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天借寿三十年

阳光（杨德振）

在时间的刻度上，每一个人总被一些琐碎的事情填得满满当当；有的年久“失修”，很快遗忘、淡忘和模糊了；有的被直接“覆盖”，就像新的土壤覆盖旧的土壤一样，很难令人再想起过去的事情；在我的人生刻度上，我经常盘旋和转圜到三十年前的那个时间刻度上和情景中。

这个事对我来说，是报恩行孝之举，对于父亲来说，却是向天借寿之为；我的一个快速决断为父亲换来了三十年的生命时长，且还在不断的延伸之中，这该是多么令人欣慰和痛快的事情；所以，随着时光的流逝，当时的情形越来越明晰和清楚。

那是一九九〇年的初冬，我刚调入广州海军某企业担任总经理秘书。一天下午，突然接到大别山老家中的大妹妹发来的电报，内容是：“父病危，速回。”我捏着电报，一下子慌了神：父亲才46岁，怎么就病危了呢？年初我回老家过年时，他的身板还挺硬朗的，能吃能睡，能挑能扛，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

我拿着电报，愣了好半天，要不要向领导请假？！尤其是年底了，企业的事情又特别多，作为总经理秘书，一天到晚迎来送往，公文传阅、上传下达的杂事让人应接不暇，如果马上走人，领导肯定不同意，就算找到人顶替，也要交接半天，还不见得领导会批。况且，当时正在开展争做“四有新人”的活动，提倡和强调的就是无私奉献和忘我牺牲的精神；一时我矛盾交织，又顾虑重重。刚到一个新单位，尚未好好表现，就因家事影响工作，让领导对自己产生不良看法，多么“不合时宜”；但一想到父亲健壮的生命可能因为我的迟疑、犹豫而奔向另一个世界，连最后一面也见不到，又觉得太不近人情和不孝了；我是家中下一代的老大，我不回去作主，年幼的弟妹是一筹莫展的，只顾自己的前途和未来，枉顾一个旺盛的生命即将凋谢，而且还是自己的父亲，于心何忍？！就算将来再有出息，也换不来鲜活的生命、报答不了养育之情......想着想着，我义无反顾地匆忙去找拍板的总经理，递上电报，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马上去火车站，赶火车，请总经理批准”。总经理迟疑了一下，勉强的说了一句：“快去快回”。

到了火车站，我挑了一趟马上发车去武昌的火车，买了一张站台票，就上了火车，后补了无座票。二十二个小时，一路站着到了武汉。下午二点多下火车后，又马上赶去长途汽车站，挤上长途大巴，回到镇上已是下午五点半。接着又坐小货车到乡里。在一个战友家借了一辆自行车，同战友一起飞弛在七弯八拐、七上八下的大别山狭窄的山路上。

时值初冬，北风凛冽，天气阴沉，我们一路骑行，早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夜晚七点多钟，村里路上行人已不见，各家灯光稀稀疏疏，隐隐约约，我急冲冲地赶到家里，只见平时热闹的门庭声息全无，黑灯瞎火；我敲门，走出来开门的是村里的两个堂妹，她们说：“帮忙照看房子的，婶婶和姐姐都在乡里医院照顾和守候叔叔。”我一听，眼泪夺眶而出，平常兴旺而热闹的大家庭顿时衰落颓废，一种凄凉惶恐的感觉袭上心头，顿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孤儿，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好可怜，好无助，脑袋里一片空白，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战友赶快扶我起来，说：“走，赶快去乡医院”。我们顾不上喝一口水，马上又骑上自行车，冒着一片漆黑，奔向八里外的乡医院。

大概九点十分，到达乡医院。只见父亲躺在病床上，头发凌乱，脸庞消瘦，眼窝深陷，气若游丝；周围站着母亲、大妹妹，还有我叔父、姑父等人，见到我，大家僵硬的脸上稍为松弛了一下，母亲昏浊的眼睛里顿时有了些光亮。

父亲听到众人与我打招呼，睁开眼，瞄了我一下，那种绝望的眼神让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他乞求的、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拿把……菜刀……给我吧！我不想活了......”我说：“我回来了，你别怕，我来给你治病”。这时，医院院长和主治医生听说我回来了，马上凑了过来；两个人一个说父亲得的是尿结石，一个说是膀胱结石，而两人的共同说法与做法就是"不停的输液”和“不让转院治疗”，说是“路上有风险”，而不停输液的结果是排尿又排不出来，父亲憋得要用菜刀来“自我解决”，可见痛苦到了什么程度！现场的母亲、姑父、叔父没有一个人敢作主送父亲去县医院诊治，都担心父亲在路上出现意外。因此，都在乡医院里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知如何是好。

我虽不懂医术，但一看就知道是误诊了。当即严肃地对医院院长说：“停止输液，马上转院”。院长又补充：“路上有差错，我们不负责任”，我正色道：“不要你们负责，你们要负的责任就是误诊所带来的形同杀人的后果啊！”医院为了多创收，吓唬我家人，耽误了两天宝贵的抢救时间，真是让人气恨交加。

我马上叫了一台农用车，在车厢上放上两捆稻草，把父亲抬到稻草上，盖上被子，同叔父、姑父一起顶着茫茫夜色和寒冷，朝县城急弛而去。在半路上的一个高山顶，我叫司机停下来，爬上车厢，摸摸父亲的额头，喊了一声，他微弱的应答了一下，我才放心前行。

十二点多钟到达县人民医院急诊室。马上透视检查，最后主治医生说：“误诊了，根本不能输液，只吃消炎止痛的药就好了，怎么不早送来？”我一时语塞。

吃了止痛药，在急诊室走廊上的病床上，父亲很平静，没有呻吟声，我估计“对症”了。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很安详，眼睛也有了光亮。我叫姑父先坐车回去，告诉我母亲放心；第三天一大早，父亲脸上有了血色，能吃稀饭了。我又安排叔父坐车回去，告诉我母亲，父亲“转危为安”了。

第五天，我抓了一些中药和西药，就和父亲两个人坐公共汽车回到家里了。父亲虽然很虚弱，但脸上渐渐显现原先所拥有的红润样子来，说话也多了几份中气。我按照医生的吩咐，在家里呆了几天，煎药送水，直到再次送父亲到县城复查，确定结石已完全打掉了下来，才放心地回到了广州。

现在再回头想想，当时我如果以工作忙或图自己的锦绣前程，父亲早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甚至可以说坟头上早已长出参天大树了。如果他不幸罹难，英年早逝，这是多么让人悲伤可惜的事情！父亲生我养我，我向天借寿三十年或更长年限给父亲，让这个大家庭得以完整地延续至今，这不是绵长的幸福又是什么呢？！这不是老天的恩赐又是什么？！

三十年过去了，那个绝望的眼神时常在我脑海中萦绕和浮现，既刻度着岁月的痕迹和生命的多舛，也昭示着幸福的生活和家人的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成功与财富的一部分。

2020年4月16日于广州居家中