军区开会，我问：“你谁呀？”回答：“我是张东梅。”我一听吓了一跳，他在电话里接着说：“你来不久可以原谅，以后不行哦，我不可能每次打电话都给你报名字。”放下电话后，问卢秘书：“张副主任要我准备车，他明天早上要去军区开会，我怎么准备呀？”卢告诉我：“我们有一个汽车队，队里有个小车班，小车班的任务主要是负责首长用车，你给小车班打电话，告诉他们哪位首长用车，再明确开车到达的时间地点就算落实了。”又一次接一飞行部队电话，说飞行中飞机的起落架收不起，我因不懂常识，认为收不起就是掉下了，报告首长时就说成是起落架掉下来了，闹出个大笑话。还有一次，刘主任叫我通知在马主任家的会议室开常委会，让我做记录，我急忙找来记录本，因第一次记录想翻一下过去是怎么记的，但来不及了。在会议开了大约一刻钟，坐在我一旁的刘主任把我的记录拿过去一看，生气地一把将几页撕了下来，他自己作记录，我看没事就站起来正准备离开时，他叫我坐下，那一分钟，常委们短暂地看了我一眼，是可怜？是同情？或是讨厌？我不得而知，只能坐下来静静地当了半天“常委”。经历这些后，我苦恼，自感不适合当秘书，但处于无奈只有硬撑着，有一种撞了南墙不回头的勇气。政委批的草书字体的文电，我几次因有的字看不清，直接去问他，他都笑着告诉我，不久习惯他的字体了，再也没问过。刘主任多次要求我说普通话，本来是对的，我喜欢普通话，也佩服普通话说得好的人，因担心说不好反而不土不洋更难听，再说了我上下交往包括给空军、昆明军区打电话这么多次，对方从没有听不懂的，我就不想学普通话，心想土就土到底吧，今后回老家也便于面对父老乡亲。随后我只把四川一些方言，如“啥子、要得”等丢了，语音不改，顽固不化了。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因不适应工作，加之受到一些批评，心情不好，产生了想回原部队的思想，不止一次在办公室集体学习毛著亮思想时讲过，后受到刘主任批评。他找我专门谈话，并批评我不识抬举，说你的去留不是按你个人愿望，只能组织定。从那以后就只能耐着性子干着，在70年春节前我当秘书的正式命令下了，和陈生在一张纸上。对于我为什么能从一边防连队的小排长调来当秘书，机关不少同志曾问过我。我后来听36团先后两位干部（其中一位副政委）说过，昆指刘环副主任离昆前去到了36团检查工作，在乘车的路上，刘对陪同他的张喜亭政委提出，你们团能不能推荐一个到昆指司办当秘书的人。张政委后来推荐我，并在团里领导开会时顺便说过他的意见，大家都赞同。

　　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母亲对我的婚姻一直非常关心。我自从与重庆那位梁同志见面后，互相往来过几封信，她还寄来两张照片。可就在我调昆指司办工作后，69年八月的一天收到她的一封来信，内容主要是要求我转业，因为她是独生女，怕以后父母老了难照顾，表示如果我转不了业，就断了与我的关系。我认为这种事不能勉强，马上回信表态：让我现在转业办不到，同意断绝关系，信封里同时装进了她寄来的两张照片，了结了这四个月左右书信往来的关系。

　　母亲托人写信，多次提到我年龄不小了，征求我要找个什么样的对象，说好些人向她表示愿意说媒。我回信叫母亲不要为我太着急，也说了如果她认为确实好的可以考虑，但我一时又回不了家……。对于这件事我有些拿不定主意。我的分析是：在家乡找，生活习惯、环境都比较熟，很多女同志很能干，缺点是结合后两地分居是个问题，对后代管教不便，想要随军调动也困难。如果就近找，部队都清一色的男士，女同胞很少，即使有人介绍，也难找到合适的。况且，如果成了，那么今后转业又怎么办？这些都得慎重考虑。

大概在70年六七月份的一天，李俊尧秘书告诉我说：“幼儿园吴老师（刘永生副参谋长的老伴）叫我带个话，要把幼儿园一位姓张的老师介绍给你，我在幼儿园（他在那里看被关押的王斌参谋长）注意观察了，小张老师人还不错，你考虑一下是否见个面。”我回答：“让我想一下再说吧。”吴老师和我并不熟，主要是因为刘副参谋长生病，常年多在家里，我经常送文件电报到他家，看到吴老师打个招呼罢了。她后来见到我又专门提起这个事，说：“你见一下吧，我们小张很不错。”我还是回答：“让我考虑考虑吧。”为什么不立即见面？一是到底在家乡或在部队附近找，我没拿定主意。二是怕见面后若女方同意，我不愿意，会对女方造成伤害。为此拖了近两个月左右。

　　大概到九月左右，李秘书又提起此事并约我见面，当即我就随他从司办出发，步行到了幼儿园。吴老师早已等候着，她领着我和李秘书一起到一个宿舍，与张同志见了面。吴老师简单做了一下介绍，我没说几句话，张同志一句都没说，只时不时望我一眼。短暂见面后，我回到了司办。之后开始交往，基本就是星期天（多数两个星期一次）我去看望她，她就住幼儿园，见面互相问问情况，周围路上走一走。我们没有一起吃过饭，更没有甜言蜜语，我只问过她的父母知道我们的事没有？看上去张同志也是个老实本分的人。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71年5月下旬，我们办了结婚登记，并于5月30日在刘永生副参谋长住的小楼会议室，由他主持举办了简短的婚礼。熟悉的战友和张同志幼儿园、学校的部分老师前来祝贺，那个年代不时兴办酒席，大家一起喝点茶水、吃点糖果、唱两首歌热闹热闹就完毕散去了。

婚后，我们在生活上能互相照顾关心，双方工作都比较紧张、辛苦，但都能够互相体谅支持。在相处中，我逐渐发现，张同志虽然不善言谈，但为人善良。我们先后生下两个女儿，她都细心照料、教育、抚养，对家庭对子女是一个很负责的人，称得上贤妻良母。我们性格上各有弱点，有时也发生争执，但最终都能化解，如今也算相濡以沫，走到这一步也绝不容易。

　　为主便于开展工作，必须熟悉情况，增长知识，为此我经常到各处室讨教。弄清部门之间的分工、工作交往关系等。如领航处与航行处的工作范围如何区分？后勤部军需处、装备处、航材处都各管些什么？飞行术语名词太多，什么四种气象飞行、什么飞行四转弯、什么进入螺旋、什么特技飞行、什么双发停车、什么单发停车、什么一二三等飞行事故等等。我从军训处借来书籍杂志看或当面请教。到巫家坝和蒙自飞机场，我专门去到歼五、歼六、歼七飞机面前观看对比它们的外表。到呈贡又去看运五、直五飞机，向飞行员了解这些飞机的飞行高度、航程、速度等，增加感性认识。到气象处借来几大本书，学习气象知识，知道了什么叫云量、云顶高、云底高、云层厚度。到航行处了解什么叫飞行区域、飞行走廊。到飞机场的塔台看由哪些人组成，指挥员的位置，与飞行中的飞行员如何通话等等。同时还逐步熟悉所属各部队的性质任务，导弹部队干什么？装备什么导弹？雷达部队有多少种雷达？情报部队有哪些侦查手段？工程兵部队的人员编制、以及各团以上主要首长的姓名、外貌、讲话口音等。

　　秘书工作，我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办理文件电报，这是工作量最大、任务最重的工作。每天收到文件电报几十份，送首长传阅要分轻重缓急，哪些先送主管首长？哪些又先送主要领导？有的首长出差或下部队时间长了，回来以后文件堆积如山，送多了看不完，还受批评，有一位曾说过：“你要我的命啊！”送少了拖的时间又长，送漏了被发现或误了事，秘书责任难担。首长批示由秘书去处理，落实情况要检查。文件电报一段时间要清退，有时查找不到要找几天，一次一份机要电报，几个人找了一天才从铁柜的夹缝里用细铁丝掏出来，电报丢失那是要命的。秘书中我办理电报文件最多，深知它的苦和难，太像一根绳子紧紧绑住自己的身体。

第二，办理会务。会务有两种：一类是参加会议记录。昆指常委会、大部办公会、中心组学习、司令部部务会及部党委会，都要由秘书记录，记录要求“准确完整”，通知参会人员不能漏掉。张磊参谋长刚从广空来上任大概第三天，叫我通知在指挥所会议室召开部务会，开会时间一到，我报告参谋长说除管理处沈荣光副处长外，其余都到了。参谋长说：“不等了，开会。”他正讲着话，大概过了三分钟，沈副处长进门，一个军礼一个报告，参谋长严肃地问他：“通知你几点开会？”他回答说来的路上碰到通信站一位领导向他反映情况耽误了。参谋长说：“是大家等你开会重要？还是你给人谈话重要？”让他坐下后，参谋长对大家说：“以后我们通知开会一定按时到，有事要请假，必须通过秘书报给我们同意才行，不要违反。”我和参会的十多人顿时感到参谋长的厉害。另一类是大型会议的组织安排、会务和写作材料工作。昆指最通常的常委扩大会一百多人或团以上干部会。我参加这样的会不多，陈生最多，因为他是笔杆子。

第三，办理来信来访。对首长的家庭信件和亲收的信件不能启封，其他信件开启后，内容长的要摘出重点再呈上。对待来访人员，要热情接待，问明情况，该部门处理的尽力劝导去部门解决，确需由首长直接过问的，要报经首长同意后引进。办理信件和来访问题，我们要重视，并不能带有个人意见。仅举一例，大概80年初，收到一封侯主任亲收的信，我去他办公室递上时，他叫我打开将内容报告他，原来是原作战处参谋李剑英从贵阳场站来信，讲了他工作的全部经历后，请求即将转业前给他提升一个职务或调一下工资。侯听后在信上批示：“交干部处，该办则办，不该办则不办。”我把信送到干部处，谭长兴处长看到批示后，马上追出来问我：“侯主任还讲过什么没有？”回答：“没有。”又问：“你对这个批示怎么理解，到底要我们办或者不办？”我说不知道。因为一个秘书对这种事不能有个人意见，我只觉得这个批示很有水平，至今未忘。

第四，跟随首长下部队或外出开会。下部队一是单独跟，一是随工作组等团体。任秘书期间，我先后随首长到的地方有：蒙自、巫家坝、平远街、思茅、祥云、保山、丽江、中甸、龙陵、耿马、维西、呈贡、贵阳、遵义、元谋、曲靖、峨山、北京等，跟随的首长有：马杰三主任、任敬汤政委、李向民主任、李发应政委、李建明政委、廖坚持副主任、胡开德副主任、刘晓峰副政委、王斌参谋长、郑堃参谋长、姬长奎副参谋长等。有几次重要行程：一是80年跟侯主任、李政委到北京出席空军常委扩大会，见到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张廷发。他在主席团的预备会上讲到一些飞行干部要停飞时，要求对停飞要想得通，说：“侯书军同志飞行技术好，飞了几十年，但现在已五十多岁了，这次也要停下来，作为一个方向的主要领导，集中精力抓部队全面建设。”张司令还在我们小组（广空、武空、昆指、成指、空七军）发言，讲到飞行训练事故多时，提出争取今后每年掉飞机控制在20架以内，第二天的会议简报就出现张司令代表空军党委提出掉飞机每年控制在20架以内。那次李政委找我说，简报上登他的发言少，认为我没写好，有些不高兴，我只好把我记录的送给会议简报组的底稿给他看，并说职务越高的首长内容越多，有的军长政委一句都没登，他才没吱声。那次会议，我有幸参观了中南海，看了毛主席故居。看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自编自演的话剧《913事件》，出演林彪（李雪健）和江青的两位演得太好了，台下一片笑声。二是滇西龙陵地区发生地震，我跟李向民主任前往。先乘呈贡的运五到保山再转坐吴桂贤副总理的米八直升机到灾区。巫家坝起飞不久，李主任认为飞机太颠，就把飞行员换下，自己亲自去开，那一刻，我说：“李主任，怕不行吧（因为他们的飞行必须报空军批准）。”他叫我回机关不要讲，他驾机后确实平稳多了，我内心感叹，不愧是飞了几千小时的老飞行员。在地震区，我见到吴桂贤，她个子不高，但很有精神，穿着也朴实。听说她走访灾区已去过不少地方。一次开会，有人向她建议是不是少走一点，有些老干部（主要指省委贾书记）有点走不动了，她回答：“走不动的就少走点嘛。”我当即感到吴对老百姓是有感情的。经历三天左右，我跟李主任又回到昆指机关。三是跟王斌参谋长去峨山前指。林彪下达第一号令前，战备工作十分紧张，部队上下作动员，拟作战计划又演练，给人的感觉是战争马上来临。我随司政后工作组由王参谋长带队去巫家坝机场检查战备，听汇报、实地查看。参谋长越检查越生气，总的认为巫家坝基地（那时还保留基地）和二十七师抓战备差。第二天晚上在一个大会议室开领导干部会，先叫大家做汇报发言，当基地领导李树亭（解放海南的陆军战斗英雄）讲到内紧外松时，参谋长打断问：“你说说什么叫内紧外松？”老头子文化也低一点，越讲越讲不清，心里还发慌。参谋长火气上来：“你胡说八道，战备这么久，内紧外松都不懂……。”会正开着，昆指马主任来电话，要参谋长亲自接，短暂的电话后，参谋长宣布散会并告知工作组的全体马上收拾行李回昆指机关。一路上参谋长不讲话，我认为肯定有大事。快到机关时，他对我说：“小彭，你回去快准备一下，今晚出发跟我去峨山。”我回家打背包找行李，又到办公室找出一些文件夹等办公用品。来到通信站的操场上，见到已集合队伍大约一百多人，大车小车在公路边有几十辆，已装载各种设备物资。马主任传达了林彪的第一号令，宣布去前指的任务并提出要求后，各类人员迅速上车，浩浩荡荡出发前往峨山地下指挥所。我跟参谋长坐的是开在最前的一辆北京吉普即指挥车，车上还坐有张利助理和领航处潘维堃副处长。第二天早上安全到达后，搬行李、安装设备、打扫卫生，迅速展开了工作。那个洞子很长，指挥的中心位置很宽敞，住宿却在门口的地面房间。第二天参谋长交代，我的全部任务是：1、办理文件电报；2、参加所有会议记录；3、接转参谋长的有关电话；4、管理洞口外不远的警卫班，这个警卫班是从警卫连调来的，班长是68年的陕西兵，叫甘志槐（转业到省政协，退休后享受副厅待遇）。我在前指工作到全部撤回共三个多月。工作比司办轻松，参谋长和各处长对我也很关心，工作很顺利。

第五：做外事工作，这是一项特殊工作。抗美援越期间，中越友好，越南多批飞行员均由我们培训。航校开始建在柳州，后来搬迁至祥云机场。航校及一些越国内来往人员都途径昆明，他们也常去越驻昆领事馆办事，飞机转场祥云至河内也有过。司办主管外事，分工先是卢克敏，后由许志龙负责，因为分工都不绝对，有时也派我去工作。我记得我送过三次越南航校的人从昆明坐火车到河口，将他们送到河口与老街之间的桥中间（国界），每次至少有二十人。还有一次送他们去安宁温泉，见到了正在疗养的越军最高领导人文进勇（送电报）。他们来昆主要安排住昆明饭店（国际旅行社）。“外事无大小”，办理外事都很谨慎细致。比如安排住宿，不同身份规格不同，吃饭上什么酒，哪个坐什么位置也不能随意，最高层次的人和突出的活动用茅台，依次是五粮液和董酒等，太低档次就没用过。陪同越南人我们都有翻译，外事活动不少内容要报告空军作战部（主管外事部门），听他们说有些直接报到了周总理。陪同外宾还特别要注意安全，有一次我护送大概近三十个航校人员去河口，行至中途遇前方塌方，我和翻译想尽一切办法，保证他们吃上饭、睡好觉。与列车长、乘警通报并商定保卫工作（因要在车上过夜），最后联系上汽车，经蒙自安全到达河口。

第六，担负值班。全年24小时值班由秘书轮流进行，值班除守好电话外，也常有文件电报的办理，安全守护办公室和各首长办公室。担负值班虽然工作不重，但对于人员本来就少、守护时间太长的司办也是一个沉重负担。没人时，一个人连续值几天，顾不了家，特别是星期天节假日，人家可以洗衣服、带小孩、打扫卫生、看电影，自己什么都顾不上，心里难免烦躁。我们这些有家的人，下午下班要到服务社买菜，有时排了半天队卖完了，那顿饭就不好办了。不少人在家门前开块地种点菜，就是为防备买不到菜有个后退之路。但到旱季缺水又缺肥，则什么收成都没有。那时没有煤、没有气，各家做饭只能靠星期天到山上砍柴，拖到家门前劈成小块堆起来晒干做饭用。前两年，原门诊部的李发英（李纪南处长夫人）和我们讲起一件事，他家有次突然来客人，没有一点肉，急得没办法，只好找到干部灶食堂管理员周传国，传国同志很不错，立即去灶上大锅里捞出一块肉给她解决了燃眉之急。他见到传国来昆明还在记着感谢着。我怕做饭缺柴，也与家属上山砍柴拖回家堆起来。直到84年搬家进招待所南院，车上还装了点剩余的柴禾，帮我搬家的直政处战友陈正安风趣地说：“彭副主任，国民党军官搬家搬金条，共产党军官搬木条。”惹得大家笑起来。星期天或节假日大礼堂放电影，虽然不少是老电影，但在没有电视的年代，大家进礼堂看电影也是十分快乐的。分队集合，机关有的是全家老小，有的是单身干部，三三两两，往大礼堂前行，有点像过节似的热闹。后来有了电视，我家最开始买的一台九寸飞跃牌电视，满足一下小孩兴趣，同住一个楼的陈生说：“快去彭光成家看连环画。”

　　做好秘书工作的几点体会：

　　一、摆对位置，公道正派。秘书官小地位低，但办的都是大事，它代表首长、党委。处理任何事情都得站在首长和党委的立场和角度，不能夹进个人的东西，不得以秘书自己的意志行事，否则会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十年间，我没给哪位首长办一件私事，如家属子女办户口、正常的调动工作等都没办过。坐车从没帮首长开关过车门，更不用说送礼物了，但首长们对我是信任的。我唯一的想法是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不能患得患失，我常想的一句话是时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于李发应副主任，我到昆指司办工作时就听说他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至于具体犯了哪些错误，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不得而知。那时他已不是昆指常委了，但行政副主任职务还保留。他大会小会很少参加，指挥所首长值班没有他，空军或昆明军区开会他未去过，也没下过部队，基本上是处于靠边站的状态。上上下下对他十分冷淡，他在路上或办公楼前主动向机关干部打招呼，大多不理睬。可是任政委对他处处关心，比如昆指开大部办公会，政委不止一次告诉我说：“你请李副主任参加会议。”当我向他报告政委请他参加会议时，他总是满脸笑容，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政委还嘱咐我：“你们给李副主任送文件电报要及时等等。”我认为李副主任是一位29年参军的老革命了，不知经历了多少枪林弹雨，应该是对中国解放事业做出过贡献的人。虽不是常委但仍是副主任，出于尊重更是出于同情，我是尽力做好服务工作，比如送文件电报到他办公室，他多次站起来用双手接过去，看完后我去取文件时，他又站起来双手递给我，我能与他多说几句话，他都十分高兴。三十六团带来芒果，我分给了常委的同时，也给他分一份，叫他的警卫员领回去。70年我跟他去遵义出差，庆祝红二导弹发射成功。在火车的软卧上，当服务员征求我们吃面条或米饭时，他回答：“彭秘书，你和小董（警卫员，70年入伍，辽宁兵）愿意吃什么我就跟着吃什么。”听了这话，我心都碎了，一位老革命怎么这样低三下四呢？到遵义后天气很冷，晚上休息时我看昆明军区、贵州省来的领导房间里都生火取暖，唯独他的房间里冷冰冰的。我问小董为什么不生火，他不回答。我把他叫出来再问，小董很不高兴地回答：“彭秘书，我跟他当警卫员都不光彩。”我批评小董说：“这是我们的工作，组织安排我们来服务，怎么能说不光彩呢？”随后我和小董一起找来栗碳给他生火，炭火一照，他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可就在他于73年当上昆指政委后，对我的态度随之改变，我一个小人物也无所谓，可他对任政委的态度实在令我寒心。任政委师范毕业，38年从山东老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是我军一位优秀的政工干部。胸怀坦荡，大公无私，他领导能力强，政策水平高，他举重若轻，关怀下属，深得昆指干部战士尊敬和爱戴。可就在随着批林批孔不断深入的73年，这位与林彪事件没丝毫牵连的首长与张磊参谋长一道被戴上对运动不力的帽子，受到了批判，这都是昆明军区联络组操作的结果。73年后半年，他被迫离开昆指主要领导岗位，去到济空后离休。好人终有好报，任政委活了102岁。

二、善于学习、增长知识。我在秘书岗位工作到后来比较适应，与我长期加强学习有直接关系（前面已叙述）。

　　三、熟悉首长性格，适应其作风和工作方法。秘书适应首长，不可能首长适应秘书，这种适应绝不是讨好，不是八面玲珑。我从未当面说过赞扬奉承首长的话，也没告过谁的状，但我深知，熟悉首长的性格脾气，对工作的开展有利。举个简单例子，有的喜欢坐快车，有的喜欢坐慢车，秘书在派车时，如有可能就做一下调整，或单独给司机打个招呼，坐起车来会顺心一些，否则开车的人在路上挨训，还会产生不安全因素。有的首长话少，秘书就少讲，报告事情就简明扼要。

我曾两次发生过给马主任打电话（一次他在招待所，一次他在蒙自）报告事情，通常接电话都是警卫员小宋出现，我问：“你是小宋吗？请马主任接电话。”对方“哼”了一声，声音小，等了一会儿，我问马主任来没有，对方才回答：“我就是。”通完电话后，我想马主任肯定不高兴，我心里也不好受。到他家送文件电报，从送去到他看完离开他家，他经常一句话都不跟你讲，他家客厅摆了很多水果，刘桂芝同志会热情地递给秘书吃，有时也给倒茶水，可马主任连坐都不喊你坐下，也不会叫你吃水果，但哪怕你把水果全吃光，他也没意见。进他办公室请示工作，他回答很简单，向他报告事情简明扼要，讲多了他非常不高兴。他平时很严肃，很少有笑脸。他自己在机关讲，军区谭甫仁政委在遇害后一段时间，进军区大院门卫严格检查，但他的车辆进大门畅通无阻。他生活上很随便，洗澡都在大池，泡一会儿，就随便叫一个战士：“你给我擦背。”战士在擦背时问他：“马主任，你怎么不洗小池呢？”他回答：“我这么胖，洗小池，池里就不会有水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那次我正好也在洗澡，这就是40年从河北农村参军到延安，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他在飞机旁负责保卫的人。他60年代初就任空七军副军长，后来到昆指当副主任，分管作战。曾坐阵蒙自亲自指挥打下多架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

张参谋长话也少，一次我到他家送电报，他不在，老伴刘玉瑛在我临走时对我说：“彭秘书，你经常来家里玩，我老头子话少，也很不笑，你不要介意。我和他结婚几十年，只见他笑了三次：一次是文革受审查，出来后回到家，我和小孩问他，你是不是算完了？他笑了但没说话。第二次是姑娘结婚，亲朋好友来参加婚礼，他笑过。第三次……。”

（张东梅副主任）

　　相反，张东梅副主任严肃，话多，问事很详细。有一次他要我派一架运五飞机第二天下部队，我告诉调度室安排，回答航路上有雷暴，只有等到下午可能好转。我向张报告后，他问我：“雷暴发生在哪一段？”我又打电话问调度后转报首长。他又问我：“云顶高多少？云厚度多少？”我只好又电话问气象室后第三次向他报告，他听后还批评我工作不细致，说什么秘书要经得住问，还说空军的秘书为什么这么厉害，都是刘（亚楼）司令抠出来的。在经历的多少位首长中只有他总为一点小事批评我，抓住不放。但静下一想，他对我是很关怀的。在我结婚第二天晚饭后，他亲自来我家表示恭喜祝贺，还说昨天在指挥所值班就听说了，走不开没来，我们很感动。在后来的日子里，张副主任在他办公室叫我坐在他身旁看他改文电，一次是一个电报，处里写的，他认为不行，叫我重写也没过关。另一次是军训处的一个文件，他修改的同时还向我说，这句为什么不要，那几句为什么放在前头……等等。等他改完后站起来说：“你这个彭秀才，还要加强学习啊。”我佩服，一个38年参加革命，最初是河北武工队，后来又成为飞行员，当过航校校长、飞行师长的老革命。难怪他反复把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书都翻烂了，红点点、绿杠杠的布满书上。

侯主任，45年从山东文登参军，经历磨难后进航校学飞行。抗美援朝他击落两架敌机，特别是首创夜间击落一架美战机，在空军传为佳话。他回国后从一名中队长、大队长、飞行团长、空一师师长直到69年担任副军长。来昆指时任副主任，中越自卫还击前夕担任昆指一把手，指挥着西南方向的空军对越作战，他领导能力强，爱看书学习，知识丰富。当副主任时，一次因要订第二年报刊，我列出清单给他审查，第一个就是《航空知识》，他说：“你为啥给我订《航空知识》？”我回答：“你搞飞行，看一下这个多好。”他说：“我比他的航空知识多得多。”我说：“你太骄傲了。”他说：“啊！你彭光成说我骄傲，我革命几十年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说我。”说出此话我真有些后怕，但在不久后就消除了。他坐车路过车家壁上山，凡见到路边有穿蓝裤子要上山的人就叫上车来，上车后的干部或战士得知是昆指最高首长都深受感动。

我来昆指司办工作后，一直想让母亲来昆明玩一玩，同时帮我照料一下女儿。74年六月初的一天，她终于来了，我把她从火车站接到穿心鼓楼空军招待所，但碰巧那一天是星期五，没有机关的交通车上山，我们只好坐在招待所值班室门口等待有无便车可搭。如果没有，就打算在招待所住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再上山回家。没一会儿，只见一辆被大家俗称为“方屁股”的北京吉普开进大门，到西楼门前停下，大约一刻钟，这辆车又往大门方向开来停下，姬副参谋长下车朝我走来，问道（他肯定是看见我才停车的）：“小彭，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回答：“我从火车站接来母亲准备上山，可是今天没交通车，我们可能要住一晚上再上去。”他立马说：“我带一个工作组刚从部队回来，你和老人就上我们的车吧。”我以为他的车有空位，跟他走近一看，坐得满满的八个人。他对车上的人说：“你们下来两个，今晚就住招待所，明天上山，让小彭和他母亲上车。”我立即回答：“这怎么行？”他说：“有什么不行的。”只见两位参谋从车上迅速下来，让我实在不好意思。就在上车时，他又叫我母亲坐在司机旁他原本的位置上，让我和他一起坐后面。熟悉这种车的人都知道，后面是两排凳子相对应，每排坐四个人，既无窗口又无把手，与坐前面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档次。我怎么能让一位曾是飞行师长现在又是我的直接领导来让座呢？我说：“副参谋长，这是绝对不行的，要不我就住招待所，明天再上去。”姬回答：“你小彭今天怎么那么犟呢？老人应该照顾，听我招呼，马上上车。”话到这个份儿上，我只得服从，把母亲安顿好后，我和首长从后面爬上了车，一路摇来晃去回到了机关。姬副参谋长对我母子的关怀，我至今记忆犹新。

（姬副参谋长伉俪近照）

　　对林彪事件的看法。71年9月13日，林彪携叶群及儿子林立果驾机叛国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是震惊中外的大事。随即，在全国掀起了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热潮，空军成了全国重灾区。林彪的儿子叛逃前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衡也在空军报社工作。70年空军三代会上，放了林立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录音报告，题目是《空军未来作战的几个问题》，时任政治局委员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在三代会上吹捧这个报告讲得好，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并叫嚷“空军的一切要服从立果同志调动，要服从立果同志指挥”。吴法宪的讲话和这个讲用报告随后传到了全空军所属部队。因为吴法宪讲了，不要帮倒忙，这个所谓讲用报告才没公开下发。昆指机关不少处室，主要是司办组织学习过这个报告，传达吴法宪的讲话。因为昆指是空军的下级，自然成了云南的重灾区。昆明军区由蔡顺礼副政委率领联络组进驻了昆指机关，同时来昆指任职的有两位首长：闫秀文（贵州省军区副司令）、赵世英（十四军副政委），分别担任昆指副主任和副政委。昆指从最高首长马杰三到机关各部及处室的部分同志被隔离审查或离开工作岗位专门交代问题。随后云南又揪出蔡、雷、马、董（昆指军区副政委蔡顺礼、云南省军区政委雷远高、昆指主任马杰三、陆军十一军军长董占林）。从批林到批林批孔，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办公大楼铺天盖地大字报，大会小会揭发批判，严重影响到部队工作的正常开展和军队建设（一段时间部队工作几乎停了），不少同志感到委屈。

我那时到现在一直认为，批判揭发是必要的，但是应明确：昆指机关及部队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没有也不可能怀疑林彪反党反毛主席。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亲密战友，这是党章确定的。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在当时可能无人有那么高的水平看出报告本身（我说的本身）有什么问题。吴法宪讲的两个服从，我认为欠妥，在林彪事件发生前司办的集体学习时讲过的。后来蔡、雷、马、董都得以平反，有的还升职（如董占林离休前升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其他同志又落实了什么呢？昆明军区联络组的部长科长们把运动推向了极端，使不少干部受到伤害，是有责任的。

我对首长们廉洁自律的看法：

我在昆指司办工作期间经历的昆指首长有：马杰三、任敬汤、李发应、李向民、侯书军、李建明、王培禄、林虎、张东梅、朱刚、黄则奇、刘晓峰、胡开德、廖坚持、闫秀文、高长吉、刘保荣、赵世英、葛虹、薛伦，加上几大部首长，粗略估计有50位左右。除了一位因犯男女关系错误被处理外，没有违法乱纪的，也未发现利用特权谋取私利的。

他们不但自己廉洁奉公，对家庭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都非常严格。例如，70年代中期，机关工作人员开始评定等级职务，昆指机关与我同年入伍的战友中一半被定到了正营，而我和另一半定为副营。我认为自己提干早，来机关工作时间也早，工作不错，为什么在同批入伍中就定在低档上？我感到不公平。黄副政委找我谈话，意思是因为我在首长身边工作，更应该严格要求等等，我听完没吱声。住房方面，在明朗机关先有两栋小楼，分别由主任、政委居住，其余首长均住普通干部家属楼。随着办公大楼竣工后，又建了六栋（家属区2栋、水库边3栋、办公楼旁1栋）两户一栋的小楼，解决了部分首长住房，还有部分仍住干部家属楼。用车方面，车队专门有一个小车班，最高级的车就是开了多年的伏尔加，相对固定给昆指马主任用，其余轿车是几部旧华沙，后来增加了几辆上海牌轿车，加上几部北京吉普，首长们凡外出走得远一些，特别是山路都自觉地乘坐吉普车。各家生活所需米、菜及副食品，都与普通干部家属一样去服务社或市里购买，没有任何特殊供应或走后门的现象发生。大吃大喝和收礼的事没听说过。举办大型会议的伙食标准稍高一些，也就是有一些会议补助，基本部分都各自承担，所谓必要应酬也很少。

我记忆中的几件事：

1、70年的一天，思茅雷达36团通过货运便机给昆指首长们送来两筐大约20多公斤的景东象牙芒果，在当时商品流通极不发达的计划经济时期，昆明市面上芒果是稀少的。芒果送来正碰上我接收，在办公室领导不在的情况下，我只好直接报告了任政委。政委听后很不高兴，叫我马上给36团主要领导打电话：“叫他们以后再也不要搞这种事情了，这是一种不好的风气。”我用电话把政委的原话转达给了36团张政委。

2、71年的一次，卢克敏秘书随张东梅副主任去北京参加空军外事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张副主任因病需要到空军总医院做检查治疗，因预约等了三天。回昆后，卢将各种票据送财务报账，财务审查后，需要经张副主任签字（他分管财务），张一看那些单子，就把卢秘书叫到他办公室说：“在北京等治病那三天的费用，包括吃、住、用车都不能报，你的费用也由我负责，我们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并叫卢把那些单子马上剔出来，由财务重新审核。张批评这事时正好我在场，事后，卢对这个批评感到委屈，认为利用开会看个病，又不是私事，怎么就占公家便宜呢？我对此有同感。

　 　3、71年的一个月初，管理处的程会计来办公大楼发工资，通常都是首长的工资由秘书代领，再分送给各首长。我签字后将张东梅副主任的工资扣除他应缴的党费，交到了军务处党小组，因他下部队我就代交了。隔些天他回来后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我：“你为什么替我缴党费？”我回答：“不知你下部队多久回来，所以代你交了。”他笑着回答：“我这个党员要你来当吗？”接着，他就讲了一个领导干部要参加基层组织生活，当好一个普通党员的……。紧接着又说：“你还犯了第二个错误，我多年的党费都是加一倍交，你给我少缴了一半。”我说那一半我给你补上，他说由他自己补。从他对我的批评，使我受到了一次增强党性的教育。

4、70年代后期的一天，李向民主任带领司政后一个工作组到蒙自四十四师，飞机中午一点多才到蒙自机场。去饭堂吃午饭时，他见到桌上摆的菜太多了，马上叫旁边的一位师领导把食堂管理员叫来说：“你搞了这么多菜，真把我们当客人了，今天刚来，我不批评你，要求你现在把桌上的菜撤走一部分留着晚上吃。以后我们跟机关干部一块就餐，不准加菜，由彭秘书监督。”大家看着都是些家常菜，没有一个高档的，饭后议论，李主任也太认真了。

5、80年十月的一天，侯主任对我说：“我去边防雷达连的事，你告诉一下雷达处处长，叫他们就不要去了，你懂雷达，你跟我去就行了。”我问：“这样好不好？我知道李处长要带一个参谋去，早已准备各种资料了。”侯说：“有什么不好的，人去多了，吃住都要增加连队困难。我去边防看一下干部战士，也不要带什么资料了。”我将此转告了雷达处李处长，并电话通知祥云45团安立生团长也少带人。到45团与安团长汇合后，侯主任对着安团长和我强调：“我们这次去，吃住都在连队，不搞特殊化，不能增加连队负担，彭光成就跟我住一个房间，其他人你老安来安排。”我们经历半个多月，行程几千公里，道路状况很差，一路颠来簸去，风沙又大，每到一个连队就立即开展工作，看环境、开座谈会、听连领导汇报等，每个连队呆了两天。第一站到维西，那里山林茂密，连队被森林紧紧包围着，去看环境时，见到一棵大树倒在地上被锯条锯去，连长就问侯主任：“这种木料做菜板很好，我们刚锯过，想给首长也锯两个。”侯表示：“那好吧，我要两个，一个给女儿，你们给彭秘书弄一个带回去。”他们锯好后还仔细打磨，为避免开裂，加了一层清油后放进了吉普车的后备箱。这块菜板很大，我至今还使用着。第二站到中甸，那里是藏族居住地，海拔高又寒冷，第一天晚上连里几个干部陪首长喝自己制作的酥油茶，我因不习惯奶腥味没有喝，侯主任还说：“好东西你不吃，难怪你彭光成这么瘦。”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他们说因为这个环境连里经常做酥油茶。第三站到龙陵，因一天路赶不到，出发前侯主任叫我跟大理军分区司令员打个电话，请他安排在分区招待所住一夜，他说这位司令员在版纳集训时认识。可我怎么也打不通，只好出发，到达后再联系。可是去到招待所，我们要求见司令，他们出来一位军分区参谋长，说司令在外面还未回来，又说分区正在开会，安排住房有困难。侯一听，就说我们去住附近旅馆，不用麻烦他们了。到旅馆住下后正准备吃晚饭时，军分区司令来了，看上去他年岁很大，太像个老红军了。司令员对侯主任说：“我刚从外面回来，才听说你来了，真对不起了。”并一再要求我们退房住他们招待所去，侯主任说：“不用了，我们已经住下了，只过一晚上就离开了。”对司令来看望表示了谢意。司令走后，侯对我们说：“当个主任，有大有小，居委会也叫主任，今天进到招待所，你老安走在前面，又带一副眼镜，人家肯定把你当首长，只跟你说话，把我晾在一边。”到龙陵两天后，最后去了耿马，工作程序还是照此进行。我觉得龙陵和耿马的气候环境比中甸和维西好多了。去了没多久，指导员来对我说：“这么大的首长，太难得来连队了，我们没什么好吃的，准备打一头牛招待首长。因为是一群牛在阵地周围，我们只能用枪打，不要因枪声惊扰你们，来报告一下。”我一听立即制止：“你们要杀牛，侯主任不但不同意，而且要挨批评。吃饭时，我看到一大群狗，能不能杀一条狗作为感谢领导的心意。”指导员听后立即同意，还说连里不少人不吃狗肉，我们这么多狗还正愁不好处理呢。我们离开耿马往回赶到了保山营部，第二天才回到祥云团部。侯主任在团机关干部会上讲了一次话，重点讲加强学习问题，对连队的事提及不多。在回昆的路上，侯主任叫我用三天时间给他写出汇报提纲。后来，他在昆指常委会上将这次边防之行作了专题汇报。此次考察边防连队，摸清了情况，鼓舞了士气，提出并部分落实了解决问题的措施，是加强边防连队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

78年下半年的一个晚上，刚从空四军副军长调来昆指的胡副主任兼参谋长叫我下班后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我九点多钟到他办公室后，他对我说：“彭秘书，不知道你家有没有事，我今晚想请你介绍一下昆指机关，主要是司令部机关的情况。”我说：“家里没事，就是没准备怕说不好。”他说：“你随便说，像吹牛一样，因为我才来几天，知道的情况太少。”我沉思了一下，先讲了一些司令部的总体情况，然后从作战处开始，十多个处都分别作了汇报。胡副主任听得很认真，时不时还插话问或做点记录。到11点左右，他说：“我们加点夜餐吧。”说着从铁柜里拿出两包东西，说是他女儿在他离开上海时给他买的，我们吃着点心，喝着水，又不断在讲。到十一点半，我说汇报完了，他回答：“很好，有些情况与我这两天掌握的一样，以后你想起什么都可以跟我讲。”我说：“胡副主任，我个人有个请求，就是自己认为不适合做秘书工作，想到雷达处去。这个请求我早给部首长提出过，没得到答复。”他说：“我一来就听说过了，雷达兵处也要你，你再等一下，让我们研究一下告诉你。”这一席谈话，使我感到这位新来的首长太注重调查研究了，也很平易近人。过了一段时间，我被任命为雷达处参谋的决定下了，胡副主任对我说：“你去处里报到后，争取先去西山雷达连当一个月的兵，对你有好处。”几天后，我到雷达处向李处长、陈副处长提出当兵的事，他们直接给该连打了个电话，并安排一辆吉普车把我送上了山。

西山雷达连归属雷达32团。但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引导雷达连，作战指挥权都直接在昆指指挥所的九分队（雷达情报站），它的雷达信息直接传到昆指指挥所，对指挥所引导和重大飞行任务（如专机保障）起重大作用。我去时连队共50多人，一部441雷达待命开机，就不像边防那样两部雷达24小时不间断开机。另配有一部843测高雷达，测高雷达只一人上机操作，所以与大雷达合编一个排，排里总人数也不多。排长姓徐，我的四川老乡，年轻有朝气，对我的到来十分热情。我当兵满后回到机关，听说他不久就被派往武汉雷校深造去了。指导员姓简，年纪比我稍大一点，62年入伍的，他也是时时关照着我。我既然是来当兵，就始终把自己限制在“兵”的位置，与班排战友同吃同住同上机同站岗。因为机型不同，我又相隔时间长，开关调试雷达区别都大。虽然操作生疏些，但勉强还能报出数据维持上机操作。连队山高，半山腰是西山龙门，站岗时，远眺无边的滇池，山上风很大，夜里站岗穿上军大衣还寒冷，回去睡觉钻进被窝好半天脚还是冰凉的。连队伙食一般，因为种不出多少蔬菜，大部分蔬菜及副食、肉类只能开车下山去买。连队因为人少，文体生活单调，远比不上澜沧雷达连热闹。

当兵满一个月后，我回到了雷达处。处领导征求我对分工的意见，我提出分管训练，因为我十年前在连队对雷达理论、训练是比较熟悉的，对作战指挥没有经历过，处长同意了。但是没过多久，中越自卫还击战开始，处里开始忙起来，有的留机关，有的去前指，我被安排去巫家坝的昆指机关农场接送新雷达。先后从内地送来有六七部雷达，主要分配到雷达32团，因为他们离中越边界近，雷达36团极少。送来的兵器停在农场里，团里派人来办完手续后，开往前沿阵地。我记得最清的是薄竹山连就分去一部新雷达。自卫还击战结束后，大概在处里工作近三个月的一天，李忠孝处长找我单独谈话，说：“老彭，今天找你征求一下意见，直政处老耿和老张（正副主任）两次找过我，想要你去直政处工作，认为你当政工干部很合适，这两天还催我。你本来在处里工作也很好，怕产生误解，今天才找你说。”我回答：“工作变不变请领导和组织决定，我不会有意见，也就是说去不去都行，你是我的老首长了，我在团里当兵，你就是副团长，对我一直很关心，不用顾虑。”大概不到一周，我到直政处当了干事。司政机关的许多同志见我就问：“怎么回事？秘书、参谋、干事，变得那么快，我们喊你口都转不过来。”还开玩笑说：“这是重点培养你老彭，全面锻炼。”我分管宣传，干起工作同在雷达处一样，四个字“轻松愉快”。可是好景不长，大概又过了三个多月，司办卞秘书通知我立即到郑参谋长办公室，说参谋长找我有事。我去后，参谋长对我说：“彭光成，你的工作要变动一下。党办罗昌杰、胡占才调出，安排别的工作，留下汪学鑫，你和许志龙去，由你主持工作。”我说：“我不当秘书你是知道的，不当是不适合，不是对哪位首长有意见，也不是怕苦，我是觉得压力太大，请首长考虑我是否能不去？”他回答：“是李政委经过到机关了解后确定的。”我回答：“我马上去找李政委。”并站了起来。他又说：“你不用找了，政委下部队去了，再说命令都打印马上下发了，你去也没用。”大概谈话进行十分钟后，我闷闷不乐地离开了。过了四五天，我离开直政处去到党办后，听汪学鑫说李政委回来了，我立即去到他办公室对他说：“政委，我来上班了，你不知道，我是不适合当秘书，也不想当秘书的。”他回答：“你怎么不早说呢？来了就安心工作。”

昆指党办是从司办抽人出来组成的一个临时机构，听说是为了缩小保密的范围。它归政治部组织处，但组织处不管工作，党办不向组织处请示和汇报工作，只参加组织生活。当时组织处长是王恒儒，56年入伍的广东人。党办的工作范围是围绕昆指常委，当时的常委由侯书军主任、李建民政委、廖坚持副主任、林虎副主任、胡开德副主任、黄则奇副政委、王培禄副政委、郑堃参谋长、政治部张进凡主任等组成。首长人数多，我们工作繁重是自然的。我们三人商量了分工确定：许、汪分别负责侯、李两位一把手，彭抓面上。由于我和志龙都是老油条了，小汪也干秘书一段时间了，三人都能密切配合，相互弥补，工作完全是好的，首长们很满意（这是有的首长后来亲口说的）。81年三月，我和志龙离开了党办，分别到了直政处和干部教导队任副职。

我去直政处任副主任时，耿主任和张副主任转业地方工作，李玉强副主任提为主任，到李主任转业时，志龙接他当主任。我在直政处从81年上半年干到85年转业共四年多，协助两位领导当好助手。在那些日子，两位领导很关心我，对我的工作一是支持，二是放手，我干起来也无所顾忌。处里的干事有：林天元、魏祥寿、崔民主、王秀萍、吴少华、徐彬、陈正安、汪永文、周宪文、惠润户、侯文超、郭树慧、马新民等。

所管直属队，营级有：门诊部（副团）、通信修理所、通信仓库、通信教导队、飞机修理厂、气象勤务站、峨山维护一队及两个招待所。连级有：战勤连、警卫连、防化连、维护二部。82年初，政治部又把他们所管的子弟小学和幼儿园交给了直政处。对司令部机关十六个处的干部，主要是政治教育，党务工作及干部调动或转业的手续办理、接送。当时最多时，排以上干部达500多（含机关干部），人数远超一个团。处里分工有干部、组织、宣传、保卫、群众、计划生育。总之，政治部各处室的职能我们都与之相对应，干部工作任务最重。

（和二女儿在营区家属楼门口）

　　我认为直政处工作最大难处有两点：一是不象师、团那样有独立性。直政处管干部、组织等工作，后勤工作又是管理处管，部队的业务（主要是通信）又由业务处管，各处之间能团结协调得好就好办，否则就扯皮闹矛盾。比如干部的调整、升迁，主要是直政处负责，往往管理部门或业务处也有些不同看法。直属党委由一副参谋长当书记，行政上也总管。委员由直政处正副主任及管理处、业务处处长组成，会上有些事难统一。二是机关和直属部人员太杂，又接触机关首长多，从处长下到一个兵、一个职工、一个驾驶员、一个卫生员，都有机会直接向首长反映情况，有的难免不真实，首长如果偏听偏信，事情难以处理。

（在直政处）

　　几年里，我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该出手时就出手”，调查处理问题比较迅速果断，我不喜欢什么“等一等，研究研究”。有的事情处理了，干事不知道，主任和首长也不知道。有一次，李主任告诉我，叫我做了工作还是多向首长汇报。我多次独自处理事情，想到不带私心就不计个人后果。我抓了两部分工作：一是整体，二是个别事件的处理。对整体，我跑完了所有直属部队，搞整顿、搞教育、搞组织活动、开座谈会或个别谈话进行调研等。

　　我去得最多的一是通信修理所，它在昆明东郊的小板桥旁，干部多又老，主要是技术干部，下设三个车间，比较散，容易出问题，我多次去整顿，除思想政治工作外，行政后勤也抓。因为去得多，有时一进门，有人就对我说：“彭副主任又来了”，“又来”就证明我来得多。第二是防化连，这是一个几年的先进连队，我去得多是怕先进掉下来，因为整体看，干部比较弱。通过多次去整顿开干部会、军人大会、找干部战士谈话等，保住了先进。第三是狠抓学校建设。政治部决定把幼儿园和学校交给我们管，我们内心是不愿意的。交出的原因是难管问题多，这是一个口头未表达出来的不争的事实。李主任对我说：“老彭，你多花点精力抓一下学校和幼儿园。”我对幼儿园比较放心，幼儿园的头是黄副政委的老伴老曲，她能力强，魄力大，加之教职工队伍比较整齐，有事电话里商讨一下就行了。但学校比较头疼，王校长随夫君转业回重庆，我们新确定的校长艾月英（宣传处费祥林副处长夫人），天津人，教学能力、组织能力、以身作则都不错。新来的党支部书记是邓昌友副政委夫人张瑞华，从陆良小学支部书记岗位调来，四川遂宁人。她们两位经常向我汇报反映学校各方面的情况，我也多次和林干事一起去学校调查。情况摸透后，从教学设备、规章制度、思想工作样样抓，小到给每一位教师买个包，我立即就批了。学校思想工作的重点是解决自由主义，搞好团结问题。我对全体教师讲，党支部会上讲，该批评的点名批评，有的当时就哭起来。他们的丈夫都是三大部的机关干部，我都熟悉，但得罪就得罪吧，为了培养好孩子们我不在乎。宣布我转业后，学校两位领导曾到市里我家看望我感谢我，还叫我买些自己喜欢的书，费用交她们报销，我一本也没买，不可能去占公家便宜。邓昌友副政委调乌指前夕，张瑞华专程来到家向我道别。多年后，我爱人从别人那里得到艾月英家的电话，我打到她家，先是费祥林接的，听到是我后，他对我说：“我小艾对你印象太好了……。”接着艾老师又很激动地与我交谈，表示以后故地重游来昆明首先来看我。

（幼儿园工作人员）

　　在抓个别突出问题方面，我举以下事件：

第一件事，我到处里没几天，李主任告诉我说有昆指首长找他交代，招待所陈刚毅马上转业，争取把他受的处分取消，否则影响地方安排他的工作，叫我抓一下这个事。我去招待所找他谈话，很简单：“陈刚毅，你或者是你老婆（招待员）可能向昆指首长要求过转业前把你的处分拿掉，现在我来办这个事，我们参军是一个火车皮拉来的，与你两口子都熟，这个事要解决，你必须马上去找人证物证，直接或间接证据都可以，证据充分才能推翻你那两个鬼事情，找到后再主动联系我，今天不多谈，谈了也没用。”随后，我离开招待所上了山。过一段时间我也电话催过他，根本找不到证据。我向李主任说办不了，复查无新证据。后来李告诉我说，首长认为处分拿不掉，就把党内严重警告改成警告，重新写了一个处分决定，写这个决定我未参与。

（幼儿园小朋友们）

　　第二件事，招待所一位叫杨丽仙的服务员突然上吊自杀身亡，我马上去到现场与所领导安排人将遗体放下来，进行拍照，请来法医鉴定，并通知她保山的家属亲友迅速赶来昆明。做通各方工作后进行了遗体火化，并安抚送走了家属。据说该服务员前些年因看上一机关干部，就单相思解脱不了，多少朋友熟人和所里组织给她介绍对象，她连见都不见。后来患了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导致了这次后果。

　　第三件事，招待所一位厨房宋师傅，工作时脑出血倒地当场死亡，他的儿子也是该所职工，全家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悲痛欲绝。我为此也在所里呆了几天，与所长、教导员一起做安抚工作。家属提出按工伤处理，我亲自到省里咨询，并找来相关文件对照，结果是予以否定，最终比较平稳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第四件事，通信仓库发现器材被盗，我去后组织全面调查，最后发现是一名干部监守自盗。这位干部退赔了全部器材，在干部会上深刻检查，因认错态度好，器材数量少，只给了一个最低的行政处分。

　　第五件事，通信修理所一名战士喝敌敌畏，我连夜赶到空军医院，经医务人员及时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后，回到所里做了一些善后工作。

　　第六件事，维护二队一名战士从市里带一女人来队里同居了两天，因队里人少、房子大，两天后才发现。我去到该队负责对此事严肃处理，将其开除团籍，与管理处协商相关手续，将该战士强行退伍回家，并对队里规章制度、作风建设进行了规范和整顿。

　　第七件事，我和林天元干事于81年在响水闸招待所办了一期转业干部培训班（当时规定每转业一批干部，离队前都要集中培训），那批干部有六十多人，是历次转业最多的，还有几位部里的处级干部，如李忠孝、孙卫等，当时转业不像后来，不少人不愿转，认为叫转业是挨整，有的干部与单位领导有些矛盾而心里不快。对此，我和天元都白天晚上多次找他们谈话，进行疏通调节，组织集体学习尽量有针对性。林天元长期管干部，情况很熟，比我有耐心。我们配合很好，结束时我们担心的昆指首长接见照相吃饭时会发生矛盾的问题消除了，培训班顺利结束。

　　直政处的工作性质与司办截然不同，直政处是管干部管理战士的，部队要管好，关键是把干部管好。管好干部，一是严格要求干部，二是关心爱护干部，我自认为做到了。严格要求方面，我对干部的问题缺点认真指出、严肃批评。有一次战勤连指导员晚饭后找到我家，进门后就一直大哭，我开始一声不吭，看他哭多久，哭停后，我说：“再哭吧，为啥停了？”还没等他讲话，我就说：“我知道你今天找我说啥，一个指导员、政工干部，管着一百多人的大连队，而且就在指挥所边上，为家属来队的一些小事，是吃面条或饭，是咸了或淡了，就吵得没完没了，把连队搞得乌烟瘴气。你家属一个农村人，带着小孩千里迢迢跑来看你，容易吗？你不找我，我还正准备找你呢。明天晚上你在连里全体干部会上做检讨，检讨得好可以放一马，否则你这个指导员会被拿下，我来参会。”基本没让他讲什么话，给我敬了个军礼就走了。他走后，我老伴对我不满意，说我太恶了，话都没让人家讲。

　　在关心干部方面，我听到有些干部向我反映个人问题，该调整的我向李主任反映，尽量调整，能随军的尽量安排随军。有一个61年入伍的湖南籍教导员向我提出想转业，主要是家里父母年纪大需要照顾，我在后来那批干部转业时提出来，满足了他的要求。有的干久了提升不了，我明确告诉他，直属队的高干就是营职，我的官也不大，都不要计较，认真工作吧。气象处有一名陕西籍干部，前两年在昆明市见到我，还十分动情地感谢我，说帮了他家属随军又安排了工作，其实我早忘记了。机关还有一位副处长，老婆嚷着要离婚，他不愿意。我知道后，与林天元专门派一辆车去市里女方单位了解情况，做工作。找她谈话时知道这是一位重庆人，也能讲，和我们坐下后，我说：“今天我和林干事来了解一下，你为什么要离婚？”她马上说：“彭副主任，你没见他有多少毛病，我嫁给他算是倒霉啦！吃个饭像猪一样，嘴巴会吧嗒吧嗒响。”说得我们忍不住笑起来，她接下来又讲了其他一些不满意的事。我对她说：“你说的这些都是小事，吃饭有些响声算个啥？以后每次吃饭你叫他注意一下，时间一长就没声音了。要看到夫妻一场不容易，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就随了吧。再说人家优点也很多，就凭不愿与你离婚这一点，这份感情，也要看看人家对你多好。”林干事也做了不少安慰，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走了，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没见离婚，最后结果不清楚，因为男方已转业到地方。

　　85年，我找赵副参谋长谈话，表达了要求转业的强烈愿望，还说：“一年前已向你反映过，等李主任走后，我下批走。”理由是要管教子女，两个小孩已在市里读书，我很难照顾到小孩，管教不好以后是个大麻烦。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我个人的重点也要转移了。其次是越来越觉得部队风气在变，我处理有的问题也涉及到个别领导人，口头说不出，内心对我是有看法的，我在处理前就知道会得罪人，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无所顾忌。过了若干天，赵副参谋长找我，说批准我转业，同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只请求能早点休息，因为身体不够好，想做些调整，其余什么要求也没有，并表示了对批准我转业的感谢。过了一段时间，一位机关干部两次来找我，说：“侯主任要从福空到成空当司令，千真万确的消息，你跟侯主任关系好，打个电话到福空征求一下他对你去留的意见。哪怕不用他接电话，打到他家让他家属转告也行。还说这个电话你不打，我帮你打。”我听后，明确表示不打电话，也要他坚决不帮忙打这个电话，后来的情况印证了那位干部的说法。88年，我老伴对我说：“我跟你说几次了，侯主任常来昆指，你得去看看，要不人家传到侯主任那里他听到不高兴，这次又来了，你要去看一下（因为她是招待所职工）。”我说：“他那么大的官，工作忙，我不便打扰，再说了我去见他，如果人家不理睬，我心里也不好受，这次就去吧。”晚饭后，她陪我从南院刚到北院的七号楼，就听到侯主任和一群人讲着话朝七号楼走近。当时是冬至前两天，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朝人群喊了一声：“侯主任”。他听出我的声音，马上说：“怎么在这里见到你彭光成？”我回答：“前两年就被昆指打发了。”他说：“我还以为你回四川了，我问你为什么忙着转业？你不走我肯定给你安排好。”我说：“谁知道你回来当司令。”他说：“我不相信你不知道，你哪年转业我早打听清楚了。”接着又问：“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回答：“什么事都没有，看看老首长嘛！”他回答：“那好嘛，今晚上我们在院里转一转。”接着，他向我介绍了跟他来的几位首长，他们分别跟我握手。那天晚上，我和老伴陪侯主任围着招待所礼堂转了无数圈，互相问问家庭、工作等。我问他：“你还会不会动一动（指职务）？”他说：“我都63岁了，还能往哪里动啊？能到这个位置就不错了。”一个多小时里，不少人前来向他敬礼，说要汇报和请示工作，他都一一回绝，说：“今晚什么都不干，只和过去的秘书叙叙旧。”我看时间不早了，对他说：“你有早睡习惯，回去休息吧，时间够长了。”我与他告别时，他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今后我全家回四川，如有机会坐坐你的飞机到成都。”他说：“小事一件，你不管什么时候来成都，都来我家住，我老伴也很喜欢你。”见了侯主任后回家，我很激动，分别六年多，他不仅没忘记老部下，而且还这样热情，我没想到。

　　85年六月份的一天，赵副参谋长来直政处找我征求意见，希望我去一趟山东，处理一下车队志愿兵崔增寿和对象的矛盾问题。崔增寿是昆指宋主任的驾驶员，他的对象是老家相距不远的农村人，谈了几年对象，崔不干了，女方认为他当志愿兵又跟大首长开车，地位变了，看不起农村人了，认为耽误了她这么多年青春。来车队几次，后面派人送回去，不久又来，真是“三进春城”。这次来了表示：“不结婚，死也要死在昆明了。”我向赵副参谋长表示：“我去吧，离开昆指前再做一件事吧。”我努力做通了女方回山东的工作，机关安排气象室的宋杰和王会徐两位女同志随我前往。离昆前夕，我接到宋主任的电话，他主要告诉我，事情处理完后他女儿要回一趟潍坊的老家。

（去山东）

　　我们一行五人坐火车（硬座）从昆明到达山东益都（后改为青州市），我直接去县委办提出要见县委书记。书记会面时，我介绍了基本情况，并对他说：“部队派一名团职干部来处理这件事，说明了部队的重视程度，请书记也分点心安排人来共同解决好。”他非常客气，立即叫县委办公室通知有关人员来和部队同志组成工作组，迅速开展工作。他们参加的人员有：一名县人事局副局长、一名县武装部副部长、一名县妇联副主任、一名公社妇女主任，与我部队三人密切配合，经近十天努力，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为了不留后遗症，我提出写成文字协议，每人签字盖章。核心是女方不再来队，其次是男方的赔偿按时到位（因女方来昆误工补偿及心理安慰，由男方补偿几百元）。我带崔回昆后，等待着转业去向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