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难成烟之在宁乡的那些往事

愚人谷主

题记：因为那些苦难，伴生些许坚毅，便有了对希望的追求。

吃

在15岁下放宁乡县国营农场当知青之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饿。

大概5、6岁时，常常跟妈妈哭诉，“妈妈，我晕”。妈妈说，“崽呀，你是饿的嘞”。我没有责怪过父母，过去和现在都不会。

父亲，一个嫉恶如仇且又十分善良的小学教书匠。母亲，则是只字不识却十分能干的家庭妇女。在我之前，有过3个姐姐，1个哥哥，都因为条件艰苦，在2、3岁时就夭折了。1958年大跃进，父亲放弃了从事8年的教育工作，和母亲一起投身于大炼钢铁运动，钢铁没有炼成，1960年随着宁乡县八一炼钢厂的下马，被下放到宁乡县白马桥种棉队。

4岁的我，正遇上我国大饥荒时期。我的父亲可以说什么农活都不会干，全靠母亲养活一家。在全家饿极之时，母亲为了我们曾去偷芋头，偷来的芋头只能在晚上煮着吃，当然连着皮毛一起。我经常带着我的大妹妹，在种棉队的菜地里挖菜根吃，至今还记得那种青涩气味。1962年的夏天，我想去掏池塘旁树上的鸟蛋，掉到了水塘里。当我往下沉的时候，还看见水中的太阳在晃动，是一个叫“倪氏笨”的女人，把我救了上来。这一年中秋节前一天，我们家又添了一个吃饭的妹妹，于是日子就更加艰难了。每每在吃饭的时候，只要见到父亲放下筷子，我们就知道没有饭了，以至到后来，妹妹见到父亲放筷子就哭。

1964年，我们举家返城，全部家当就在一辆板车上，我和妹妹们就坐在板车上，返回了宁乡县城的西门坳。又是在中秋节前一天，家里又添一个妹妹，至此，我们家就有了六口人吃饭。返城后，父亲被安排在宁乡县搬运社当会计，母亲从此就再也没有了工作。

父亲每月30多块钱的收入，没有办法养活这一大家子。我们家在当时的宁乡县大西门是有名的特困户。我和大妹妹还经常被派遣到农村的亲戚家借粮，那是多么矛盾的任务。一方面可以吃上一餐饱饭，另一方面，感到自尊心又一次的打击。

我总在想，社会主义好，可是我们家怎么老是没有饭吃呢。我问同学，我们家的菜锅怎么老是生锈，而你们家的那么光亮好看。他说只怕是没有油才会生锈。是的，我们家吃的什么呢，母亲总是一担一担的买红薯回来，蒸煮、做菜，甚至做成腊红薯（切开后黑色透明），我总是到南门街上的豆腐店，排队买2分钱一块的霉豆渣回家做菜，在每年栀子花开之时，我们家就吃水煮栀子花，难有油荤。

大概十来岁开始，我每年都会积极报名参加支援农村的春播和双抢劳动。不是为了表现积极，而是为了能到那里吃上饱饭。我干农活都是在那时学会的。

我经常到同学家玩，家长们总是要问的一个问题是“饿吗？”因此，我吃过很多人家的饭菜。上初中时，我的班主任文华岳老师是个男单身，他只要看到我眼皮耷拉，就知道我没有吃饭，就说，快到我的抽屉拿饭菜票，到食堂吃了饭再来上课。

13岁那年暑假，我听说宁乡县城附近的高坝窑有活干，于是偷偷的和一群大男孩到了那里。那工作很简单，从石灰矿下挑100斤石灰石上来，可以给8分钱报酬。我人最小，当然个子也很小，每次挑一百二、三十斤上来，当扁担挂在那称钩上的时候，我想到的是等下我可以吃上饱饭了。在高坝窑的食堂里，我吃过最好吃的红薯粉，海带汤，我们家从来没有过。

15岁那年，我初中毕业。从读小学到初中就没有交过学费，而且一直都是班长。虽然我很想读书，但是，家庭条件不允许我再读下去。我偷偷地填了一张面向农村的志愿表，在父母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报名下放农村。只有一个目的，我已经长大，要为家里分担，再也不能饿肚子。由于年龄太小，且家里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居委会照顾我作为年龄最小的知识青年，下放到宁乡县国营农场果园队，在那里，我不但可以天天吃上饱饭，还有余粮拿回家。

穿

衣服于常人，无外乎几个基本功能：遮体、御寒、装饰。

我15岁以前，一家大小6口人的穿着，可是苦了我那勤劳的母亲。从我记事起，就没有穿暖过，更不用说好看。

夏天，自不必说，肯定是打赤膊。我那时候晒得比非洲人还黑，黑的手臂、背心放着黑亮的油光。农村里的舅舅说，伢子呀，你怎么比我们乡里人都黑噻。但是有一条，父亲绝对不允许我们姊妹打赤脚，没有鞋子，可以穿草鞋。母亲会编织草鞋，自己家穿后有多的拿去卖。读小学的时候，下雨，我就穿木屐，那木屐是一家人共用的。现在，我周围的人大多都不知道木屐是什么样子。

冬天来了，我的棉衣既破烂又不御寒，所以父亲叫我用一根绳子系在腰间，可以相对保暖一些。我没有穿过棉裤，两条补巴裤加在一起穿，就这样过冬。那时候，我和妹妹每年冬天都要长冻疮，手、脚、耳朵，就没有好过。每晚睡觉之前，母亲就在炉子上把白萝卜烤热，给我们热敷治疗冻疮。当然还有一样最好的护肤品，就放在我们家的碗柜边上，是一块薄薄的肥肉，因为全家人都用，所以到最后是黑黑的，薄薄的。

因为买不起布料做衣服，母亲就从农村亲戚那里买来棉花，自己在家纺纱，然后找人织成大布。是的，那时手工纺纱不均匀，织出来的布很粗糙，所以叫大布。那一年，我们家最富裕的时候，被套、床单做了一套，母亲还自己染色给我做了红小兵的军装，真是神气了好久。

最难忘的是1971年，学校组织我们到长沙参观第一师范和烈士公园。我兴高采烈地穿上母亲给我做的一双深蓝色灯芯绒鞋，到长沙见识了大城市的风光。返回宁乡时，在河西渡口，我人已经被推到前面了，书包却还被拥挤的两个人夹住在后面拖着。慌乱之中，我的一只鞋从渡船的缝隙中掉进了湘江河里。我是赤脚回家的，回家后我哭了。因为那双鞋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而且，那面料是经过居委会评选，照顾我们困难家庭给的指标，来之不易。

小时候，除了被经常派去和妹妹一起借米之外，我还常常要到同学家去借衣服。因为在学校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主要是各类表演，包括上台宣读、领读毛主席语录和跳舞等，一般都是要穿白衬衣、蓝裤子、腕球鞋，白衬衣和腕球鞋我们家是没有的，只有去同学家借。

尽管没有好衣服穿，但是，一样阻挡不了我们的爱美之心。我们家的衣服洗得干净，补巴好看，那时候曾为我母亲缝补的补巴好看而骄傲。补巴针线均匀，颜色搭配恰当，形状方圆合理，可以说心慈手巧。由于衣服穿得久、洗得多，颜色退得也快，所以我们经常自己染衣服，一件衣服可以黄、蓝、青各色变化着穿。

住

父母下放农村的家，除了它的黑，我已经不记得其他的。

返城后的第一个家，是在一个不大的院子里，那院子里住了四户人家，我家住在最后一个房间。因为太小，只能放一张床和一张书桌，居委会协助搭了一间偏房，这个偏房紧挨着宁乡县县委大院的围墙，算是给我们家弥补住房面积不足。厨房是四户人家共用的，当然没有厕所。这房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下雨就到处漏水，每次下雨时，我们姊妹几个就要把桶子、脸盆、脚盆等能盛水的物件用上接漏，当然不会指定在屋子中间漏，说不定哪天就会在床顶上漏。

1964年至1967年间，我们就住在这个屋子里，需要方便时，就到别人家去借厕所。后来，父亲请来农村的舅舅帮忙，在偏房后面的空地上，用稻草盖了一间属于自家的厕所。尽管很小，但它是自家的，你体会不到我当时的那种感觉，安逸，悠然自得。

在这个屋子里，我学会了吹笛子，因为没有人教，我自以为是的把笛子横在嘴巴的右边吹。自此我吹所有的东西，都是歪嘴巴，气流都是从嘴唇右边出来，再也不能正确地从嘴唇中间吹出强大的气流。

1968年，驻我家的工宣队干部，积极向上级反映我家的困难，我们家搬到了宁乡县大西门谭家岭上一个新建的土砖平房，这是一个崭新的家。有三间房，约50平米，房子的墙上用黄泥和着谷壳粉刷着，顶上盖着稀疏的瓦片，偶尔能从下面看见外面的阳光。为了这个新家，我和妹妹们积极劳动，挑了很多黄土填平三间房的地面。那时我也学会了一些泥工手艺，到处拾捡材料，和父亲一起搭建了自家的厕所，并建了一堵约两米多长的围墙，圈了一段自由空间。

在那块10多平米的空地上，我们种上了指甲花、胭脂花。这房子因为没有吊顶，夏天热冬天冷。特别是冬天，外面下雪，也能飘进房间里，感觉四处都能进风。但是，它却是我们姊妹几个自由的空间。进我家房子有一个约两米宽的过道，一边是房子，另一边是一个约四米高的坎，那坎边当然没有任何遮拦。一次小妹妹在过道上游戏，不幸掉到坎下，那时的人也不金贵，我们把她从坎下抱上来，几经拍打、呼唤就醒来了，没事一样又玩起来，至今无虞。

在这个新家，父亲为我添置了一张床。是父亲花了8元钱，从县苗圃农场买来的单人床。为了御寒，我给家里砌了一个地炉子。就是在地上挖个坑，用耐火泥做一个只容两节藕煤的炉子，专门用来冬天取暖。

在新家里，父亲调到环卫所继续做会计工作，工资也涨到了42块5。母亲则先后切烟丝、做蚊烟、卷棕绳、卖冰棒，最后到制鞋厂当厨师，家境在挣扎中趋缓。但是，有四个孩子读书，费用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期间，父亲的愿望是能买来用竹皮编的晒垫，做我们家房子的吊顶，也可以让家里干净些，漂亮些，但是总是没有钱，最终他的愿望没能实现。

学

学习，伴随着我的一生。

这是一个武装自己且充满着探索刺激的过程。

上小学是在西正街小学校。那座学校依山而建，所以校舍成三个阶梯。在那里启蒙，课本里的“小猫跟着妈妈去钓鱼，可它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扑蝴蝶，结果一条鱼也没钓到……”“春天来了，大雁南飞，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一会排成一个一字……”“小喜鹊，叫喳喳，哥哥毕业回到家……”尚记忆犹新。学习于我，就像是自我需要，家长不管。

由于家庭困难，学校免交一切费用。那个年代，好像没有人欺侮穷人，至少在学校感到了公平。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被选当班长，陆陆续续一直当到后来的大学。体育活动多是就地取材，比如夏天斗鸡（撞腿拐），冬天挤油渣子，踩高跷、掷沙包。大概小学5、6年级起，我就经常参加一些业余文艺活动。跳舞时，一般都是一群女孩子，我一个男孩子，常常因此被男同学笑话。当时，学校经常委派我到宁乡县花鼓剧院去，带领大人们学习毛主席语录，也不知哪有那么大的胆子，从不畏惧。小学六年级，我已经当上了红小兵，欣赏那些写大幅标语的人，字写得好，喜欢那些画毛主席像的人，往往是站在那傻看，一看就是半天。在家里常做的手工劳动就是剪刻忠字，自制为人民服务的徽章，画毛主席的头像。

1968年，全国停课闹革命，我小学毕业后没有继续上初中，12岁的我就到宁乡县竹器社学手艺，编制箢箕、竹篓等物件，编一个几分钱记不清楚了，反正能养活自己。只是那手指满是伤口，十个指头全都包着胶布，晚上睡在床上手指疼痛难忍。我做事不算快，但是细致，每编一个都要确保质量，偶尔也曾飘过一丝幻想，今后就做一个篾匠？

没有来得及勾画未来，1969年复课闹革命，我又重拾书包进入初中学习。这期间的学习，现在看来有些啼笑皆非。物理学了一点柴油机工作原理，化学实验搞了些石灰、烟草做农药，英语就学会了long live chiman mao。也就是说整个初中阶段，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这个时期搞了大量的劳动，到农村插田扮禾搞水利基本建设，到街头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但是我在这个时候，找老师和同学借了大量的课外书籍来看，主要是一些小说和科普书籍，比如《金陵春梦》《林海雪原》《十万个为什么》等。我几乎没有停歇地看书，经常是偷偷摸摸地看一个通宵。14岁时，我就加入了共青团，是全校唯一一个，也是我所了解到的年龄最小的团员。

班上，我和其他四个男同学，是全校有名的品学兼优的五大金刚。但是，男同学中玩得最好的是成绩不太好，却很讲义气的刘自强，女同学是隔壁班温柔贤惠的张志陵，他们给了我家庭以外的关心和爱护。班主任老师文华岳，常常拿着手风琴唱京歌，我在他那初步学会了诗词的写作。这种纯洁的友谊，我终身铭刻在心。

下 放

1972年3月13日，我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宁乡县国营农场果园队，当时，我15 岁零三个月大。

我的下放，从年龄和家境来说，都是不符合当时政策的。居委会考虑我的特殊情况，把我送到了宁乡县国营农场。当时除了敲锣打鼓欢送的人群和父母，还有一个人，她就是我的同学张志陵。她用尼龙绳，连夜给我编制了一个挂钥匙的虾和一个背网兜，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是初恋。

宁乡县国营农场在沩水大桥东南方桥头下，几乎就是在县城里，有水稻一队二队、科研队、养猪场、果园队五个单位，因为年龄小，我被分配到果园。果园有四个老职工，六个知青。开始，我在那里种植树苗、西瓜，看守果实。那里的黄梨比较有名，又大又甜又脆，曾出口香港。有次白天挑肥累了，晚上值班守果子时睡着了，鞋子被队长拿走，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但是他看我实在年龄太小，就决定给我换工作。于是，我就成了果园队的厨师，负责10个人的饭菜。每天早上六点起来生火，淘米蒸饭、择菜做菜、挑水洗刷，我只负责做三餐饭菜，不管厨房以外的事，比如喂猪。现在想起来，那操起大锅铲的味道，还有点气派，好像也没有出过什么事故，何况有一个会计姐姐，一直在帮着我。

在农场的劳动，也没有什么不适应的，上学时都干过，只是体力不太好，挑担子一次只能挑一百七、八十斤，挑两百斤就有些吃力了。农场是按工分拿工资，我的工分最低，只有6分，壮劳力可以拿到8分。大概每一份工分5分钱，一月下来，我能挣8、9元钱，粮食每月60斤，足够自己吃了还有剩余的拿回家。自此，我吃上了饱饭，感到无比的满足。

在农场，除了劳动，主要的业余生活就是吹口琴、笛子，知识青年之间走动。那个时期知青的内心，是何等的苦闷，生活是何等的清苦。在那个果园的宿舍里、林子中、河边上，经常有年长的知青到我那来玩。他们带来很多凄惨的爱情故事，赞叹唏嘘谁又在为爱殉情，那时追求的不是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简单的生存与爱，相对于插队落户的知青，我们的条件是最好的。

我结识了大量的知青，包括长沙来的。同时，我也到一些同学那里去玩，比如刘自强在陶家湾的宁乡二中上高中，我就经常去，在那里结识了宁乡无线电二厂的傅志林和他女朋友。那个时期的交往，除了友谊，还让我感到了社会斗争的残酷，我间接了解到很多社会生活的艰难。

1972年底，突然接到消息，说红光仪器厂招工，还是个军工厂，到我们农场每个队选一个。我连想都不敢想，我下放不到十个月被选中了，正好年底满十六岁。招工的人了解到我的表现不错，加上农场场部又极力推荐，12月28日，我的户口办完迁移。1973年元月5日，我就被一辆货车，连同我们农场其他五个人，一起拉到了红光仪器厂。

这样，我就实现了离开宁乡，放飞自己的愿望，但是个子再也没有继续长高。

请看下篇：《往事难成烟–在华南光电的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