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二）：在云霄马山度过的那段时光

郭少澤

　　1969年底，我7岁多，弟弟不到两岁，我们举家随父亲“下放”云霄县莆美公社马山大队。我在这里度过的那段童年时光，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51年，但仍不时在脑海中闪现，恍若昨日。

　　现马山村部

　　我们家被安顿在村口的一间废弃的水电站，面积近一百平方米，屋内左上角有一个很大的窟窿，连接屋后的一条小溪流， 在屋里可以听到“哗哗”的流水声 。水电站的地板抹一层薄薄的水泥，有的已经破碎了，我们家就在这里支起了简易的木竹床铺 、小桌凳，还有烧柴火的灶台，开始了全新的“接受再教育” 思想、生活锻练。家门口直对着一个池塘，有时候可以看见鱼儿在水中游弋，房屋后面是一块空地，长满杂草。刚离开城市，看到这里的一切，觉得很新鲜。

　　我进了村里的马山小学读二年级。由于生源不足，学校虽然设五个年段，但只有四个班，没有四年级，所以读四年级的二姐只好复读三年级。我所读的班级学生二十来人，当时正处“文革”动乱时期，除了文化课，还要上劳动课，到田里参加拔草、浇水，要捡鸡粪猪屎交给老师，叫作“积肥”。小学建在一个小土坡上，有几间教室和一块平整夯实好的空地，周围长满荔枝树。印象最深的是1971年“九•一三”林副统帅叛逃“苏修”、折戟蒙古国温都尔汗之后的一天，我们坐在空地上听校长传达中央文件，不时伸出小拳头跟着校长呼喊“打倒林彪”！“毛主席万岁”！懵懂无知的小屁孩，其实对什么“野心家” 、“阴谋家” 、“修正主义” 等政治词汇哪会理解，只是瞎喊一通。

　　现马山小学

　　可以用“无忧无虑”来形容那一段童年时光，不会思考也就没有烦恼，不知痛苦为何物。挖地瓜、刨花生、捡稻穗、偷钓鱼🐟、捉泥鳅、抓青蛙、粘知了……不同季节总有不同的撒野方式。母亲在屋后空地里种了一些蔬菜和角瓜、葫芦瓜、黄瓜等，给南瓜（闽南话叫“金瓜”）抹了一种叫“九二0”的生长剂后，个头长得很大，金灿灿的，最大的约20斤。母亲还养了几只鸡鸭鹅和兔子，一放学我们小孩子赶紧跑进园子里玩儿，很快喜欢上了这样的生活环境。家门前池塘对岸才有一些村民的房子，水电站孤零零地立在河岸的这一头，我们家没有左邻右舍，为了壮胆家里养了一条黑毛的土狗🐶，取名“黑耳”。它很听话又忠于看家职守，似乎成了家中一员。记得一年多后我们要搬进县城离开马山时，黑耳依依不舍，跟着跑了好远好远，直到新主人把它带了回去。那时还有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去“赴墟”（闽南语，意为“赶集”）。虽是“下放”农村，我们家仍享有吃商品粮的待遇，粮油定量供应，成人每月24斤大米，需搭配一些地瓜，几斤地瓜折1斤大米，已记不得了。我们小孩跟随母亲，翻过一座小山，山路两侧布满坟墓，顿时有点儿恐惧感。山上也长了一些花草、野果，秋季时可采摘到野生的桃金娘，闽南语叫“多尼”，它味甘微涩，据说有补血功效。我们要走半小时左右才能到达一个叫“大埔”的地方，这里有供销社、粮店、集市，墟日很热闹。若要上一趟县城，那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儿。马山与县城距离6、7公里，头天先计划好，次日早早起床，母亲带上我们走过一公里多的村道，来到公路口，如果能遇见在那儿等候载客的农民，就花几毛钱坐上他们的脚踏车前去；如果是农忙季节，农民没有出来谋生，只好自己步行，需走1个半小时左右才能远远地望见县城的影子。往返走下来，腿酸脚疼，脚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泡。

　　小孩子年幼无知，每天都过得很高兴，后来渐渐长大，再后来读了一些书，对那段历史有了一些了解，才明白其实那时候父母亲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内心煎熬，是十分痛苦的。父亲1945年考入厦门大学经济学系，读大学期间热情投身革命活动，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却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戴上“中右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调离龙溪专署文教科，分配到漳州三中任教，后担任教导处主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恐怕是全国职务最低的所谓“当权派”🤣），经历批斗、抄家、蹲“牛棚”，3年后的寒冬时节又被赶出城市，全家发配百公里外的云霄农村。父亲是个不苟言笑的读书人，接连遭遇不公，更加寡言少语了。来到马山后，父亲有时候会去大队部帮忙抄抄写写，此外还要参加一些体力劳动，进行“思想改造”。头顶“坏分子”的帽子，低人三分，在当年是腿不直腰不硬的。母亲则经常偷偷跑到附近的林太史公庙（云霄民间信仰，虽处“破四旧”的“文革”时期，老百姓悄悄保护了下来）烧香，祈求早日回城。好在马山农民挺朴实的，对城里来的知识分子比较尊重，大队张姓支书不时会来家里坐坐，问问生活上有啥困难。幸运的是，母亲的拜拜应验了，承蒙林太史公保佑，父亲在马山呆了半年多，就被调往云霄一中工作了，他领着大姐住进了学校，大姐开始进入初中读书。母亲带着二姐、弟弟和我，继续生活在乡下，又过了不到1年，我们也告别了马山村，搬进县城全家再次团聚。（202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