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贺峰信

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父亲节

（作者老父亲的遗照）

　　我的父亲若健在，今年应该108岁了。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己有38年，我也已年近古稀，但每逢父亲的诞辰、祭日、父亲节这天，父亲的音容笑貌就犹在眼前，我便十分伤感！

一

父亲生于1911年2月28日，勤劳、坚韧、仁义一生，于1981年7月11日与世长辞，享年70周岁。

我的曾祖辈在村中也算富有，除了有十几亩良田可供家人吃饭无忧外，在秦镇北街还开有数间棺材铺，常有银钱进入。加之祖父辈兄弟五人，有开棺村铺的、有当先生教书的、有务农种地的、有好结交江湖朋友的。因此，这在当时的村子里，也是少有的一戶富裕丁旺之家。民国元年，河南衣民白郎（外号白狼），谴责袁世凯：“神奷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共和，实厉专政。”率豫西一带农民起义，一连攻克数座县城，其势甚为猛烈。袁世凯遂派段祺瑞率20万大军进行围剿。白郎为躲避围剿，保存义军实力，遂决定走陕甘两省，然后入川。1914年4月，白郎率义军入陕，沿秦岭北麓向西进发，途经秦镇时，白郎纵兵抓丁掠财，洗劫居民商铺，我家的棺材铺逐被抢劫一空。从此，我家便家道中落，日渐衰败，到祖父辈分家时，家境已十分不好。

父亲只有16岁时，祖父就把“当家”的重任交给了他。在现代人看来，“当家”，就是有了一家之主的地位，就意味着有了一定的决定权和支配权。然而，对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来讲，“当家”，更多的则是一种担当的责任、一副沉甸甸的生活重担。由于父亲过早地就接过“当家”的重任，就使他的人生，经历了比同龄人更多的艰难困苦与独当一面的长期磨练。

父亲自当家以后，家里的种地造纸、兄弟婚娶、高堂赡养、家事门户：这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就都由父亲一人撑着。

父亲既是曾祖父的长子长孙，在同门的兄弟中，也排行老大。因此，在本门七八户的人家中，凡祭拜先祖、婚丧大事、兄弟分家、置地建房、纠纷处理，就都要由父亲出面、主持安排。我只清晰地记着这一点：每年春节前，父亲就早早地在我家庭房的北边，挂上神荣、支上供桌、摆上香烛，待本门各户在此祭祖、上香献饭。父亲在本族门中的威信，从满院七八户人家中的老老少少，他（她）们喊叫父亲老大（音多）、大哥、大伯的声音中，就可以听出一种对父亲的崇拜与敬重之意。

二

父亲一生孝顺仁义。他对父母的孝敬、他对长辈的尊敬、他对兄弟亲朋的仁义忠厚，这一点，在本族及亲朋乡党中，都有很好的口碑。

父辈于1957年分了家。1959年秋，祖父去世。我清楚地记得，祖父去世后，父亲兄弟三人，就丧葬一事在我家进行商议。只见父亲和两个叔父都愁锁眉头，一个劲地抽着旱烟，为祖父的棺材发愁。无奈之下，父亲便决定，拆了我家的一间楼板，给祖父钉了副薄板棺材。祖父辛苦一生，半辈子在棺材铺作木匠，逝世后却只背了几页薄板。这件事，常令父亲十分难过。

解放前，南张村的表叔从小离了父亲；秦镇的表哥从小没了父母，他俩就常在我家呆着，由祖父母和父亲照看着成长。他俩与父亲的关系，就如亲兄弟、父子一样的亲密。

在亲兄弟之间，父亲宁肯自己吃苦受气，也不愿伤了手足情份。大叔父年轻时脾气坏，曾几次在外闯下在别人看来难以饶怒的大祸，父亲都一一忍让原谅了。我从父亲的口中，还从来没有听过父亲对大叔父的一句怨言。大婶娘去世后不久，堂兄将媳妇及四个孩子带到了吉林图门，家中只剩下大叔父和堂弟两人。当时堂弟还没有娶媳妇，父亲就又操心他俩的生话，还经常让母亲给大叔父端馍送饭。父亲的仁义、宽容大度世之少见。

堂兄去铁路当工人以前，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父亲便为着侄子的事业经常操心，除了在农业生产安排上出主意外，有时还会早早地起床，替堂兄敲打社员上工的铃声。可算是把做长辈的一片诚心，尽到了最大。

在堂兄弟之间，父亲也总能以大哥的姿态，处理着同他们关系，维护着本族的声誉。解放前，十爷家有一间厦房，在祖父手里抵押给了我家。父亲当家以后，祖父就将抵押的契约交到了父亲手里。祖父和十爷相继去世后，父亲就把十爷的大儿子叫到院中，拿出契约，对他的堂弟说：“这上一辈的事，到我们这一辈，就不用提了。”并当着众人的面，撕了那张契约。

我家老屋后边，有三丈多宽的一块空庄基。这庄基的东边，原有生产队一绺一丈三尺宽的空地，若作为庄基用，确实是有些窄了。那一年，生产队划拨庄基，父亲为了给他的堂弟争取到这块庄基，就主动让出了我家的二尺地方。以后，父亲又主动挖掉了在原边界上栽的一棵榆树，用以宣示主动让出庄基的诚心，以求得他堂弟的心安理得。农村人建房，有一不成文的规矩：相临两家的伙墙，后盖房的要给先盖房的认材料、认工钱。我家的门房迁建到后院的庄基后，父亲的堂弟后来在东边盖房时，父亲除了没有让认伙墙一分钱的材料工钱外，还主动地帮着忙这忙那。父亲的仁义宽厚，也由此可见一斑。

三

父亲一生勤劳。扶犁耕地、提笼撒种、场间蹍打、戗扬筛簸、拉骡子赶车：这样样的庄稼活，父亲都是行家里手。

父亲虽不识字，但却很崇尚美。庄稼人一般都会摞麦积子、垛谷草堆。但别人摞的麦积子、垛的谷草堆，似乎都没有父亲摞的、垛的那般规整、那般好看；他辫的包谷串，棒棒大小一致，挂在墙上长短一样；他用高粱穗、芦苇穗扎的笤帚，不但细密、还带有花把；他在房前屋后栽的树，高低一样、间矩对称；就是几样简单农具的放置，让人看着，也是那样的顺眼。

父亲虽然没有学过木匠，但盖房前的总体筹划、材料准备，他都非常的熟悉：盖什么样的房，需要多长的担子、需要多少根檩条、多少根柱子、多少根椽、多少页瓦，父亲都一清二楚。那年，生产队在老君庵翻盖饲养室，房屋的规划、材料的准备，就是由父亲协助队长恒生叔一手操办的。

父亲也没有学过泥瓦匠，但他似乎就有着这方面的悟性。他垒地锅头，个个火旺；他盘地火炕，都不倒烟；扎围墙、垒猪圈的简单活，更是不在话下。每年的春三二月，生产队拆烟洞、扒火炕给麦田里积肥的时候，父亲常是垒好了这家的烟洞，又忙着给另一家盘火炕。

父亲还会做黄酒。秦镇商铺那家的酒曲好，他都非常清楚；米蒸几个时辰、酒曲和米的比例、什么时候压头盖，他也掌握的非常精准。那一坛坛醇厚的酒香，就是对他手艺的最好肯定。

父亲操纸的技术也非常好：吸鼻头、捞纸浆、掩水、提帘搭纸，这些操纸的基本动作，都是那样的干散利落。搭皮锅蒸构皮、河里化穰淘捣子、踏碓切番子、撸糟仗槽这些制作纸浆的活，他也非常熟练。

我家原住在老街道的房屋，是一九一一年父亲出生那年，由曾祖父主持修建的三间门房。祖父辈分家时，按照哥东弟西的习俗，我家分得东边的一间半，二爷家分得西边的一间半。这三间门房，中间间做为厅房，两家共用着。每年的春节，门中各家都在此祭祖、上香、献饭，门中的老人去世，也在此停放没灵堂。

这座房屋，经过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屋面凹陷、墙体倾斜，就如同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机理衰退、弯腰驼背，再也无力蔽护他的后代子孙了。加之，吾辈都已成人，已到大婚年令，房子明显就不够住了。父亲和二爷家的人商量好，就决定拆了这座门房，在后院的空庄基上，翻盖成五间厦房。那时，农村人盖房，都用土打墙或是用土坯垒墙。加之我家后院的庄基地势低，这就需要很多黄土。父亲就经常用利用工余时间，用架子车今天拉两车，明天拉三车的长期攒土。

拆房动工前，父亲就请了几位乡党帮忙，先在东边打了几堵山墙。可墙刚打好了两天，就下了一场大雨，墙全部倒塌了。父亲请人吃饭，欠下的人情，换来的，却是圪圪垯垯的堆堆黄土。看着倒塌的墙，父亲很是伤感，无奈的表情履盖了他满脸的皱纹。墙塌了，可土还得重新利用。父亲就天天起早擦黑地用镢头碎土，后又请人从新打了墙。盖房期间，父亲白天忙前忙后地招呼支应，晚上就躺在架子车上，盖一张塑料纸照看料场。经过半个多月的忙碌，三间正厦房，两间偏厦房终于建成了。

我记忆中的父亲，一生都在奔波忙碌、辛苦劳作，似乎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悠闲的时候：这一点，父亲脖颈后那被编担压出的馒头般大小的肉瘤、双手掌上那一层厚厚的老茧，都足以为之作证。

四

父亲坚强胆大。在我的记忆中，还没有见过父亲流泪，没有听到过他的哭声。我对父亲的敬佩，最初，也是从这一点开始的。

　　听祖母讲，父亲十二岁那年，祖父被冤，柀关在西安城里的一所监狱。一次，祖母去探望祖父，父亲就用一辆独轮车，一个人推着祖母去西安。半下午时分，走到西安南门，守门的大兵是个河南人，用枪挡着独轮车，对祖母说：“阿婆，检查。”祖母听不懂河南话。说到：“我不渴，不喝茶。”父亲向祖母解释说：“人家老总，是要你下车检查，不是让你喝茶。”祖母侧着耳朵一听。说：“啊！不是叫我喝茶？”才让父亲扶着她下了车。那大兵草草地检查后，把手一摆。说：“进去吧！”父亲才推起车子进了城。

解放前，家里行槽造纸，父亲经常去柞水、镇安两地背穰，在那儿交了好多朋友。农村合作化以前，两地的朋友来我村卖穰，还经常有两三个、四五个的在我家住宿吃饭。他们给我家带的核桃、板栗、烟熏豆腐干，我至今还有着清晰的印象；他们送给我家的那个小竹背笼，我小时拾柴割草时还经常背着，装了我许多的辛酸与快乐。

有一次，父亲去镇安背穰回来时，翻山越岭、钻沟涉水地走了一天，天黑时，赶到一个叫黑沟的地方，在一山民家歇店。这山民家里，只有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父亲卸下穰，这妇人一句话也不说，就给父亲端来一碗开水，指了指里边的一间屋子，示意让父亲就住在那儿。父亲坐在院子的一个破柴礅上，吃了些干粮，抽了袋旱烟，就到那屋里去休息。父亲走进屋里一看，发现这屋里的炕上已睡了个人，就悄悄地在炕的另一头躺下了。晚间，父亲坐起来抽旱烟，用脚蹬着那人。叫到：“伙计！伙计！起来，抽袋烟。”那人却始终不吭一声，一点也不动弹。父亲心里想，这人咋睡得这么死的？第二天早晨，父亲起床下了炕，走到那人旁边，摇着那人的胳膊说：“伙计，快起来，天都明了。”那人仍一动不动。父亲低头仔细一看：此人面无血色，双目紧闭，浑身僵硬，原来炕上躺着的竟是个死人。父亲十分惊讶，来到院中，生气地问那妇人：“你为啥，让我和一个死人睡在一个炕上？就是个死人，你也应该给我说一声。这黑灯瞎火的、糊里糊涂地吓着人怎么办？”那妇人一言不答，只是“呜呜！”地啼哭。父亲知那妇人必有难言之处，就不再问，背着穰就离开了那是非之地。

还有一次，父亲由山里背穰回来，走到水寨桥南，时遇洨河爆发大水，泛着白沫的滚滚的黄水，已漫过了整个桥面。当时，天色已晚，站在桥头两岸看河沓水涨的村民，都喊危险，劝阻父亲不要过河。父亲回家心切，就手拄木棍，一步一步地用脚摸着桥面，缓缓地过了河。桥头两岸的人看着，都说父亲的胆子大。

一年深秋，苞谷快成熟的时候，父亲为生产队赶马车，给桥头苞谷地头送粪。傍晚时分在卸粪时，桥头机械厂的气锤突然一声巨响，拉车的枣红骡子受了惊，尥着蹶子，挣脱了挽俱缰绳，忽地一下就窜入苞谷地。父亲撂下钉耙，握着鞭子就急忙追赶。枣红骡子窜出包谷地，又跃上河堰，趟过沣河，直向河西一地奔去。父亲循着骡子的嘶鸣声和蹄响，过沟越坎，穿苞谷地、趟棉花田，一路紧紧追赶，直到黎明时分，才将骡子追回。

文革期间，封山育林的政策虽然没有解禁，但在秦岭各峪里砍柴的人便逐渐多了起来。西万公路上，在沣峪砍柴出出进进的架子车，整天都一溜串地一帮接着一帮，似淮海战役支前民工队伍的那样壮观。西万公路上过往的人多了，我们街道几户精明的人家便看到了商机，带头做起了卖油饼的生意。那一阵，我们街道四十多户人家，十有八九都做起了卖油饼的买卖。每到傍晚时分，整条街道都飘着一股炸油饼的棉籽油香。一日，父亲去西万公路上的高桥处卖油饼，因生意不好，卖完油饼天已大黑。偏逢那晚没有月亮，又起了大雾，父亲挑着担子，走着走着就迷了路。父亲恍恍惚惚地进入一片麦地，走到一处乱扎坟滩时，就被一块石头绊了个趔趄。父亲放下担子，擦了根火柴，就在一坟头上坐下来，抽起了旱烟。一袋烟抽完，父亲站起身来，忽见前方不远有一处灯火，便挑起担子，磕磕绊绊地朝那灯火方向走去。父亲走进那敞着大门的院子一看，才知是进了北安丰村的饲养室。饲养员见父亲进来，便热情地招呼父亲坐炕。几个年轻人正坐在炕上玩扑克，神情专注地不愿梛身，父亲便坐在炕下的板凳上，接过饲养员递给的烟熏火燎的茶缸，喝着茶和饲养员拉起了闲话。歇了一阵，父亲起身扑摍了身上的草屑尘土，便挑着担子回了家。事后，父亲一向母亲提起这件事，就感慨地说：“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懂礼貌，不如老年人那样有人情。”

那一年开春后，生产队给麦田里积肥，拆换我家门房东边的山墙。墙拆到多半时，房子突然间出现了“嘎嘎”地响声，并开始向西倾斜。吓得母亲忙端着刚孵出不久的一窝小鸡，急忙跑出了屋外。只见父亲却镇定地和几位匠人，用两根木头矫正了房子。

又一年，院中的三爷去世，骨廋嶙珣的就如同一具干尸。众人见此皆多恐惧，不敢靠前，只有父亲却不慌不忙地给三爷穿着殓衣。

五

父亲对我们的管教，十分严厉。他从来不和我们玩笑，更没有当今作父亲的对子女的那般疼爱与呵护。在我的记忆中，还没有父亲搂抱我、亲昵我的一丝印象。然而，父亲对我们的爱，常常是无声的。他不会直接用语言表达他的爱意，但却让人感觉得到。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粮食困难。父亲在吃饭时，总会把稀饭碗里的豆豆留给我们吃；有了一点好吃的，也是先尽着我们兄弟几个人。父亲去秦镇上集，买一把花生或咸豆，买一两个热红苕或甜瓜，自己舍不得吃一粒一口，带回家，全都分给了我们。

那一年，我和父亲与一位乡党去沣峪的东坪沟去砍柴。一进沣峪口，尽是上坡路。尽管父亲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但他总是驾着架子车的辕，只让我拉着偏套。我多次要和父亲换位，都被父亲严历拒绝了。我心里清楚，父亲这是心疼我，怕我出大力受了挣。天快黑时，我们赶到一个叫鸡窝子的地方歇脚。来来往往的架子车、出出进进的砍柴人、吵吵闹闹的声音，使这往日清静的小山村，一下就热闹了起来。第二天一大早，一进入东坪沟，父亲就带着我上了一面山。父亲教我只砍“铁匠”和“龙柏”，说这两种柴易燃火硬。我正在砍着，突然间就觉得浑身奇痒，双手伸进衣服内不停地抓挠。父亲见此情景，以为我动了漆树，出现了皮肤过敏，就急忙扔下砍刀向我走来。他心疼地脱下我的上衣查看，见是爬了一身的蚂蚁，父亲这才放心。

我心目中的父亲，更多的是严历。记得我八岁那年，一日同哥哥耍蛐蛐，不巧被父亲发现。父亲就严厉地斥责我俩玩物丧志，不务正业、不学好，当即就体罚我俩给茅坑抬水。并发下狠话：“茅坑的水抬不满，不准歇脚，晚上不许吃饭！”抬水时，我在前面“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并不断的换着柀木棍压疼的肩膀，一直都不敢吭一声。哥在后面不停地小声嘟囔着：“我俩就是耍了个蛐蛐，这到底是犯了啥法了吗？就这样地体罚我们。”哥虽然一直在嘟囔着，却不敢和我偷懒歇一会。我家的茅坑是个沙底，倒一桶水霎时便不见了踪影，我俩抬了半下午水，只浇湿了筛子大的一块地方。母亲下午收工回来，看见我柀杠子压红了的肩膀和哥柀掩出的水打湿的脚面，难过地拿走了水桶，我俩才得以解救。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一日轮到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值日。我在教室后边扫院子，打扫教室的同学扫完地后，就关窗锁门回了家。我用的笤帚没地方放，就带回了家中，准备第二天上学时再拿回学校。不料，父亲见我拿回一把新笤帚，误以为我是偷拿学校的，不问青红皂白，一个大耳光就向我扇来。我捂着“嗡嗡！”作响的耳朵，赶忙辩解。父亲却大声训斥道：“没地方搁，难道学校的老师都回家了？你立马给我把笤帚送回去！”我抹着泪返回学校，在灶房找到正在吃饭的班主任，才把笤帚交给了他。

堂弟都成碎小伙了，开始学着抽烟，老远看见父亲，便吓得立马将烟藏于身后，怕被父亲发现训斥。弟上大学时，曾透漏着说想买一块手表。父亲知道后便对我说：“上下课有铃声，要手表干啥？年轻人走上社会，要先学本事，不要先学着务人！”父亲教育我们，常讲这样一句话：“公家的东西不能动，别人的东西不能拿。在外边工作的人，一定要眼大心实。”

我们兄弟三人，对父亲都很敬重。哥和嫂子在大华纱厂，刚分了一间平房。哥就在外间灶房里，想着法地支了一张单人床，把父亲接到西安住了一段时日。父亲回来后，就满意地对母亲讲：“娃和媳妇都很孝顺，我在那儿住着，好的吃着喝着不说，就连咳嗽的毛病都不犯了。”

1979年前后，时兴一种驼绒大衣，哥和我都想买一件过冬。但考虑到老父亲还没穿过大衣，我俩便都愧疚地不敢买。哥和我商量后，就先给父亲买了件羊毛皮袄，我俩才一人买了一件驼绒大衣。

父亲临终那年，土地已下了户，吃粮有了盈余；我已考转为公办教师、弟也考上了大学，家里的日子就有了明显好转，父亲便感到十分的满足。他常对看望他的亲戚朋说：“现在的社会好得很！一年四季除了有麦面吃，春三二月的，还能吃上两参馍（麦面和玉米面混合做成的馍）。娃儿们只要学好走正道，将来也都会有出息，过上好日子。”

六

父亲是他们那一代中国农民中，最典型也是最普通的一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生奔波劳累，为了生活吃尽了苦头、受尽了艰难。他们没有坐过飞机、火车和小轿车；没有品尝过鱿鱼海参、鲍鱼山珍；没有住过楼房别墅、高档宾馆；没有看过电视、用过手机；没有过休闲旅游、出国观光。更让他们料想不到的是：他们一辈子生活的乡村，他们一生辛勤耕耘过的土地，如今已是许多村庄不见、公路通畅、高楼林立、工商企业遍布，面貌大变。

父亲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当今社会的繁荣、农村面貌的改善；没有亲身经历如今农业耕种的便当与快捷、体会如今农民生活的富裕；也未曾享受过后辈儿孙们的清福。伴随他的，只有那一生的清贫与辛苦。但是，父亲在临终时，还是看到了他所盼望的新社会的美好前景；看到了他的一帮儿女子孙那幸福生活的曙光。因此，父亲在九泉之下，是可以瞑目的，他的灵魂，也是会得到极大安慰的。

作家安黎先生曾经这样说道：有一句话叫“子欲养而亲不待”，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对这句话的感受会越来越刻骨铭心。当我们懂得感恩的时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双亲已远离我们而去；当我们知道孝敬父母的时侯，我们的父母己成为我们梦中的幻影；当我们有能力报答给我们生命亦给我们一切的父母的时候，他们却与我们相隔在两个世界里，这时候我们的心，只有永恒的疼痛、永远的怀念！

2019年6月16日书就于“九锦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